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寻真理的学术人生
林振义
陈中立老师2002年从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正式退休了。
我1995年从北京大学科学与社会研究中心硕士毕业后，到陈老师门下攻读现代认识论方向的博士学位。从业三年，虽然经常面见导师，但主要是谈学业，听他谈自己人生经历的机会并不多。毕业以来这些年，与陈老师见面、听他说故事的时间就从容多了，也有机会搜集他多年来的作品认真拜读。听下来、读下来，我感到陈老师的学术人生，其实是围绕着探寻和阐释真理展开的。
在陈老师文稿编排之际，我愿意把他所谈、自己所记所读的情况记录下来，作为读者认识陈老师的引子。
一 走进哲学之门
陈老师于1936年9月22日出生在江苏省南通市郊区一个耕织之家。他原名陈进民，其兄名陈进安，父亲说取企盼国泰民安之意。“陈中立”是他上高小时自己取的名字，以表立志建设强大中国的决心。他从小学习勤奋刻苦，经常在“两根灯草的菜油灯”下完成作业，1949年以优异成绩考取了清末状元张謇一手创办的在南通及周边地区人人向往的南通中学。家里既为此高兴，又为筹措学习费用而发愁。幸好当年南通解放，从此上中学便有了助学金。1949年南通中学建立少先队时，陈老师第一批戴上红领巾，从1950年起他担任两年多队部(由三个大队组成)主席。高中时，他一直担任学校团的工作。在南通中学6年，陈老师深受“诚于做人，恒于学问”的通中精神的熏染，既学到不少知识，又锻炼了一些组织工作能力，为他后来的成长打下了一定的基础。
1955年，陈老师以优异成绩考取北京大学哲学系。北大哲学门(系) 1914年起正式招生，是我国高等学校中最早成立的哲学系。而经过1952年全国大学院系调整，北大哲学系又成为全国大学中唯一的哲学系。一时间，这里人才荟萃，盛极一时。有幸聆听著名专家和教授的讲课，对于当时的学生来说真是一种享受、一种幸福。
因为北大哲学系的“独一无二”，那一年全国高校共招收新生91100名，其中哲学专业62名学生理所当然都进了北大。当时，大学的办学方向还是向苏联“一边倒”，北大被誉为“东方的莫斯科大学”，北大哲学系的课程设置仿照莫斯科大学哲学系，教学大纲大体上也是以莫斯科大学哲学系的大纲为蓝本。到了1956年苏共二十大所谓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出来以后，情况才慢慢地有了变化。
陈老师说，在哲学方面，他只在中学时读过沈志远的《“矛盾论”解说》和毛泽东的《实践论》，当时读得似懂非懂。他之所以报考哲学系，是受了《升学指导》的影响。他看的那本指导书上说，哲学是自然科学知识和社会科学知识的概括和总结，报考哲学专业需要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都有较好的基础。当时他对数理化和文史地都喜欢，放弃哪一方面都觉得遗憾，一看书上这么说，就觉得哲学专业特别符合自己的心思。
把陈老师领进哲学之门、对他治学影响最大的是汪子嵩先生。汪先生当时是北大校党委委员兼哲学系党总支书记，同时也是哲学系副主任。1956年被高教部授予副教授(这是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批，全国共4人)，同学们称之为“红色专家”。他给学生开的是辩证唯物主义课和马克思主义哲学经典著作选读课。这两门课，是哲学系的主课，其中辩证唯物主义更是哲学入门的最基本的课。陈老师现在还清晰记得汪先生第一次上课的情形，说汪先生那个时候30来岁，眉目清秀，很精神，高高个儿，往讲台上一站，没有一句寒暄，劈头盖脑的第一句话是:“我本来是搞古希腊哲学的，现在服从党的需要，给你们讲辩证唯物主义课，将来我还要搞古希腊哲学。”
汪先生的课一共上了3年，从大一上到大三。这些课虽然有教学大纲，但汪先生在讲授时并不照本宣科。在讲解哲学的一些基本知识、基本原理时，汪先生总是结合哲学史上的有关资料和知识来讲，而不是干巴巴地从概念的定义出发。这种讲法，使学生知道许多哲学概念并不是某个哲学家凭空想出来的，而是有它的来龙去脉，常常是哲学史上为解决某个问题而提出，尔后又一步步地演化来的，从而增加了学生们对哲学知识的兴趣。
陈老师印象最深的，是汪先生好像要通过哲学课培养起学生的哲学思维方式。他至今难忘汪先生的一句话，就是“客观事物是复杂的，我们在思考问题时也要复杂些”。他说，汪先生不只讲过一次，而是在讲多个问题时反复地强调这句话，当时并不清楚这句话的具体含义，只知道对哲学和哲学史上的问题不能简单化。现在看来，汪先生这里说的“复杂”，在当时至少有两层含义:一是指哲学史上的各种观点的确很复杂，它反映了人们对客观世界认识的纷繁错综，简单地把它归结为唯物唯心，唯物是进步的，唯心是反动的，显然不符合实际情况。另一层意思是，有些话在特定条件下只能让你意会，很难明明白白地表达出来。所以，我们应该养成一种“复杂一些认识问题和思考问题”的习惯。由于客观事物的复杂性，在认识它时必然要经过一个复杂的辩证过程。认识的辩证法，正是事物复杂性在认识上的表现。所以，汪先生特别强调我们应该学会辩证地认识问题和思考问题。
汪先生对陈老师的影响，还反映在粉碎“四人帮”以后，积极投身真理标准讨论和拨乱反正、正本清源的工作中，以及80年代后汪先生不遗余力地对理性和自由的推崇。所以，2011年汪先生90华诞时，陈老师写了一篇《“为人”“为文”都为师》的文章，表达对汪先生的感戴和崇敬之情。
从1957年5月起，政治运动连绵不断。在北大，头一件事是“反右斗争”，有的班上竟有三分之一的同学被打成右派。在“大跃进”的浪潮中，北大搞“教改”，哲学系号召大家“破除迷信”，组织学生参加编写教材，后来不了了之。后来，哲学系到北京郊区大兴县“开门办学”，55级到的是大兴的芦城公社鹅房大队。说是开门办学，实际上主要是到农村参加劳动和参加“人民公社化”运动。在这期间，几位老师以专题讲座的形式分头讲授了历史唯物主义这门课。在农村“折腾”了近一年，直到1959年夏才回到北大。1959年冬到1960年春，北大又搞了“反右倾斗争”，汪子嵩先生不仅被戴上“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帽子，还被划为“漏网右派”，开除党籍，受到不公正对待。就在这样的情况下，同学们过早地进入了社会。
1958年哲学系开展向科学进军活动，在学术上鼓励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陈老师写了一篇《毛主席无神论思想的光辉胜利》的文章被黄楠森老师看中并以哲学系的名义推荐在《光明日报》上发表。这是他有生以来第一次在报刊上发表文章。他从小见到家乡人求神拜佛，搞迷信活动，就寻思着怎样才能改变这种状况。写作这篇文章，与这种想法有关。
1960年，陈老师被分配到中国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工作( 1978年，哲学所划归新成立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当时，哲学所才成立5年，下设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中国哲学史、西方哲学史、现代外国哲学、自然辩证法、逻辑学等6个研究组，陈老师被分到辩证唯物主义研究组。从1964年下乡“滚泥巴”开始，接着就是“四清”、“文化大革命”，哲学所科研工作基本中断，1970年哲学所几乎所有研究人员都被送到河南息县的“五七干校”，直到1972年下半年全所才回到北京。回北京后，仍然继续搞运动，后来才慢慢恢复科研工作。为了探寻一条和工人群众相结合搞科研的新路，陈老师和另外一位同志于1975年5月5日( 6月又增派4位)受所党总支委派到北京市总工会工人理论组哲学研究班。在那里和工人师傅相结合，辅导、协助工人理论组并一起编写《马克思主义哲学通俗讲话》、《工人常用哲学名词解释》，1978年3月1日正式回所。两书各20余万字。《通俗讲话》于1978年上半年由北京广播电台“学理论”节目广播了两遍，后由铁道兵政治部宣传部印发给营以上干部学习。对于这段历史，陈老师认为总的是有得有失、有失有得。
二 投身真理标准问题讨论
1978年开始的真理标准问题讨论，不仅在政治上对于拨乱反正、实现党和国家的历史转折具有重大意义和深远影响，而且对于新时期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也具有重大意义和深远影响。
那时，陈老师与哲学所一些中青年学者一样，在粉碎“四人帮”以后，迫切期待着在这场思想解放运动中做些什么。他比较早地参加了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发表特约评论员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6 月2日邓小平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强调了实践标准问题，对特约评论员文章引发的讨论给予有力支持。为了推动真理标准问题讨论深入开展，哲学所和《哲学研究》杂志编辑部于1978年6 月20日至21日和7月17日至24日分别召开两次讨论会，陈老师等人协助时任哲学所副所长的邢贲思同志做了会议的组织工作，并参加了大会发言和小组讨论。
陈老师还做了不少理论普及和理论宣传工作。1978年11月，在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理论组组织的“学习”节目中播出了《理论和实践问题广播讲座》，一共13讲，陈老师撰写的是第三讲《什么是真理》。后来分别被收入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理论和实践(讲座)》( 1979年2月)和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理论和实践问题讲话》( 1979年4月)两本小册子。
令陈老师印象深刻的，是参加新华社地方广播组组织的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通俗宣传报道。据新华社蒋涵箴同志回忆，当时她找到陈老师等人，一起商定把真理标准这个大问题分解成24个小题目，分别成稿后由他们发给全国500多家地、市和县级报纸，以及不少大工矿企业的报纸。这些报纸发行量近3000万份，覆盖面非常广。陈老师撰写了“真理是客观的”、“有用的就是真理吗”两篇文章。这套稿子从1979年5月初由新华社陆续播发，反响非常强烈，不仅地、市和县级报纸刊登这套稿子，许多省报乃至中央报纸都竞相刊登，各省广播电台在黄金时间反复广播，一下子把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传播到基层，深入到穷乡僻壤。这24篇稿子中有8篇被评选为“新华社1979年度国内受奖好稿”，陈老师的两篇文稿均获选。后来这套稿子编辑成《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通俗讲话)》一书，出版后为刚刚成立的新华出版社带来了极大声誉，一版再版，有些省市还大量翻印再版。据不完全统计，这本小册子一共出版了530万册。如此高的发行量，当时却没有一分钱版税，稿酬每篇仅8块钱。那时人们羞于谈钱，也不去谈钱，工作做好了，比什么都高兴。
参与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的一系列工作，对陈老师的学术研究有着重大意义，推动陈老师在认识论领域迈开步伐，此后20多年的学术生涯中，陈老师在这一领域收获了累累硕果，也赢得了相应的学术声誉。可以说，真理论研究是陈老师学术研究的第一片倾力耕耘之地。
“什么是真理”、“真理是客观的”、“有用的就是真理吗”，这三篇文章体现着陈老师最初参与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开展学术研究的着力点。他认为，要从更深层次上弄清楚为什么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首先必须弄清楚到底什么是真理?真理的本质属性是什么?上述三篇文章，实际上都是围绕这一问题所作的探讨。
根据邓小平关于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要补课的指示，中国社会科学院从1978年11月开始陆续地酝酿部署这方面的任务。1979年，哲学所一些同志纷纷到外单位去讲解这个问题。陈老师除了在北京(包括中央一些部委)一些单位讲解外，还和夏甄陶同志一起受哲学所委派，于1979年9月15日到23日参加福建省委理论讨论会并作了发言。
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拉开了思想解放的序幕，而思想的解放必然引起人们对于历史和现实问题的重新认识。陈老师敏锐地捕捉到了这一点，他认为“这一讨论不仅具有恢复正确理论原则，确立正确思想路线的意义，而且还有巨大的社会实践价值”。所以，1979年在全国开展这一讨论的补课时，陈老师的思路便由一般转到具体，尝试以实践作为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为武器，剖析和总结以往社会生活中的经验教训。这方面的代表作是他先后在《人民日报》发表的《为马寅初的“新人口论”平反》和《我国的剥削阶级是什么时候消灭的》两篇文章。前一篇文章谈的是对“新人口论”批判的正确与错误的问题。文章认为，马寅初先生提出“新人口论”是非常及时的，如果从那时起，我们的理论工作者能正确对待别人的意见，本着探索真理、追求真理的精神来研究这个问题，又本着为真理而斗争的精神来宣传它，恐怕20多年来我国人口的增长不致有这么快，困难也不致到达今天这样的程度。遗憾的是，那时没有这么做。相反的，对马寅初先生及其“新人口论”却大加指责，大加批判，加了许多诬蔑不实之词。从那以后的20多年中，我国人口增长了近50%。人口增长过快，使衣食住行、教育、就业各方面都发生严重问题，给国民经济带来很大困难，也妨碍了人民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的不断改善。这就是那次批判“新人口论”的后果，也是实践对那次批判运动所作的结论。实践是最公正的裁判者，它不屈服于多数人的错误意见，也不向任何权威低头。实践宣告了马寅初先生、邵力子先生等在50年代就提出我国人口多的问题是及时的、正确的;同时，也宣告了对“新人口论”的批判、对“人多是好事”的片面宣传是错误的、有害的。这篇文章于1979年7月13日发表后，社会反响很大，各大报发表了多篇谈论这个问题和其他实际问题的文章。这标志着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由理论引向实际，由抽象引向具体。同年9月，马寅初先生和他的“新人口论”获得彻底平反。《我国的剥削阶级是什么时候消灭的》也是一篇以实践标准为武器谈论实际问题的文章，也引起了国内外关注。文章提出，划分阶级的标准和消灭阶级的标准相脱节，认为消灭阶级的标准除了经济标准以外，还有一个消灭“社会力量”的标准，即政治、思想的标准，这是我国一直搞阶级斗争甚至“以阶级斗争为纲”的理论根源。上述两篇文章，对推动真理标准问题的学习和讨论不断引向深入，是产生了很好作用的。
真理标准问题，从哲学上说是一个认识论问题。随着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展开，实践标准的确定性与不确定性、实践检验的过程和机制、实践检验与逻辑证明的关系，以及实践的要素和结构、主体和客体的关系、认识发生和发展的过程等，所有这些问题都被引发出来了。从那时起的几年内，认识论几乎成为哲学研究的轴心。在参加真理标准问题研讨和宣传活动的同时，陈老师更多地把精力用于对真理问题的理论研究，并为之付出了其后三十多年的心血。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他集中撰写了“论相对真理包含错误因素”、“什么是实践”、“论联系在辩证法中的作用”、“论真理和错误相互包含”、“实践的两重性、实践标准的两重性和真理的两重性”等论文。这些成果，表明陈老师在真理论领域的学术耕耘一步步走向更加深入和广阔的境地。
研究真理问题，必然要遇到的是对于错误的认识。关于真理与错误的关系，很多人认为二者势同水火，互不相容。陈老师研究指出:真理中可能包含错误因素，错误中也可能包含真理因素，二者相互渗透、相互包含。真理与谬误的原则区别只在于，真理是主观对客观的正确反映，它从精神方面体现着主观和客观矛盾双方的统一;错误是主观对客观的歪曲反映，它体现着主观和客观双方的分离。真理和错误的绝对对立，仅仅在回答“什么是真理?什么是错误?”这个问题的时候才有意义。一旦超出这个领域，它们的对立就仅仅具有相对的意义了。从根本上看，真理和错误是相比较而存在，相斗争而发展的。只要承认真理和错误都是可知的，都是可以用一定的语言文字表达的，都是对应于具体的认识而说的，那么，作为具体认识的真理和错误往往是相互包含的。真理的发展过程，不仅是从相对真理向绝对真理逐渐接近的过程，也是真理和谬误相互斗争，并在斗争中逐渐排除谬误的过程。总的来看，发展真理和排除谬误不是两个过程，而是同一个过程。他认为，只有这样，才能不使真理和错误神秘化，使它们回到科学的现实的认识中，才能不使我们现实地达到的被称为真理的认识绝对化和僵化。
陈老师对于真理问题的研究，突出体现在对真理过程论的系统阐发上。他强调，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真理观是辩证唯物主义真理观，既肯定真理的客观性，又强调真理的过程性。实际上，真理是过程的思想早已被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所肯定，但长期以来并未引起人们的足够重视。陈老师1984年出版的《真理过程论》一书，从真理为什么是一个过程、真理是一个怎样的过程两个方面对真理过程论进行了系统全面的阐发。《真理过程论》甫一出版，就获得学术界高度评价，被认为“是我国第一部比较系统地专门论述真理过程的著作。她的可贵之处就在于打破了古老的静态格局，而从新的动态格局出发去探讨真理问题……这种转换，为把对真理问题的探讨放在真正科学的基础上来展开，提供了一个极其重要的先决条件”。
在陈老师看来，作为人的认识对客观事物及其规律正确反映的客观真理，乃是一个动态过程。真理过程的客观基础在于真理对象和内容的客观性。客观事物永远处于运动变化发展过程之中，其本质和规律通过这个过程逐步显现出来;客观事物相互之间紧密联系，彼此制约，构成一个全面整体的外部世界;客观世界是无限性和有限性、统一性和多样性的矛盾统一，等等。这就决定了人的认识对它全面正确的把握，必然是一个恒久的过程。真理过程主体性的根源，在于人的认识能力的至上性和非至上性的矛盾。而实践的二重性，则是真理过程的发生原因。要获得真理，不仅需要实践的作用，而且需要理论思维的作用。具体真理和普遍真理是理论思维中体现真理是过程的一对范畴。真理是具体的，因为它是许多规定的综合，是多样性的统一。真理的具体性不仅在于它是感性具体的正确反映，而且在于它是对事物内在本质规律的正确反映，因而是理性具体。正因为真理是具体的，所以真理又有普遍性。在其相应的范围内，必然显示出自己的作用和力量。具体真理和普遍真理是一种辩证的关系。在理性把握它们时，显示出其过程性。
陈老师对真理过程的研究，开创了从动态格局研究认识和真理的新思路。所以，它引起了普遍兴趣和学术共鸣，产生了较强的反响。
论述了真理的过程性之后，陈老师还对真理系统论作了阐发。在哲学史上，符合论和融贯论是最具影响力的两种真理理论。符合论认为只有和认识对象相符合，正确地反映了认识对象的认识才是真理;融贯论则认为一个陈述的真理性在于它和它所在的那个陈述系统的无矛盾性。不少人认为符合论是唯物主义的真理学说，融贯论则是唯心主义的真理学说。陈老师反对这种简单化的看法，提出了真理有两个尺度的观点。即真理不仅有一个和客观实际相符合的外在尺度，而且还有一个和其他正确认识之间相互协调、不矛盾的内在尺度。符合论和融贯论分别从不同的角度契合了真理的两个尺度。片面强调一个尺度的重要性而否定另一个尺度的意义，是违背真理本性的。只有从两个尺度的统一中，才能真正把握住真理。受现代系统论启发，陈老师强调真理是系统的知识，但系统的知识并不都是真理。其中的原则界限在于，这个系统的知识是否正确反映了客观事物的系统。从深层次看，真理之所以是系统，是由客观世界、客观事物的系统性所决定的。客观事物的系统是真理系统的基石和源泉。真理系统是认识对客观事物系统的再现。作为系统的真理，其主要特征在于整体性、层次性和过程性。
对真理过程论和系统论的细致研究和深入阐发，是陈老师长期专注于真理论研究，不懈攀登、辛勤耕耘、水到渠成的成果，也可算是他的真理论研究的集大成之作，对我国的真理论研究作出了不可或缺的贡献。
三 参与组织编纂《中国大百科全书·哲学》卷
在陈老师的学术生涯中，参加编纂《中国大百科全书·哲学》卷的组织工作，是一个十分重要的经历。这件事过去快三十年了，今天提起来，陈老师对于很多事情还能说得那么清晰、那么确定，从中能看出他那种由衷的自豪。
粉碎“四人帮”后，荒芜的中国科学文化园地，百废待兴。在这种情况下，编辑出版我国的百科全书，全面系统地介绍古今中外科学文化知识，对于提高整个中华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振兴我国科学文化事业，是一项具有重大意义的基础工程。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夕，中央批准编辑出版《中国大百科全书》，并批准成立以胡乔木为主任的总编委会和以姜椿芳为总编辑的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出版社是总编委会的执行机构，全面具体负责《中国大百科全书》的组织编辑出版工作。
在哲学所确定参与编纂《哲学》卷工作之前，时任所党委书记兼负责所常务工作的副所长孙耕夫就和陈老师搞了一段时间筹备编写“哲学辞典”的工作。他们准备像法学、经济学、宗教学等学科那样，把编写专业辞典作为复苏专业理论研究的抓手。为此，他们对全国哲学界队伍的情况作了摸底和调查研究，与上海辞书出版社也取得了联系，还于1978年10月底在安徽芜湖开了一个关于编写“哲学辞典”的座谈会。
芜湖座谈会之后不久，1978年11月，社科院开会，院领导谈到编纂《中国大百科全书》的事，说是自然科学先上马，先出版;社会科学也要上马，可能晚一些出。这次会议要求各研究所把编写大百科全书的事订进各自的规划。哲学所别无选择，只能放下处于酝酿阶段的编写《哲学辞典》的工作，转而进行大百科全书《哲学》卷最初的筹备。
1981年下半年，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临时领导小组成员阎明复和哲学所副所长邢贲思正式洽谈《哲学》卷编纂工作。阎明复认为哲学所是哲学研究的专门机构，专业门类齐全，人才实力较雄厚，作为《哲学》卷的主要承担单位比较合适。同时，大百科是国家任务，由哲学所组织全国哲学界的力量，共同完成这一任务，也是合适的。《中国大百科全书》是中国第一部百科全书，而《哲学》卷则是社会学科方面的“带头卷”(姜椿芳语)，被列为国家“六五”规划(社会科学方面)的重点之一。所领导经过集体研究，决定接受这一任务。
对于承接组织编纂《哲学》卷，当时哲学所内有两种不同的声音，多数人认为这是恢复研究工作的开始，表示支持，并且愿意参加这项工作。的确，哲学研究中断了十几年，一些基本概念、基本知识经过“阶级斗争为纲”和“文化大革命”的“洗礼”，贴“阶级标签”，被弄得稀里糊涂，是非难辨。编写辞书是正本清源、还知识本来面目的好途径。尤其是因为大百科全书代表国家的科学文化水平，是国家任务，担当和完成这一任务，是哲学所义不容辞的历史责任。但也有人说，过去所里的集体研究项目从来没有成功过，一次次都是有头无尾，半途而废，不了了之。这次要组织几百人参加编写，这么大的集体项目是不可能成功的。这种不同的声音，对所领导和陈老师他们具体参与组织工作的人来说，无疑是敲了一声有益的警钟，是一种鞭策和激励。
由于陈老师有参加《哲学辞典》前期筹备的经历，由于他明确支持所里承担编纂《哲学》卷的任务，所里从最初筹备开始，就调他参与《哲学》卷的组织筹备工作。开始担任筹备办公室副主任，后来正式上马时，被聘为编委会办公室主任，并兼任综合编写组主编。这样，从1978年11月院里对“大百科”上马的吹风，到1980年《哲学》卷的最初酝酿，1981年正式承接任务，1982年紧锣密鼓、一步一个脚印的正式筹备;从组织队伍，到提出框架和条目，再到试写、撰写、审稿、定稿，一直到1985年3月上旬将全部稿件移交出版社，陈老师参加了《哲学》卷编纂工作的全过程。他在中学时代就锻炼起来的组织协调能力，在《哲学》卷编纂工作中得到了很好的发挥和最好的展示。
作为《哲学》卷编委会办公室主任，陈老师非常赞同邢贲思同志指出的“这项工作事关大局，只能成功”的要求，觉得应当而且必须把编纂工作组织好，做到善始善终，不能虎头蛇尾，更不能有头无尾。这里的关键在于抓落实。1981年11月26日，他给孙耕夫和时任筹备领导小组成员兼办公室主任的心理学家陈元晖先生写了一封信。信上说，“耕夫、元晖同志:根据上次会议耕夫同志的最后意见，我草拟了一个哲学卷今至明年工作日程初步安排的草案。……对这项工作，我希望领导上既然下定决心，就一定花大力气把它抓起来。对下面布置工作时，最好经过深思熟虑，提出切实可行的方案。一旦布置下去，就一定把它抓到底，不让落空。避免养成上面布置，下面可做可不做的坏习惯……”这从一个侧面体现了陈老师的负责精神。
《哲学》卷的编纂，先后有哲学界300多位专家、学者参与，可以说是当时哲学界的“学术总动员”。《哲学》卷于1987 年10月出版面世。由于该书“资料翔实，学术内容完整，条目由浅入深，适合不同层次读者的理解”，成为当时最出色的哲学辞典百科全书，获得1988年第二届全国图书“金钥匙奖”纪念奖。1993年10月8日《中国大百科全书》编辑出版胜利完成庆祝大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哲学》卷有4位代表应邀参加，陈老师是其中之一。后来他还获得了国家新闻出版署颁发的荣誉证书，这一荣誉是对那些“在编纂出版《中国大百科全书》工作中作出重要贡献”的工作人员的表彰。
四 推动思维方式研究的深化
《中国大百科全书·哲学》卷的编写工作完成后，陈老师把研究重点转到了他所钟爱的认识论研究上，对反映论在现时代的发展及遇到的挑战、可持续发展的哲学意蕴等问题展开了研究，并开始关注思维方式问题。
1995年我们入校之后不久，陈老师牵头申请的国家社科基金“九五”重点项目“思维方式:社会发展问题的认识论研究”获得立项，这使他关于思维方式问题的研究有了更直接的动力。我们那一届博士生，与陈老师一起，组成了这项研究的基本团队。课题的最终成果《思维方式与社会发展》于2001年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
在实际生活中，思维方式是一个习焉不察的概念，人们经常使用它，也知道它是对人们言行起决定性作用的东西，但罕见把思维方式本身作为研究对象的理论成果。英国大哲学家怀特海曾把他20世纪30年代末的一组演讲结集出版，名曰“Modes of Thought”，中译本即是《思维方式》。怀特海这组演讲想要表达的东西是:“必然的东西是不可移易的，由于这个原因，它们隐约而模糊地处于思维之后。因此哲学真理应当到语言的假定中去寻找，而不是到它的明确的陈述中去寻求。”由此来看，他是要揭示语言表达与思维的关系，并没有直接阐述思维方式问题。
美国科学史家和科学哲学家托马斯·库恩20世纪60年代出版《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成为科学哲学的经典之作。这部著作描述了一幅与以往大异其趣的科学发展图景，其基本观点是:科学的发展并非累积的、线性的进步过程，而是范式转换的结果，且范式之间具有不可通约性。库恩的“范式”概念，是一种关于价值、信念和方法论的共识，是科学共同体共同遵守的规范与信念，有人干脆称之为世界观和方法论。“范式”概念的提出和广泛传播，对于促进思维方式的哲学研究产生了重要推动作用。
陈老师当时为什么会关注起思维方式问题呢?这是由理论研究的内在逻辑推动的。党在思想路线上的拨乱反正，真理标准问题的深入研究，已使思维方式问题呼之欲出。而对真理问题研究的日益深化，更使陈老师认识到思维方式问题的重要性。因为思维方式作为一双“看不见的手”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达到真理的可能性。与思维方式的重要性相对应的是它的复杂性和隐蔽性。由于每个人都处于一定思维方式的作用之下，并且无法完全摆脱思维方式的作用，从而造成了“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的困境。这就使对思维方式问题的研究长期得不到应有的重视。要把真理问题这口井深挖下去，研究思维方式问题就成为一种必然。《思维方式与社会发展》一书，凝聚了他多年来对思维方式问题研究的结晶。该书的出版，切实推进了理论界对于思维方式的研究。有论者指出，它“大大开阔了当代中国认识论研究的视野”。
什么是思维方式?陈老师考察比较了思维方式的各种用法和定义，提出了自己的界定，认为从认识论视角，可以把思维方式看做是人的认识定势和认识运行模式的总和。认识定势，是指认识活动开始前的一种认识态势，即主体先有的意识状态，如思维的功能结构，认识图式，认识的心灵状态等。认识运行模式，指认识运行中的方式、逻辑、线路、公式等。认识定势和认识运行模式是紧密相连的。也可以说，认识定势中已包含着、隐藏着或决定着认识运行模式，认识运行模式是认识定势的显现和展开。认识定势是有结构的。认识运行模式和认识定势的关系，就像功能和结构的关系那样，功能总是结构的显现。但它们又不完全相同。从一定意义上说，认识定势是思维方式的静态表现，是一种态势;认识运行模式乃是思维方式的动态表现，在这里，态势转变为动势。只有把静态方面和动态方面结合起来，才能完整地表现思维方式。
解放思想是邓小平理论的出发点，也是邓小平理论的精髓。陈老师立足于多年的研究，提出“解放思想的实质和核心内容，是改变思维方式和优化思维方式”这一命题，在理论界产生了很大影响。在他看来，改变对某些具体问题的看法，改变某些具体的理论思想观点，自然也是思想解放的表现，也是思维方式的某些变革;但这只是低层次的思想解放。解放思想的高层次要求，是高层次(如哲学层面的世界观、方法论、社会发展理论等方面)思维方式的革新、变革。摒弃那些落后的、陈旧的、不符合甚至阻碍时代前进的东西，吸收人类文明的新成果，构建新的思维方式。一旦实现了高层次思维方式的变革，低层次意义上具体的思想认识问题，就会迎刃而解。
在思维方式的基本性质问题上，陈老师坚持唯物主义的基本立场。他指出，思维方式不是先天的，而是以社会实践为基础的，是在先前的实践和认识的基础上形成的，是先前认识过程及其成果在头脑中最概括、最抽象的积淀。但他又不同意机械地简单化地对待这个问题。他认为人一旦成为认识主体，主体和客体同时构建时，主体便具有了某种思维方式。思维方式和社会发展之间存在着一种相互制约、相互促进的互动关系。一方面，社会发展的程度和特点，决定着思维方式的结构和状态。人类社会的发展经历了多个阶段，不同阶段各具特点，这些特点经过曲折复杂的过程，积淀下来形成与该阶段相对应的思维方式。透过这些思维方式，也可以看出各个社会阶段的状况。另一方面，思维方式对社会发展的进程具有巨大的反作用。这种反作用也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对社会发展发挥巨大的促进作用。一种和社会发展相适应的新的思维方式，能够推动社会不断向前发展。其二，对社会发展起阻滞作用。某种已经与社会发展不相适应的思维方式，将在一定程度上阻碍社会的向前发展。这时，变革既有的思维方式，就成为一项重要的历史任务。
关于思维方式变革的具体形式，陈老师概括出两种形式。一种是某个具体思维方式已经千疮百孔，难以为继，而新的可以取代它的思维方式也已基本形成，这时新思维方式取代旧思维方式便采取比较激进、比较快速的形式。尽管开始时人们还不太适应，但随着时间推移也就慢慢习惯了。这种情况多发生在社会政治剧烈变动的时期，在对待社会政治问题的思考上。另一种情况就是旧思维方式已暴露出许多问题，已不能和社会实践的发展相适应，但新的思维方式还没有完全形成，还不完善。这时新思维方式取代旧思维方式便采取渐进的形式，旧思维方式逐渐退出人们的头脑，失去了它的市场;而新思维方式则逐渐从旧框架中突破出来，逐渐形成和完善自己特有的形式和特色，并逐渐被人们所接受，成为人们思考问题的普遍方式。这种情况比较普遍。在对待科学、技术、社会文化、伦理道德等问题上，新旧思维方式的更替，差不多都采取这种渐进的形式。
陈老师的思维方式研究，是对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发展重大现实问题的认识论关切，同时也是对自然科学最新发展成果的哲学思考。自然科学及其成就，是认识论和真理论最切近、最坚实的基础。为了使认识论和真理论的研究之树常青，就应密切关注自然科学的发展，不断从自然科学最新成就中吸取养分。陈老师写过几篇文章，主张认识论研究应该现代化，应从哲学视角不断总结科学的最新成就，开展对科学发展中提出的认识论问题的研究。对于科学发展的新成就对认识论研究的推动作用，他曾做过这样的总结:科学发展的新成就，特别是在非经典科学化过程中涌现出的许多新兴学科，揭示了客观世界的许多新现象、新规律，提出了许多新范畴，这将大大丰富认识论的研究。认真研究它，将会使认识论有一个新的面貌。面向科学发展最新成就的思维方式研究，应当重视经典科学思维方式转型到非经典科学思维方式的研究。
陈老师的认识论研究，包括真理论研究和思维方式研究，是在我国社会从传统向现代转型、世界范围内的自然科学发展从经典科学向非经典科学转型的时代背景下展开的，他在研究中自觉反映了这一时代精神。从这个意义上说，如果要用一个词来概括他的认识论研究，“转型中的认识论”是比较恰当的。
五 可持续发展问题的哲学探讨
可持续发展问题，是陈老师倾力研究的另一个重要问题。这一问题产生于对传统发展模式及其后果的反思，最初是自然科学和科学技术界提出来的。有关学者从可持续发展的角度对环境生态问题、科学技术的发展对社会的影响以及社会的全面发展等问题进行了探讨。
虽然有关可持续发展问题的理论研究成果，但总体上看，我国社会科学界对这一问题的敏感性远不如科技界。陈老师敏锐地认识到可持续发展问题的重要意义，率先从哲学角度对这一问题进行了探究，发表了一些论文，为推动这一问题的深入探讨提供了重要的思想资源。其中，他1997年发表的《可持续发展战略和思维方式》一文，在学术界产生了强烈反响，先后有10多家报刊(其中多数属于科技方面)转载、摘登，其观点也得到诸多学者的肯定和推崇。
从认识理念上看，可持续发展理念的提出，是人类认识上的一次巨大飞跃，是在被称为“20世纪最伟大的发现”——人类对自己生存危机的发现之后提出来的。人类的生存和发展，离不开所处的生存环境。今天人类生存环境已经恶化到了非常严峻的程度，以至于“如果让这种趋势继续发展，自然界将很快失去供养人类的能力”。面对这种情况，很多人将其归因于科技和生产的迅猛发展。陈老师则认为，造成人类生存环境恶化的根源，并不是科学技术本身，也不是生产实践本身，而是对科学技术和生产实践的发展起导向作用的传统的发展观。传统发展观将经济和生产的发展视为唯一的目标和尺度，从而使追求经济和生产的发展成为一切工作的中心，这就必然导致人类生存环境的恶化。因此，要根本解决环境问题，必须超越传统发展观。可持续发展观的提出就是对传统发展观的超越。
从哲学基础上看，世界环境恶化到如今程度，其直接原因来自传统的发展模式，其深层次原因则在于作为这种发展模式的哲学基础的人类中心论和主体性原则。可持续发展理念在扬弃传统发展模式的同时，试图建立人和环境新的相互协调、和谐相处、共生共荣的哲学。可持续发展理念的核心，是人和环境的协调、和谐、统一;是人应该从“类”的生存延续发展出发，考虑和安排当今的活动。只有人不再把自然仅仅当做开发利用甚至征服和掠夺的对象，而是同时当做自己生存和生命的组成部分，把人和人的生存环境看做统一体，人和自然才能真正达到和谐。
从思维方式上看，可持续发展理念的提出，是人类思维方式的一次巨大变革。一是思维主体本位的变化。从传统的发展理念转变为可持续发展理念，不管人们自觉与否，都意味着在人们的思维方式中，发生了由个体本位、群体本位向类本位的转化。二是思维追求目标设定的变化。可持续发展与传统发展理念不同。它对人类社会发展目标的设定，并不单纯限于经济的增长。它强调的是经济增长和社会全面发展的协调、人和自然的和谐、人和生态环境的协调与共生。三是思维定式导向的变化。传统发展模式的思维定式导向是简单的、单向型的。可持续发展理念思维定式的导向，则是复杂的、多向型的。
从特殊性上看，可持续发展具有整体性和过程性的特点。可持续发展的合理性、必然性，都在于它的整体性。整体性是指它所包含的丰富内涵是一个不可割裂的统一体。离开了整体性，单纯强调某一种内涵，不可能真正实现可持续发展。可持续发展的过程性，是指可持续发展的实现是一个过程，而且是一个永远的过程。这是因为可持续发展作为社会发展的一种模式、一条道路，它的实现自然呈现为一个过程。更为重要的是，在于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制定和实践，会受到各种各样的自然和人为因素的干扰，从而使它呈现为更曲折的过程。这要求我们不能等闲视之，而要看到它的艰巨性、曲折性、长期性，更加不懈地为之努力。
总之，陈老师认为，可持续发展问题是一个非常现实严峻的问题，我们只有通过反思人类走过来的路程，找到它背后的深层原因(比如，人们的实践方式、生活方式、思维方式以及自然观、科学观、幸福观、社会发展观和社会发展模式等，核心是人和他生活于其中的自然界的关系)，才能真正走出困境，走上人类应该走的康庄大道。哲学在这里有义不容辞的责任。
六 真理面前的谦逊
陈老师的主要研究领域是真理问题，他浸润其中三十多年，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对他来说，真理不仅是一个研究领域，而且构成了他人生的主要目标。本文之初，我用“探寻真理”来概括陈老师的学术人生，自己觉得是恰切的。
陈老师2010年写了一篇题为《在“大写真理”面前应该谦逊》的文章，其中写道:“真理的获取需要奔放的热情和坚定不移地追求真理的精神，这种热情和精神来自哪里?来自对‘大写真理’的敬畏、珍重，在它面前的谦虚、冷静、谨慎和执著追求。”这段描述，何尝不是他自己的形象写照呢?!
陈老师1979年被定为助理研究员，1983年晋升为副研究员，1988年7月晋升为研究员。1993年被国务院学位委员会评审批准为博士生导师。他长期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特别是认识论和真理论的研究工作，曾任社科院研究生院哲学系主任，中国辩证唯物主义研究会副会长，中国认识论研究会执行会长，学术地位是得到学界公认的。但是，陈老师对此却极淡然。从师这么多年，我从没有见过他拿出什么派头来。
陈老师是一个纯粹的学者，他以学术为使命，为学术研究奉献了自己的全部心血。在自己进行学术研究的同时，他承担了大量的学术组织工作。很多人认为，放下自己的研究时间去做学术组织工作，无非是为他人作嫁衣，成就的是别人，于己无益，很不值得。陈老师从不这么看，他认为凡有益于国家思想文化建设的工作，都很乐意为之付出。参与组织编纂《中国大百科全书·哲学》卷那几年里，他任劳任怨，尽职尽责，付出了巨大的精力，但却从不从中谋取一丝一毫的个人利益。说到当年国家新闻出版署授予他荣誉证书，表彰他在《哲学卷》编纂出版中的贡献时，他淡淡地说:“那实际上是对全体参加者的表彰。”
对名利淡薄，对学术执著，这种强烈对比在陈老师他们那一代学者身上是很突出的。
在学术研究面前，陈老师总是那么坚韧执著，态度严谨，独立思考，决不人云亦云，随波逐流。他对多门社会科学有着自己独到的见解，而且对于自然科学也具有深入的把握。这种广博的知识储备使他可以打破学科壁垒，从事跨学科研究，占据理论上的制高点，因此他往往可以在一些重大的理论难题面前挥洒自如，言他人所不能言。九十年代初，陈老师就从真理论的角度研究了混沌学的认识论含义。我们刚入学那会儿，陈老师牵头完成并出版了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成果《反映论新论——马克思主义反映论及其在现时代的发展》。这部著作深入细致地分析了自然科学等领域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系统回答了马克思主义反映论遇到的新挑战，在广泛汲取相关学术成果基础上提出了新的见解。而陈老师善于透过复杂的、专业性很强的内容抓住其中的哲学问题，揭示其哲学意义，分辨其是非曲直的学术素养和研究功力，在这部著作中得到了很好的展示。
我曾经和一位同学私下议论什么样的导师算是好导师，我们一致的看法是，到了博士生这个阶段，学生的学习基本上都是自觉的，导师虽不能“放羊”，但也不必耳提面命。一个好的导师，能够在关键之处给学生指点迷津、拨正方向，真正起到“引导”的作用。陈老师就是这样的良师。当年，他根据我的研究基础和当时国内认识论研究的情况，指导我以“科学思维方式”作为研究课题。后来，在论文写作过程中有几次卡壳儿，他都要言不烦，几句话就能够给我“亮光”，让我豁然开朗。
陈老师不仅是良师，还是“益友”。社科院研究生院受指标所限，每位导师每次招生一两位，并且不是年年都招。也正是这样的情况，社科院导师的学生都比较少，师生关系比起高校来就显得更紧密些，而社科院的特点，基本上是学生到导师家上课。每次到陈老师家，都能感受到他和师母对我们像自己的孩子一样，充满了关怀和爱护。
陈老师总是面带笑容，不温不火，即便是批评，也用一种易于让人接受的方式，启发学生的自悟。记得有一次约好上午9点到陈老师家里谈读书情况，我们住在城东北角的望京，陈老师家住东城区干面胡同，我们磨磨蹭蹭，快到9点才离开宿舍，赶到他家差不多10点了。即便是老师等学生这么长时间，他也没有表示愤怒，面对我们明显无力的解释，他只是淡淡地说:“今后可不要这样了。”从那以后，我们也的确没有再犯过类似的错误。
陈老师是一个具有很高学术造诣的著名学者，但他为人谦和，乐于助人。对于前来求教的青年学者总是热情接待，有求必应，每一个接触过他的人都强烈地感受到他的友善。
在陈老师文稿结集出版之时，我愿意让读者更近地认识我的老师，认识他的淡泊，认识他的友善，认识他的深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