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何谓身体 身体研究及国内外身体研究现状

第一节 何谓身体、身体研究及欧美身体研究现状

推究身体研究（body studies）在社会科学领域大规模兴起的时间，英国社会学家特纳（Bryan S.Turner）认为是在20世纪80年代。受发达资本主义消费文化的社会环境影响，以及福柯、梅洛—庞蒂的理论与女性主义和精神分析学等的推动，身体在80年代一跃成为人们谈论的焦点话题。但是，其实在欧美源远流长的非理性哲学思想中，身体一直以隐而不显的方式存在，在此之前，社会学与人类学等领域涉及身体的研究也不罕见。下文我们会指出，身体研究兴起时间的非明晰性与身体及身体研究的不确定性有关，身体研究无论在研究对象还是在研究方法上都很难归纳出大家一致认可的共同特点。

即便如此，提到下列这些社会学论著还是有必要的，它们的出现既是身体研究蓬勃兴起的标志，也直接推动了身体研究成为席卷欧美的持续的理论热潮。它们分别是约翰·奥尼尔（John O'Neill）的《现代社会中的五种身体》（Five Bodies: The Human Shape of Modern Society, 1985）与《交流的身体》（The Communicative Body, 1989）、弗朗西斯·巴克尔（Francis Barker）的《颤抖的个体身体》（The Tremulous Private Body, 1984）、戴维·阿姆斯强（David Armstrong）的《身体的政治解剖学》（The Political Anatomy of the Body, 1983）、董·强生（Don Johnson）的《身体》（Body, 1983）以及特纳（Bryan S.Turner）的《身体与社会》（The Body and Society, 1984）等。这些著作面世之后，身体研究以其新颖独特的切入问题的视角、广阔的理论覆盖面和令人惊叹的解释能力立即吸引了哲学、人类学、社会学、女性主义等研究领域的注意力。这些学科领域原本就积累了有关身体的丰富理论资源，因此身体很快由原来隐含的研究对象转变成研究的热点问题及展开研究的出发点。

从20世纪80年代直至现在，以身体为研究中心的跨学科新领域纷纷出现。1992年理查德·舒斯特曼（Richard Shusterman）在《实用主义美学》中提出了一门新学科，即把对身体理论探讨与对身体实践的关怀相结合的“身体美学”（Somaesthetics）。1995年《身体与社会》（Body& Society ）的创刊，标志着身体社会学（The Sociology of the Body）作为一个新的明确的研究领域正式兴起。此外还有身体人类学（The Anthropology of the Body）、身体现象学（The Phenomenology of the Body）、身体女性主义（Corporeal Feminism）、身体学（Somatics）、身体神学（Theology of the Body）、身体本体论（Somatic Ontology）、身体叙事学（Corporeal Narratology）等。鉴于身体研究涉足的领域包罗万象，丰富的称谓令人眼花缭乱又无法整体性地指代所有相关研究，2003年柯里斯·西林（Chris Shilling）在《身体与社会理论》（The Body and Social Theory ）的第二版序言中，以“身体研究”（body studies）来囊括20世纪中后期以来欧美社会学、历史学、人类学、文化研究、体育学、哲学、美学、神学与宗教信仰领域中所有关于身体研究的内容。本文采用了他的这一称谓，并笼括了身体研究的两位开创者及代表者梅洛—庞蒂与福柯的身体理论。

一 何谓“身体”

身体研究与其他学科领域相区别的最大特点，恐怕就是它明确地以身体为主要研究对象，或者从身体这个角度来重新梳理并审视某些问题或领域。在进入对身体研究的辨析之前，我们首先有必要明确到底什么是“身体”（body）。不妨先来看看“身体”的基本词义。《牛津英语辞典》对身体的定义是，人或者其他动物的物质材料框架或结构，身体的整个物质器官被视为有机的实体。这样看来“物质性”仍然是身体的最基本含义，同时人们还注意到有机性也是作为活物的身体所衍生的必要特性。英语中其他指称“肉体”的词语往往只侧重身体作为器官组合的物质实体的某一方面或某一特性。如“flesh”是强调身体由血肉组成，具有欲望属性；“soma”强调由细胞组成的身体的有机属性；“corporeality”“corporeity”或者“corpse”强调人的物质形体。不难理解，这些词语与古希腊以来人们对身体所做的二元划分有密切关系。身体被分割成物质性肉体与超越性的精神或灵魂两部分之后，后者有了其特定的词语符号，“身体”这一符号也就只指称剩余的血肉之躯了。相似的词语还有“tabernacle”，它主要指作为灵魂居所的“身体”，因此它还有“临时住房”“帐篷”“礼拜堂”等意思。统观英语“身体”的这些词意，其实都暗含着把身体理解为物体的看法。法语的情形也类似。“corps”侧重物质性的身体概念，与“精神”相对立；“chair”侧重指“肉感的”、“饱满的”和充满生机的身体；“incarnation”或“incarné”则主要用于描述宗教信仰中上帝降生为人，以“肉身化”的身体莅临人世。与英语和法语不同，德语中的“肉体”（Körper）与“身体”（Leib）是明确区分开的。“肉体”指外在的肉身躯体，而“身体”是指日常生活中活生生的身体，后者比较符合大多数身体研究者对身体的再度阐释。概括起来，在传承了两希文化的欧美世界，身体具有模棱两可性，它既是群体性的、客观的、物质的、自然的、自在的身体，也暗含着个体性的、体验的、社会的、自为的身体之意。而就在这种二元对立中，前一种含义是后一种含义的基础，也是长期以来人们对身体的基本理解。

下面再谈谈汉语中“身体”的含义，以及本文在何种意义上使用“身体”与“肉体”。《说文解字》曰：“身，躬也，象人之身。”[3]指出身体的本义是模仿人的躯体之形。但是在古代中国人的理解中，人的身体与人同在，在一定意义上说，人就是自己的身体，身体就是生命。所以汉语的“身体”，可以指代“生命”“自身”与“自我”。《尔雅·释诂》曰：朕、余、躬，身也。《疏》则明确指出：身，自谓也。以肉体之“身”指称自我，这既说明汉语的“身”超越了对物质性器官之身的割裂式理解，也显示了中国身体观中与欧美截然不同的对有限性身体的重视和依赖。因此，“身”有指示外在形体的意思，但也有领悟、体察、体验之意。汉语的“身”颇近似于德语的“Leib”，指的是充满生机的身体整体，但不容忽视的是“身”不仅是有机的物质器官，更重要的是它还指主动的、本源性的在世存在者。“体”也大致如此，它包含有“形体”与“体察”“体验”两方面的意义。“身”与“体”涵盖了物质体与存在者两层含义，因此与梅洛—庞蒂理论视野中的身体概念更为契合。

在现代汉语合成词“身体”中，或许是由于长期以来西医身体观念的浸淫，以及社会现代化进程中所裹挟的科学主义与唯物主义观念的影响，我们已经不能明显感受到“身体”是在世存在者的这层含义。汉语的“肉”，主要指人体及动物的肌肉，现代汉语中的“肉体”则偏重指示具有各种欲望的血肉之躯。本书一般把“body”译成“身体”，指活的、有生机的身体，“flesh”“corporeal”与“corporeality”译成“肉体”，指物质器官组成的血肉躯体。但是欧美身体研究中对“body”与“flesh”等词意没有严格的区分，有时也以“chair”“flesh”或“corporeality”来指称活的、整体性的身体，并赋予它们全新的意义。因而本书也不对它们作生硬的理解与划分，在某些情况下，为了行文的连贯和流畅也把“flesh”“corporeal”与“corporeality”等译成“身体”。

身体研究中的“身体”究竟是什么含义？若要细致周全地回答这个问题，似乎最好的办法是把欧美身体研究中各家各派的言论都搬过来复述一遍。为何这样说呢？原因一是这些分支流派各从身体的某一角度或属性出发展开自己的研究，所展现的只是对身体某方面的看法，很少论述整体性的身体特征。原因二是身体研究本身是在针对逻各斯中心主义的反思中成长起来的，传统的追求普遍规律和秩序的认识方式充分暴露了它在日常生活和生命面前的苍白无力，也不符合身体本身的未定性与反思性，因此，身体研究中鲜有对身体下定义和进行普遍性理论建构。与第一、第二点相联系的是，在20世纪80年代之后被后现代思潮所包围的欧美学术界，地方化研究与文本研究再次成为一种主流，人们比较关注的是某一具体身体问题，或某一地域（时期）、某一（些）文本中的身体问题，而不是身体的宏观概说。如果一定要概括大部分身体研究者们对身体比较一致的看法（请注意，不是给身体下定义），那么最核心的看法就是梅洛—庞蒂曾谈及的身体是有生命的身体。“在本世纪（即20世纪，引者注）中，‘身体’和‘精神’的界限变得模糊。人们把人的生命看成既是精神的，也是身体的，人的生命始终以身体为基础，在其最具体的方式中始终涉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在19世纪末的许多思想家看来，身体是一块物质，一堆机械结构。在20世纪，人们修正和深化了肉体，即有生命的身体的概念。”[4]身体研究视阈中的身体是有生命的，也是精神性的身体，身体被作为一个完整的系统来看待。其次，身体具有不确定性也是身体研究者大多比较认同的说法。身体的不确定性表现在，一方面，随着身体研究的深入，人们越来越认识到身体并不像传统观念所构想的那么简单，而是具有多样化的复杂面貌；另一方面，在当今这个倡导多元化和个性化的社会里，身体已不是理性和道德束缚之下被动的、被集体地模塑的物体，而是跟着身体快感这一指挥棒可以前所未有地加以个性化改变的身份表征，因而对于什么是身体人们已无法达成共识。就如西林所言，“实际上，我们越能控制和改变身体的界限，我们对于什么构成了个体的身体以及身体自然特性是什么这样的问题就越不确定。而这种判断并没有过于简单”。[5]

二 欧美身体研究的主要内容及理论观点

在身体研究者们看来，身体是社会文化首要的分类系统，通过这种系统社会与人类生活才能重新得到表达和安排，同时身体而非精神也是人类在世存在的基础与凭介。身体研究关注的焦点是身体，但是由于身体含义的不确定，身体研究也呈现出多样性的、难以笼括在某一理论框架中的特点。就如加拿大社会学家弗兰克（Arthur W.Frank）曾经指出的那样，身体含义的不确定导致了身体研究方法的多元化，这也使得身体的多样化研究几乎无法被统一在某个典型特征之下。综合起来，身体研究至少包括以下几方面的内容。

第一，“切身化”存在（即“embodiment”，又译为“身体体现”或“身体”）问题。身体研究最大的创新之处及其理论的生命力就在于，它完全颠覆了西方历史上传承已久的唯物主义（materialism）与逻各斯中心主义的身体二元论，把身体从精神和灵魂的压制下解放出来，传统客体性的、工具性的身体被还原为主动的、生活的身体。这主要体现在现象学尤其是梅洛—庞蒂的身体思想中。梅洛—庞蒂批评传统神经生理学和心理学关于身体的机械因果关系思想，汲取了海德格尔存在论的在关系中研究存在（身体）的思想，而海德格尔的“上手性”思想也被具体阐述为物体空间与身体空间相互融合的结果。他从主体与世界的接触点及落脚点——身体来研究身心及主客体统一的可能性及途径，强调在世存在是一种身体性的存在，即切身化存在。对他来说，人不是理性的动物，心灵和身体并不存在清楚的区分。身体不仅是物质性的肉体，也是心灵与身体合一的身体。我们就是我们的身体，我们不可能脱离身体仅靠心灵或思想存在，同时身体也赋予我们所经验的世界以意义。以笛卡尔为代表的西方主流哲学家们一直都奉行把身体从认识自我与世界的过程中清除出去的做法，而梅洛—庞蒂不仅把身体从精神的压抑下解放出来，还认为它才是人类存在于世界的根基与朝向并融入世界的动力与源头，这对西方传统哲学无疑是一次巨大的冲击。1999年，乔治·拉科夫（George Lakoff）和马克·琼森（Mark Johnson）在他们合著的《身体哲学：切身化思维及其对西方哲学的挑战》（Philosophy in the Flesh: The Embodied Mind and Its Challenge to Western Thought ）中就明确地指出梅洛—庞蒂的身体思想彻底修正了笛卡尔的身体二元论，是对传统西方哲学绵延已久的思想与理性主体论的挑战与超越。在此背景下，1993年寇里·尼古生（Kelly Nicholson）的《身体与灵魂》（Body and Soul ）提出尽管不能从理论基础上确定在物质现象之后还存在着另一种现实，但对身体的理解还是要摆脱唯物主义的影响，因为它实际上从根本上清除了人们日常生活的身体体验与感受。1987年出版的马克·琼森（Mark Johnson）的《心智中的身体》（The Body in the Mind ）与2005年萧·加拉格（Shaun Gallagher）的新著《身体如何影响心智》（How the Body Shapes the Mind ），则进一步指出理性、想象与意义中的身体基础，认为身体（embodiment）在认知过程中起着关键作用，身体决定了认知的视角和可能的限度：“因为我有身体，所以我必须从一个受到限制的空间视野、在特定情感立场与情绪的看似杂乱的框架中来观察理解事物。”[6]加拉格汲取了现象学、认知语言学、神经生理学与哲学等领域的研究成果，着眼于论证身体及其建构人类经验的方式影响了关于自我的体验。切身化生存问题不仅是身体研究突破传统二元论身体观、开辟人文研究新领域的关键，还影响了后来的身体研究的基本思路和方法。例如托马斯·乔尔达什（Thomas Csordas）就提出身体研究的方法要从对身体的结构主义式分类分析转换为“切身化”（embodiment）的研究方式，从符号学与文本分析转移到来源于现象学的“在世界中存在”的分析模式。

第二，身体再现（representation）问题也是身体研究的热点问题之一，它主要致力于研究身体作为社会关系的隐喻所表示的意义。代表作主要有人类学家玛丽·道格拉斯（Mary Douglas）的《纯洁与危险》（Purity and Danger, 1966）与《自然象征》（Natural Symbols, 1970）。在《纯洁与危险》中，作者认为身体是社会文化意蕴，如神圣与亵渎、纯洁与危险的有力标志，即身体是文化语境的载体与各种力量互相作用产物，并且认为身体在不同文化背景下代表了不同文化意义。身体是社会语境的产物，这一思想早在法国社会学家涂尔干（Emile Durkheim）那里已略显端倪。他在1912年出版的《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The Elementary Forms of the Religious Life ）中，在论述文身在早期宗教中的作用与功能时，指出人是有两面的，并将人的身体分为生理性身体及较高层次的道德化社会化的身体，挑明了身体与社会文化的关联，为其后的社会学家与人类学家进一步阐释身体的社会性与象征性奠定了基础。法国人类学家莫斯（Marcel Mauss）在此基础上指出身体如何被打上社会的烙印。他于1950年出版的《社会学与人类学》（Sociology and Anthropology ）提出了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即“身体技术”。其意思是，身体的表现都是学习而来的，人类透过身体创造了社会秩序。无论是仪式上或日常生活中，身体的表现都与社会文化中时间空间的概念密切相关。莫斯还指出了学习与训练对掌握身体技术的重要作用，这对后来福柯的思想也产生了直接影响。另外，赫兹（Robert Hertz）对右手的研究也表明，人们一般认为右手具有生理上的优势，但实际上这种优势是由文化精心建构的。在此思想传统的影响下，道格拉斯在《自然象征》中，更进一步阐明任何所谓“自然”的表达都是文化决定的，身体是社会结构与社会秩序的再现，也是个人经验与外在世界沟通的管道。与此相似的观点还有，社会学家布尔迪尔（Pierre Bourdieu）也指出身体是个体文化资本的一部分，上面铭刻着不同社会阶层的文化实践活动等。

第三，身体的表现（expression）与身体欲望（desire）问题。这与身体再现问题有着共同共通之处，但是与它重视身体与社会的关系不太一样的是，这部分研究侧重于研究当代消费社会中的身体、欲望与自我的关系，以及身体如何建构关于自我的感觉。传统社会学如帕森斯和吉登斯的理论关注的是社会结构和功能，以及人类行为与意识的本质，这样不可避免会涉及对人类身体的研究，然而它并没有足够关注人类身体所表现出来的全部含义，只是从自我与个人能动性或者社会结构与功能的角度来考察自我，把身体作为一个自然的、生物的对象而非社会的现象来对待，这一状况在身体社会学中有了很大改观。诺伯特·埃利亚斯（Norbert Elias）的《文明的进程》（The Civilizing Process ）以有礼貌的文雅身体（the civilized body）的历史形成为例，指出社会结构的变迁往往伴随着自我心理结构和身体外形及行为的改变，以及文明发展与社会人形成的过程，也就是人们限制身体本能和非理性冲动、矫正并规范身体的过程。20世纪70年代戈夫曼（Erving Goffman）出版的一系列专著也有力地阐述了文化规范与期待作用于日常生活中自我的表达，以及人们表演出来的自我怎样通过对身体的适当安排得以实现。

随着消费成为当今社会左右人们思维与行为的主导力量，理性主义所标榜的“我思故我在”被改写成了“我消费，我存在”（I consume,therefore I am），同时身体及借助身体表现出来的自我差异性被前所未有地凸显出来，整个社会无处不弥漫着对身体及其快感的宣扬。人们对身体、自我、欲望的考察很快与对消费社会的思考结合起来。让·鲍德里亚（Jean Baudrillard）借鉴拉康对“欲望即缺失”的分析，精彩地分析了消费文化工业借助符号的力量，永无休止地激发源自身体的消费需求，使身体成为生产符号和差异的场所。他指出，当代社会身体的本质是身体的符号化，身体被编织进符号的网络，进入与物体领域相迭合的交换世界，可交换性成为身体的主要特点。迈克·费瑟斯通（Mike Featherstone）则探究了当代消费文化中身体为何及如何作为自我的一部分被体验并改造。他认为当代消费社会的文化工业已经形成一个有关身体的产业群，它们强调身体作为自我身体的体现，是未完成的，也是需要不断修饰、改变或变形的。与传统道德规训身体快感不同的是，消费文化打着享乐主义和满足身体需要的口号，实施了对身体新的规训方式。这种新的操纵身体的方式是通过不断刺激欲望并把欲望进行符码化与美学化处理，因而更为隐蔽也更有诱惑力。消费社会中身体的研究与文化研究也有相通相同之处，研究对象已从身体扩展到身体转喻物，例如乔安妮·恩特维斯特尔（Joanne Entwistle）的《时髦的身体》对衣着的话语的研究。

第四，身体的性（sex）与性别（gender）问题。如前所述，在男根—逻各斯中心主义主导的世界中，女性与其身体具有天然的同盟性与同一性，女人或者被等同于身体，或者就是女性性别的符号表征。自女性主义理论里程碑式的著作《第二性》面世之后，身体性别就是一个长盛不衰的话题。从20世纪六七十年代对身体性别建构性特征的揭示，到80年代以来“酷儿理论”对性别的流动性与个体性的宣扬，以及近几年对男性及男性气质的研究，性别的身体一直是女性主义批判男根—逻各斯中心主义、构建新的理论的强大武器。总体上看，女性主义者一直在思考女性身体为何被社会与文化构建，以及以何种方式构建。这方面的代表人物有朱迪思·巴特勒（Judith Butler）、斯皮瓦克（Gayatri Chakravorty Spivak）、鲁思·伊利格瑞（Luce Irigaray）、埃莱娜·西苏（Hèléne Cixous）与伊丽莎白·格罗思（Elizabeth Grosz）等。在此我不想全面涉及女性主义及身体的既有文献，而只是想简略描述一下格罗思的“身体女性主义”中的身体观点。与大多数女性主义者一样，格罗思也关心身体的社会性构成，但是她较极端地认为，身体与社会话语的关系如此密切，以至于我们不能把它们截然分开。在“主体”这个问题上，她相应地指出，主体与性征明确的身体有紧密关联，但是主体同时也是无法确定的，因为它是不断变化的社会话语与身体相会合之处。因此对她来说，身体与主体就不是一个静态的混合物，而是动态的过程，而且还具有含混性与模糊性。如果我们对身体与话语的关系进行深入了解，就会清楚地知道身体与社会话语的复杂纠葛，不仅使女性主义难以寻获到批判男权社会的利器，也是身体研究难以突破的难点之一。在下文介绍身体研究的困境时，我们会对这一点作较详细的说明。

第五，身体政治（Politics of the flesh），即身体的约束与规训（regulation and restraint）问题。本书中身体政治是指权力弥漫于身体生成的过程之中，以话语或知识的形式对身体进行操控和规训，并参与身体的微观层面的活动与实践。这一部分研究也可称为“身体与话语研究”，主要得益于福柯的身体思想。早在1957年，恩斯特·康特诺维茨（Ernst H.Kantorowicz）的《国王的两种身体》（The Kings Two Bodies ）就指出身体在社会文化与权力系统中的象征性含义如何维持并巩固权力的运作。他以国王的身体为例，指出国王有现实性的身体和抽象的神圣身体，神圣身体具有象征性，象征着国王永不衰弱的统治权力。正是永恒的象征性身体保证了国家权力的延续性，尽管个体性的国王身体不可避免会死亡。由于国王身体的这一象征性，任何对国王身体的攻击都被视为对国家权力的攻击。后来福柯在《规训与惩罚》（Discipline and Pulish ）中，开篇则详细描述了对弑君者的身体惩罚。而福柯这部著作则论述了现代性过程中作用于身体的社会力量的变化，即如何从直接的、公开的身体惩罚转变为从空间上控制身体与规训心理及行为的隐蔽模式，因此我们说这本书及《诊所的诞生》（The Birth of the Clinic ，又译为《临床医学的诞生》）、《疯癫与文明》（Madness and Civilization ）等，极富洞察力地阐明了身体政治问题。他指出，现代政治和权力的运作必然会产生被动的、奴性化的身体（docile bodies），被政治体制与知识权力安排是个人身体无法回避的选择，同时，权力规训与监控也大量生产出群体的驯服的身体。因此现代社会也就是后来特纳在此基础上提出的“肉体社会”（somatic society），即现代社会体系中的身体已成为政治与文化活动的基本领域。福柯的富有穿透力的身体政治思想影响了其后一大批身体研究者，前面所列举的身体再现与表现问题、性别问题及下文的医学身体问题等，都深受福柯身体思想的影响。因此我们说，福柯的身体政治思想与梅洛—庞蒂的身体在世存在理论共同构成了身体研究的拱顶石。

第六，医学与身体的问题。身体健康的人们往往会忽视我们就是身体这一点，但是生病的人则会突出地体验到身体的存在。现实生活中的身体是有限的，也是有缺陷的，除了死亡之外，恐怕身体最突出的局限性就体现在疾病上了。疾病、死亡及两者的威胁与身体如影随形，在此情形下医学对于身体就显得特别必要而且直接作用于身体。医学与身体之关系的研究主要是从三个方面展开。首先，是日常生活中身体的医学化（the medicalization of the body）问题。身体的医学化是奥尼尔所提出的概念，指人们生命的每一个阶段——怀孕、生产、哺育、性交、疾病、痛苦、衰老、死亡等均处于以医疗管理为中心的职业化和官僚化体系的掌控之中。[7]通过身体的医学化，身体不仅被组织进了一个庞大的工业化网络中，而且通过这一网络身体获得社会化，并且所有的身体都被纳入国家机构的监控之中。其次，与身体医学化问题紧密相关的是医学知识对人体的权利监管问题。如福柯对疯癫和疾病的研究指出了医学知识如何通过身体及疾病的隐喻对身体进行分类，以及界定身体的空间位置甚至心理与行为。医学知识对人体分类和监管的目光无所不在，甚至深入细致到家庭对儿童身体行为的监控。最后，是医学伦理学与生物伦理学中的身体问题。医学上的革新常常会引发重大的伦理问题，譬如16世纪解剖学的诞生与20世纪人类的基因组计划，它们在帮助我们更好地了解我们是谁、我们从哪里来、我们的身体为何会生病的同时，也深刻改变了我们对身体的看法、对身体的安排规划甚至重构身体之间的关系。这方面的研究者主要有希恩·斯威尼（Sean Sweeney）、理查德·特怀曼（Richard M.Twyman）、彼得·古德菲洛（Peter N.Goodfellow）等。

第七，身体与叙事的问题。这一问题主要体现在身体叙事学中。弗洛伊德曾指出身体及欲望是艺术生产与美感产生的源泉，但是他并未对此作详细而具体的分析。其他身体研究者也只是关心身体与文化、社会及意识形态的互动关系，这对于从艺术文本的内容上发现和阐释新含义有很大帮助，但是对于身体与艺术形式的问题则无暇顾及。针对这些问题，2003年，丹尼尔·庞德（Daniel Punday）在其新著《叙事的身体》（Narrative Bodies: Toward A Corporeal Narratology ）中正式提出身体叙事学。这本书指出经典叙事学忽视了身体在叙事中的重要作用，并且论述了身体观念在形成叙事观念这一过程中的作用，身体对于叙事技巧比如叙事时间的影响，以及如何叙述身体等，力图从身体与叙事技巧和形式的关系等方面勾勒出身体与叙事关系的轮廓。其实在1984年，彼得·布鲁克斯（Peter Brooks）已经在《解读情节：叙事中的设计与意图》（Reading for the Plot: Design and Intention in Narrative ）中，运用精神分析方法描述了激发、推动叙事的身体欲望的动力学。2003年他在《身体活：现代叙事中的欲望物件》（Body work: Objects of Desire in Modern Narrative ）中又深化了身体与叙事关系的理论。他认为现代的小说与绘画等艺术形式中推动叙事展开的动力是身体，叙事的过程就是某种身体的符号化（semioticization）过程，而身体也是意义的根源和核心。这本书与前一本书的不同之处在于，它把论述的焦点指向了欲望的对象即身体而非欲望本身，指出它们既是文本叙事逻辑的焦点，也是引发写作的迫切动机与文本叙述的推动力。此书援引了大量的具体作品来阐发这一新颖的观点。但美中不足的是，由于作者过多地依赖精神分析批评的观点，在论述过程中某些论点显得牵强。

其他还有宗教信仰中的身体问题等。传统基督教虽然认为人吃下圣餐面包这一象征性的耶稣身体而使身体分享有上帝的光辉，但更重视超越性的精神，并提倡人们在日常生活中要克制身体的非理性欲望，因此总的来说还是一种身心二元对立的身体观念。直到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具有先知般宗教激情的现象学家马克思·舍勒（Max Scheler）虽认为人是身心统一体，但仍然强调精神的独立性及它在人面向上帝的升华过程中不可取代的作用。在身体越来越重要的今天，神学与宗教信仰领域也开始密切关注身体。特纳指出，对身体重要性的日渐关注甚至已经开始影响到基督教神学史的编撰方式。[8]此外，还出现了“身体神学”这一新的研究领域。其研究目标是“在对基督信仰的这一永久基础的理解之下思考身体与物质世界。而这一基础是，上帝以耶稣肉身莅临世界和通过他尘世生活所展现、所实现的一切，以及他带给每一个人崭新的可能性的死亡和复活”。[9]从上帝道成肉身这一基础出发思考身体而非精神带给人的超越性及上帝与人的关系，相比较传统基督教神学集中于对上帝存在的可能性及以精神为核心的修行研究，这是一个新的论域。

身体研究涉及内容的丰富多样在此可见一斑。如同对身体研究理论资源的罗列与论述一样，细心的读者可能会指出上述对身体研究基本内容的介绍仍然有遗漏之处。若想更细致全面地罗列下去，身体研究涉及的领域与观点的简介目录还可以延长。身体研究中可资概括的共性不多，但大多身体研究者对身体持“社会文化建构说”，反对从基因优劣及男女荷尔蒙的差别解释不同种族、地域的身体差别及殖民的必要。这种身体生理决定论的源头可追溯至18世纪后期自然科学，特别是生物学与达尔文进化论的身体观。在反对霸权主义和“××”中心主义、提倡异质性与多元化的当代社会，身体生理决定论因其隐含的种族主义遭到了来自各方面的猛烈批判。但是不应忽视它们如同传统的身心二元论一样，也代表了人们对身体的一种看法，也应该视为是促使身体研究兴起的重要背景。近几年人们开始理性地思考身体的生理特性其实也是造成自我差异性的不可忽视的基础，例如女性主义者就已经着手研究女性身体与男性生理特征的差异性所造成的身体差异，以重新思考并复原男性与女性本真的自我，促进两性的和谐共处。

无论是与传统的身心二元论作彻底决裂，对身体持极端的一元论的看法（即认为我们就是身体），还是有保留地把身体与精神的二元关系改造为一元论（即认为“精神是身体性的精神”“身体是精神性的身体”），身体研究的重心都从原先非身体研究中的精神、理性、心灵等其他事物转移至身体本身。若要总结多数身体研究的特点，那么最突出的特点应该是身体被放置在了生存境遇及社会文化中来进行研究，所侧重的是精神与肉体一体性。在抛弃了肉体与精神的二元划分之后，身体重新被嵌入各种社会关系的具体活动，并且被认为具体、生动地展现了这些活动。一言以蔽之，坚持身心合一与身体的情境性与联系性是身体研究的根本目标和基本特点。

三 身体研究的尴尬

身体研究的独特视角、开放性和包容性及对“自我”“主体”“人”这些概念的再次考虑都令人耳目一新。但是古往今来对于“人”的认识向来难以穷尽所有关于“人”的真理，仔细思考起来，身体研究其实与其他任何人文科学领域一样，既然是对关于“人”之真理无法企及但又不断跃跃欲试的言说，那就难免会有难以说清的研究困境和尴尬局面。

其一，真实的实体性身体与社会话语建构的身体的矛盾性。身体研究视野中的身体一方面是一个真实的物质实体，它使我们的存在得以显现并获得意义，另一方面这种物质性的实体又难以避免被体制和习俗所操纵，因此身体也是话语建构的、无本质的身体，它在语言描述及符号建构之外并没有物质性。以福柯和梅洛—庞蒂的身体思想为例。福柯在观察权力运作与身体的关系时，认为身体在此过程中被降格为机器的身体，也就是物质性的器官组合体，同时他又不同意把身体仅仅等同于物质性的身体，更不认为身体具有某种确定的本质，而是提出身体在某种性质上是不断被社会话语铭写并赋形的，因此是变化的、无确定本质的，除此之外，身体并不存在。梅洛—庞蒂揭示了身体的境遇化存在和具象化存在，把笛卡尔从身体分裂出去的精神和心灵又返还给了实体性身体，向人们展示了人的存在既来源于物质性基础的身体，又具有超越物质性的一面，但是他的理论难以解释现代性进程中社会话语如何把身体塑造成被动的话语承载物，以及身体又怎样应对这种塑造。也就是说，他的理论也无法协调作为存在之基础的实体性身体与社会话语建构的身体的矛盾。如果说身体研究的各种论说不可避免有其理论盲点与局限性，那么这一矛盾则是比较普遍地体现于身体研究中，因为它来源于身体本身无法解脱的悖论性。生存于世的人与生俱来有着有限与无限、主动与被动、可见的与不可见等矛盾，在怎样处理这种矛盾上西方哲学传统的做法是把人分成精神与肉体，从而把这一系列的矛盾转化为精神与肉体之间的关系。身体研究把研究焦点集中在身体之上，摒弃了精神与肉体的区分，但是有限与无限、主动与被动的悖论性关系仍然与人的存在如影随形，在转换观察角度和确立了新的研究基础之后该如何协调处理这一系列的悖论关系，身体研究仍然需要对这个问题进行深入思考。

其二，人们试图转换以往以精神意识为中心的研究范式，真正以身体为中心，可是当人们言说身体时，身体总是处于外在事物的缠绕包围中，它不可能脱离其生存处境而纯粹地存在。换句话说，人们只能在身体与精神、意识、文化的关系中谈论身体。“人类身体的社会地位与功能、它的文化意义及最终身体这一概念根据秩序（the Order）所蕴含的分类、区分、等级与相反事物的变化而改变。因而对身体历史的考察有一个根本的起点，那就是身体与其他事物的关系：与身体相对的或相区别的其他事物。身体的历史是‘身体与/或/对X’的排列，它的根可以远远地追溯至人类文化的黎明时期。”[10]在身体的物质性基础之上，披裹铭刻着厚重繁复的社会文化与知识权利，它们看似外在于身体，但又是使身体构形得以可能的重要因素。在这种情况下，追踪身体的本来面目有如追问鸡生蛋还是蛋生鸡。

由于身体与社会文化及话语在阐述上的循环互证关系，伊丽莎白·格罗思则把它称为身体研究中的“莫比乌斯之环”（the Möbius Strip）。但尴尬的是，身体的这个特点往往会使身体研究的重心不知不觉地发生偏移，从身体转移到对文化与精神这些因素的研究。西林担忧地指出，“虽然明确为何我们身体性身份与关系不可简化为自然或生物的因素这一点是有用的，但是这些身体社会学理论仍然有一种趋势，那就是觉得我们的身体性存在（embodied being）由于某种原因可被简化成话语、技术进步，或者是社会的结构”。[11]应该说西林的担心是有道理的，此类身体研究常常让人有隔靴搔痒之感。怎样避免这种现象，目前来看可能最好的办法还是借鉴梅洛—庞蒂的身体理论，尽量还原研究对象也即身体在世存在的情境性与能动性，采用情境式而非结构分析式的研究方法。

其三，理性的分析语言与被描述对象——身体的冲突。在身体研究者们看来，身体是生成性的、流动的，每时每刻都处在与世界的复杂立体的交流互动中。身体研究所要达到的理想状态是对这个复杂的身体系统进行逼真的整体呈现与探本清源式的历史描述，但是这又与他们所使用的理性的逻辑的学术语言相冲突。这种语言讲究概念的明晰性和推理过程的逻辑性，具有明显的线性特点，它不可能在某一时刻共时性地还原身体系统的面貌，只能历时性地逐一地论述身体及其建构特征。这样也就不难理解身体类型学为何会成为研究身体的主要展开样式。身体类型学是大多数身体研究者所采用的研究和论述模式，它把身体依据其属性或某特点分成几种类型分别展开论述，十分有利于深入揭示身体的某些属性特征，但是很难做到真正整体性呈现身体，以达到身体研究的理想目标，因而也有学者对这一研究方式产生了怀疑。譬如中国台湾学者黄金麟对身体类型学就持批判意见。他认为这种研究模式“缺少历史纵深”，是“形式的”“实证的”“静态的”和“理念型”的分析。[12]

身体及身体体验的流动性、立体性、未完成性，决定了确实对身体存在难以进行秩序化分析与理性概括。但问题就在于，身体及其体验无法用语言来表述，但是我们又不得不对它进行表述。哈维·费古生对身体与语言符号的这一悖论性关系作了深入的说明：“身体作为世界的一部分，它也只有通过再现（representation）才能被理解。而再现的领域是一系列无止境的自我指涉的符号系列，身体在其中有如被拖入镜子的世界。我们体验这个世界及自身，只能通过符号的中介。从这个角度看，身体被缩简为多样化符号的纯粹物质载体，并因此在矛盾性与原初性的误解过程中，失去了它的实质（substance）。”[13]身体与语言的悖论关系实际上典型地体现了语言能否抵达被言说物这一语言哲学根本问题，最终是无法圆满解决的。其实黄金麟先生的近著《历史、身体、国家——近代中国的身体形成（1895—1937）》也不得不从几个方面来切割式地展开对身体的论述，主要考察的是中国近现代史上开始的现代性进程如何形塑臣属的、工具性的身体。就如他自己在第一章的末尾所言，以此书的篇幅也只能揭开身体复杂面貌的冰山一角。

第二节 国内身体研究现状及本书的思路与结构

一 国内身体研究现状

据笔者所搜资料来看，国内较早出现的有关研究有1937年钱锺书发表的论文《中国固有的文学批评的一个特点》，此文在中西比较中突出了中国古代“把文章通盘人化或生命化（animism）”的特点，涉及了中西文学批评中身体化批评的不同看法及运作。[14]新时期以来，中国大陆学界最早的身体研究应是1991年艾瑞廷的《中国文化的身心观与美学》[15]以及孙在国的《论梅罗·庞蒂的“身体—主体”理论》[16]。2000年以后有关身体研究的成果则是频频出现，相关论文和著作数量都很可观。

中国的身体研究涉及了如下研究领域：

第一，梳理中国文化传统中的身体观。1991年5月，台湾清华大学中国语文学系、文学研究所及太平洋文化基金会联合主办的“中国古代思想史中的气论与身体观”国际研讨会，会议论文集为杨儒宾主编的《中国古代思想史中的气论与身体观》[17]。论文集从某个思想家或学派的探讨入手，对中国古代的气论与身体观作了初步的全面的研究。本书涉及面广，对儒道释身体观及先秦两汉经典著作中的身体观作了多角度的分析，是目前进一步研究中国身体观的案头必备之作。1997年出版的蔡璧名的《身体与自然——以〈黄帝内经〉为中心论古代思想传统中的身体观》[18]从医籍入手审视古代中医身体观，旁及其他思想体系中的相关命题，其研究理路自成特色。1998年杨儒宾出版的专著《儒家身体观》[19]也是中国身体研究的一大成果。此书以孟子心性气（身体）理论为核心，从精神化的身体观、自然气化身体观、社会化身体观与形躯生理意义上的身体观四个方面，对春秋以降儒家身体观的源流演变作了真切的把握。从身体而非传统的心性角度考察儒家思想，这本书提供了新的尝试。但是正如周与沉、黄俊杰等学者对本书的评论所言，对传统经典思想的检视角度不同，解释系统发生变化，也会带来新旧解释范式的必然交锋。杨著厘清了儒家身体观中心与身的主从关系，但对儒家的“身体”概念的客观内涵作具体分析，也未说明心身主从关系中身体是如何应对心的规训和压制的。中国大陆的相关著作中最值得提出来的是周与沉的《思想与修行——以中国经典为中心的跨文化观照》[20]。本书围绕中国经典思想中的身体论，以宏大的气度整合各家各派的思想，梳理出“形—气—心”这一身体结构，力图以此义理架构协调歧义论说，摸索出中国文化特质中最基本的思想图景。此外，对已有研究成果的深入细致掌握也是本书的一大特色。作者在论述中也有意识地借鉴了前人研究的长处，修正补充已有研究的不足。比如在修行实践中考察身心的转化与进路，补充了情感心绪的研究。此书的第一章“中国身体观研究述评”和书后所列详尽的参考文献尤其对后学者助益颇多。近几年研究先秦思想中身体观的还有张艳艳的《先秦儒道身体观及其美学意义》[21]。此文不拘于儒道身体观，更侧重由此生发出的儒道身体主体的生命意识与存在体验，以及儒道身体理论的美学品质。黄俊杰的《中国思想史中“身体观”研究的新视野》，在总结评介日本中国“身体观”研究著作的基础上，提出了中国身体观研究的三个新视野：作为思维方法的身体；作为精神修养之呈现的身体；作为政治权力展现场所的身体。[22]刘成纪的《汉代美学中的身体问题》[23]探讨了汉代人对身体的一般性规定——形神的关系，身体与世界的同源同构性观念，以及对身体的社会规训和超越生死的身体的理想指向等几个问题。

总的来说，对中国传统文化思想中身体观的研究更多的是借鉴了西方身体研究的视角，至于对西方身体研究中具体的研究方法和路径以及有关身体的思想资源涉及不多。这部分研究最大的价值是清理出中国传统的独特的身体观念，这是与西方身体观念思想十分不同的另一套思想体系。以共同的研究角度切入不同的文化体系，深入开掘各自的特质与内涵，可以说是加强异质文化相互间的交流与对话、发现新的学术生长点的有效途径。

第二，身体政治。身体政治的基本含义是指权力以话语或知识的形式对身体的操控和规训，权力弥漫于身体生成的过程之中，并参与身体的微观层面的活动与实践。这方面的理论资源主要来自福柯。他的理论既适用于对中国近现代社会中身体的考察，也适用于当代消费社会中的身体研究。

中国近现代社会中的身体观是研究的热点之一。中国台湾学者黄金麟的《历史、身体、国家：近代中国的身体形成》[24]选取清末及民国初期社会中的身体为考察对象，以宏观的社会学分析为主要研究方法，从身体的国家化发展、身体的法权化发展、身体的时间化发展以及身体的空间化发展四个方面，阐释了旧的身体观在近代中国是如何被改造，新的身体如何得以生成。李自芬的博士学位论文《小说身体：中国现代性体验的特殊视角》[25]对中国现代小说文本中的身体叙事进行了整体性研究，把研究聚焦在处于社会激烈变革和现代性转型初期的身体之上，从现代小说身体叙事的历史语境、病的身体、解放的身体、欲望的身体四个方面，展现了在西方这个他者眼光下对身体的政治规训和欲望诉求。李蓉的《中国现代文学的身体阐释》[26]在研究对象上与前一篇大致相同，更侧重思考身体是如何被作家及其创作所表达。应星的《身体政治与现代性问题》也从史学的角度也对20世纪上半叶中国身体政治的技术与现代性的复杂关系作了思考。[27]

当代社会身体的研究也偏重身体政治的研究。以汪民安主编的《身体的文化政治学》[28]与《后身体：文化、权力与生命政治学》[29]为例，两本书所收集的论文既有身体理论的评介，也有对现当代社会中身体政治和身体美学的论析，但其大部分篇幅涉及的是当代消费社会中身体的研究。另外，汪民安的新著《身体、空间与后现代性》[30]也主要是以福柯与德勒兹等人的身体理论观照当代社会中的微观权力实践。

福柯的身体理论也激发了学者们重新审视西方文化中身体观念发展演变的过程及其根源。刘小枫的《沉重的肉身》[31]与康瑛的《现代西方语境下的身体性理论阐释》[32]均对现代西方的身体观的发展演变作了梳理。黄华的《权力，身体与自我——福柯与女性主义文学批评》[33]立足于女性主义对福柯思想的关注点——话语、权利、身体和自我，论述了福柯学术发展不同阶段的特点和女性主义对福柯理论的批评、改造和应用。具体到身体层面，黄华指出福柯对权利运作的分析，有助于女性主义者深入分析发生在女性身体上的性别歧视和性别压制现象，在此基础上，女性主义所提出的书写和重构女性身体的主张也是对福柯身体理论的一种推进。这部分研究专注于各种知识权利话语及意识形态如何作用于身体，其最大特点是指向身体而又止于身体，大多数的研究未对二元框架中身体的应对作细致分析。

第三，现象学视阈中的身体研究。从国内已有的研究成果来看，对现象学理论中身体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对梅洛—庞蒂身体理论的研究，二是现象学是如何处理身心二元对立问题。

在有关梅洛—庞蒂身体理论的研究中，“身体”与“知觉”是国内学者讨论的热点。钱捷的长篇论文《本体的诠释：析梅洛—庞蒂现象学的“肉体”概念》[34]指出了“身体图式”和“肉体”两个概念的设定对于梅洛—庞蒂其他观点的本源性意义。杨大春的新著《感性的诗学：梅洛—庞蒂与法国哲学主流》，[35]在国内第一次全面地介绍了梅洛—庞蒂的哲学思想面貌。作者分别从知觉、身体、语言、他人、自然这几个维度入手，在与萨特等其他哲学家的比较中，多角度地阐释了梅洛—庞蒂对传统意识哲学的超越和其身体意向性的建构。其博士生张尧均的《隐喻的身体——梅洛—庞蒂的身体现象学研究》[36]则紧抓住梅洛—庞蒂现象学的整体性与关系性的基本特点，认为其身体现象学的核心是心灵、身体和世界三者构成的一个相互蕴含的不可分割的循环辩证系统，即一种身体性的在世，其中身体起着枢纽作用。在此基础上，他还论述了身体的空间性、时间性、性欲与情感、语言的诸多维度以及身体间性与世界的肉身化等问题，整篇论文渗透着其师杨大春有关梅洛—庞蒂现象学的四个主题的思想。他的另一篇论文《在内在性与超验性之间——梅洛—庞蒂的肉身时间观》则提出，梅洛—庞蒂理论视野中的时间是肉身主体在世存在的一种维度，并呈现为一种知觉场。过去、现在和将来是一种整体的时间关系。[37]庞学铨的《新现象学的情感理论》介绍了德国新现象学家施密茨（Hermann Schmitz）情感理论的创新意义。[38]另一篇论文评介了施密茨解决身心二元论的新观点，即身体性理论和身体动力学观点。[39]

第四，“身体美学”的构想。“身体美学”（somaesthetics）最先由美国学者理查德·舒斯特曼（Richard Shusterman）在《实用主义美学》中提出来。其含义是对“一个人的身体——作为感觉审美欣赏（aisthesis）及创造性的自我塑造场所——经验和作用的批判的、改善的研究”。[40]其目的是重构身体及其感觉在美学中应有的地位与作用，使美学真正成为一门“既包含理论也包含实践练习的改善生命的认知学科”，恢复它“最初作为一种生活艺术的角色”。[41]舒斯特曼以实用主义哲学为指导，借鉴了梅洛—庞蒂本体论的身体观，吸取了东方及古希腊的身体实践与呵护观念，力图通过整合既有的身体理论学说，修正福柯被动的、受权力宰制的身体，重构更系统、更有成效的身体美学学科。舒斯特曼并未对身体美学的理论基础及其框架作进一步的阐释，但启发了国内学者在这个领域的研究。

彭富春和王晓华是国内较早思考身体美学问题的学者。彭富春的《身体与身体美学》及《身体美学的基本问题》[42]等论文论述了身体美学的含义及身体的审美化表现等问题，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对身体美学的界定。他认为身体美学不仅是关于身体的美学，更是从身体出发的美学。从身体出发，意味着美学首先要思考的是身体，即身体的肉体性、个体性和偶在性。身体存在的最基本的表现是欲望，“欲望建立了人和世界最原初的关系和通道”，[43]欲望的实现需要借助各种生产和生活的技术。另外，欲望是否可以实现还需要智慧和真理的指引。因此，“身体是欲望、技术和智慧的游戏之所”。[44]这其中不乏对身体的基本特性的真知灼见，但是在消费社会中，欲望的生产和实现被裹上了一层温情脉脉的审美的面纱，外在的话语与社会力量比以往更细致高超地操控着欲望的生产，丧失了主动性的人们该如何去利用智慧判断欲望的真与假、被动与主动？我们期待着作者对这个问题更精彩的论述。王晓华指出，尼采冲创了以身体为主体的美学，而梅洛—庞蒂的身体美学并未对身与心的关系做出清晰的界定和演绎，他的身体美学仍是暧昧不明的，因此身体美学到目前为止尚处于前学科状态。作者对中国学者建构真正的身体美学寄予厚望。[45]2004年6月，中华美学学会第六届全国美学暨“全球化与中国美学”学术研讨会召开，会上也初步讨论了身体美学的一些问题。有学者指出了审美既应合肉体告白又栖居于肉体的特征，也有学者对美学应如何对待当代审美文化中身体实践问题提出自己的看法。2005年第5期《北方论丛》上发表了中国传媒大学教授张晶及几个博士生的笔谈《“身体写作”与“身体美学”》，其中张晶的《“身体”的凸显：美学转向的哲学缘起》在美学领域发生“身体转向”理论资源中增添了马克思主义。他认为，“美学之父”鲍姆嘉通虽然提出美学是感性认识的科学，但是此处的“感性”是指主体对于对象的感性认识，并没有把身体的因素考虑在内，相反还把身体视为肉体邪恶之源。而马克思不仅正视人作为自然存在物所具有的一切特性，包括身体的各种官能活动需求、身体的“受动性”和“受制约性”，还重视身体的完善与发展，人的能动性与创造性。与梅洛—庞蒂的理论一样，马克思对身体的相关论述能启发我们改变对身体“受动性”的平面认识。

总的来看，国内学者大都认为要建构身体美学，欧美的尼采、梅洛—庞蒂等人的理论等是不可忽视的灵感源泉。整体上看，国内对身体美学理论的研究仍停留在身体转向的现象描述和梳理既有论说的层面。

在身体美学的具体应用上，段建军的《肉身化的思与诗》[46]与李树新的《论人体词语的文化意义》[47]等论文都看到了身体作为一种隐喻化的认知方式在生活和艺术创作中的重要地位。耿占春的专著《隐喻》[48]则对此作了更细致的探讨。与身体政治研究相比，这部分研究的特点是从身体出发，在身体与世界的联系中考察身体。

第五，当代审美文化中的身体实践与“身体写作”研究。诚如法国学者让·鲍德里亚所言，身体在消费社会中已成为“比其他一切都更美丽、更珍贵、更光彩夺目的物品”，它不仅负载着比以往历史时期和比其他物品更沉重的文化内涵，而且还取代灵魂“变成了救赎物品”。[49]的确，在当代中国社会，突出与身体有关的修饰物以及身体本身已成为大众传媒和商家吸引人们眼球的不二法门。与此同时，审美文化中的各类身体实践如人体彩绘、人体艺术、房模车模也纷纷出现。[50]而学术界的相关研究仍显滞后。大体而言，学界对身体实践有两种看法。一种意见认为美学不应该涉足日常生活中具体的身体实践，并对这类生活实践是否是审美的表示怀疑。另一种意见是美学应该对日常生活的新变化给予积极的回应，并深入研究其学理依据与意义。以刘成纪的《身体美学的一个当代案例》为例。这篇论文分析了人造美女问题。他认为人造美女体现了人对自己身体的所有权和处置权的回归，在美学上具有合理性，但他也指出这种处置权在当代社会中的滥用也会导致令人担忧的后果，即身体的异化和自由的丧失。

身体写作，是20世纪中国文坛出现的一种备受争议的文学现象，包括“胸口写作”、“下半身写作”，九丹的“妓女文学”和木子美现象等。有关身体写作的研究，也大致分化成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以林白为代表的一批女性作家以女性身体的真实体验为基础，把女性身体的细微体验与感受诉诸文字，是对男性经验与男性表达的突围策略，这与当代西方女性主义文学理论尤其是法国的身体写作理论有暗合之处。[51]学者葛红兵也多次撰文强调身体写作的感性与个体性特征。另一种观点则持完全相反的态度。张国涛《“身体写作”批判断语》中的看法很有代表性：“身体写作与女权主义无关。”他认为，“国内身体写作的兴起与盛行，与其说与西方‘女权主义’的输入有关，不如说这是市场环境下部分所谓前卫、新锐的女性的精神世界正日益走向堕落的体现”。“没有思想，所以才用身体写作。”[52]作者对“身体写作”的批判立场十分鲜明。也有研究者对“身体写作”作了分类分析，一方面解析了“私人化写作”中对个体身体感觉的表现，另一方面也指出木子美《遗情书》中身体的纯粹娱乐性和游戏性。[53]

简言之，如何对身体写作中沉迷于展现性心理性行为的这一方面进行适当的评价，仍然是当前研究身体写作的焦点。笔者认为，这固然是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但是仅限于此，并不利于研究的多元化和深入开掘。其实对身体写作的研究大可跳出此类纠缠，在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上进行创新，譬如从变异学的角度重新审视身体写作。身体写作的出现究竟与西方女性主义有无关联，或者有何具体关联，又与女性主义所倡导的身体写作理论有何不同？背后又有哪些学理依据？同样，对审美文化中的身体实践的研究也有待于研究方法与视角的革新。

综观全局，中国身体研究呈现出零散化的特点。从文学研究的角度来看，这些研究也都属于外围化的研究。零散化是指研究者以身体为研究视角，切入各自的研究对象，虽然这类研究之间有相互借鉴之处，但总的看来并无共同共通的理论观念与思想体系，也就是没有能被绝大部分身体研究共享的最小公分母。外围化是指中国的身体研究集中在社会学、哲学、思想史等领域，文学方面的研究也多是以文学作品中所表现的身体观念与身体社会化建构为研究对象，很少在理论上从身体切入创作方法或文学形式的构成等文学内部研究。因此，身体研究还需进一步拓展。

二 本书的研究思路及研究目的

首先要说明的是，本书所研究的身体主要指自古希腊一直发展到当代欧美的西方身体观念。所谓身体观念，指人们对身体的认识和看法。广义上看，身体观念笼括了人文科学与医学解剖学有关身体的所有知识。为什么把医学解剖学的身体知识也包括在内？归根结底，这些知识实际上还是建立在人们对身体的有限的认识之上，并且其认识方式还受到当时当地文化的影响。狭义上看，身体观念是指剔除了医学解剖学知识之外的人文科学领域内对身体的认知，本书所说的身体主要是狭义上的身体观。换一个角度来说，由于本书力图在说明“人们所认识的身体是什么”的基础上，更侧重回答“为何如此认识身体”，因此这也表明了本书主要针对的是人文科学领域中的身体研究。

什么是身体（body）？在对身体的理解上人们从未取得过一致的意见。但是这种分歧的底层是共同的文化背景。纵览西方文化传统，对身体各不相同的看法之后隐约闪现着身心二元对立的文化背景。“英文‘body’在词源学上与古德文botahha（桶、瓮和酒桶）有关，即一个‘桶状’（tubby）的人。Eliot Deutsch指出，与这个词源一致，西方传统中有关身体的主要比喻是‘容器’等意象，如牢房（prison-house）、寺院（temple）和机器（machine）。”[54]整体上看，从古希腊一直到当代，人们一直是在身体与灵魂（soul）/精神（spirit）/心灵（mind）的二元对立框架中来看待身体，在具体社会历史时段中人们身体观念的不同，则表现在对此二元对立框架的不同看法和对身体在此框架中之地位的不同理解。身体因其载体的价值获得或肯定或否定的价值判断，但与心灵的对立格局很少真正改变，即使在对身体的看法发生极大改变的20世纪，这种对立也是作为遥远的背景而若隐若现。本书所提出的身体，即在这种二元对立中的身体观。突出这一点，一是想说明西方的身体观与其他地区尤其是中国古代身体观的不同；二是想指出，笔者所说的身体更多的是回到肉体层面的但又具有生命力的身体，而这正是当代身体研究对身体最基本的理解，也是身体研究与传统二元对立的机械身体观的主要区别。

身体在现实生活中是一个实体，但是在语言层面，身体更多的是一个意象群。我们或是指身体的某一或某些功能，或是指身体的外形，或是指身体的需求，或是把几种有细微区别的含义混在一起表达。本书中的身体，首先是在肉体层面上的身体，也就是有各种欲望与需求、有感知觉、有独立性与个体性的身体。在此基础上再根据论述的需要涉及身体的其他层面。强调身体的肉体性，是本书尽量与非身体化论述相区别的一种尝试。

为什么选择身体（body）而非肉体（flesh/corporeity/corporeality）作为本书的关键词？它们虽然在表示人或动物的形体以及形体的物质结构与功能方面具有相同的含义，但是“body”更多地指一个人内在的、“活着的身体”，而不是外在的、解剖学意义上的身体。这与汉语中“身体”与“肉体”的区别相似。但是还需说明的是，本书第二章中所涉及的梅洛—庞蒂的观点，即“世界之肉”却强调身体之肉的本体论的地位与作用，故本书也不对身体与肉身作生硬的区分，在行文中尽量使其含义明确具体。身体是个变动的、含混的、与文化息息相关的整体，本书以身体为关键词，也主要是因为身体与文化的互动特征是我们展开论述的一个重要前提。

另外还需说明的是，身体研究从20世纪中后期兴起，在欧美蓬勃发展至今，现已蔓延至其他国家和地区，本书标题中用“当代欧美身体研究”来表述，一是想突出本书的研究对象的时间范围，是自梅洛—庞蒂开始的身体研究。梅洛—庞蒂在1961年已驾鹤西去，为何把梅洛—庞蒂的身体思想也视为当代身体研究？原因就在于梅洛—庞蒂的身体思想与自古希腊发展而来的、以笛卡尔为代表的理性身体观完全不同，他所主张的身体本体论思想为其后的身体研究确立了哲学上的根基，因此从理论观念的性质来说，他的身体观念毫无疑问是一种当代身体观，即有生命的身体观念。在本书的后半部分内容中笔者将会指出，他的身体观念被后来的身体研究者归纳为当代身体研究中对一种身体类型的研究。福柯的身体思想虽然出现在身体研究开始蓬勃兴起的20世纪80年代之前，但同样被当代身体研究者视为当代身体研究的奠基与代表，其原因也在于他的身体观念是对笛卡尔身体观的批判与逆转，直接启发了当代人们对身体的重新审视。二是想突出身体研究在思想上的发展脉络和承继关系。“欧美”不仅是指地域范围上的欧美，而且还意在强调欧美身体研究是对自古希腊以来的逻各斯中心主义身体观的批判与反驳，以及对其所衍生的问题的思考与阐释。此外，当代欧美身体研究所体现出来的身体观念脉络与“东方”尤其是中国传统身体观的脉络完全不同，标题所称的“欧美身体研究”也意在隐指中西身体观在思想与哲学传统上具有异质性。此外，本书标题中的“批评”取其“研究”之意。由于“身体研究”一词如同“文化研究”一样已成为一个术语，本书是对身体研究的再研究，因而题名为“身体研究批评”。

笔者的研究思路是，除了第七章以身体叙事学为切入点思考身体对叙事的影响及文学如何叙述身体之外，主体部分以四个攸关身体生成的基本方面来探讨什么是身体，以及我们该如何认识身体。这四个方面构成了论文从第三章到第六章的四章，它们的主题分别是生存境域中的身体、性别的身体、消费社会中欲望的身体与身体政治。显而易见它们各自与现象学尤其是梅洛—庞蒂的理论、女权主义理论、精神分析学、消费美学以及福柯的理论密切相关。身体有一个共同的起源，那就是发轫于古希腊的“无身体的器官”观，本书将在第二章对这一观念的具体内容及其引发的反思性理论潮流进行介绍，这些反思性的理论也构成了身体研究兴起的重要资源甚至是重要组成部分。

为何主要选择这四个方面？一方面是因为这四个方面的身体研究代表了欧美身体研究的主体内容和发展趋势；另一方面是因为它们是构成身体本质属性（请原谅笔者在后现代思潮风起云涌的时代使用“本质”这样一个词语，舍此笔者无法找到一个更合适、更经济地概称身体基本属性的方式）的几个根本点。生存境域中的身体是身体最基本的属性，它揭示了我们作为身体的在世存在特性及何以如此存在，在一定程度上超越了二元论身体观，是身体研究中最核心的思想之一；性别的身体是身体的又一个烙印，笔者选取这个角度意在显示作为一个有性别的身体与其他身体间的关系；消费社会中的身体展现的是作为身体本能属性的欲望如何被消费文化所构造所生产；身体政治则展示了群体性社会中他人与身体、自我与身体的关系，与身处消费社会的身体一样，这部分内容也阐释了身体如何被打上标记，以及如何被外在力量所形塑，以及身体该如何从受动状态向能动状态回归。这四个方面贯穿着对身体与社会、世界及自我关系的考察。它们各有理论盲点，但又在一定程度上互相补充。另外，身体的这四个方面紧密衔接了身体的生物特性及社会文化属性。

为了清晰地呈现身体的基本特征与面貌，笔者运用了身体类型学的研究方法，把握并论述了身体的几个基本属性，但每一章的设置与展开更重要的依据是身体研究中的相关问题，因此在展开每一章的论述时，我们以基本问题为引导，每节也是针对与这一章的主要问题紧密相关的某一小问题的思考与回答。

下面概述一下其后六章的思路。第二章第一节概述了欧美身体观的源头，即“无身体的器官”论，这一身体观是身体研究批判的核心，相当于欧美身体研究所针对的“靶子”；第二节则概述了身体研究的理论资源，即尼采的身体论、现象学身体论、女性主义身体论及生命哲学和后现代哲学中的身体观，后四种理论既为身体研究的兴起作了理论铺垫，又可视为身体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第三节则历时性地梳理了欧美身体研究产生与发展的历史。

第三章主要以梅洛—庞蒂的身体在世存在论为考察对象，指出他的身体理论是对以笛卡尔为代表的身心二元对立论的反驳。我们的身体就是我们的在世存在，具有情境化、关系性、整体性与可逆性的特征；身体是世界的本体，也是我们存在的意义源泉。在一定程度上中国传统的身体观是梅洛—庞蒂所阐述的情境性身体的典型案例，因此我们在这一章的最后一节，以中国当代著名小说家李佩甫的“平原三部曲”为例，阐释中国农业社会中情境性身体观的表现，探讨了其产生的原因，并对情境性身体观作一反思。第三章不仅是描述“在世存在的身体”这一身体基本属性，更是为了回答身体研究如何兴起。因此第一节思考了梅洛—庞蒂如何反驳笛卡尔的身心二元论；第二节论述了梅洛—庞蒂如何通过阐释“在世存在的身体”而把存在的基础从心灵/精神转到身体上来；第三节则回答了存在的基础转变了之后，我们该如何从身体这一新的角度解释并解决身心二元对立问题；第四节则既是对梅洛—庞蒂情境性身体观的进一步回应与思考，也是对中国传统情境性存在的梳理与反思。

第四章从性别的身体出发，论述了女性主义身体研究的主要新成果，即朱迪思·巴特勒的性别表演论与在此影响下新出现的男性气质研究，此外我们还分析了身体写作理论在中国文学创作中的变异，中国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界对身体写作的误读。第四章涉及的主要问题是从性别身体的角度探讨身体的多元化与非物质性问题。第一节是从当代欧美女性主义性别研究的角度辨明性别身体研究对身体观念革新的意义；第二节是阐明新兴的男性身体研究如何进一步瓦解父权制性别观念中的物质性身体观念；第三节研究赛博格身体思想对传统实体论身体观及主体论的反思；第四节思考国内对欧美“身体写作”理论的误读及其原因。

第五章考察消费社会对身体及欲望的谋划、形塑、控制，消费社会中身体的特点及身体与自我的关系，主要思考了身体在消费社会中激发欲望、生产欲望、实现欲望的过程中的作用及意义等问题，指出身体是消费社会塑造自我主体意识、对个体进行规训的根本手段与凭介。

第六章以福柯的身体政治思想为主要研究对象，考察权力及知识如何将身体规训成驯服的肉体，以及如何呵护自我和关怀身体，实现从被动的肉体向梅洛—庞蒂意义上的存在本源性身体复归。第六章主要探讨的问题是情境与关系网络中的身体如何受到规训而成为被动的身体，身体而非主体是权力实施的根本目标。

第七章是从身体叙事学的角度对身体与文学叙事关系的管窥，主要论述了身体为何及如何成为叙事的动力、身体对叙事的影响等问题，并提出了“故事就是身体的叙事”的观点。

需要指出的是，笔者无意追求研究思路与布局的整体性，也无意将其视为身体研究的唯一正确进路。笔者所期望完成的只是初步解剖身体及其在社会文化环境中的动态面貌及背后的原因，这种讨论并不否定我们的确还可以从其他方面或角度，来检视身体的建构与生成。另外不得不说明的是，对于传统的身心观念，笔者并不一味持批判态度，在身体观念日益多元化的今天，倡导某一类身体观而排斥其余既是不明智的也是很可笑的。传统的身心观在我们看来不是必须抛弃的看法，而是具有一定合理性的对待身体的态度。笔者从欧美身体研究中四个流派的身体观点出发，分析的焦点是凸显与我们的存在如此密切的身体基本属性及面貌，以及当代欧美身体研究的主要流派、主要观点、理论创新及局限，在行文过程中尽量保留并侧重身体的境遇性、关系性、整体性，最大限度地保持并体现对身体的敏锐感受和人文关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