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乾嘉学术思潮与小说创作

乾嘉学术思潮的集大成者是指乾嘉时期出现的以考据为主要治学方式的乾嘉学派，他们崇实黜虚，推崇汉代经学训诂、考证之治学方法，反对空谈心性义理的宋明理学，故又被称为“汉学”或“考据学”，因其文风朴实简洁而又被称为“朴学”。乾嘉学术思潮对清代学术影响巨大，故梁启超云：“乾嘉间之考证学，几乎独占学界势力，虽以素崇宋学之清室帝王，尚且从风而靡，其他更不必说了。”^[64]当然，生活于乾嘉时期及稍后的一些小说家也浸染此风，因此鲁迅称“雍乾以来，江南人士惕于文字之祸，因避史事不道，折而考证经子以至小学，若艺术之微，亦所不废；惟语必征实，忌为空谈，博识之风，于是亦盛”，当时的小说家，及至“逮风气既成，则学者之面目亦自具”^[65]。一些人以学者的身份厕身于小说家之列，其小说观明显地打上了乾嘉学派的烙印，乾嘉学风也经由他们而被引入小说创作领域，从而使其小说表现出显著的学术化倾向，小说这种文体的包容性也因此得到充分显示。这里，我们以纪昀、李汝珍、俞樾、文康等小说家为例对此加以论述。

纪昀乃乾嘉学派的重要学者，他自称“于学问喜汉唐训诂”^[66]，他“早年辛苦事雕虫”，“三十以前，讲考证之学，所坐之处，典籍环绕如獭祭”，“五十以后，领修秘籍，复折而讲考证”^[67]。正因纪昀大半生从事考据学，所以“学问渊通”^[68]的他首先是以学者身份而非小说家身份进入小说创作领域，其《阅微草堂笔记》自然也就成为名副其实的“著书者之笔”^[69]。“考证前古，亦本其所长”^[70]，纪昀在《阅微》中考掌故，论学问，显示出深厚的学养，故盛时彦称这部小说集“辨析名理，妙极精微；引据古义，俱有根柢，则学问见焉”^[71]。李慈铭也称“其中每下一语，必溯本原，间及考证，无不确核”^[72]。如以下几则：

山西太谷县西南十五里白城村，有糊涂神祠，土人奉事之甚严。云稍不敬，辄致风雹。然不知神何代人，亦不知何以得此号。后检《通志》，乃知为狐突祠，元中统三年敕建，本名利应狐突神庙。“狐”“糊”同音；北人读入声皆似平，故“突”转为“涂”也。［《槐西杂志（一）》］

杨令公祠在古北口内，祀宋将杨业。顾亭林《昌平山水记》，据《宋史》谓业战死长城北口，当在云中，非古北口也。考王曾《行程录》，已云古北口内有业祠。盖辽人重业之忠勇，为之立庙。辽人亲与业战，曾奉使时，距业仅数十年，岂均不知业殁于何地？《宋史》则元季托克托所修（托克托旧作脱脱，盖译音未审。今从《三史国语解》），距业远矣，似未可据后驳前也。［《槐西杂志（二）》］

世传推命始于李虚中，其法用年月日而不用时，盖据昌黎所作《虚中墓志》也。其书《宋史·艺文志》著录，今已久佚。惟《永乐大典》载虚中《命书》三卷，尚为完帙。所说实兼论八字，非不用时。或疑为宋人所伪托，莫能明也。然考《虚中墓志》，“称其最深于五行，书以人始生之年月日，所直日辰，支干相生，胜衰死生，互相斟酌，推人寿夭、贵贱、利不利云云”。按天有十二辰，故一日分为十二时，日至某辰，即某时也，故时亦谓之日辰。《国语》，星与日辰之位，皆在北维是也。《诗》：“跂彼织女，终日七襄。”孔颖达疏：从旦之暮，七辰一移，因谓之七襄。是日辰即时之明证。《楚辞》：“吉日兮辰良。”王逸注：日谓甲乙，辰谓寅卯，以辰与日分言，尤为明白。据此以推，似“所直日辰”四字，当连上“年月日”为句。后人误属下文为句，故有不用时之说耳。余撰《四库全书总目》，尚沿旧说；今附著于此，以志余过。（《槐西杂志（二）》，着重号为引者所加）

以上故事在考证事物源流时旁征博引，重证据罗列而少理论发挥，文风简朴质实；而且有些小说往往在“其字句下，间附小注，原本六书雅训，一字不苟，是经生家法也”^[73]，这典型地体现了乾嘉学派的治学方式。更甚者，纪昀还在小说中特意声明“余撰《四库全书总目》，尚沿旧说；今附著于此，以志余过”，他这种以小说补救《四库全书总目》之失的做法，体现的仍是“著书者”的小说创作思维。其他像《滦阳续录》（四）“太原申铁蟾”，《槐西杂志》（一）“兰陵公主死殉后夫”、“石中物象”、“卖花者顾媪”、“海淀人”、“戈孝廉”，《槐西杂志》（三）“交河黄俊生言”、“族叔楘庵言”，《如是我闻》（四）“里有古氏”，《姑妄听之》（一）“西域之果”，《姑妄言之》（三）“昆吾刀”、“北宋苑画”，等等，都显示出乾嘉学派重考据的学术特色。有时纪昀还在小说结尾宣称自己所记之事“俟博雅者考之”^[74]，或谓自己创作小说时“行箧无书可检，俟扈从回銮后，当更考之”^[75]，这分明是将乾嘉学派严谨求实的学风延伸到小说创作领域。

如上文所论，康雍乾时期最高统治者对假道学的虚伪性、尚空谈、远躬行的弊端已深恶痛绝。康熙帝还对那些“自夸诩为道学者”“各立门户，自相诋毁”^[76]的门户之见甚为不满；雍正则表示“宋儒之书，虽足羽翼经传，岂若圣言之广大悉备？”^[77]他看出了宋学的局限与缺陷；乾隆也指出，“讲学之人，有诚有伪，诚者不可多得，而伪者托于道德性命之说，欺世盗名，渐启标榜门户之害”^[78]。清初诸帝对理学的态度直接影响到清代的文化政策，并进而左右了当时的文风与学风，结果是“乾隆以后，许、郑之学大明，治宋学者已鲜。说经皆主实证，不空谈义理，是为专门汉学”^[79]。作为官方文化政策的代言人，身为乾嘉学者，纪昀自然也推崇求真务实的汉学而对宋学的诸种弊端大加挞伐，这种学术文化观念不仅贯穿于其《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而且还充分体现于《阅微草堂笔记》，故有论者称“文达（纪昀谥号——引者注）极恶讲学家，故多以微文讥刺宋儒，见之《四库提要》。其言有未尽者，悉发之于此五书”（《阅微草堂笔记》包括《滦阳消夏录》、《如是我闻》、《槐西杂志》、《姑妄听之》、《滦阳续录》五部分）^[80]。确实，纪昀在《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中“惩明季讲学之习”，“而于南宋以后诸儒，深文诋讠其”^[81]；而其《阅微》则“好虚构万人或然之事，鬼魅无稽之言，执为确据，以仇视习常守理之讲学家，讥谤笑侮，不遗余力”^[82]。纪昀对宋学存在的许多弊端如各派聚徒植党，标榜门户，相互争胜，空谈心性等有着深刻的认识，其《阅微》之《姑妄听之》（二）中的“魏环极先生”便相当集中地指出宋学存在的种种弊端，其中写魏环极与狐仙之间的一段对话云：

（魏环极）一日偶问：“汝视我能作圣贤乎？”曰：“公所讲者道学，与圣贤各一事也。圣贤依乎中庸，以实心励实行，以实学求实用；道学则务语精微，先理气，后彝伦，尊性命，薄事功，其用意已稍别。圣贤之于人有是非心，无彼我心；有诱导心，无苛刻心。道学则各立门户，不能不争，既已相争，不能不巧诋以求胜。以是意见，生种种作用，遂不尽可令孔孟见矣。公刚大之气，正直之情，实可质鬼神而不愧，所以敬公者在此。公率其本性，为圣为贤亦在此。若公所讲，则固各自一事，非下愚之所知也。”公默然遣之，后以语门人曰：“是盖因明季党祸，有激而言，非笃论也。然其抉摘情伪，固可警世之讲学者。”

纪昀通过这则故事表明“道学与圣贤各一事”，把宋学弊端悉数列出，即各立门户，“巧诋以求胜”；“薄事功”，空谈心性义理；门户之争酿成党祸。实际上，《阅微》中那些“托狐鬼以讥刺宋儒”^[83]的故事，对宋学弊端的痛击都能做到有的放矢，切中要害。

一是批驳宋明理学家的空谈心性，不务实行。作为乾嘉学者，纪昀对宋明理学家“低头拱手，高谈性命”^[84]的习气大为不满，认为他们“空谈而鲜用”，“愚而寡当”，讽刺他们“以传道为重，但能注《太极图》、解《近思录》，即为有功于世道”^[85]的幼稚想法。针对宋明理学家的蹈空之论，纪昀称“三代以上，无鄙弃一切，空谈理气之学问”^[86]；“濂洛未出以前，其学在于修己治人，无所谓理气心性之微妙也”^[87]。由这种文化观念出发，纪昀对不务虚言、但求实行之人大为赞赏，如他称张养浩“留心经世”，其书“非讲学家务为高论，可坐言而不可起行者”^[88]；称范仲淹“非高谈心性者所及”，“不必说太极、衍先天，而后谓之能闻圣道”^[89]。纪昀这种“崇实黜虚”的文化观念在其小说中得到充分展示：

某公以道学自任，夷然弗信也。酒酣耳热，盛谈《西铭》万物一体之理，满座拱听，不觉入夜。忽阁上厉声叱曰：“时方饥疫，百姓颇有死亡，汝为乡宦，既不思早倡义举，施粥舍药，即应趁此良夜，闭户安眠，尚不失为自了汉。乃虚谈高论，在此讲民胞物与，不知讲至天明，还可作饭餐，可作药服否？且击汝一砖，听汝再讲邪不胜正！”忽一城砖飞下，声若霹雳，杯盘几案俱碎，某公仓皇走出曰：“不信程朱之学，此妖之所以为妖欤。”徐步太息而去。［《滦阳消夏录（四）》］

夫汉儒以训诂专门，宋儒以义理相尚。似汉学粗而宋学精，然不明训诂，义理何自而知？概用诋诽，视犹土苴，未免既成大辂，追斥椎轮；得济迷川，遽焚宝筏。于是攻宋儒者又纷纷而起。余撰《四库全书·诗部总序》有曰，宋儒之攻汉儒，非为说经起见也，特求胜于汉儒而已。……宋儒之学，则人人皆可以空谈。［《滦阳消夏录（一）》］

第一则故事写“时方饥疫”，道学家不思以实际行动解救百姓，仍一味地“虚谈高论”，作者揭示了道学蹈空无用的实质。第二则故事则干脆以“宋儒之学，则人人皆可以空谈”直揭宋学面目。

二是对宋明理学家侈谈“太极”的虚诞之说大加挞伐。《四库全书总目》卷九十四子部《读书偶记》提要云：“太极一图，经先儒阐发，已无剩义，而绘图作说，累牍不休，殊为支蔓。夫人事迩，天道远，日月五星，有形可见。儒者所论，自谓精微，推步家测验之，其不合者固多矣，况臆度诸天地之先乎？”《总目提要》卷九十五子部《太极图分解》提要亦云：“宋儒因性而言理气，因理气而言天，因天而言及天之先，辗转相推，而太极、无极之辨生焉。朱、陆之说既已连篇累牍，衍朱、陆之说者又复充栋汗牛。夫性善性恶，关乎民彝天理，此不得不辨者也。……顾舍人事而争天，又舍共睹共闻之天而争耳目不及之天，其所争者毫无与人事之得失。”纪昀在小说中对道学家“太极”理论远离“人事”的凿空之论也提出质疑与批评，如《槐西杂志》（二）写讲学家张子克“论太极无极之旨”，遭到他人痛斥：“于传有之：‘天道远，人事迩。’六经所论皆人事，即《易》阐阴阳，亦以天道明人事也。舍人事而言天道，已为虚杳；又推及先天之先，空言聚讼，安用此为？”《滦阳消夏录》（四）批评“宋儒据理谈天，自谓穷造化阴阳之本，于日月五星，言之凿凿，如指诸掌，然宋历十变而愈差。自郭守敬以后，验以实测，证以交食，始知濂洛关闽，于此事全然未解。即康节最通数学，亦仅以奇偶方圆，揣摩影响，实非从推步而知。故持论弥高，弥不免郢书燕说。夫七政运行，有形可据，尚不能臆断以理，况乎太极先天求诸无形之中者哉？先圣有言，君子于不知盖阙如也”。纪昀是从科学史角度对理学家“太极”之说的虚空臆断性质予以批评。

三是批判宋明理学家各立门户，好名争胜，危及社稷。纪昀对宋明理学标榜门户的祸患认识深刻，其《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首凡例云：“汉唐儒者谨守师说而已。自南宋至明，凡说经讲学论文皆各立门户，大抵数名人为之主，而依草附木者嚣然助之。朋党一分，千秋吴越，渐流渐远，并其本师之宗旨亦失其传，而仇隙相寻，操戈不已。名为争是非，而实则争胜负也。人心世道之害，莫甚于斯。”^[90]《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九十四《儒家类案》也指出“儒者之患，莫大于门户”，他批评理学“至宋而门户大判，仇隙相寻，学者各尊所闻，格斗而不休者，遂越四五百载，中间递兴递减，不知凡几”。纪昀认为理学的门户之见会导致朋党争斗，进而祸及社稷，其《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子部“儒家类”谓道学“自分为二派，笔舌交攻。自时厥后，天下惟朱、陆是争，门户别而朋党起”，“其祸遂及于宗社，惟好名好胜之私心不能自克”。《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之《小心斋札记》提要亦称“门户角争，递相胜败，党祸因之而大起”。在《阅微》中，纪昀借助于形象的鬼魅狐怪故事对理学门户之争带来的危害也给予充分揭示，如《槐西杂志》（二）揭露“讲学家崖岸过峻，使人甘于自暴弃，皆自沽己名”的用心。《滦阳消夏录》（四）批评理学家“私欲之不能克”，认为他们聚徒讲学于“修己明道”根本无益，只是一味“近名好胜”而已。《如是我闻》（四）则指斥“洛闽诸儒，无孔子之道德，而亦招聚生徒，盈千累百，枭鸾并集，门户交争，遂酿为朋党，而国随以亡”。

四是批判宋明理学家“存天理，灭人欲”的不情之论。纪昀认为宋明理学家的禁欲理论有悖于人情，因此他在诗中称“人情之所惬，天理复何疑。……传语讲学家，高论可勿持”^[91]。在小说中，纪昀同样对理学家不近人情的苛责态度表达了不满，如《槐西杂志》（二）“东光王莽河”通过一丐妇涉水时舍儿救“病姑”的悲惨故事，驳斥了“讲学家责人无已时”的刻薄寡情。《槐西杂志》（四）也对讲学家“崖岸太甚，动以不情之论责人”提出严厉批评。他认为“事事尊古礼，而思亲之心则漠然者也”^[92]。同时，纪昀对“人之常情”予以肯定，如《槐西杂志》（一）载：“交河一节妇建坊，亲串毕集。有表姊妹自幼相谑者，戏问曰：‘汝今白首完贞矣，不知此四十余年中，花朝月夕，曾一动心否乎？’节妇曰：‘人非草木，岂得无情？’”纪昀赞此妇“光明磊落，如白日青天，所谓皎然不自欺也”。《姑妄听之》（三）则借狐女之言云：“若夫闺房燕昵，何所不有？圣人制礼，亦不能立以程限；帝王定律，亦不能设以科条。”不妨看《滦阳续录》（五）：

饮食男女，人生之大欲存焉。干名义，渎伦常，败风俗，皆王法之所必禁也。若痴儿呆女，情有所钟，实非大悖于礼者，似不必苛以深文。余幼闻某公在郎署时，以气节严正自任。尝指小婢配小奴，非一年矣，往来出入不相避也。一日相遇于庭，某公亦适至，见二人笑容犹未敛，怒曰：“是淫奔也！于律奸未婚妻者，杖。”遂亟呼杖。众言：“儿女嬉戏，实无所染，婢眉与乳可验也。”某公曰：“于律谋而未行，仅减一等。减则可，免则不可。”卒并杖之，创几殆。自以为河东柳氏之家法，不是过也。自此恶其无礼，故稽其婚期。二人遂同役之际，举足趑趄；无事之时，望影藏匿。跋前疐后，日不聊生。渐郁悒成疾，不半载内，先后死。其父母哀之，乞合葬。某公仍怒曰：“嫁殇非礼，岂不闻耶？”亦不听。后某公殁时，口喃喃似与人语，不甚可辨。惟“非我不可”、“于礼不可”二语，言之十余度，了了分明。咸疑其有所见矣。夫男女非有行媒，不相知名，古礼也。某公于孩稚之时，即先定婚姻，使明知为他日之夫妇。朝夕聚处，而欲其无情，必不能也。“内言不出于阃，外言不入于阃”，古礼也。某公僮婢无多，不能使各治其事；时时亲相授受，而欲其不通一语，又必不能也。其本不正，故其末不端。是二人之越礼，实主人有以成之。乃操之已蹙，处之过当，死者之心能甘乎？冤魄为厉，犹以“于礼不可”为词，其斯以为讲学家乎？

作者开篇便明确了“饮食男女，人生之大欲存焉”的观点，将批判的矛头仍指向“以气节严正自任”的讲学家，揭露了其“苛以深文”、以理杀人的冷酷面目。

五是批驳宋明理学家某些学说的不合逻辑处。如《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之《大学衍义补》提要对程朱理学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学说评论道：“治平之道，其理虽具于修养，其事则各有制宜。此犹土可生禾，禾可生谷，谷可为米，米可为饭，本属相因。然土不耕则禾不长，禾不获则谷不登，谷不舂则米不成，米不炊而饭不熟，不能逆溯其本，谓土可为饭也。”对于这一文化观念，纪昀通过《姑妄听之》（三）“周化源言”作了进一步的发挥与演绎，甚至连措辞用语也与《大学衍义补》提要出入不大，小说这样写两个人之间的谈话：

左一人曰：“去时方聚众讲《西铭》，归时又讲《大学衍义》也。”右一人曰：“西铭论万物一体，理原如是，然岂徒心知此理，即道济天下乎？父母之于子，可云爱之深矣，子有疾病，何以不能疗？子有患难，何以不能救？无术焉而已。此犹非一身也，人之一身，虑无不深自爱者，己之疾病，何以不能疗？己之患难，何以不能救？亦无术焉而已。今不讲体国经野之政，捍灾御变之方，而曰吾仁爱之心，同于天地之生物，果此心一举，万物即可以生乎？吾不知之矣。至《大学》条目，自格致以至治平，节节相因。而节节各有其功力。譬如土生苗，苗成禾，禾成谷，谷成米，米成饭，本节节相因。然土不耕则不生苗，苗不灌则不得禾，禾不刈则不得谷，谷不舂则不得米，米不炊则不得饭，亦节节各有其功力。西山作《大学衍义》，列目至齐家而止，谓治国平天下，可举而措之。不知虞舜之时，果瞽瞍允若，而洪水即平，三苗即格乎？抑犹有治法在乎？又不知周文之世，果太姒徽音而江汉即化，崇侯即服乎？抑别有政典存乎？今一切弃置，而归本于齐家，毋亦如土可生苗，即炊土为饭乎？”（着重号为引者所加）

这则故事与《总目提要》中《大学衍义补》提要遥相呼应，它们表达了共同的文化理念，即治国平天下者须从修身齐家做起，但能修身齐家者不一定能治国平天下。

六是批判宋明理学家心口不一、言行不一的虚伪面目。《如是我闻》（一）对道学家“外貌麟鸾，中蹈鬼蜮”的丑恶嘴脸予以无情揭露，小说写“右台司镜之吏”以“心镜于右台，照伪君子。圆光对映，灵府洞然：有拗捩者，有偏倚者，有黑如漆者，有曲如钩者，有拉杂如粪壤者，有混浊如泥滓者，有城府险阻千重万掩者，有脉络屈盘左穿右贯者，有如荆棘者，有如刀剑者，有如蜂虿者，有如狼虎者，有现冠盖影者，有现金银气者，甚有隐隐跃跃现秘戏图者。而回顾其形，则皆岸然道貌也”。很明显，所谓“岸然道貌”者指的就是道学家。纪昀对道学家以上种种丑态与伪善面目的攻讦与讥讽是不遗余力的，请看以下几则故事：

有两塾师邻村居，皆以道学自任。一日，相邀会讲，生徒侍坐者十余人。方辩论性天，剖析理欲，严词正色，如对圣贤。忽微风飒然，吹片纸落阶下，旋舞不止。生徒拾视之，则二人谋夺一寡妇田，往来密商之札也。此或神恶其伪，故巧发其奸欤。然操此术者众矣，固未尝一一败也。［《滦阳消夏录（四）》］

平原董秋原言：海丰有僧寺，素多狐，时时掷瓦石嬲人。一学究借东厢三楹授徒，闻有是事，自诣佛殿呵责之。数夕寂然，学究有德色。一日，东翁过谈，拱揖之顷，忽袖中一卷堕地。取视，乃秘戏图也。东翁默然去。次日生徒不至矣。［《滦阳消夏录（五）》］

董曲江前辈言：有讲学者，性乖僻，好以苛礼绳生徒。生徒苦之，然其人颇负端方名，不能诋其非也。塾后有小圃，一夕，散步月下，见花间隐隐有人影。时积雨初晴，土垣微圮，疑为邻里窃蔬者。迫而诘之，则一丽人匿树后，跪答曰：“身是狐女，畏公正人不敢近，故夜来折花。不虞为公所见，乞曲恕。”言词柔婉，顾盼间百媚俱生。讲学者惑之，挑与语。宛转相就，且云妾能隐形，往来无迹，即有人在侧亦不睹，不至为生徒知也。因相燕昵。比天欲晓，讲学者促之行。曰：“外有人声，我自能从窗隙去，公无虑。”俄晓日满窗，执经者群至，女仍垂帐偃卧。讲学者心摇摇，然尚冀人不见。忽外言某媪来迓女。女披衣径出，坐皋比上，理鬓讫，敛衽谢曰：“未携妆具，且归梳沐。暇日再来访，索昨夕缠头锦耳。”乃里中新来角妓，诸生徒贿使为此也。讲学者大沮，生徒课毕归早餐，已自负衣装遁矣。外有余必中不足，岂不信乎！［《姑妄听之（二）》］

这些以道学自任的讲学者都口夷行跖，表里不一，纪昀以辛辣的笔触对其虚伪、欺世的嘴脸予以无情揭露。

需要说明，纪昀虽对宋明理学及理学家多有微言，但他毕竟生活在以程朱理学为官方意识形态的清代，因此他不可能置身于时代之外而不受到某些理学观念的影响。纪昀门生汪德钺云：“（吾师）平生讲学，不空持心性之谈，人以为异于宋儒，不知其牗民于善，坊民于淫，拳拳救世之心，实导源于洙泗。即偶为笔记，以为中人以下，不尽可与庄语，于是以卮言之出，代木铎之声。乍视之，若言奇言怪；细核之，无非寓劝惩以发人深省者。柳子厚云‘即末以操其本，可十七八’，此与濂洛关闽拯人心沉溺者，意旨不若合符节与？”^[93]这表明纪昀只是对宋学的治学方式及某些弊端深恶痛绝，但对其维护世道人心的宗旨并不反感。实际上纪昀对宋学并非绝对排斥，对汉学之短也不刻意回护，如他在《滦阳消夏录》（一）中云：“夫汉儒以训诂专门，宋儒以义理相尚。……至《尚书》、《三礼》、《三传》、《毛诗》、《尔雅》诸注疏，皆根据古义，断非宋儒所能。《论语》、《孟子》，宋儒积一生精力，字斟句酌，亦断非汉儒所及。盖汉儒重师传，渊源有自。宋儒尚心悟，研索易深。汉儒或执旧文，过于信传。宋儒或凭臆断，勇于改经。计其得失，亦复相当。”^[94]可见他是以辩证态度来看待汉学和宋学。

无需多言，《阅微》的学术化倾向已非常明显，纪昀“博览淹贯”而不著书却“喜撰小说”，此乃“文达（纪昀谥号——引者注）深心也，盖考据辩论诸书，至于今已大备，且其书非留心于学问者多不寓目”，他深知“托之于小说而其书易行，出之于谐谈而其言易入”^[95]，于是他便借小说传达自己的学识及思想观念，使《阅微》成为典型的“著书者之笔”，难怪有人认为《阅微》“虽事涉语怪，实其考古说理之书”，“幸后人勿以小说视之”^[96]。

纪昀力倡汉学、崇实黜虚的学术文化观念还反映在其回归汉魏的小说观上。班固《汉书·艺文志》将小说家置于“诸子略”，从而赋予小说与诸子相同的性质。因此，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卷二十九《九流绪论下》认为“《汉书·艺文志》所谓小说”，“子书流也，然谈说理道或近于经，又有类注疏者”。纪昀继承的就是班固的小说观，故其《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将小说放在子部。由此出发，他推崇汉魏小说，如其《总目》卷一百四十二子部称赞《异苑》“词旨简澹，无小说家猥琐之习”，“有裨考证”；赞赏《还冤志》“文词亦古雅，殊异小说之冗滥”。他在《阅微》之《姑妄听之序》中亦云：“缅昔作者，如王仲任、应仲远，引经据古，博辨宏通；陶渊明、刘敬叔、刘义庆，简淡数言，自然妙远。”同时他认为这些汉魏小说可“寓劝诫、广见闻、资考证”^[97]，也符合其“雅驯”的采录标准，而这也正是其《阅微》创作的指导原则。

在汉魏小说观指导下，纪昀《阅微》所写故事大多“义存劝戒”，或“取镕经义”，或“参酌史裁”，并力求“明著书之理”，与“才子之笔，分路而扬镳”^[98]，继承了“子部小说”的创作传统。如《姑妄听之》（一）：

三座塔金巡检言：有樵者山行遇虎，避入石穴中，虎亦随入。穴故嵌空而缭曲，辗转内避，渐不容虎。而虎必欲搏樵者，努力强入。樵者窘迫，见旁一小窦，尚足容身，遂蛇行而入；不意蜿蜒数步，忽睹天光，竟反出穴外。乃力运数石，窒虎退路，两穴并聚柴以焚之。虎被熏灼，吼震岩谷，不食顷，死矣。此事亦足为当止不止之戒也。

这篇小说明显带有汉魏小说的风味，它遵循的就是桓谭《新论》所谓“小说家，合丛残小语，近取譬论，以作短书，治身理家，有可观之辞”的标准。“治身理家”是指小说的主要目的在于说理而非叙事；“残”、“小”、“短”是指小说篇幅短小，叙事简淡；有“譬”有“论”是就小说表达方式而言，这一切都在纪昀的这篇小说中得到落实。显然这个带有寓言性质的小故事只为导出“当止则止”这一结论，可谓“卒章显其志”。再如，《滦阳续录》（四）写纪昀门人吴钟桥作有“寓言滑稽，以文为戏”性质的《如愿小传》，纪昀在转录该文后云：“此钟桥弄笔狡狯之文，偶一为之，以资劝惩，亦无所不可；如累牍连篇，动成卷帙，则非著书之体矣。”在他看来，小说一味以娱乐消遣为主而无助于“广见闻、资考证”，虽寓劝惩，也“非著书之体”。当然，从“著书者”小说观出发，纪昀时时不忘对《聊斋》的“才子之笔”加以批评，如他在《阅微》所附“纪汝佶六则”小序中称其子纪汝佶在自己流戍新疆时“依朱子颖于泰安，见《聊斋志异》抄本，又误堕其窠臼，竟沉沦不返，以讫于亡”，“惜其一归彼法，百事无成，徒以此无关著述之词，存其名字也”。纪昀所谓“无关著述之词”，即指其子纪汝佶效法《聊斋》而创作的这六则小说。有论者谓《阅微》“说理之确，衡情之当，措词之典雅简赅，能于《聊斋》外别树一帜”^[99]；“《聊斋》以亻隽词胜，《阅微》以精理胜”^[100]；《阅微》“体例较严，略于叙事，而议论之宏拓平实，自成一家”^[101]，这些都是对纪昀小说所体现的“著书者之笔”性质的准确揭示。

从“崇实黜虚”与“资考证”角度出发，纪昀反对小说虚构。他指责《飞燕外传》所写“闺帏媟亵之状，嬺虽亲狎，无目击理，即万一窃得之，亦无娓娓为通德缕陈理，其伪妄殆不疑也”^[102]。这与他批评“才子之笔”《聊斋》虚构特征的逻辑思维如出一辙：“小说既述见闻，即属叙事，不比戏场关目，随意装点”，“今燕昵之词，媟狎之态，细微曲折，摹绘如生。使出自言，似无此理；使出作者代言，则何从而闻见之？”^[103]在具体故事中，纪昀更是屡屡对小说的虚构性提出质疑，如《滦阳消夏录》（五）：“有两生读书佛寺，夜方媟狎，忽壁上现大圆镜，径丈余，光明如昼，毫发毕睹。闻檐际语曰：‘佛法广大，固不汝嗔。但汝自视镜中，是何形状？’余谓幽期密约，必无人在旁，是谁见之？两生断无自言理，又何以闻之？”《槐西杂志》（一）：“此语既未亲闻，又旁无闻者，岂此士人为鬼揶揄，尚肯自述耶？”作为乾嘉学派学者，纪昀既然秉承的是汉魏小说观念而非唐传奇叙事传统，他自然会恪守信实观念而排斥虚构。

本来《阅微》中的某些故事素材完全可以采用“以传奇法志怪”的艺术手法予以细腻委曲的描绘，但纪昀却以简淡的“著书者之笔”加以处理。如《如是我闻》（三）讲述了一个离奇的破镜重圆故事，是很好的传奇素材，可纪昀并未将其写成曲折多致的传奇小说，他反而借小说人物之口议论道：“此事稍为点缀，竟可以入传奇。惜此女蠢若鹿豕，惟知饱食酣眠，不称点缀，可恨也。……史传不免于缘饰，况传奇乎？《西楼记》称穆素晖艳若神仙，吴林塘言其祖幼时及见之，短小而丰肌，一寻常女子耳。然则传奇中所谓佳人，半出虚说。此婢虽粗，倘好事者按谱填词，登场度曲，他日红氍毹上，何尝不莺娇花媚耶？”显然他对传奇笔法并不陌生，也不是写不出离奇曲折的传奇故事，而是他不屑于“才子之笔”而已。俞鸿渐《印雪轩随笔》卷二云：“蒲留仙，才人也，其所藻绘，未脱唐人窠臼；若（《阅微草堂笔记》）五种，专为劝惩起见，叙事简，说理透，垂戒切，初不屑于描头画角，而敷宣妙义，舌可生花，指示群迷，头能点石，非留仙所及也。”^[104]蒲松龄继承的是描写细腻委曲的唐传奇叙事传统，因此他“以传奇法志怪”；而纪昀承袭的是汉魏小说观，因此其小说叙事追求简淡质朴而“不屑于描头画角”。

比较明显地沿袭了纪昀小说观的是《右台仙馆笔记》作者俞樾，他师承乾嘉学派代表人物王念孙、王引之父子，继承乾嘉学术传统，并主持杭州诂经精舍达三十余年，著有《古书疑义举例》。作为学者型小说家，俞樾曾云：“注史笺经总收拾，近来学问只稗官。”^[105]他视小说为学问一脉，举凡乾嘉学派所倡导的音韵训诂、经史考订、解释名物礼制等治学方式都被他纳入小说，从而使其《右台仙馆笔记》也成为典型的“著书者之笔”。如卷六第233则故事开篇云：“俗谓悬物曰吊，汤临川《牡丹亭》曲曰：‘高吊起文章巨公。’则明人已然矣。因而以缢死为吊死，其字实当为‘了’。《玉篇》了部：了，丁了切，悬物貌。丁了切，其音如鸟，与吊略殊，然亦一声之转。《广韵》上声有茑字，都了切，读如鸟，去声。有茑字，多啸切，读如吊。然则了亦可读如吊矣。相沿既久，遂莫能改。”^[106]这段音韵训诂文字只为引出下文的“老吊爷”这一称谓。有时俞樾在小说中以夹注的形式解释字词，如卷六第230则开篇称“苏州桃花坞有缸甏者”，接下来便夹注云：“‘甏’，俗字，古无之。《集韵》有‘平瓦’字，蒲孟切，音膨，亢瓦属。或即此字。”卷七第272则写甲、乙、丙三人以捞海蜇为业，作者夹注云：“门人冯梦香曰：‘海蜇’二字，见《关中海错疏》，今俗称皆沿之。《文选·海赋》注引《南越志》，海岸间颇有水母，东海谓之虫宅。《博物志·异鱼篇》，东疆有物，状如凝血，名曰鲊鱼。余谓古字作‘虴’作‘鲊’，在古音并鱼虞部中字，今作‘蜇’，则支微部中字，亦见古今语音之变矣。”类似浸染乾嘉学风的文字在小说中非常多，这是以稗官为学问的俞樾将其学术文化素养融入小说叙事的必然结果。

有时俞樾的考据癖会压倒其叙事兴趣而削弱小说的文体特征。如《右台仙馆笔记》卷六第254则，它在正式叙述故事之前，先以下面这段文字开篇：

木工石工所用之墨线，古谓之绳墨，《记》云“绳墨诚陈，不可欺以曲直”是也。然权衡规矩，皆不足辟邪，惟木工石工之墨线，则鬼魅畏之，其故何也？邪不胜正也。《管子·宙合篇》曰：“绳扶拨以为正。”东晋《古文尚书》曰：“木从绳则正。”《淮南子·时则篇》曰：“绳者，所以绳万物也。”高诱注曰：“绳，正也。”鬼魅之畏墨线，畏其正耳。

以上文字广征博引，意在说明墨线之功效，此后作者才转到对具体故事的叙述，可故事本身却叙述得非常简略，甚至可以说作者所叙故事已沦为证明自己学术观点的工具，这未免本末倒置。再如《右台》卷一第12则写殷怀乡卖妻养母事，故事本已叙述完毕，可作者还是未能抑制住考据的冲动，于篇末引《陈书》以证所叙故事古已有之，其引述篇幅也大大超过故事叙述本身，从而将故事淹没在繁琐的考据之中，可谓喧宾夺主。《右台》中的某些篇章甚至算不上小说，如卷十第392则开篇云：“《说文》：孑，无右臂也；孑，无左臂也。余谓人之无左右二臂者，亦甚鲜见，古人何必特制此二字？据《左传》‘授师孑焉以伐随’，是孑为兵器，疑孑亦兵器也，其说详见《第一楼丛书》六之四。”接下来是作者证明其儿媳确实见过一无左右臂女子，根本没有叙述任何故事情节。

当然，俞樾有时也能成功地以自己的学术素养作为建构小说情节的手段，如《右台》卷三第121则：

宁波孙氏，有屋一区，忽于戊寅之春不时火起，虽旋起旋灭，而梁柱窗棂均有焦灼痕。孙氏之子亦猝然颠狂，时发时愈。愈时问之，云见有红袍纱帽者五，自云兄弟五人，皆明季翰林，欲孙氏为之立祠。又不时有字纸从梁上飞下，间有诗句。一日得七言诗一首，用四豪韵，而有跳字，群以为出韵，或以为误笔。少顷梁间飞下一纸云：“《集韵》：跳与逃通。”又问古人用过否？次日临睡，问者于床头得一纸曰：“元微之诗‘主帅惊跳弃旄钺’。”众皆惊服。余按《汉书·高帝纪》：“汉王跳。”如淳曰：“音逃。”此鬼不读古书，但以元微之诗句为证，信乎明季翰林也。

小说先是虚构“明季翰林”与孙氏等讨论音韵的情节，接着写众人“惊服”于“明季翰林”，最后作者以裁定者面目出现，对“明季翰林”“不读古书”的学风予以批判。整个故事情节的展开都离不开作者的学术文化素养，由故事结尾也不难揣摩俞樾作为乾嘉学者的自得与自炫心态。

与纪昀一样，俞樾秉承的是汉魏小说观念，其《右台》直接师法《阅微》之处甚多。俞樾在《右台仙馆笔记序》中称“笔记者，杂记平时所见所闻，盖《搜神》、《述异》之类”^[107]，这表明他推崇的是以叙事简朴为主要特征的汉魏小说，并以此作为自己小说创作的参照。因此，俞樾缺乏经营故事的兴趣，即便有的素材适合写成离奇曲折的“才子之笔”，但他还是对其粗陈梗概而已。如《右台》卷四第164则写一女子被骗娶故事，俞樾虽自称“好事者为谱《意外缘》传奇”，可他还是以简约之笔叙之。俞樾毫不讳言自己对纪昀《阅微》的效仿，他在《春在堂随笔》中说：“余著《右台仙馆笔记》，以《阅微》为法，而不袭《聊斋》笔意，秉先君子之遗训也。”其中《右台》中的某些作品在情节构思特别是在创作主旨上明显受到《阅微》的启发，如卷四《松江邹生》中邹生之妻乔氏面临贼人之辱，其夫与姑舅托梦给他，告诉他“为汝一身计，则以守节为重；为吾一家计，则以存孤为重”。篇末俞樾议论道：“程子云：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然饿死失节，皆以一身言耳，若所失者一身之名节，而所存者祖父之血食，则又似祖父之血食重，而一身之名节轻矣。”再看《阅微》之《槐西杂志》（二）中“王莽河”：河水暴涨，丐妇一手抱儿，一手扶病姑涉水，至中流，姑因水急扑倒，丐妇于是弃儿于水，负姑而出，而其姑也因哭孙不食而死。纪昀于此议论道：“谓儿与姑较，则姑重；姑与祖宗较，则祖宗重。”这里俞樾所表达的思想观念与纪昀并无二致。又《右台》卷三第133则结尾云：“稗官小说家，固不必拘拘于事之真伪，但取其足以风世而已矣。”卷七第283则也称“如此等事，虽近无稽，而有足劝孝。稗官小说，何妨妄言妄听哉！”再看纪昀《姑妄听之》（四）：“此当是其寓言，未必真有。然庄生列子，半属寓言，义足劝惩，固不必刻舟求剑耳！”很显然，这里俞樾师承的是纪昀事主劝惩而不问虚实、“姑妄听之”的创作态度。

再者，俞樾曾出任翰林编修及国史馆协修，因此他自称为“旧史氏”^[108]而“备员忝史馆”^[109]，他认为“表彰节义，故旧史氏之职也”^[110]，因此其《右台》卷一开篇即云：“《春秋》二百四十年，人材极盛，而开卷即载颍考叔事，表纯孝也。余研经余暇，偶掇拾见闻，成斯笔记，而首以冯孝子事，亦庶几《左氏》之义夫！”他开宗明义，借小说以“寓劝戒”的创作动机至为明显，这仍是汉魏小说观念的体现。

浸润于乾嘉学风，并以小说名世的还有《镜花缘》作者李汝珍。李汝珍生活于乾嘉二十八年（1763）至道光十年（1830）期间，当时正是乾嘉学派的全盛时期，他曾受业于戴震再传弟子凌廷堪，作为经学大师，凌廷堪“淹贯百家，精于三礼、天文、律算，音韵之学”^[111]。于是，浸染乾嘉学风的李汝珍便将其学术文化思想融入小说创作，从而使《镜花缘》成为“学术之汇流”^[112]。

作为乾嘉学者，李汝珍在《镜花缘》第十八回借卢亭亭之口表明了自己的治学理念：“学问从实地上用功，议论自然确有根据；若浮光掠影，中无成见，自然随波逐流，无所适从。”显然这指的是乾嘉学派所推崇的考据学。出于炫才意识，李汝珍在小说中着力塑造了一批才女形象，她们身上都明显带有乾嘉学者的烙印，她们能自如地考论经史，辨订礼制，如小说第十七回的一段情节：

（多九公）说道：“老夫因才女讲《论语》，偶然想起‘未若贫而乐，富而好礼’之句。似近来人情而论，莫不乐富恶贫，而圣人言‘贫而乐’，难道贫有甚么好处么？”红衣女子刚要回答，紫衣女子即接着道：“按《论语》自遭秦火，到了汉时，或孔壁所得，或口授相传，遂有三本，一名《古论》，二名《齐论》，三名《鲁论》。今世所传，就是《鲁论》，向有今本、古本之别。以皇侃《古本论语义疏》而论，其‘贫而乐’一句，‘乐’字下有一‘道’字，盖‘未若贫而乐道’与下句‘富而好礼’相对。即如‘古者言之不出’，古本‘出’字上有一‘妄’字。又如‘虽有粟吾得而食诸’，古本‘得’字上有一‘岂’字。似此之类，不能枚举。”

由此看来，紫衣女子考订经义的才赋丝毫不逊色于乾嘉学者。比较典型的还有第五十二回《谈〈春秋〉胸罗锦绣，讲礼制口吐珠玑》写阴若花畅谈《春秋》书法，唐闺臣讲解历代礼制、评骘《三礼》注本；第五十三回《论前朝数语分南北，书旧史挥毫贯古今》写卢亭亭对历代王朝更迭如数家珍；第六十一回《小才女亭内品茶，老总兵园内留客》写紫琼与红红等旁征博引，考论茶之种植历史、“茶”字之字源、饮茶之利弊、假茶之害；第八十回《打灯虎亭中赌画扇，抛气球园内舞花鞋》写吕祥蓂通过考据学证明《淮南子》中“橘逾淮北为枳，橘至江北为橙”出自《晏子春秋》。类似上述才女论学的情节在小说中所在多有，究其根本原因，则是李汝珍将乾嘉学术文化观念融注到这些才女形象身上，才使她们的言谈举止流露出显著的学者化倾向。

而《镜花缘》中更能体现乾嘉学派治学方略的则是才女们深厚的音韵学素养。作为乾嘉学派的先导，顾炎武以音韵为治学之本，他说：“读九经自考文始，考文自知音始。以至诸子百家之书，亦莫不然。”^[113]乾嘉学派代表人物戴震更是强调治学“未有能外小学文字者也”^[114]，段玉裁也称“治经莫重于得义，得义莫切于得音”^[115]。李汝珍认同以上观点，并著有《李氏音鉴》，他还将自己的这种治学经验写进小说，如第三十一回《谈字母妙语指迷团，看花灯戏言猜哑谜》写唐敖同多九公、林之洋研究字母，他对二人说：“古人云：‘书读千遍，其义自见。’我们既不懂得，何不将这十一字读的烂熟。今日也读，明日也读，少不得嚼些滋味出来。”其实，这正是李汝珍本人学习字母的经验之谈，他在《李氏音鉴》卷三也建议初学者“最宜熟诵一经，明此则无字空声，即可随呼而知其音”^[116]。在《镜花缘》创作过程中，李汝珍也以学者心态对写入小说中的音韵学知识仔细推敲，他曾致信扬州学派著名学者许乔林：

《镜花缘》虽已脱稿，因书中酒令，有双声叠韵一门，即如掣得花木双声者，长春、合欢之类是也；掣得古人叠韵者，王祥、张良之类是也。本人报过名类之后，仍飞一句经史子集，以本题之字落处接令；所飞之句，亦要双声叠韵在内，错者罚。如报张良，其所飞之句，或云，“吉日兮良辰”，方能令归下手；盖书中“吉日”二字，乃叠韵也。其中以笑话大书小曲点染，亦雅俗共赏之令。日前虽已完稿，因所飞之句，皆眼前之书，不足动人。令拟所飞之句，一百人要一百部书，不准雷同，庶与才女二字，方觉名实相符，方能壮观。^[117]

这表明李汝珍是以严谨的学术态度来设计小说中的双声叠韵酒令。最能显示作者学术文化素养的是第十五至十九回写黑齿国两位女子与多九公、唐敖讨论古音、反切问题的情节，如第十六回《紫衣女殷勤问字，白发翁傲慢谈文》中卢亭亭道：

“读书莫难于识字，识字莫难于辨音。若音不辨，则义不明。即如经书所载‘敦’字，其音不一。某书应读某音，敝处未得高明指教，往往读错，以致后学无所适从。大贤旁搜博览，自知其详了？”多九公道：“才女请坐。按这‘敦’字在灰韵应当读堆。《毛诗》所谓‘敦彼独宿’。元韵音惇，《易经》：‘敦临吉。’又元韵音豚，《汉书》：‘敦煌，郡名。’寒韵音团，《毛诗》：‘敦彼行苇。’萧韵音雕，《毛诗》：‘敦弓既坚。’轸韵者准，《周礼》：‘内宰出其度量敦制。’阮韵音遁，《左传》：‘谓之浑敦。’队韵音对，《仪礼》：‘黍稷四敦。’愿韵音顿，《尔雅》：‘太岁在子曰困敦。’号韵音导，《周礼》所谓‘每敦一几’。除此十音之外，不独经传未有他音，就是别的书上也就少了。”

这段文字通过具体实例充分展示了李汝珍作为乾嘉学者“于音韵之学，尤能穷源索隐，心领神悟”^[118]的学术素养，卢亭亭只不过是他的代言人罢了。再如第十七回《因字声粗谈切韵，闻雁唳细问来宾》整回都在讨论音韵问题，其中卢亭亭云：“读书必先识字，要识字必先知音。若不是将音辨明，一概似是而非，其义何能分别？可见字音一道，乃读书人不可忽略的。”这仍是乾嘉学派的学术主张。第二十八至三十一回写唐敖、多九公到达歧舌国，该国视音韵为秘不外传的国宝，规定“如将音韵传与邻邦，无论臣民，其无妻室者，终身不准娶妻，其有妻室者，立时使之离异；此后如再冒犯，立即阉割”，多九公治愈该国王子伤病，才获得一张字母表，这样的情节无非是强调音韵学在乾嘉学派治学方法中的重要性。他如第八十二回《行酒令书句双飞声，辩古文字音讹叠韵》、第八十三回《说大书佐酒为欢，唱小曲飞觞作乐》、第八十四回《逞豪兴朗吟妙句，发婆心敬诵真经》、第八十五回《论韵谱冷言讥沈约，引毛诗佳句美庄姜》，也都切磋探讨音韵问题，充分体现了《镜花缘》的学术化色彩，毕竟“那个时代是一个博学的时代，故那时代的小说也不知不觉挂上了博学的牌子，这是时代的影响，谁也逃不过去的”^[119]。

毋庸置疑，李汝珍的学术文化素养是其小说情节设置及人物形象塑造的知识资源，故王韬云：“《镜花缘》一书，虽为小说家流，而兼才人、学人之能事者也。……观其学问之渊博，考据之精详，搜罗之富有，于声韵、训诂、历算、舆图诸书，无一不涉历一周，时流露于笔墨间。”^[120]可以说是乾嘉学术文化造就了李汝珍这部“才人”、“学人”之作《镜花缘》。

另外，与纪昀等大多数乾嘉时期的小说家一样，李汝珍在《镜花缘》中也对道学家持批评态度。如第六十五回紫芝道：“谁知你们见了面，只说这些口是心非道学话，岂不闷上加闷么！”这批评的是道学家的虚伪性。再如第九十一回也将道学家作为愚弄嘲讽对象，其中写玉儿道：“有一道学先生，教人只体贴得孔子一两句言语，便终身受用不尽。忽遇一个少年道：‘在下生平也只体贴孔子两句，极亲切，自觉心宽体胖。’道学先生听了，不觉起敬道：‘不意先生如此青年竟有这等颖悟！不知是那两句？’少年道：‘食不厌精，脍不厌细。’”而第一回更是将假道学的丑恶面目描绘得令人捧腹：“那位嘴上无须，脖儿长长，脸儿黑黑，行动迂缓倒像一个假道学，仔细看去，宛似龟形，莫非乌龟大仙么？”归根结蒂，这些情节反映的仍是乾嘉学派对宋明理学的抨击与排斥。

《儿女英雄传》虽不像《阅微草堂笔记》、《右台仙馆笔记》、《镜花缘》那样带有显著的学术化倾向，但作者文康生于乾隆末嘉庆初，卒于同治初，他同样受到乾嘉学术思潮的影响，并通过安学海这一人物形象对宋学的空疏及标榜门户等恶习做出批评。第三十九回写曾、公西、冉、仲四位“圣门贤裔”高谈阔论，各执己见，安学海称他们虽“不愧家学渊源，只可惜未免有些为宋儒所误”，四人听后暗想：“不信我们门里出身的倒会不及个门外汉了！”对此，董恂评云：“门里门外，孰绌孰优？重己轻人，自命宋派。”^[121]显然作者设置这一情节与这一组人物是有特定用意的，他意在含蓄表明：宋学虽源于孔孟却各立门户，相互争胜，多有偏误。该回接着写安学海对四位“圣门贤裔”道：“大凡我辈读书，诚不得不详看朱注，却不可过信朱注。不详朱注，我辈生在千百年后，且不知书里这人为何等人，又焉知他行的这桩事是怎的桩事，说的话是怎的桩话；过信朱注，则入腐障日深，就未免离情理日远。须要自己拿出些见识来读他，才叫做不枉读书。”这是比较通达的为学态度，意在告诫人们不可泥于宋学之见。小说还用大量篇幅写安学海讲解《论语》“侍坐”章，他称“宋儒中如考亭（朱熹）、伊川（程颐）、明道（程颢）诸君子，大半是苦拘理路，不问性灵”，对宋学的主观臆断表示不满。四位“圣门贤裔”听安学海讲完“侍坐”章而哑口无言，认为“从入学以至通籍，不但不曾听得塾师讲过这等一章清楚书，大约连塾师也未必这等一个明白梦”，于是他们俱拜倒在地，以安学海为师，董恂就此评云：“四贤尊孔，四贤之裔以尊朱者尊孔，何物安老竟夺考亭之席！”^[122]文康费如许笔墨来写安学海讲学及代表“宋学”的四位“圣门贤裔”前倨后恭的态度变化，无疑是对“宋学”的贬抑。由此也就不难理解作者为何会赋予安学海以乾嘉学者的身份特征，如第十四回写安骥在二十八棵红柳树村捡了两片柳叶给安学海看，他看后道：“这树名作‘柽柳’，又名‘河柳’，别名‘雨师’。《春秋》僖公元年‘会于柽’的那个‘柽’字，即此物也。”这是典型的乾嘉考据学方法。又如第二十八回安学海按照《礼记》上“古者妇人之贽，惟榛脯脩枣栗”替儿媳十三妹备下“开箱礼”，作者对此加以解释并称这是“安老爷一番考据工夫”；安学海又送给十三妹几件东西作为见面礼，他怕十三妹不懂其用意，便征引《礼记·内则》大段文字加以详细说明，作者称“新娘听公公讲完了这篇考据，才一一接见亲族”。文康屡次以“考据”二字加于安学海，这也表明他是把安学海塑造成学识渊博如海的乾嘉学者。

可以断言，乾嘉学术思潮对当时的小说创作有着十分显著的影响，这种创作倾向虽然丰富了小说的文体内涵，但也大大地淡化了小说的审美特质，因此才有小说家深有感触地呼吁“演义小说不必沾沾于考据也”^[1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