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戴着脚镣跳舞”——麦克尤恩的不可靠叙述

闻一多先生在《诗的格律》中讨论艺术的起源，提出“脚镣”乃诗歌艺术的必备，此处“脚镣”便是“格律”——诗歌艺术的魅力就在于“在一种规定的格律之内出奇制胜”，一个诗人如“不打算来戴脚镣，他的诗也就做不到怎样高明的地方去”。[11]

脚镣对于舞蹈，如同格律对于诗歌，目的是在游戏中增加难度，方能尽显高手之才能。这一“镣铐”法则，在文学艺术中是通用的。不仅诗歌如此，小说亦然。作为一种散文叙事文体，小说的发展和完善经历了数百年的时间。18世纪的《鲁滨孙漂流记》被认为是近代第一部真正意义上的小说，它所崇尚的拟事实手法奠定了小说发展初期的基调：模拟非虚构作品，力图使读者相信作品的写实性。这一传统延续至19世纪，形成蔚为大观的现实主义流派，在作品中通过模仿现实反映社会生活，作者通过逼真的细节和严谨的逻辑向读者力证自己笔下世界的可信，而读者往往也愿意相信，为作者代言的叙述者完整体现了作者在本书中想要表达的思想意图。

这种作者、叙述者、读者之间相互信任的交流机制在20世纪以前很少遭到怀疑和抵制。少数的例外，如劳伦斯·斯特恩的《项狄传》，塑造了一个刻意制造不可靠效果的叙述者“我”；如乔叟在《坎特伯雷故事集》中的一些故事，精心制造了作者与叙述者之间的微妙距离，带领读者进入不可靠叙述的阐释领域。这些早期的优秀小说成为后世小说的楷模，原因之一就是它们最早自觉戴上了“脚镣”——放弃直接向读者讲出自己想说的故事，而是有意增加叙述的难度，用一些不太可靠的叙述，暗中向理想的聪明读者传达真实的意图。这种有趣的不可靠叙述考验了作者的叙述水平，也检测了读者有效阐释作品的能力，在作者、文本、读者之间形成强烈的张力，从而在一定程度上丰富了文本的内涵。

正因如此，这种不可靠的叙述手法随着小说叙述的不断成熟而越发广泛地被使用。进入20世纪之后，小说文体的叙述手法已经发展到相当成熟的地步，专门针对小说叙述研究的学科“叙述学”已经出现，对叙述的各种基本元素进行了提炼和说明。现代作家在这种情况下，更多地将突破的重心转移到不可靠的写作上来。另一方面，随着传统价值观的瓦解和多元世界的到来，严肃文学作品中也更加难以找到一种在作者与读者间自动默认的价值体系，方便进行一种完全可靠的交流。作者在叙述手法上戴着脚镣的舞蹈和读者的丰富阐释架构起不可靠叙述的空间，成为现代文学中普遍存在的叙述策略。而英国作家伊恩·麦克尤恩就是其中杰出的一位。

麦克尤恩一向以出色的叙述手法而著称。从早期“恐怖伊恩”时代奇异诡谲的叙述笔调，到中期尝试各种风格的努力，到晚期回归传统的圆融，麦克尤恩的叙述风格一直被人津津乐道。笔者认为，从不可靠叙述入手分析麦克尤恩的叙述手法是一个比较好的切入口。在麦克尤恩的小说中，不可靠叙述得到了多样化的运用，作者通过这一叙述策略，塑造了一系列令人印象深刻的人物、情节，使作品主题得到进一步的深化。接下来，笔者将详细阐述不可靠叙述这一概念，并介绍本书以此为切入点的研究路径及方法。

一　“不可靠叙述”概念梳理

（一）基本定义

不可靠叙述首先是叙述主体分化的一种表现形式。

所谓主体，即信息所携带的价值规范、感知判断、认识见解等的来源，在我们日常的口头叙述中是不会分化的——此时的说话人掌控着他所说话语的全部思想意图，是其所发出信息的绝对主体。而在小说等书面叙事艺术中，这一状况则要复杂得多。作者在叙述中生成一个人格：叙述者，后者虽为前者所创造，却拥有自己的主体性，并不一定完全按照作者本人的价值规范来说话。同时，作者笔下的人物由于也有说话的权利，常常也占据了叙述主体的一部分。因此，在小说叙述中，作者、叙述者、人物共同组成了叙述信息的主体，它们有各自不同的立场观念、认知标准和掌控意义的方式，这正是使小说叙述格外富有魅力的重要原因。[12]

我们这里想要探讨的是前两种叙述主体之间的关系。它们之间的关系更为复杂有趣。叙述者既是叙述声音的发出者，同时也是作者所创造出来的一个特殊“人物”，它是否为作者可靠的代言人？在很多情况下，未必如此。作者作为叙述文本价值理念和意义生成的源头，有多种传达其见解、立场、判断的途径，而让叙述者直接说出来是其中很缺乏艺术张力的一种。有些时候，作者会有意与叙述者隔开一段距离，甚至让叙述者说“反话”把叙述者变得“不可靠”，这便形成了虚构艺术样式所特有的一种叙述方式——不可靠叙述。

首次在叙述学中提出这一概念的是美国修辞学家韦恩·布斯。他在研究小说修辞中的叙述距离时提出叙述者的可靠性问题：“当叙述者按照作品的思想规范（即隐含作者的思想规范）说话和行动时，我把这样的叙述者称为可靠叙述者，反之，我称之为不可靠叙述者。”[13]这一概念被提出后，引起了叙述学界的极大重视，对于不可靠叙述的概念定位，也已从布斯最初的“叙述距离”的角度扩展到多个叙述学的范畴，成为当今叙述学中的一大中心议题。

事实上，“不可靠叙述”在叙述理论中的深入研究，与它作为文学现象在现代小说等虚构文体中的广泛运用是分不开的。如同赵毅衡所说，“叙述者身份的变异，权力的强弱，所起作用的变化，他在叙述主体格局中的地位的迁移，可以是考察叙述者与整个文化构造之间关系的突破口。”[14]不可靠叙述的使用情况，也在一定程度上折射了文化构造体现在叙述艺术上的变迁。早期的传统文学叙述中，不可靠叙述虽也被一些优秀的作家加以采用，但是只是局限于小范围中，更多的作品是让叙述者充当作者的全权代言人，通过大量可靠的评论和指示干预来保证与作者之间思想规范的一致。这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于社会价值观的相对统一，作者通过叙述者所表达的可靠价值规范容易与读者形成认可。而现代社会的一大不同，即是文化思想的多元化，原先统一的伦理价值规范被打破，面对价值观念的多元化，作者需要寻求的不是与读者之间近距离的认同，而是在远距离中拓展阐释的空间和意义的多元，就这样，不可靠的叙述者就大范围地应运而生了。

（二）争论的焦点：隐含作者

不可靠叙述由于在实际创作中已有先于理论的广泛运用，它被作为叙述学概念提出来后，其重要性几乎无人质疑。主流叙述学派几乎都参与到对这一问题的讨论中，然而，由于这一概念本身的丰富性，对它的探讨牵涉到许多悬而未决的理论问题，正如雅克比所说：“可靠性问题在叙事乃至整个文学里的重要性几乎是毋庸置疑的……但是问题的复杂性（可想而知）和解决程度的遗憾性也与其重要性一样巨大。”[15]

这其中首要的就是“隐含作者”概念的确立问题。“隐含作者”与“不可靠叙述”一样是由韦恩·布斯在《小说修辞学》中提出的理论概念。在布斯对不可靠叙述下的定义里，隐含作者的思想规范是判断叙述可靠性的标尺，这一准则被后来大多数研究不可靠叙述的学者所沿用，如普林斯在《叙述学辞典》中就将不可靠叙述定义为：“叙述者的准则和行为与隐含作者的准则不一致；叙述者的价值观（品味、判断、道德感）与隐含作者的相异，叙述者讲述的各种特征削弱了可靠性。”[16]很明显，它是对布斯的定义的一种传承。

然而，遗憾的是，隐含作者这一概念本身带有很大的模糊性，它在理论上的不清晰给不可靠叙述概念的明确增加了难度。许多学者注意到，隐含作者概念有其矛盾的双重性：一方面，它被确立为叙述交流结构中的言说者，是作者的“第二自我”；另一方面，它又潜藏于文本本身，需要读者从整个文本结构的基础上去建构。[17]查特曼更直接声称：“与其说‘隐含的’作者，倒不如说‘推测的’作者。”[18]这一说法与布斯当时对隐含作者的定义相距甚远，对布斯来说，隐含作者是由真实作者所创造的，是其人格在具体叙述文本中的投影，它的存在不以读者的阐释为转移；但在查特曼这里，隐含作者已转变为读者的创造物，至于它是否与真实作者当时的意图相对应，都已经不重要了。

正因为隐含作者概念本身的含混性，有的叙述学者甚至建议取消这一概念，但实际上，学界至今并无更好的方法来取代隐含作者作为判定不可靠叙述的依据。隐含作者概念的意义在于，它使得作者意图以更好的方式进入文本阐释，一方面重新确立了作者的权威，防止读者的无限衍义；另一方面又以文本的方式来接受它，避免传记史料中的作者人格对文本释义的干扰。尤为重要的是，隐含作者作为叙述交流模式中的发起者，有效保证了“隐含作者—叙述者—叙述接受者—隐含读者”这一叙述信息传递活动的展开，从而设立了一种修辞学上的叙述交流观，使得我们可以在作者动因—文本信息—读者接受这一框架内更加全面地了解不可靠叙述的表意模式：它是如何被作者设置出主体的分化，又是如何通过文本的不可靠标记被读者所认知的。

（三）修辞方法与认知方法

不可靠叙述的研究最早开始于修辞方法，韦恩·布斯在修辞学的思路模式中提出这一概念，而他的学生詹姆斯·费伦则沿用这一方法对不可靠叙述概念进行了更深一步的探讨和方法论的改进。

首先，他对“隐含作者”的概念进行了明确，将读者的“推测”成分从概念中清除了出去，而重新强调了其与真实作者间的紧密联系，将其界定为一个“流线型的真实作者，是真实作者的能力、性格、态度、信念、价值观以及在建构一个具体文本时发挥积极作用的其他属性的实际或设想中的综合体。”[19]从而确立了隐含作者在叙述交流模式中的发起者地位，为接下来在这一模式中研究不可靠叙述奠定了基础。

费伦非常看重从作者动因、文本信息、读者接受这三方面的交流互动中探讨不可靠叙述的发生机制。在他看来，“文本通过向作者的读者发送信号，收到预期的具体伦理回应，而个体的伦理回应则依赖于那些预期目标与我们自己的特定价值以及信念之间的互动关系。”[20]正因如此，对于不可靠叙述的探究不能够否认作者的先决作用，是作者首先在叙述文本中针对隐含读者或理想中的读者设置了不可靠叙述的标记，个体读者才有从中进行不可靠性的阐释的可能。在这里，隐含作者的思想规范是能够脱离读者的推测而存在的。与此同时，费伦也没有完全否认读者的作用。他肯定文本的意义产生于作者动因、文本信息与读者反应之间的循环互动，承认不同读者的文化预设和阐释框架会对文本的不可靠性解读产生不同的影响。只是，他强调，这种影响对于作者亦然：“如果说读者需要观念预设来进行阐释建构，那么作者也需要观念预设来建构整体的结构。”[21]

可以看出，作为以修辞方法研究不可靠叙述的代表人物，费伦在建立作者—文本—读者的叙述交流观的同时，其学说的着力点仍在于强调（隐含）作者的规范作用。他假设作者以一种特殊的方式建构文本，将不可靠叙述的或明或暗的标记放置于文本中，期待隐含读者的发现。这一作者动因的存在成为解读不可靠叙述的出发点，它把不可靠叙述理解为“作者编码—读者解码”的修辞交流活动，在他们之间的循环互动中寻找意义的最佳阐释。

与此相反，采用认知方法来建构不可靠叙述的学者们，提出了一套不同于布斯、费伦等修辞叙述学者的方法论原则。以雅克比为代表，他将不可靠性置于文本与读者的互动关系之中，将其视为读者的一种阅读假设，即“为解决文本问题（从难以解释的细节到自相矛盾等各种问题）而提出的假设，以牺牲某种与作者相冲突的中介的、感知的或交际的代理者，尤其是全方位的说话人为代价。”[22]也就是说，在雅克比这里，不可靠叙述不再是隐含作者预先设置的叙述者特征，而是读者依据自身的文化框架或语境因素而对文本展开的阐释策略。为了详细解释这种阐释效果，雅克比还把解读不可靠叙述的“阅读假设”分为五类：1.存在机制（existential mechanism）；2.功能机制（functional mechanism）；3.文类原则（generic principle）；4.视角或不可靠性的原则（perspectival or unreliability principle）；5.创作机制（genetic mechanism）。在这一框架理论下，读者会根据相应的触发机制进行反讽性的文本解读，进而投射出一个不可靠叙述者。

因此，在认知叙述学者这里，不可靠叙述的判定标准已由“作者”转移到了“读者”，它不是存在于与隐含作者思想规范的比较中，而是随着读者阐释的不同而呈现出若干差异。认知方法以读者为中心的原则在A.纽宁这段话里得到了最充分的表现：“直白些说，一个鸡奸者不会觉得纳博科夫《洛丽塔》里的亨伯特·亨伯特叙述者兼调戏儿童的小说人物有什么不可靠，……一个以为与橱窗里的服装人体模特也可以做爱的大男子主义恋物者好像不会看出他的规范与伊恩·麦克尤恩的作品《他们到了死了》（Dead as They Come）里的疯子独白者之间有什么差距。”[23]

可以看出，修辞方法和认知方法在判断不可靠性的方法论原则上背道而驰，它们共同丰富了不可靠叙述的概念内涵，同时，也使得对于这一概念的定位问题更加错综复杂。事实上，任何意指活动都是有意向性的，符号意义传递的过程，是将主体意识投向客体的符号行为，因而发送者的意向是决定释义的重要条件和最可靠的衡量标准。在这一意义上，笔者认为修辞方法对于隐含作者动因作用的强调更加符合不可靠叙述的表意实质，因为只有如此，才能避免读者过度解码和不充分解码的失误，进而维护文本意义准确传达的可能性。

叙述的不可靠性是叙述交流活动中一个很复杂的问题，它涉及文本意义与意图语境的冲突，如同艾柯在《符号学理论》中所提出的，符号是用来“撒谎”的[24]，指的就是符号意义本无所谓真伪，只有有效或无效，关于它的真伪问题是一种价值判断，是需要用符号之外的诸多因素去考量的。在不可靠叙述中，这种衡量的因素离不开通过回溯隐含作者去探寻文本意图，因为这正是保证符号释义正确的唯一标准；同时，符号的释义离不开接受者的阐释语境，不可靠的鉴定过程是读者围绕叙述文本中各种相互冲突的细节和令人疑惑之处，结合自身的阅读经验和伦理体系所作的价值评判。

不可靠叙述本身就是个动态的过程，它是作者对于叙述主体的有意分化，并邀请读者对其作出种种反应，因而，我们只有深入到作者、文本、读者的循环互动中，关注叙述者的不可靠性在叙事进程中的变化，才能厘清不可靠叙述的真实面目和它在文本阐释中的意义所在。

（四）概念的分类及表现样式

不可靠叙述在实际的文学创作中运用极广，这使得这一概念的表现形式充满了复杂性和多样性。因此，从不可靠叙述的概念提出开始，对于它的分类的研究和探讨就没有停止过。

首先，一些学者针对这一概念在定义上的含混性，做出了自己分门别类的努力。如兰瑟很早就提出，应该区分不可靠的叙述者与不可信的叙述者（untrustworthy narrator），前者在讲故事的层面与事实真相不符，后者则在伦理道德层面脱离社会常规。[25]与此相似，奥尔森也将不可靠性区分为事实上的不可靠与规范上的不可靠。[26]他们两人的尝试体现出不可靠叙述在概念生成初期就表现出的分歧：不可靠叙述到底是由叙述者对事件的错误报道造成，还是由叙述者的理解或判断缺陷造成？将两者混为一谈，容易出现困扰。

对于这一问题，费伦与马丁的分类更加细致和有效。他们在前人所区分的事实层面的不可靠性与价值层面的不可靠性这两种类型的基础上，将不可靠叙述的类型进行了扩充，发展为三大类型或三大轴（增加了“知识/感知轴”），并由此区分了不可靠叙述的六种亚类型：事实/事件轴上的“错误报道”和“不充分报道”，价值/判断轴上的“错误判断”和“不充分判断”，知识/感知轴上的“错误解读”和“不充分解读”。[27]根据这六种类型，费伦和马丁对于叙述文本中存在的不可靠线索进行了更加深入的分析。

事实上，以上这几种分类方式都源于对不可靠叙述概念的辨析。这一概念原初的模糊性决定了它需要学界在对其分类的前提下进行理解。与此同时，不可靠叙述作为一种文学现象，在实际的文学创作中也表现出了形态的多样。韦恩·布斯在《小说修辞学》中，就曾列举不可靠叙述者的六种类型：

叙述者贪心（如《喧嚣与愤怒》的第三个叙述者杰生）；

痴呆（如同书中的第二个叙述者班吉）；

轻信（福特·马道克斯·福特的小说《郝大兵》中的道林）；

心理与道德迟钝（亨利·詹姆士《野兽与丛林》中的马洛）；

天真（马克·吐温《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中的哈克》）。[28]

小说中像这样不可靠的第一人称叙述者显然不止于以上这些类型，并且，将不可靠叙述者局限于人物叙述者的性格缺陷的方法，也容易造成对不可靠叙述的误解。诚然，由于第一人称叙述者自身被戏剧化，他所表现出来的人格特点如果与我们的常识标准有较大差距，就容易成为不可靠叙述者的指征。但是，不可靠叙述的表现形式绝非仅是如此。叙述文本中隐含作者与叙述者之间的差距，可以以多样的形式表现出来，对于这方面的分类研究，学界还做得很少，本书将从文本分析的角度入手，探索不可靠叙述在麦克尤恩小说中的表现类型，在此基础上对这一叙述学中的重要概念展开进一步的剖析。

二　本书的研究路径与创新点

本书以不可靠叙述为切入点，探讨伊恩·麦克尤恩在小说中采用的叙事艺术，着重分析他通过不可靠叙述的方法，在隐含作者、叙述者、读者之间进行的叙述交流活动，以及他在这种交流活动中取得的反讽性修辞效果。根据麦克尤恩小说中体现出的不同类型的不可靠叙述特点，笔者将麦克尤恩的小说分为五部分，并从各自的不可靠叙述角度对小说的叙述手法进行分析和论述。

第一章：“疯狂题材与人物型不可靠叙述”，分析了麦克尤恩早期的四部小说（包括两部短篇小说集和两部长篇小说），指出麦克尤恩在这一时期所热衷于塑造的非正常人物其实是不可靠叙述的一种表现形式。通过在极端疯狂的题材中塑造畸形的人物，麦克尤恩把作品的文本意义指向人性的“地下层”。而这种“人物型不可靠叙述”，也正是不可靠叙述手法中最容易被人辨识的一种。它多集中于第一人称叙述，通过塑造偏离于社会常规的叙述者，把叙述定位为不可靠。针对人们最熟悉的这类不可靠叙述，本章针对文本依次进行了分析，指出它对于麦克尤恩早期创作风格的形成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第二章：“‘危机’模式与信息型不可靠叙述”。本章针对麦克尤恩在下一个十年的四部小说，分析了他在不可靠叙述运用手法上的转变，以及因此带来的艺术风格的全面转型。不同于前一阶段以人物为中心而建构的不可靠叙述，麦克尤恩在这四部小说的创作中将不可靠叙述的重心转移到对叙述信息的加工处理之中，以此满足他在这一时期将题材关注点转向现实社会的创作需要。通过对他这四部小说的分析，指出以意象性符号影射深层主题、以悬置手法扣留叙述信息、以旁观叙述者身份制造嵌套叙述、以“叙述化”方式改造客观陈述；等等，都可以是信息型不可靠叙述的一种具体表现形式。

第三章：“小场景写作与复调型不可靠叙述”，提出了一种不可靠叙述类型：复调型不可靠叙述。这一类型的不可靠叙述借用巴赫金的复调理论，将“人物”引入对不可靠叙述的探讨中：人物作为话语主体，可以渗入叙述者的话语语境，以对话的形式或争夺或削弱叙述者的话语主权，使叙述者的叙述变得“不纯正”，从而生成一种不可靠的叙述效果。复调型不可靠叙述在小说中往往呈现为两种具体的形式：“抢话”与间接自由式引语。本章通过分析麦克尤恩的两部小说《阿姆斯特丹》与《在切瑟尔海滩上》，细致阐述复调型不可靠叙述在文本中的具体表现，以及它特有的美学内涵。

第四章：“当代扫描与视角型不可靠叙述”，阐述了麦克尤恩后期的两部小说《星期六》与《日光》中的不可靠叙述手法，把“视角”引入对不可靠叙述的定位中。这两部小说都是第三人称叙述，并且都具有一个固定的视角人物，他们的视角不仅展示出文本叙述的对象，还通过这一视角反观出“看”的主体本身，并进而形成对视角本身的反讽，在用他们的眼光看世界的同时，制造出一种不可靠的叙述效果。

第五章：“叙述分层中的阐释否定：元小说中的不可靠性”，针对麦克尤恩的《赎罪》，分析这部作品中所体现出来的两种不可靠叙述类型：分层式不可靠叙述与元小说式不可靠叙述，并分别对其进行阐述。分层式不可靠叙述主要是通过叙述层次间的对比彰显出不可靠性，《赎罪》中有三个叙述层次，它们的共存使得人物事件的报道、判断与评论都显示出不可靠性。元小说式不可靠叙述则是与元小说本身的特殊性有关，它将小说的虚构本质暴露到前台，通过向读者展示叙述加工的痕迹，而示人以“不可靠”。《赎罪》中的分层式不可靠叙述与元小说式不可靠叙述一起，制造出巨大的反讽张力，成为麦克尤恩的一部代表之作。

以此出发，本书的创新性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从不可靠叙述的角度全面阐述麦克尤恩的小说，深入分析和说明这一叙述策略在麦克尤恩作品中的艺术表达作用。目前国内对于麦克尤恩的研究还止于他的少数单个作品，尚无人对他的小说进行总体的探讨与评价。本书选择从不可靠叙述这样一个麦氏作品中的显著特征入手，深入分析他的小说的叙述结构，阐述它作为一个文本表意符号，作者在其中有意设置的不可靠“推测邀请”、它的不可靠的人物塑造与信息传递，以及读者根据自身的概念框架进行的远离文本表面义的诠释与解读。这是体现麦克尤恩创作风格特征的一个重要方面，通过这一角度，可以对他的艺术魅力和审美价值有一个全新的认识。

第二，深入分析不可靠叙述在叙述交流过程中的生成机制，对它的表现形式进行了分类，在不可靠叙述的方法论探讨上进行了整理与补充。以往对于不可靠叙述的研究多着眼于人物化的叙述者的塑造上，分析这一叙述者的规范与隐含作者之间的偏差，因而多局限于第一人称小说。本书认为不可靠叙述的表现机制是多样化的，并不局限于对于人物叙述者的塑造上：作者可以通过文本信息的延宕、人物视点的转移、叙述距离的控制与叙述声音的融合等多种方式进行不可靠叙述的表达。根据麦克尤恩小说的具体特点，本书将它的不可靠叙述表现机制归纳为六种类型，在此意义上，对不可靠叙述的概念内涵和它与具体文本的结合进行了一次创新的尝试与探索。

第三，提出不可靠叙述作为现代和后现代小说广泛使用的叙述策略，不仅是文本中叙述者在事实或评价意义层面上的不可靠，而且是文本符号在表达与解释之间的一种张力，是作者有意发送的表面义与实际义相互冲突的符号，它旨在创造一种强有力的“互动式交流”，因而具有十分普遍的文学价值和现实意义。不可靠叙述在很大程度上表现为反讽，它是一种“非直接表达”，即符号的表意非但不是它直接所指，而且常常走向它的反面，这一对立意义的解读依赖语境和读者的阐释，文学的审美张力也因此而呈现。从这一层面上讲，不可靠叙述的广泛使用是现代叙述艺术的一次革新，它脱离了以前主要以比喻的各种变体为基础的符号表意模式，而接近了“反讽”这一特征，从文本表达面与意图面的相互冲突中寻找新的艺术表达效果。不可靠叙述由此催生了许多现代和后现代主义文学的叙述表现形式，它符合当今时代以“反讽”为主要格调的趋势，有进一步发展的广阔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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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Daniel Zalewski，“The Background Hum：Ian McEwan’s Art of Unease”，in The New Yorker，February 23，2009，p.2.

[2]Ian McEwan，“An Only Childhood”，in The Observer，January 31，1982，p.41.

[3]麦克尤恩1987年的小说《时间中的孩子》中，还曾描述过相关的情节。

[4]David Malcolm，Understanding Ian McEwan，Columbia：South Carolina Press，2002，p.2.

[5]Jack Slay，Ian McEwan，New York：Twayne，1996，p.1.

[6]Ian McEwan，introduction，The Imitation Game：Three Plays for Television，London：Cape，1981，p.16.

[7]Jone Haffenden，Novelists in Interview，London and New York：Methuen，1985，p.173.

[8]Kiernan Ryan，“Sex，Violence and Complicity：Martin Amis and Ian McEwan，”in An Introduction to Contemporary Fiction，Cambridge：Polity，1999，pp.203－218.

[9]David Malcolm，Understanding Ian McEwan，Columbia：South Carolina Press，2002，p.6.

[10]相关资料数据，参见http：//www.ianmcewan.com/bib/。

[11]闻一多：《诗的格律》，《闻一多文选》，林文光选编，四川文艺出版社2010年版。

[12]参见赵毅衡《苦恼的叙述者》，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94年版，第24—25页。

[13]Wayne C.Booth，The Rhetoric of Fiction.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61，p.159.

[14]赵毅衡：《苦恼的叙述者》，前引书，第1页。

[15]T.Yacobi，“Fictional Reliability as a Communicative Problem，”in Poetics Today 2，1981，p.113.

[16]G.Prince，A Dictionary of Narratology.Lincoln：University of Nebraska Press，1987，p.101.

[17]A.Nunning，“Deconstructing and Reconceptualizing the‘Implied Author’：The Resurrection of an Anthropomorphicized Passepartout or the Obituary of a Critical‘Phantom？’.”in Anglistik Mitteilungen des Verbandes Deutscher Anglisten 8，1997，pp.95－116.

[18]S.Chatman，Coming to Terms：The Rhetoric of Narrative in Fiction and Film.Ithaca，NY and London：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90，p.77.

[19]J.Phelan，Living to Tell about It：A Rhetoric and Ethics of Character Narration.Ithaca，NY and London：Cornell University Press，2005，p.45.

[20]［美］詹姆斯·费伦、玛丽·帕特里夏·玛汀：《威茅斯经验：同故事叙述、不可靠性、伦理与〈人约黄昏时〉》，载《新叙事学》，马海良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35—36页。

[21]J.Phelan，Living to Tell about It：A Rhetoric and Ethics of Character Narration.Ithaca，NY and London：Cornell University Press，2005，p.49.

[22]［以］塔玛·雅克比：《作者的修辞、叙述者的（不）可靠性，相异的解读：托尔斯泰的〈克莱采奏鸣曲〉》，载《当代叙事理论指南》，申丹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04页。

[23]［德］安斯加·F.纽宁：《重构“不可靠叙述”概念：认知方法与修辞方法的综合》，载《当代叙事理论指南》，前引书，第91页。

[24]［意］乌蒙勃托·艾柯：《符号学理论》，卢德平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5页。

[25]S.S.Lanser，The Narrative Act：Point of View in Prose Fiction.Princeton，N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81，pp.170－171.

[26]G.Olson，“Reconsidering Unreliability：Fallible and Untrustworthy Narrators，”in Narrative 11，2003，pp.93－109.

[27]J.Phelan，Living to Tell about It：A Rhetoric and Ethics of Character Narration.Ithaca，NY and London：Cornell University Press，2005，pp.49－53.

[28]赵毅衡：《当说者被说的时候》，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4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