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政治纷争与武士

以土地为焦点的经济斗争愈演愈烈之际，围绕权力的政治斗争也日趋白热化。同时，政治舞台上的权力纷争也走上了武力化的道路，为武士提供了更大的发展空间和更强的发展动力，使武士的用武之地、活动舞台从经济领域向政治领域延伸，从地方向中央扩展，大大加速了武士的发展步伐。

（一）地方权力纷争

土地国有制的瓦解动摇了天皇制中央集权国家的统治基础，削弱了天皇朝廷对地方的控制力，于是，各种社会势力乘机抢夺国家对土地的政治权力。地方的权力纷争，表现为庄园对国家分权和地方对中央分权两个方面。

庄园产生后，庄园主以不断膨胀的经济实力和私人武装为依托，通过合法或非法的手段蚕食国家对土地的经济权和政治权。依据 《三世一身法》和 《垦田永世私财法》，垦田本身就具有不同程度的私有性质。垦田发展为庄园后，庄园土地的经济权、公法权进一步发生质的变化，日益向庄园主方面转移。9世纪，庄园主取得不向国家缴纳租税的权力 “不输”，庄园土地的经济权落入庄园主手中。10世纪，又取得国衙官吏不得干涉庄园内部事务的权力 “不入”权，庄园土地成了庄园主的私人领地。庄园摆脱国家的控制后，经济上的土地所有权和生产经营权、政治上的行政统治权和司法警察权，统统转归庄园主行使。

寺院、神社庄园也加入向国家争夺政治统治权的行列，并且由于其雄厚的经济实力和强大的武装力量，常常采取极端方式。例如，为了取得新垦田地的 “不输”、　“不入”权，武装僧侣甚至抬着神木、神轿等 “神器”向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进行 “强诉”。国家颁布庄园整肃令后，寺院、神社的武装强诉日趋频繁。院政时代，强诉盛行，年年都有强诉事件，强诉成为突出的社会问题，南都北岭，都号称以3000僧众上京强诉。以兴福寺和比睿山的武装僧侣为首，动辄入京强诉，甚至直接冲向法皇的御所进行控诉，迫使法皇满足其要求。

庄园主成为庄园的实际统治者后，剩余国有土地 “公领”的统治权也转入国司手中。形成庄园主统治庄园，国司统治公领 （国衙领）的政治局面，国家对地方各国的统治范围、统治权力大为缩小。

班田制废止后的庄园公领制时期，国家的统治力削弱，对地方的统治益发无能为力，不得不将地方各国的统治权力委之国司，实行地方分权制。国家在地方各国实行国司包税制，只要国司按时足额向国家缴纳租税，国家不干预国司的各项地方事务。这样，国司对地方的统治权增强，对中央政府的独立性增大。国司凭借国家赋予的包税权和庄园审批权，促使国家剩余公领土地向国司的私人领地转化。因此，公领也有 “国衙领”之称。

平安时代中期的 “知行国”制，让皇族、朝臣等中央贵族 （后来还包括武家栋梁）兼任地方国司。这些受任国司—— “知行国主”，政治上拥有官吏的任免权，经济上自行决定赋税收益，朝廷一概不加过问。知行国制度表明，国家实际上已承认无力对全国土地实施有效统治，不得不将国家对地方的统治权让给皇族和权门世家，甚至强大起来的武家。天皇朝廷对国家统一的政治统治权不复存在，国家土地处于各种社会势力的控制之下。

（二）中央权力纷争

皇宫深处历来是政治斗争的巨大漩涡，权力争夺最为激烈。在地方草莽阶层大肆抢夺国家土地之时，中央权门贵族则忙于抢夺天皇手中的政治权力。而且，随着政治斗争的尖锐化和白热化，中央权门贵族，甚至皇室也纷纷利用武力作为政治斗争的工具，促使权力之争也走向武力化的道路。中央的权力之争，一是藤原氏谋求最高统治权，确立起藤原氏的“摄关政治”；二是天皇的父亲 （上皇，如果出家便称法皇）与藤原摄关家的斗争，建立起以上皇 （或法皇）为中心的 “院厅政治”。

最先抢夺天皇权力的是藤原氏——大化改新的主要领导人中臣镰足的后裔，中臣镰足因在大化改新中的赫赫功勋，被天智天皇授予最高官阶——大织冠位，赐姓藤原，成为最大的权门贵族。

藤原氏左右朝政、攫取最高中央权力的办法主要包括两点：一是与天皇建立血缘关系，占据外戚地位，取得天皇岳父或外祖父的身份；二是玩弄权术，以种种阴谋手段打击政敌、排斥异己。857年，藤原良房成为第一个非皇族身份的太政大臣；858年皇太子惟仁亲王即天皇位，称清和天皇，藤原良房以太政大臣身份为年幼的小外孙 “总摄庶政”。866年，藤原良房又制造 “应天门事变”，清除了左大臣源信 （嵯峨天皇的皇子）、大纳言伴善男等政敌。同年，藤原良房出任 “摄政”，掌握中央的实际权力，开创了藤原氏世袭摄政 （天皇年幼时，辅政者称摄政）、关白 （天皇成年后，辅政者称关白）的惯例。9世纪中叶到11世纪中叶，是日本历史上的 “摄关政治”时代 （也称藤原时代），皇权旁落，中央集权名存实亡，摄政、关白掌握实权，视天皇为傀儡。天皇年幼时藤原氏以摄政身份代行皇权，天皇成人亲政后藤原氏改任关白，继续掌握朝廷大权。摄政、关白形式上是辅佐天皇，实际上是抢夺了天皇的权力，这两个职务均由外戚藤原氏一家担任，因此藤原氏家族也被称为 “摄关家”。

寄进系庄园迅速发展的10世纪中叶，藤原氏是最有势力的中央权门势家，握有地方国司的任免权。为此，地方庄园领主纷纷将庄园寄进给摄关家，以求庇护，藤原氏一族成为全国最大的庄园领主——本家。随着摄关政治经济基础的扩大，藤原氏在此后百余年间专擅朝政，随意废立天皇，摄关家的家务管理机关 “政所”成了国家的权力中心，从政所发出的 “下文”和 “御教书”取代了天皇的 “宣旨”而生效，天皇朝廷成了举行礼仪的场所。藤原道长 （966—1027年）任左大臣和内览时，接连将自己的四个女儿彰子、妍子、威子和嬉子立为四位天皇的后妃，后一条（1008—1036年）、后朱雀 （1009—1045年）和后冷泉 （1025—1068年）三代天皇都是他的外孙，终于在朝廷取得了史无前例的巨大权力。藤原道长及其子藤原赖通两代约50年间，是摄关家势力最盛的时代。藤原道长的一首和歌表达了他执政30余年的得意心情，也是皇权旁落、中央集权名存实亡的真实写照，“斯世我所有，一如我所思；皎皎十五夜，满月无缺时”[4]。

摄关政治的建立与日本当时的婚姻习俗不无关系。“日本的社会进入有历史记载的时期以后，仍然没有完全摆脱母权制的影响，婚姻制度一般是男方住入女方家中的招婿制 （亦称婿入婚）的形式。”[5]许多天皇出生在外祖父家，在外祖父的抚养和教育下长大成人，在外祖父的影响下登基，难免要受制于外祖父。

所谓 “院政”，乃是退位天皇——上皇以天皇父亲的身份利用父权执掌朝政、行使政治决定权的政治形态。与摄关政治一样，院政也是私人管理国家的政治，二者的区别在于摄关政治以外戚为中心，最后的决定权在天皇；院政以退位天皇——天皇的父亲为中心，最后的决定权掌握在上皇手中。在天皇之外的人掌握国政这一点上，院政与所谓摄关政治和武家政治相同，但是本质却完全不同。摄关政治和武家政治，或是代替天皇，或是通过由天皇委托权能的手续，政治权力的根源，来自于天皇的权威地位，属于挟天皇以令天下的性质。然而，院政既没有由天皇委托权能的手续，也不是代行天皇权威，完全是根据上皇个人的意志，并以此作为惯例。[6]总之，院政不仅私人性质更为浓厚，而且具有专制君主的性质。

院政的创建者白河天皇 （1053—1129年）1072年即位，1086年将皇位让给年仅8岁的堀河天皇，自己作为上皇 （后出家，称法皇），在其居住的宫殿内建立院厅继续执政。上皇具有前任天皇和在任天皇父亲的双重身份，因而不为旧制、旧例束缚，完全按照自己的意志行事。院政的政治基础是摄关时期备受压抑的中小贵族和领主，在行使院政的最高机关——院厅中，“别当”、“年预”、“判官代”、“主典代”和 “藏人”等官职，都由上皇的这些近臣担任，他们大多属于国司阶层，官位虽低，但经济收入丰厚，又是地方实力派，不少人还有着上皇奶娘的近亲关系。所以，上皇颁布的诏令—— “院宣”，一般都能得到积极贯彻，效力远在天皇颁布的诏敕之上。经济上，院集中了很多 “知行国”，庄园也开始以院为领家寄进土地，庄园整理令更是使庄园源源不断地寄进到院的名下，每颁布一次庄园整理令，便有一大批庄园以院为领家或本家，其中不少是原来尊摄关家为领家的庄园。后白河上皇捐献给佛寺的庄园群——长讲堂领，包括180座庄园。[7]上皇的经济实力，由此可见。

（三）政治纷争武力化

与抢夺国家土地的经济斗争离不开武力一样，抢夺国家政治权力的政治斗争也逐渐走向武力化的道路，从而为武士的发展提供了更多的用武之地。武士巧妙地利用权门贵族间的权力之争，向政治领域扩展势力。

在地方各国，如前所述，不少随着庄园制的发展而成长起来的庄园主，依恃经济实力和武装力量，夺取庄园土地的政治统治权。10世纪，平将门和藤原纯友甚至还依恃武力公开反叛朝廷，掀起震动朝野的政治叛乱—— “平将门之乱”和 “藤原纯友之乱”。100年后，平忠常成功地依靠武力排除国家权力，在房总地方确立起自己的权力达三年之久。

政治斗争武力化在中央政治舞台上也表现得淋漓尽致，为了排斥异己、铲除政敌，不惜将武士引入国家权力的中枢，任命武士担任中央的军事、警察等职务，将都城的治安警卫工作交给武士。

藤原氏在建立和巩固摄关政治的过程中，大力扶持和充分利用武士的武力，提拔源氏武士团首领源满仲为朝廷武官，为牢固确立摄关政治的政治目的服务。“源氏武士在源满仲的率领下，作为摄关家的家人，在宫中为藤原氏担任警卫。当时京都的治安和宫中的警卫工作，完全依靠武士的力量，特别是源氏率领的武士。虽然源氏武士最初是作为摄关家的家人担当警卫的，不过从这时起，源氏已成为天皇的警卫，并被认为是最高的武家。”　“当时源氏的武力极度膨胀，天皇以下的警卫都要依赖源氏的武力。”[8]在藤原氏策划的 “安和之变”和 “花山天皇逊位”及此后的政治事件中，“源满仲率领的源氏武力构成极大的背景性力量”，[9]充当摄关家政治斗争的武力工具。

院政时期，为了从摄关家夺回权柄，摆脱藤原氏的控制，进而抑制和打击藤原氏。上皇一边 “清君侧”，从藤原氏的带刀侍卫源氏武士下手，抑制、排斥和打击构成藤原氏武力支柱的源氏武士。一边大力扶持和起用新兴的武力集团——平氏武士团，以之作为院政的武力支柱。将平氏武士团中提拔起来的武士安置在该院御所 （宫殿）朝北的地方，负责警卫宫廷，维持社会治安，称为 “北面武士”。创造条件让平氏施展武力、显露武功，诸如防卫僧兵、追捕海盗等机会，统统交给平氏武士团。平氏作为警卫院厅的北面武士和院政的武装力量，为上皇冲锋陷阵，多次讨伐院的政敌并屡建功勋，利用上皇提供的机会，迅速崛起，短短数十年就蓄积起超过源氏的强大武力。12世纪，院厅和藤原摄关家争夺朝廷控制权的矛盾终于激化，双方均以武力作为斗争工具，大打出手，终于酿成1156年的 “保元之乱”和1159年的 “平治之乱”。

一般说来，藤原氏扶持和利用源氏武士团，上皇扶持和利用平氏武士团。

政治斗争武力化在世界史上可以说是屡见不鲜，国家军队常常是所谓帝党、后党、太子党的政治斗争工具。不过，站在国家权力之巅的藤原氏和上皇，长期依靠国家军事力量之外的私人武装争权夺势，恐怕就不多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