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白云原自一身轻

萧军，原名刘鸿霖，曾用三郎、田倪、田军等笔名发表作品。萧军是东北作家群的领军人物，1935年出版的小说《八月的乡村》，被当时的评论家称为中国现代文坛上第一部正面描写满洲抗日革命战争的小说^[1]，被誉为抵抗日本侵略者的一面文学旗帜，在当时文坛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从此奠定了他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牢不可破的地位”^[2]。萧军是一位勤奋、多产的作家，著有小说、散文、诗歌、剧本等各种体裁作品，加上日记和通信集共计八百余万字。萧军的作品体裁多样，显示了作家极高的文学天分，为中国现代文学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

萧军一生都在为民族解放、人类解放而奋斗，献身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文艺事业。自1931年24岁时接触中共地下组织起，他就开始为党工作。曾将住所当作党的联络点，掩护地下党负责同志。1939年萧军到达延安后，积极投入到延安文化工作中，参加鲁艺教学工作，编辑《文艺月报》，并为“延安文艺座谈会”的召开提出过建设性意见。回到哈尔滨后，为配合党报做好宣传工作，创办了鲁迅文化出版社和《文化报》，积极践行新启蒙运动。尽管后来因与《生活报》论争而“因言获罪”，被诬陷为“反党、反苏、反人民”而含冤32载，但是萧军从没有与党离德分心，无负于党和人民，忠诚地以党的“同路人”身份为党工作。

文学批评和文学创作总是相随相生，萧军及其作品一直受到人们的热切关注。据不完全统计，80年来研究萧军及其作品的论著近10部，论文超千篇。这些著述从不同的角度对萧军进行了研究：或生平，或婚恋，或作品，或思想；有的是平行研究，有的是交叉研究，有的是影响研究，有的是阐发研究。对萧军作品的研究，主要分新中国成立前研究和新时期研究两部分。新中国成立前的研究主要指《八月的乡村》以其强悍壮阔的美学风骨征服读者后，文艺界对其有力的回应。第二个阶段是新时期的研究，萧军研究所取得的丰硕成果主要集中在这一时期。

通观80多年的萧军研究，既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又有不足和缺憾。新时期以来，文艺界成立了“萧军研究会”，出版了张毓茂、秋石、徐塞等人的多部萧军研究专著，发表了近千篇学术论文，形成了一个庞大的萧军研究学术体系。从研究成果上可以看出，作品研究中对小说的研究最多，其次是散文、戏剧，而对诗歌研究的文章最少。这种状况一方面显示了萧军研究的不均衡，另一方面也为接下来的萧军研究提供了拓展空间的可能。对萧军研究的成果较多，但在萧军思想的研究上却很薄弱，只有刘芝明批判萧军的小册子《萧军思想批判》以及张如心、李希凡、严文井等人的萧军批判文章。这些著述都是在特定历史背景下有失公允的大批判文章，并不能谈得上萧军的思想研究。研究萧军思想，尤其是研究“《文化报》事件”时期的萧军思想，是萧军研究中的一个空白。研究萧军与 “《文化报》事件”是萧军研究中的一个重要的增长点。

“《文化报》事件”发生在1948年，是指《文化报》和《生活报》的论争及中共中央东北局和“东北文协”对所谓“萧军问题”的处理、批判。为同《文化报》争夺文艺领导权，受宗派主义严重影响的《生活报》诬陷萧军“反党、反苏、反人民”。在政治因素的作用下，中共中央东北局发布《关于萧军问题的决定》，停止对萧军及《文化报》的一切资助，《文化报》被迫停刊。此后，东北开展了数月之久的对萧军思想的批判活动。1981年4月1日，中共北京市委给萧军做出了正式的结论，推翻了当年强加在他身上的一切诬陷不实之词，称其为“具有民族气节的革命作家”。“《文化报》事件”是萧军文学和生活的重要转折点，事件发生后萧军被迫离开文坛32年，除经毛泽东批示，萧军的《第三代》和《五月的矿山》得以发表外，这32年萧军几乎与文学界绝缘。“《文化报》事件”也可以看成是主流话语和民间话语的一场交锋，是党在东北解放区文艺界的试验场，是建构新的文艺体制的一场实验。研究《文化报》，回归历史现场，还原历史真实，对萧军研究、东北地域文学思想研究，甚至对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都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以往对“《文化报》事件”记述的资料不少，既有省市史志、文学史，又有文学专著和学术论文。如黑龙江省志、哈尔滨市志；张毓茂的《萧军传》，王科、徐塞的《萧军评传》，秋石的《聚讼纷纭说萧军》，张毓茂主编的《东北现代文学大系》和王建中、任惜时、李春林主编的《东北解放区文学史》，以及何青志主编的《东北文学五十年》、金汉主编的《新编中国当代文学发展史》、李春燕主编的《东北文学的历史变迁》、杨义的《中国现代小说史》等。在论文研究方面，比较有影响的是铁峰、钱理群、徐塞和张毓茂等人的文章，客观地还原了事件真相，反映了历史真实。如铁峰的《对萧军及其〈文化报〉批判的再认识》、钱理群的《批判萧军——1948年8月》、张毓茂的《萧军与“〈文化报〉事件”》、《萧军与“文化报事件”——为萧军先生逝世十周年而作》、《重评“〈文化报〉事件”》等系列文章。这些著述中都提到了《文化报》及“《文化报》事件”，叙述了对萧军《文化报》批判的全过程，指出了《生活报》的谬误。然而所有文章都只是简单地分析事件发生的原因，辨析了所谓“三反”的罪名，并没有对事件的实质做根本性的研究。造成这种只记述不研究或简单研究的原因主要有两点：一是新中国成立后到改革开放初期这段时间国内政治文化环境的影响，二是《文化报》研究资料的缺乏，尤其是研究者“没有完整可供研究的《文化报》原本”^[3]。

《文化报》研究资料的缺失，不仅影响了对萧军“《文化报》事件”的深入研究，而且还导致以往《文化报》研究的相关著述，甚至一些权威学者的著作文章中的研究资料出现错误。比如关于《文化报》总的期数、办刊时间、与《生活报》论争的时间、《生活报》创刊时间等方面，还存在模糊不清或错误的地方。研究者对一些数据相互借鉴搬用，以讹传讹情况明显。据笔者统计，现今可查阅到的有关《文化报》的记载中，几乎全部认定《文化报》出版的总期数为八十期， 即“正刊七十二期，增刊八期，共计八十期”^[4]。而经笔者查阅《文化报》验证，该报准确期数应为“正刊七十三期，增刊八期，共计八十一期”。同样，《文化报》终刊的时间也出现了“1948年11月2日被迫终刊”^[5]和“1948年10月12日被迫终刊”^[6]两种说法。而事实上，《文化报》第七十三期上清楚地写着出版日期是民国三十七年十一月廿五日，即1948年11月25日。不仅《文化报》的研究数据出现错误，就连相关的《生活报》研究数据也出现了错误。《生活报》本创刊于1948年5月1日，但是王科、徐塞的《萧军评传》和王建中的《东北解放区文学史》中却记载成“1947年夏季创刊”^[7]，本来是刊登在《生活报》创刊号第二版上的《今古王通》却被无端改在“创刊号头版”^[8]上。甚至连两报论争的时间也被记成“1947年春夏之交”^[9]和“从1948年秋到1949年春”^[10]，而不是原本的1948年秋。这些问题看似不大，但其不确定性却比较容易将后来的研究者引上歧路，造成研究混乱。一直沿用这些不准确的信息，会给《文化报》研究带来负面影响。

对于萧军生平、思想及其作品，当下学者已经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探索，这些成果对于后续研究者启发良多，同时也为本书整个研究体系的构建奠定了基础。但是就现有的研究状况来说，萧军研究仍有一定的拓展空间。首先，针对性的专著较少，基本上是个案研究论文的海洋。其次，尽管也有一些著作研究成果问世，但其对萧军思想、对研究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心灵史关注还不够，特别是对萧军的“《文化报》事件”缺少统一的认识。最后，尽管前学在研究方法上对多学科的交叉也进行了很多尝试，但笔者认为对文学与报刊的结合研究，还有待更全面、更深入地挖掘。由此看来，《文化报》尚有很大的研究空间。除上述原因外，更重要的是 “《文化报》事件”不仅是萧军文学和生活的重要转折点，同时也是新中国成立前解放区文艺界最后一次重要的思想论争。对《文化报》及其事件的研究，既是东北地域文学的文本研究，又是东北解放区文学史研究，同时还是对萧军文艺思想的研究，也可以看成对党在东北解放区文艺界知识分子政策的研究。

本书以“《文化报》事件”为精神脉络，包含了文本分析、文学事件、文艺思想等方面的综合研究。从思想史的角度入手，运用传播学、社会学、政治文化学、革命心理学、文本细读等方法和理论，结合丰富的萧军研究和现代文学史料，以“新英雄主义”和“新启蒙思想”为主线，对《文化报》文本进行系统研究。文中论证了萧军新英雄主义精神对其恪守“五四”知识分子独立品性和精神立场的作用和影响；点明《文化报》上的新文化运动的实质是一场“新启蒙实践”；分析了《文化报》的文学创作和美学贡献；探讨了两报论争的主客观原因。最后得出结论，对萧军和《文化报》的批判既是党对知识分子的进一步改造，又是延安文学对东北地域文学的改造。

本书的创新之处在于：第一，在萧军研究领域内第一次对萧军和《文化报》进行系统的整理、研究，突破了前学简单论述事件过程及表层原因分析的研究模式。提出“萧军新英雄主义”的概念，指出它不仅是萧军性格核心的概括，而且是他的文艺观和价值观。在对新英雄主义的研究中，用革命心理学理论分析新英雄主义的构建过程，并提出“双核心思想”和“半步主义”的观点。第二，认定萧军《文化报》的文学活动是一场“新启蒙”实践，它的本质是五四启蒙，而实行新启蒙的方式是“双轨道启蒙”。第三，对《文化报》文学进行了较深刻的分析，迈开了《文化报》文学研究的第一步。第四，将东北解放区时期对《夏红秋》《一个农民的真实故事》论争，和对《网和地和鱼》的批判与对《文化报》的批判联系起来研究，指出前者是“《文化报》事件”前奏，有别于以往只是认为对《网和地和鱼》的批判是前奏的提法。以“没有结局的结局”喻指萧军的蒙冤，以“不该再有的续曲”将“《文化报》事件”与“后文革”时期串联起来。第五，对“《文化报》事件”的反思不仅仅局限在萧军性格和宗派主义上，通过研究认为对《文化报》的批判实际上是延安对知识分子改造运动的继续，是延安文学对东北地域文学的改造。最后指出，“《文化报》事件”是中国共产党在东北构建新秩序中的一个试验场，是民间话语和主流话语的一场正面交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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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乔木：《八月的乡村》，《时事新报》1936年2月25日。乔木文中有“中国文坛上也有许多作品写过革命的战争，却不曾有一部从正面写，像这本书的样子。这本书使我们看到了在满洲的革命战争的真实图画”。

[2] 陈隄：《萧军的一生》，《东北文学研究史料》1988年第7期。

[3] 参见宋喜坤、张丽娟《〈文化报〉研究资料考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2年第12期。

[4] 张毓茂：《萧军与“〈文化报〉事件”》，《新文学史料》2007年第8期。

[5] 张毓茂：《萧军传》，重庆出版社1992年版，第256页。

[6] 黑龙江史志办：《黑龙江省志·报业志》第50卷，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17页。

[7] 王建中等：《东北解放区文学史》，辽宁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100页。

[8] 张毓茂：《萧军传》，重庆出版社1992年版，第257页。

[9] 徐塞：《萧军的文学世界》，春风文艺出版社2008年版，第87页。

[10] 张毓茂：《萧军与“〈文化报〉事件”》，《新文学史料》2007年第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