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区域经济的发展

区域经济开发为徐州城市的形成与发展提供了充足的物质保障。城市是人口密集及居民以非农业人口为主的稳定的聚落，是生产、交换、消费的集中地，它通常是一个区域范围内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中心。所以城市的兴起和发展除一定的自然地理环境因素外，还必然要有相当的经济条件做后盾。这一经济因素在古代城市发展中主要是以其区域农业经济状况来衡量的，而农业经济发达程度又与该地区的水利灌溉水平紧密相连。

徐州优越的地理环境为本区域经济的发展提供了天然的有利条件。夏、商、周三代，徐州地区的淮、泗河道河槽深广，洪水为害并不严重，且人口稀少，土地利用率不高，加之湖泊沼泽众多，水源丰沛，土壤肥沃，气候温和，是理想的农业区域。徐州水稻种植的历史最早见于《周礼·职方氏》：“青州其川淮、泗，其浸沂、沭……其谷宜稻麦。”《禹贡》载：“淮、沂其义，蒙、羽其艺，大野既潴，东原底平”，“厥田惟中上，厥赋中中”，可见，以徐州为中心的淮、沂、泗、沭等河流为该地早期农业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自然条件。春秋战国之际，各国相继变法，励精图治，对农田水利灌溉设施大加修治。《元和郡国图志》载：“下邳、取虑（今睢宁西南），有蒲姑陂。”在《淮系年表》中亦有徐州春秋有蒲姑陂的记载。战国时，魏所开凿的鸿沟水系与流经徐州的获水相连，对获水流量有一定的调节作用。鸿沟水系“有余则用溉 。百姓飨其利，至于所过往往引其水益用溉田畴之渠”^[24]。

此外，徐州地处江、河、淮、济联通的关结点上，交通便捷，有利于各国间经贸联系。北方富庶的齐鲁之地和南方江淮地区的物产均在此集散，徐州一时成为著名的经济都会。^[25]

继周代蒲姑陂以后，徐州一带又陆续修建了一批陂塘工程，东汉章帝元和三年（86年），下邳相张禹修复蒲姑陂，结果“溉熟田数百顷”，三国魏黄初中（224年左右），郑浑为沛郡太守，曾在萧县北修郑陂；此外，在新沂有东、西港头陂、铜山有马沟陂、安王陂、代陂、明星陂等，这些陂塘工程的修建，改善了徐州一带的农业生产条件，使该地区农业生产得以发展起来。汉献帝初平四年（193年），陶谦为徐州刺史时，当地“百姓殷盛，谷米封赡”，“流民多归之”^[26]。徐州遂成沃土。

南北朝初期，徐州仍有“泰山之南，南至下邳、左沭右沂，田良野沃” ^[27]的良好生产条件。然而，由于连年战乱，灌溉设施年久失修，水稻种植面积大为减少。宋文帝于公元444年下诏曰:“徐豫土多稻田，而民间专务陆作，可符二镇，履行旧陂，相率修立，并课垦辟。”^[28]至北魏太和四年（480年）薛虎子任徐州刺史时，徐州又呈现出“水陆壤沃，清、汴通流，足盈激灌”的繁荣局面。薛虎子建议采取屯田措施，以“大获粟稻” ^[29]，使徐州地区的灌溉农业得以恢复和发展。

隋唐时，徐州地区的经济仍较发达。史念海先生在《开元、天宝之间黄河流域及其附近地区农业的发展》中论及:“当时最为广大富庶的产粮区仍在关东各处，且远比秦汉时期广大，它不仅包括了秦汉时期的富庶产粮区，而且还达到太行山以东和淮水以北。”然自唐末藩镇割据，军阀混战以来，徐州经济便日趋凋敝，终于形成贫困不能自存的局面。

五代以后，徐州经济不复旧观，作物种类亦有变化。金代黄河南徙夺泗入淮后，在徐州一带连年泛滥，致使河床不断淤高，原有水利设施全部湮废，农作物由水田改为旱作。徐州地区自西周以来，气候及水土条件均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另外，随着江南地区的不断开发，我国经济重心自中唐以后逐渐向东南地区转移，徐州虽地处联系京城与江南富庶区域的中枢地位，但是其主要任务是确保漕运的畅通，城市自身的经济发展受到了较大影响，进而影响到城市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