序

在中国文化里，《左传》是一个无法绕过的话题。马一浮（1883—1967）先生认为“所谓国学者，即‘六艺’之学也”（《泰和会语》），“六艺”即“六经”，是《诗》《书》《礼》《乐》《易》《春秋》等六部文化经典，在马一浮看来，国学就是以“六经”为基础的中国学术。《左传》不在“六经”里，但是如果离开了《左传》，《春秋经》就会成为断断续续零零碎碎的“断烂朝报”而无法阅读。因此与其说是读《春秋》，还不如说是读《左传》。左丘明双目失明，而他却用宏大的历史眼光和非凡的文学笔力记录并照亮了整个春秋时代，让这个时代长久地影响中国人的心灵世界，成为中国人神圣的文化经典。

春秋三百年是中国历史上激荡人心的三百年，《左传》不仅记录了整个时代的社会生活和风雅精神，也以独特的文学笔法表现了那个时代的审美追求和艺术境界。古代文人中有许多人表现了对《左传》文笔的喜爱，杜预自称有“《左传》癖”，其中固然有对这一时期历史的精神感动，但不可否认，更有杜预对《左传》修辞和笔法的审美由衷欣赏。唐代刘知几盛赞“左氏之书，为传之最”（《史通·鉴识》），以为其在文学上“功侔造化，思涉鬼神 ，著述罕闻，古今卓绝”（《史通·杂说上》）。

《左传》的文学笔法是深藏于中国文化的结构深层的，因此发掘其内在意蕴和艺术精神是一件十分吃力的工作，从这个意义上说高方同学选择了一个相当难度的学术课题。好像高方自己也感到了课题的分量，论文写作的时候，丈夫带着女儿生活在黑龙江边远的小城，而她一个人住在哈师大博士生的宿舍里，古卷青灯，宵衣旰食，写出了二十多万字的博士论文。天道酬勤，当她将论文初稿交给老师们看时，所有阅读的老师都为之高兴。东北师大的曹书杰教授，多次称赞高方的论文写得流畅清新，别有韵致。

作者对《左传》“锁链式”结构的分析最见学术功力。《左传》依经记事，按《春秋》编年体例写成，而历史是有自己的进程的，并不简单地按照编年的顺序发生，因此编年体史书以时间为叙述模块，常常导致情节的分散与割裂。初读《左传》，难免会给人以“与经俱来”的断续零碎之感。其实，《左传》是有着严密的内在逻辑的结构的，作者指出《左传》中有一种“有效勾连事件的‘锁链式’结构”。“锁链式结构”的明显形式是上一年的传文与下一年（或者下几年）的传文叙述的是同一件事情，必须在下一年（甚至下几年）的传文方能弄清其中的来龙去脉，这就形成了相互联系、互为因果的“环”，环环相扣，状如锁链，故称“锁链式结构”。《左传》结构，看似松散，其实严密，不可从中间读进去，这样的见解显示了作者对《左传》内容的娴熟，也表现出她敏锐的文学感受力。

作者对《左传》人物群像的分析最富文学情采。有学者统计，《左传》提到的人物姓名3400多个，这些人物构成了春秋时代的人物群雕，显示着那个时代的社会生活和精神风貌。本书将这些人物分为男性、女性两大系列，深刻地揭示天子群像、霸主风采、诸侯剪影的时代性格，准确地描述从春秋世族贵胄到士族新生力量的心理演变轨迹，从而显示整个时代的起伏跌宕、波澜壮阔。可能作者是女性的原因，其对《左传》女性形象的分析尤其细致准确，饱含情感温度。从“为人女/妹者的率性长歌”“为人妇者的岁月感喟”“为人母者的风雨低吟”之类的题目上，就可以看到作者对《左传》女性命运的思考和寄予的深切同情。作者不仅注重历史人物的时代还原，更侧重现代学术视野下的精神心理分析。

高方长于写作，是有一定影响的作家，其论文写作也表现出作家式的直觉感动和明快风格。一些学者对学术论文文学笔法，常常不以为然，认为那样不免丧失了科学性。其实，我们强调学术论文的文学笔法，本身就是强调语言的准确性和科学性。语言问题本质上是思想问题，而不是简单的修辞现象，思想的高度决定了语言的准确。贫乏的语言、简单的逻辑、苍白的情感，已经使得学术渐渐走入八股的死胡同，这就要求我们更注意学术语言的文学表达。像高方论文这样，多借鉴一些文学笔法，对科学表达也许更准确。

最初读高方的论文是2011年的春天。三年过去了，这几年她不断有新著问世，在学术界头角渐露，影响渐广，而我觉得《〈左传〉文学研究》仍然是她写得最为扎实、最具功力的学术著作。

傅道彬

2014年3月11日于京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