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研究的核心概念

本研究主要有四个核心概念需要加以界定说明:转型期,是本研究的大致时间限定;边疆,一定意义上表明了本研究的空间限定;社会问题,是本研究的广义对象;边疆社会问题,是受转型社会影响下边疆的社会问题,也是本研究最核心的研究对象。对这些概念的理解与限定,是我们后续研究的基础和根本出发点,也是我们构筑边疆社会问题理论框架的基石。

一 社会转型期

社会转型期现已成为一个流行话语,对学术研究而言更是使用较为广泛的术语之一。正是社会的全面转型,致使一系列新的社会问题逐步凸显出来,社会问题的时代特征也越发鲜明。社会转型期既是研究边疆社会问题的时间维度,也是审视边疆社会问题变化的宏观变量。对转型期的充分观照与合理界定,是本研究能够顺利进行的前提。

对于社会转型期,学术界有不同的界定,其中以郑杭生先生论述最为精到。郑杭生先生认为,转型,是指事物从一种运动形式向另一种形式过渡、转换的过程。所谓社会转型,是指社会结构和社会运行机制从一种形式向另一种形式转换的过程。就中国的情况而言,中国社会现在正处在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过程当中。[2]其中,1978年以来的转型为“快速转型期”,快速转型社会的明显特征是社会优化与社会弊病并生、社会进步与社会代价共存、社会协调与社会失衡同在。[3]可见,社会问题与社会转型是如影随形的,我们研究社会问题,一定要将其放到社会转型的特定社会历史背景下来考察。

就地理空间而言,可以说社会转型已经全面而彻底地发生在整个边疆社会,尤其是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社会转型加速期边疆的社会问题更加凸显。我们研究的边疆社会问题,就以这一特定历史时期为主。然而,任何事物都是历史的延续,今天的社会结构是历史上社会结构的继续,历史学就是昨天的社会学,在研究当前的边疆社会问题时,一定不能割断历史。因此在本研究的逻辑中,我们将不时对边疆社会问题进行溯源,因为只有这样才能更加科学地认识当今的边疆社会问题。

二 边疆与云南边疆

顾名思义,所谓边疆,就是“国家疆域的边缘地带”[4]。其中又有陆疆、海疆和空疆之分,本书讨论的主要是陆地边疆。据统计,目前我国共有长达2.2万多公里的陆地边界线,周边分别与朝鲜、俄罗斯、蒙古、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塔吉克斯坦、阿富汗、巴基斯坦、印度、尼泊尔、不丹、缅甸、老挝、越南等14个国家接壤,境内沿边界线共分布着辽宁、吉林、黑龙江、内蒙古、甘肃、新疆、西藏、云南、广西共9个省区(自治区)。从广义上讲,凡分布在边界沿线的省区,都可以称为“边疆地区”或“边疆省区”,但由于这些边疆省区普遍具有地域辽阔的特点,因而在各边疆省区内部,通常又有“边境地区”与“靠内地区”的区分。其中,边境地区即狭义上的边疆地区,在官方文件和统计分类上,一般是指沿边界线分布的县级政区,称为“边疆县(市)”或“边境县(市)”。除此之外,各边疆县(市)所隶属的州市,在一定的情况下,也可以称为边疆州或边疆市,其中有的辖下各县市全部位于边界线上,如云南西双版纳州的景洪、勐海、勐腊三县市,更多的则是仅辖下部分县市沿边界线分布。而按我国的现行政策,严格意义上的边境地区,是指沿边界线我方一侧20公里以内的狭长地带,居住在这一地带内的我国各民族公民都具有“边民”身份,即“边境地区居民的身份”,可以持政府颁发的“边民证”往来于边界线两侧而无须办理护照和签证。

本书所说的“边疆”,既不是泛指占我国领土一半以上的整个沿边9省区,也不是严格意义上的边境地区,而是中观层面上的边疆地区,即我国各边疆省区辖下直接位于边境沿线的各县级政区。就云南边疆而言,主要是指沿着中缅边界云南段、中老边界和中越边界云南段共4060公里边界线分布的25个沿边县市,即怒江州贡山县、福贡县、泸水县,保山市腾冲县、龙陵县,德宏州盈江县、陇川县、瑞丽市、潞西市,临沧市镇康县、耿马县、沧源县,普洱市澜沧县、西盟县、孟连县、江城县,西双版纳州勐海县、景洪市、勐腊县,红河州绿春县、金平县、河口县,文山州马关县、麻栗坡县和富宁县。据统计,上述云南沿边25县市合计国土面积9.20万平方公里,约占云南全省总面积39.4万平方公里的23.35%;共有各民族户籍人口645.35万人(2007年),约占全省总人口4514万人的14.30%。[5]

由于历史和文化上的诸多原因,我国少数民族多分布在边境沿线地区,特别是在广大的西部,几乎整个边境沿线地区都以少数民族为主,因而在通常情况下,边境地区又被称为“边疆民族地区”。例如,在云南边境沿线25个县市的645.35万户籍人口中,共有20多个世居少数民族的人口达390.12万人,约占区内总人口的60.45%,其中少数民族所占比例居于前五位的分别为福贡县98.79%、绿春县98.34%、贡山县96.28%、西盟县93.85%、沧源县93.23%。而在政权设置上,则除保山市腾冲、龙陵两县和临沧市镇康县,其余22县市全部为民族自治县和自治州辖县市,所占比例高达88%。[6]

当然,对此需要强调的是,以上对边疆概念的界定,一是指近现代严格意义上的国家和国界线确定以后的中观层面上的边疆;二是界定的基础,主要是依托现有边界线和行政区划两大要素;三是充分考虑到了边境地区在人口结构和政区设置上,少数民族均占据主导等相关因素,交叉使用“边疆民族地区”的同义概念。此外需要指出的是,在学术界,还有“政治边疆”、“文化边疆”[7],“大边疆”、“小边疆”[8],以至“利益边疆”[9]、“经济边疆”、“信息边疆”、“安全边疆”、“时间边疆”[10]等诸多提法。其中,吴文藻、李安宅两位边疆学元老的“政治边疆”和“文化边疆”,已包含了“边疆民族地区”的部分概念;我国的边疆学泰斗、中国社会科学院边疆史地研究中心原主任马大正教授所说的“大边疆”,即本研究界定的边疆省区(自治区)或者说广义边疆地区,“小边疆”则与我们要展开讨论的空间范畴基本一致。

三 社会问题

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国内外对“社会问题”的定义已有上百种之多。因本书将在第二章辟有专节展开讨论,故于此仅就社会问题的基本含义先作几点说明:

第一个层面,社会问题是一种客观存在的社会现象,并且具有社会危害性,这是社会问题认定的必要条件。

第二个层面,具有社会危害性的客观现象,需要被社会群体明确意识到,才能成为严格意义上的社会问题。对此,有学者持反对意见,认为未被明确意识到的具危害性的社会事实,并不一定就不是社会问题,例如我国封建社会中的妇女裹小脚等畸形社会现象,就一直存续了很长的时间而并未被人们意识到是一个社会问题。对于此类客观存在并具有危害性但又未被人们意识到的社会问题,可以视为潜在的社会问题或者说“隐性社会问题”。

第三个层面,是指在人们意识到这一客观危害性前提下而采取的行动,如利益受损群体的抗争、公众人物的呼吁、媒体的宣传报道,目的是引起政府或有关组织的重视。这就是社会问题建构的过程,如果没有这个过程,就只能算是“准社会问题”。

第四个层面,在具有危害性的社会现象被注意到,并且到了非解决不可的时候,政府或有关部门通过调查研究,采取措施予以治理和解决。当然,不少社会问题的治理和解决绝非是立竿见影的,只能得到缓解或改善。

在本研究中,我们仍沿用传统的社会问题定义,即以是否妨碍公众的社会生活、破坏社会稳定,以及是否影响社会的良性运行和社会进步作为根本前提。“社会学是关于社会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的条件和机制的综合性具体社会科学”[11],作为社会学核心内容之一的社会问题,从是否影响社会良性运行这个角度进行定义,最能体现出社会学的现实关怀性。郑杭生先生对社会问题的定义,十分贴切地反映出这一点,他认为:“社会问题,指的是在社会运行过程中,由于存在某些使社会结构和社会环境失调的障碍因素,影响社会全体成员或部分成员的共同生活,对社会正常秩序甚至社会运行安全构成一定威胁,需要动员社会力量进行干预的社会现象。”[12]这一概念非常适合对社会问题的理解。与此同时,社会问题是一个社会的、历史的概念,只有将其放在特定的社会情境中来讨论才有意义,这也是我们把社会问题置于我国快速转型的社会背景中来考察的主要原因。

四 边疆社会问题

“边疆社会问题”是本研究最核心的概念。边疆社会问题是对边疆地区各种社会问题的统领性概念,属于抽象层次较高的理论范畴。对边疆社会问题的界定,取决于“边疆”和“社会问题”两个要素,二者有机结合,共同构成边疆社会问题的概念内涵(见图1-1)。“边疆”与“社会问题”的概念前面已经作了初步的界定。此处的“边疆”,即是前文所指的“我国各边疆省区辖下直接位于边境沿线的各县级政区”。由此,边疆社会问题可以定义为:发生在或者主要发生在边疆地区的社会问题。从其定义看,主要分为两种情况:

一是指发生在边疆地区的社会问题,即出现在边疆地区而不是“内地”或其他地区的社会问题,强调的是空间上的特定范畴。如云南跨境赌博问题,跨境赌博问题在境内、境外都普遍存在,表面看来赌场设在境外,但都是境内人员到境外投资、营业或招揽境内人员出境参赌,属于比较典型的边疆社会问题。而且,跨境赌博问题在我国边境地区属于较为普遍的社会问题。

二是主要发生在边疆地区的社会问题。例如20世纪90年代初期的云南艾滋病问题,1990年在德宏州首次发现146名艾滋病感染者,约占当时我国大陆发现的艾滋病感染者总人数的96%,此后一段时间内德宏州艾滋病感染者占全国总人数比例维持在80%—90%的较高水平,因而这属于主要出现在边境地区的社会问题。除此之外,20世纪80年代、90年代云南边境地区的毒品问题,也属于主要出现在边境地区的典型边疆社会问题。

图1-1 边疆社会问题结构图

最后,还要略作补充说明的是,许多内地普遍存在的社会问题,在边疆民族地区也同样存在,有的还不乏较明显的边疆色彩,如教育、医疗、就业、社保等民生问题,以及“两抢一盗”、卖淫嫖娼、集众赌博等违法犯罪活动,同样妨碍到了社会的良性运行,但由于篇幅所限,恕不过多涉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