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关于《萧军和哈尔滨〈文化报〉》的话

宋喜坤博士把他的论著《萧军和哈尔滨〈文化报〉》送来，嘱我说几句话，我自然承诺下来。这有几层因由：一是，萧军与我的生活和工作，有几分关联。记得在1947年，我去佳木斯东北大学学习的时候，萧军就是我们学校的文学院院长，虽然当时未能一面，但是他的书和稍后的《文化报》，还是大家非常关注的。读起《八月的乡村》来，感受着东北人格外亲切的泥土气息，感受到萧军是和我们在一起的。鲁迅说：“作者的心血和失去的天空、土地，受难的人民，以至失去的茂草，高粱，蝈蝈，蚊子，搅成一团，鲜红的在读者眼前展开显示着中国的一份和全部，现在和未来，死路和活路。凡有人心的读者，是看得到的，而且是有所得的。”（田军作《八月的乡村》序）鲁迅直观、凝练的语言，萧军在东北烽烟中，粗犷、沉滞而绝不屈服的神情，使我们这些东北的青年感到亲切的和由衷的诚敬。

二是关于《文化报》事件。萧军主办的《文化报》是1947年5月4日在哈尔滨创刊的；到了1948年5月1日，在同一个城市又出现了一份由东北局委托，东北文化协会主办的刊物《生活报》。《文化报》的读者群是以“学生、店员、职员，一般小市民为主”，注重青年人的教育启蒙的刊物；比较来说，《生活报》则是“专以知识分子为读者对象”的刊物。就作者角度看，《文化报》是以非党作者为主的民间性的群体；《生活报》则多系党员作家组成的文化群体。应该说，这两者互相促进，会预示着东北文化的美好未来。可是谁又想到，到了1948年顷，却出现两者相向，《生活报》展开了对《文化报》的大批判运动。一时之间，政治思想和批判的文章，铺天盖地而来。仅在一个月内，《生活报》竟以百篇批判文章指向萧军及其《文化报》，可见势头的猛烈。其结果是在1949年4月1日中共中央东北局出面作出了《关于萧军问题的决定》，指称他反共、反人民，挑拨中苏关系，并且“停止对萧军文学活动的物质方面的资助”，要求东北各地的机关、工厂、学校按照指示开展大规模的萧军反动思想的批判活动。这时节，我仍是大学里的一名学员。在学校的组织中，也同样以正式学习的模式，卷入到斗争的旋涡中来。

萧军（高莽的速写）

不过，历史从久远的意义来说，是公允的。但它却是在动态中运行的。按照《大英百科全书》的说法，“历史一词在使用中有两种含义：第一，指构成人类往事的行动；第二，指对往事的记述及其研究模式。前者是实际发生的事情，后者是对发生的事件进行研究和描述”。因此，许多历史事件发生后，经过沉淀，在不同时代、时期，不同的人们中间，会有不同的解读模式和结论。萧军和《文化报》事件，也是如此。用宋喜坤的话说：“萧军及其《文化报》，在经历了一次次的‘朝花夕拾’，一回回的恶意把弄玩味，一轮轮的陪榜批判之后终于迎来了期盼已久的时刻。”这便是1980年4月1日经中共中央批复，由北京市委发布的《关于萧军同志的复查结论》，肯定了萧军拥护中国共产党、拥护社会主义，是一位有民族气节的革命作家，为人民做过不少有益的工作；提出要为萧军恢复名誉，重返文坛，发挥所长。至此，萧军已经是告别文坛32年73岁的老人了。

正是在这个时期，敏感的香港报刊（《开卷》），不仅发表了魏子明的《不肯屈服的萧军》一文，还刊载了董玉的萧军专访以及大幅萧军的照片、高莽给萧军的速写。一切似乎都步入了常态。

那么，历史是否至此会戛然而止了呢？否。只能是告一段落。因为历史在沉淀与深化中会不断地演化出新的命题；会有不同的声音和解读的方式。史实也会在真实的基础上不断地丰富。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宋喜坤的论著，应运而生，构成21世纪的现代版。对于过去的研究来说，它是一个传承，也是一种拓新。在我的解读中，一，它本真地探寻了萧军及其《文化报》的史料。近代学者梁启超有言，“治科学者，无论其为自然科学，为社会科学，罔不恃客观所能得之材料，以为研究的对象”“史料为史之组织细胞，史料不具或不确，则无复史之可言”（《中国历史研究法》）。对于史料的精心考释，构成宋著的显著特征。诸如，《文化报》的出刊日期，萧军在《文化报》著录的次数，乃至某人批判萧军时文章的篇名和次数，都考察得精细到位。这给予论著以切实的生命。在这个意义上，论著的附录部分，也具有一定的价值取向。

二，论著以萧军和他的《文化报》为中心，纵横地构建成一个历史的思想和文化流脉。这就在个别中容纳着一般。在萧军的文化足迹中，上溯到“五四”时期的文化启蒙运动；20世纪30年代左翼文化和鲁迅的关联；延安时期的整风运动和解放战争的东北文化和思想的潮流。这就在论著中，或隐或显地梳理出中国现代的思想和文化史来。时代、社会、政治、文化、思潮，交互作用，使得文本充实而又丰富起来，从而具有了它的生命力和可读性。

三，它对某些命题的演化探求，同样闪现着自我的创新意识。在这方面，萧军的“新英雄主义”的形成与阐释，是比较有说服力的。从含义到建构过程以及多种表现，都有所表述。如果说，在这方面，主要体现在系统地阐发中；那么，第五章，“《文化报》事件”引发的思考，则更具思辨的理性精神。其中的某些见解，自然尚待历史的考释，但勇于探索的精神，给予本书以不少的可读性。如果说，前面的时代、历史性的梳理，尚属于事理的阐发，那么，有关“解放区重构的”主流话语和民间话语之间的冲突，其间宗派主义的考释，以及萧军的性格及命运的言说，则由表及里，比较细密地论证了这次事件的历史。正是如此，这一研究成果，对于重写现代思潮史，特别是东北解放区的文化思想史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匆匆地读过这部论著，浓郁的历史记忆，再现在生活过的海洋中，只能略述所怀，权且为序。

孙中田

2014年9月9日于长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