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言

当今西方学术界对公共生活的研究可以划分为三个学派，分别以于尔根·哈贝马斯（Jurgen Habermas）、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1]和理查德·桑内特（Richard Sennett）为代表。近年来，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public sphere）理论被国内外学者广泛用于研究明清以来的中国社会，并取得了一系列成果。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是由“经济利益和政治争论构成的”，“最关键的含义，是独立于政治建构之外的公共交往和公众舆论。它们对于政治权力是具有批判性的，同时又是政治合法性的基础”。^[2]在公共领域所开展的政治批评中，一个介于贵族社会和市民阶级知识分子之间的“有教养的中间阶层”开始形成。而美国学者桑内特则采用人类学的方法，将“公共领域”讨论的重点转移到“政治”以外。在他的学说里，“公共”是形象而具体的，“公共领域”不只是某种感情模式，同时还具备地理学上的意义，“它存在于它和另外一个领域—也就是私人领域—的关系中”。“此外，作为整体的一部分，它还涉及政治行为、人权观念、家庭的组织和国家的局限。”^[3]桑内特“公共领域”中的活动主体就是“公共人”（public man）。

在《公共人的衰落》问世以前，社会学界对公共生活的讨论主要集中在政治方面，而且其时“公共空间”是一个高度抽象的领域，缺乏历史的厚重和生动。然而，现代意义的公共空间最早是在西方城市出现的，倘若离开了城市的生活、文化和地理的演变，单纯对公共空间进行分析，必然是有所缺憾的。桑内特所采取的研究途径则更加接近于人类学和历史学，试图以大城市为背景，来探讨人类的日常行为及社会交往。桑内特沿用了西方古老的“人间戏台（theatrum mundi）”观念，认为戏台与街道之间存在着逻辑上的关联，从而对戏院中正式的表达模式和城市街头常见的表达模式进行比较。这在学术界的话语体系中，被称为“戏剧学模式”，后亦被叫做“述行性”。该著主要研究了伦敦、巴黎、纽约从18世纪到20世纪的演变，由此赋予这种模式一个历史框架，通过研究人们和陌生人说话的方式、人们在街道上所穿的服装及室外空间和室内房间的对比，通过对日常行为和艺术领域中精心组织的表达进行比较，进而厘清这些具体行为的含义和它们的表达性。

按照人格在“公共领域”的表现及作用，桑内特将“公共人”分为两种：“少数人继续在公共场合主动地表达自己，延续了古代政治时期的想象，即认为凡人皆是演员。……另外一类公共人和前一类共生共长，这一类就是观众。观众参与公共生活的决心不如观察它的决心大，尽管他对自己的情感并不确定，但他并没有抛弃公共社会。”^[4]“演员”的表演始终是主动的，在某些情况下，“演员”充当规训者和“指挥家”，能够在公共场合激起“观众”的情感，让后者知道他们的生活是多么耻辱，多么需要改变；进而鞭策他们采取行动，改变他们的行为，最终征服后者，得到群起附和的效果。然而，“演员”并不总能起到主导的作用，有时候“观众”只是被动、沉默、专注地观察。此时，“观众”希望感知到更多的东西，需要在“演员”身上看到权威。另外，在公共场合，即使没有值得关注的人物，“沉默的观众”依然存在。

对于西方社会学理论的跨文化应用，需要将其从特定、具体的历史中抽象出来，审慎地创建出一般性的理论架构。桑内特的“公共领域”理论主要以18世纪以来的伦敦、巴黎和纽约为背景来研究日常行为及社会交往模式。咖啡屋^[5]、咖啡厅^[6]、酒吧、餐厅、俱乐部、供行人散步的公园以及戏院本身的前厅和附属建筑物，甚至街道等各种社交场所，都成为“公共领域”范围。而“公共人”则是活动在“公共领域”中的具有公共关怀的“演员”和“观众”。本书采用桑内特具体化了的“公共领域”定义，引入其“公共人”概念，对晚清江浙地区的女性进行一个全新视角的研究。在晚清江浙地区，女子放足会、女校等“女子俱乐部”相继成立，除了公园、戏园，图书馆、演讲坛等也逐渐向女性开放，以往深居内闱的女性开始大规模进入“公共领域”。以往囿于私人领域、私人关怀的女性开始历史性地拥有公共关怀、公共意识，从而成为“公共人”。以往“内言不出，外言不入”的女性开始进入公共领域，或成为受人瞩目的“演员”，或成为专注观察的“观众”，她们的进步是划时代的。请看此前的女性社会地位：

恰恰是在大清国，一个普通的清国男人会告诉你：“女人绝对是最下贱的劣等动物！”而当你反问道：“她们不是也有精神和高贵的灵魂吗？”他就立即会发出“呸”、“呸”的轻蔑声。不过，当你对他说：“整个大清国政府在过去18年中，除了偶尔的间断外，都是操纵在两个女人手里的，即皇帝的母亲慈禧皇太后以及慈安皇太后。这两个女人是大清国甚至是任何其他国家和民族在世的女人中最聪明的人。”听到这番话时，他会平静地回答：“她们也许和别人不同吧。”并且他仍丝毫不愿承认大清国的妇女可能也有智慧和理性。^[7]

作为占总人口大约一半的另一性别，女人一直都存在着。然而，大多数情况下，女人只是关于“男耕女织”的描绘中模糊的影子，或者，是缕缕温情炊烟的默默守候者。她们“可能也有智慧和理性”？

从父系氏族社会起，女性就历史性地退出了公共事务的决策与管理，开始转向主要从事家内事务的操作。《尚书》中已有“牝鸡无晨。牝鸡司晨，惟家之索”的铿锵话语。根据《尚书》的成书年代可以确知，汉代以前已开始对女性参与决策、管理的行为进行妖魔化描述，并严厉制止。可以说，自有信史以来，女性就被限制于“由家人和朋友构成的、受到遮蔽的生活区域”^[8]，即私人领域，缺少表现其“智慧和理性”的舞台。因此，千百年来，中国信史大都是关于男性精英浩如烟海的记述，载入史册的女性寥寥可数。即便如此，相关的记载亦多是诸如某某之母某氏、某某之妻某烈妇之类，语焉不详。这就是中国古史中的女性，她们没有名字、身影模糊，只占据历史记忆的小小一隅。正如西蒙娜·德·波伏娃所说：“女人并非生来就是女人，而是社会使她成为了女人。”^[9]男权制社会中，男人掌握了政府权力及家族权力，以男性话语系统来规范社会、塑造女性；而女性则处于被规范、被塑造的地位，成为“第二性”。

江浙地区的门户—上海，在中国近代（以及此前）历史上的特殊性对近代女性的“公共人”化具有独特的影响。至少在嘉庆年间，上海凭着海运方面的强大优势就已经比较繁荣：“闽、广、辽、沈之货，鳞萃羽集，远及西洋暹罗之舟，岁亦间至，地大物博，号称繁剧，诚江海之通津，东南之都会。”^[10]列强正是看中了包括上海在内的五个口岸在通商方面的重要意义，便通过鸦片战争提出开放通商口岸等要求。上海开埠后，以商人为主的外国人蜂拥进入上海，其中也有不少传教士。1848年，美国新教传教士裨治文在伯驾的资助下购买了一处房产，建立了新教上海传教站^[11]；紧接着便计划开办一所小教堂和一所学校。1850年，裨治文夫妇便成功地在上海创办了一所女学—裨治文女学。而传教士主办的《万国公报》（原《教会新报》）则发表了一系列禁止缠足、禁溺女婴等文章，为中国女权的发展产生了不可替代的影响。传教士所创办的墨海书局（1843年）、广学会（1887年）等，除了出版基督教书籍，也在译介西书方面作出了重大贡献，对中国士子特别是上海及江浙士子产生了巨大影响。早期维新派知识分子王韬就曾供职于墨海书局。同时，上海由于租界的存在，清廷的严密统治难以为继。这也使其客观上成为新型精英分子的云集之地和众多进步刊物的创办之所。众多新型知识分子的产生，则成为女性“公共人”化的一个必要条件。开埠后的上海，在经济、文化等各方面都发生了巨大变化，从而使其社会风气也日渐文明，开始走向近代化。《法华乡志》也曾提到：“上海自开埠通商以来，地方风气为之一变。”^[12]社会风气的开通，也是上海成为中国近代女权、女学发展首善之区的重要因素。除了上海的影响，浙江地区也有着独立的特点，从而对女性“公共人化”产生了独一无二的影响。在晚清，上海属于江苏；江、浙毗邻，上海对浙江的辐射力可想而知。但浙江自身的诸多特点也不可忽视：鸦片战争后五口通商，宁波是其中之一；再者，鸦片战争后，英国随军牧师、普鲁士的新教教士、身兼英军翻译和情报官的郭士立担任了定海的“县令”，在殖民统治之余，也带来了一些近代的文明。譬如，郭士立强令地方绅董捐银建书院、育婴院、养济院、苦老院等。最值得一提的是，中国大陆最早的女校即出现于浙江宁波。所以说，江浙之地，风气开通居全国前列，成为清末女性“公共人”化发展最迅速、成果最显著之地：其时有数量较庞大的女性转化为“公共人”—具有了公共意识、公共关怀，同时也给江浙女界、江浙社会带来一系列破天荒的新变化，进而也影响到整个国家的阶层力量对比、社会风气等，甚至对中国的历史进程施加了一定影响。正因为如此，本书选择这一区域作为具体考察对象。

本书引入“公共知识分子”和 “公共人”^[13]概念，以“社会性别”（gender）理论为指导，结合晚清时代的国际、国内背景，运用社会学理论，对晚清江浙地区女性的“公共人”化进行系统研究。发生在晚清的女性解放运动，使得千百年来基本生活在“私人领域”中的中国女性命运有了历史性改变—放弃缠足、保持天足，走出家门、走进学堂、走进社会，甚至走出国门，并且开始成为女性“公共人”，真正地融入社会。女性的公共人化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大大提高了社会的人力、智力、财力资源，促进了社会的发展；不仅发挥了女子才能，同时也促进了男子的发展、社会的进步。

“公共人”概念对于本书的主要贡献在于，它带来了一种新的研究视角和分类方法，使本书得以将研究的重心置于中国内闱之中女性的公共意识与公共关怀方面，包括其公共意识的产生—由个体人到公共人；以及其公共关怀的由弱到强—由“沉默的观众”到“热烈回应的观众”，进而成为积极参与的“演员”。在晚清中国，外国人每每痛斥中国人乏国家意识、少公德心等等。中国男子由于是天然的公共生活的参与者，其公共人化的进程较快，程度也较高；而中国困守内闱的女子则由于众所周知的历史原因，较少与公共生活产生联系，因此其向公共人转化的社会背景、原因及进程就足以成为一个课题。作为本书研究对象的女子，主要是中、上层的女子，她们有机会，或者说有条件接受教育。具有一定的文化程度使她们有更多机会接触近代新鲜事物；具有一定的家资使她们有条件购买相关近代女子教育的书刊或接受近代女子学校教育。我们承认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然而总需要一些最早的振臂高呼、产生社会影响的人来开风气之先。本书的研究旨趣亦在于此。

直至当今社会，中国女性的公共人化进程还没有最终完成。许多规章、习惯和习俗，都对女性的公共人化形成了这样或者那样的阻力，男女两性平等、和谐发展的局面还远没有形成。本书对于晚清女性公共人化的研究，便是希望重构历史，以资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