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企业创业导向的界定：内涵、维度及测量

第一节 创业导向的界定

一 创业导向研究的理论基础

传统的创业理论深受主流经济学的影响，其基本概念和术语主要来源于微观经济学，但不同领域的学者从不同的视角对其展开研究，导致目前还没有形成一个统一的理论体系（Shane et al.，2000）。创业导向研究的重点不是业已存在的企业经营问题与产业竞争态势，而是阐释企业“如何进入新的领域”（Lumpkin & Dess，1996），或曰“开创新事业”（张玉利，2007）。为了能更好地说明公司的创业导向以及检验相关假设，学者们主要采用以下几种理论作为其构建研究假设的理论基础。

1.战略管理理论。战略管理研究的一个重要问题是回答企业为什么不同，以及如何获取和保持竞争优势（McEcily et al.，2005）。它主要强调企业应根据组织外部环境和内部条件来确定企业的战略目标，明确使命，并保证目标正确落实和实现的一个动态管理过程。创业导向是企业的一种战略导向，描述的是企业如何进入新的领域，它无法通过市场购买获得，而只能通过公司政策与组织文化逐步向下传递，需要日常的积累逐步培育。它是一种战略性的资源，能有效克服恶劣环境下对企业生存和发展所产生的限制性约束，并视为一种可以为企业提供持续竞争优势的核心能力（Lee et al.，2001）。这与战略管理的核心思想是吻合的：创业导向是企业的一种战略导向，这种战略导向反映了组织实施创业的过程、方法和风格，包含了战略的制定、执行、实施、反馈过程。因此，战略管理理论是企业创业导向研究的重要理论基础。

2.资源基础理论。创业行为是产生公司绩效差异的一个重要来源，这与公司的资源基础观紧密相连。资源观就是对企业所拥有的诸如资产、能力、知识、技能等资源与企业竞争优势关系的研究，关注的主要问题就是企业为什么不同，以及如何获取和保持持续的竞争优势（McEvily et al.，2005）。资源基础观认为，企业战略和经营的成功在于它的资源结构与内容，不同企业拥有不同的资源禀赋，因此，企业可以凭借其异质性的资源并因而提供有别于竞争对手的独特产品或服务。当这种异质性资源成为超正常利润的源泉时，它就能为企业带来持续的竞争优势（Barney，1991；Peteraf，1993）。通过对这些资源的获取、整合、占有和利用，一个企业便可以凭借这些独特的资源获得并保持持续的竞争优势。

在过去的几十年里，资源基础观的产生、发展走过了一条很长的路：Penrose（1959）首次提出了资源基础观的思想；Wernerfelt（1984）则分析了企业拥有的资源与组织绩效的关系；Barney（1991）、Peteraf（1993）具体阐述了企业获取竞争优势的一些资源特征（如稀缺性、有价值性、难以模仿性与难以替代性等）；Teece等（1997）、Sirmon等（2007）构建了利用这些要素来构建和保持竞争优势的动态理论框架及资源管理过程的框架，指出仅仅获取稀缺的、有价值的、难以模仿的、难以替代的资源是不够的，为获取竞争优势，企业还要有整合与利用资源的能力与管理过程，以最大限度地实现资源的潜在价值；Dyer等（1998）、Gulati（2000）认为，企业的关键资源并不局限于企业内部，甚至可能存在于企业间，嵌入在组织间的资源与过程中，而这种网络资源也会潜在地给企业带来竞争优势。

根据资源基础理论，资源（包括知识）是企业发展的重要基础，而创业导向是一种资源消耗型战略（Covin et al.，1991），创业导向的成功与否离不开资源。另外，资源基础理论能提升我们对公司创业行为如何产生竞争优势的理解。创业行为是公司对从外部环境中所获取知识的整合、转化和应用（Zahra et al.，2000），它有助于企业对新资源的发现以及现有资源的应用，特别是，创业行为有助于在位企业通过学习新技术、掌握新知识而探索新的领域并进入新的市场。

3.学习理论。任何时候，无论是对新创企业还是已建（incumbent）企业来说，公司创业导向的活动都需要企业充分利用公司的资源并捕捉新的机会（Rauch et al.，2009），这导致一些学者将创业导向作为一种公司内部流程来研究。如Zahra等（1999）认为，公司创业实际上是知识创造的过程；类似的，Borch等（1999）认为公司创业是小型企业的一种资源重组过程；Zahra等（2000）强调公司创业是新兴市场中企业整合并转化资源的过程。Dess等（2003）建议，可以采用学习理论来阐释公司如何在国内以及国外市场创造新知识，而这种学习对组织开发产品、流程和创新的知识创造和应用都是至关重要的，尤其是这种学习会引起干中学、实验性的探索性学习。Dutta等（2004）认为，传统的“4I”理论的最大优点在于，它采用了过程导向的组织学习概念，既包含了现实认知的一面，又包含了主观解释的一面，以该框架为理论视角能够使我们对创业者的行为有更好的认识与理解。Lumpkin等（2005）指出，公司创业的核心在于机会认知，而不同的机会认知阶段对应于不同的组织学习模式：认知性学习（cognitive learning）有助于提高机会发现阶段的效率，行为性学习（behavioral learning）有利于促进机会形成阶段的效率，而行动性学习（action learning）能够提升上述两个阶段的效率。

在分析创业导向、资源获取与利用的作用时，组织学习视角是一种重要的分析工具（刘预，2008）。在企业创业导向的制度与实施过程中、在知识资源的获取和应用过程中，均离不开信息和知识的获取与应用，而学习在信息和知识的获取与应用中均起到重要作用。组织学习视角意识到学习在公司创业中的重要作用，并主张公司创业活动的结果应该包含学习成分（Dess et al.，2003）。

4.制度理论。来自于不同国家的众多变量对企业创业的影响预示着公司创业的理论阐释可能来自制度理论（Zahra，1991；Luo et al.，2005）。制度理论的适应维度（regulative pillar）、规范维度（normative pillar）以及认知维度（cognitive pillar）（Scott，1995）能够有效解释公司创业的制度层面的影响，如适应维度聚焦于法律（如知识产权法、破产法）与政府机构的作用；规范维度强调文化差异的影响；认知方面突出信念的作用。制度的变化不仅深刻地影响了企业的创业行为，也改变了竞争对手的行为，毫无疑问，制度的变化显著地影响了企业的创业行为。类似的，新兴经济体的制度安排不同于发达国家，这些差异也能有效解释不同国家里公司创业行为的差异（Peng，2005）：转型经济国家的企业创业行为可能更具有自我的特色。

5.社会网络理论。在开放式创新时代，学者们纷纷指出，由单个企业把创新推向市场的情形在不断减少，取而代之的是相互合作的多方通过共同的努力，才能获得新产品概念的成功商业化（von Hippel，1988）。这些创新的新模式突出地显示了创新过程中的合作与互动，公司的创新活动与其重要供应商、消费者及其他利益相关者之间的联系越来越紧密（Galuti，2000）。企业及企业的创业者不是脱离于所嵌入的社会，企业的各种活动与社会紧密相连（Granovetter，1985）。通过创业者的社会关系所进行的创业活动与其他的社会现象存在显著的差异，因此，社会网络的视角提供了对创业过程的前因及后果的新的阐释（Hoang et al.，2003）。从广义来看，社会网络是由一组行为者（个体或组织）及行为者之间的关系来界定。网络视角有助于理解网络如何影响公司创业的过程并导致对创业者及其组织的影响；也能使创业过程及创业结果对网络发展的反馈作用有更深入的了解。实际上，网络为创业活动的机会识别与知识流动提供了一个平台，通过它企业可以获取组织外部的资源和知识，并提升组织的能力，因而企业的社会网络可以被视为影响企业创业行为的一种战略资源（Yiu et al.，2008）。

企业的创业导向的内涵比较宽泛且是一个复杂的行为，研究企业创业导向的理论基础主要源自于管理学、经济学与社会学，而不同的理论从不同视角考察公司创业导向的不同侧面。本书建基于这些传统的理论，以企业家社会资本视角入手来研究家族企业的创业导向，以推动对企业创业导向研究的深入发展，并期望指导家族企业成功地实践创业活动。

二 创业导向的内涵

在顾客偏好变动频繁、产品和技术创新速度不断加快、竞争手段多变的动态复杂环境中，公司创业作为企业生存和发展的最关键决策，自20世纪70年代之后开始引起学术界与企业实践者的共同关注。以往的研究中，学者们使用了一些相类似的术语来测量、研究公司层面的创业导向行为，包括战略态势（strategic posture）（Covin & Slevin，1989）、公司创业（corporate entrepreneurship）（Guth et al.，1990）等；国内学者则主要采用创业导向、创业家精神、企业家精神等术语。从他们的研究及实践来看，这些术语虽不尽相同^[1]，但表达的意义却基本一致（郑馨，2007），主要聚焦于创建新企业或在位企业的创业过程的关键特征上。表2.1整理了一些学者对公司创业行为有关构念的定义。

表2.1 公司创业行为的名词术语及代表学者

创业导向的概念最早来源于企业的战略管理领域，在企业战略决策制定的研究中，创业学者把创业导向看作是一种公司层面的战略导向，强调通过有目的的战略行为可以有效地实施“新进入”（Lumpkin & Dess，1996）。Miller（1983）认为，企业的创业导向表现为企业同时从事于产品市场创新（innovativeness）、承担一定程度投资风险（risk taking）并先占性地（proactiveness）（或译为超前行动）追逐市场机会的活动。

Covin和Slevin（1989）以及Zahra等（1999）把企业的创业导向看作是一种组织文化，它能为组织提供持续的竞争优势。这种观点认为，创业导向嵌入在组织的日常经营工作中，它是无形的并且被分散到组织成员当中；企业不能够从市场上购买到高水平的创业导向，而是需要投入大量的时间、财力来培养这样一种文化（Lee et al.，2001；刘丽丽，2009）。

Lumpkin等（1996）指出，创业导向描述了企业从事追逐新事业的一种特定心智模式，决定了企业组织、计划和决策分析的组织价值观念以及使命，它涉及创业活动的决策与具体行动，核心是“新进入”，回答的是“如何进入新的领域”，与企业家精神的区别，类似于战略管理文献中的内容（content）与过程（process）的差异，是“一个在动态产出的过程中进行新业务创建的内容和过程的结合体”，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理解为企业家精神的实际展开过程。

而在有关的理论及实证研究中，出于不同的研究目的，部分学者将创业导向视作内容的构念，也有学者将其以过程来看待，如表2.2所示。在研究公司国际化经营的创业活动时，这些学者出于各自的研究目的将创业导向这一构念视作内容或过程的构念。

表2.2 创业导向的构念

另外，由于理论基础的差异，尽管许多学者从各自角度对公司创业的现象进行了许多卓有成效的研究，但这些研究的结论难以达到收敛和统一，比较零散，如堆积的碎片，而创业导向的研究则为解决这一问题提供了重要的思路（盛南，2009），学者们不再纠缠于公司创业的具体内容和形式，转而关注公司创业的关键特征。因此，为了尽可能全面地梳理、归纳、总结公司创业导向的相关研究成果，本书采用广义的公司创业导向概念且将创业导向看作内容与过程的结合体，并在一定程度上涵盖公司创业、战略态势和内创业等概念。

三 创业导向的维度

1.创业导向的维度性（单维/多维）。Miller（1983）认为创业型企业应该进行产品与市场的创新、承担一定程度的投资风险并先占性地追逐市场机会。因此，他用创新性、风险承担性和先动性三个维度来表征和测量企业的创业导向。也有部分学者以Miller等（1982）和Miller（1983）的测量量表或其修正量表为基础，根据自身研究目的而加入了一些不同的维度，如积极竞争性、自主性等。另外，Miller（1983）、Covin和Slevin（1989）等学者还认为创业型企业应该同时进行创新、承担风险和超前行动，且在维度的变动方向上也应该是同方向变动的，对组织绩效所产生的影响是类似的。这些学者将创业导向视为单维构念，并将三个维度捆绑在一起来考察其对组织绩效的影响。

Lumpkin和Dess（1996）在整合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创业导向外增加了两个子维度：竞争侵略性（competitive aggressiveness）与自主性（autonomy）。同时，Lumpkin和Dess（1996）认为，单维性的测量掩盖了创业导向不同维度对整体创业导向概念的独特贡献，单一维度的界定过于狭窄，创业导向应该是一个多维度的概念，每个维度虽具有一定的相关性，但也具有相对的独立性，对组织绩效所产生的影响也不尽相同。也有研究证实了创业导向的这种多维性，如Kreiser等（2002）通过收集六个国家（澳大利亚、芬兰、墨西哥、荷兰、挪威和瑞典）的1067个中小企业的数据，采用验证性因子分析和相关分析，结果证实创业导向的各个子维度是独自变动的，具有相对的独立性。

创业导向是单维性（unidimensional）构念还是多维性（multidimensional）构念的问题，不仅直接关系到对企业创业导向战略的理解，也涉及其对组织绩效的作用，表2.3归纳了一些代表性研究处理的维度性问题。

表2.3 创业导向的维度性及其对应的研究者

续表

2.创业导向的维度结构。虽然众多学者对创业导向是单维性还是多维性构念（即创业导向的各子维度是共同变动还是独自变动）存在一定的争议，但大多数的学者认为创业导向包括三个基本维度：创新性、风险承担性以及先动性；也有部分学者在三维度的基础上，增加了竞争侵略性、自主性等维度，表2.4展示了创业导向的维度结构及其对应的研究者。

表2.4 创业导向的维度结构及其对应的研究者

创新性（innovativeness）。作为公司创业导向的重要维度，创新性是指公司创造新产品或改进现有产品以满足顾客目前和未来需求的努力，包括开发或强化产品与服务，以及使用新技术和新的管理技能（Knight，1997）。它表现在新构想的产生、研发活动的活跃以及产品的推陈出新上，反映了公司倾向于支持和从事能够促进新产品和新技术开发的新思路、新试验和创造性活动（Covin & Miles，1999）。大多数研究将企业的创新分为产品与市场创新、技术创新两类（Lumpkin & Dess，1996）。产品与市场创新主要强调产品设计、市场研究、广告与促销等方面（Miller et al.，1978）。Porter（1985）认为，有价值的产品或服务创新能使企业在产业内独树一帜，与竞争对手形成差异化而取得产品溢价的超额回报；Drucker（1993）也指出，创新是创业家的特殊工具，他们借助于系统化、有目的的创新，改变了资源的产出价值并进而创造出新的消费者需求。技术创新主要是指产品或流程的开发、产品研发等，强调行业相关的专业知识与技术的创新（郑馨，2007）。技术、制作流程或作业方式的创新可以提高企业效率、降低成本，有利于形成差异化从而达到增强企业获利能力的目的。创新活动创造和引入了新的产品和技术，被视为不断变化环境下企业保持持续竞争优势的关键来源，是企业绩效最重要的决定要素。

风险承担性（risk taking）。它指的是企业对具有可能失败的决策所愿意做出的资源投入承诺和大胆行动（Lumpkin & Dess，1996）。Baird等（1985）将企业的创业战略风险分为三类：①冒险进入未知的领域，如将新产品推向新市场所面临的不确定性风险；②投入大量资金的风险，如将大量资金投入到高风险高报酬的项目上；③为进行创业活动而采用高程度的财务杠杆筹资。从财务观点来看，风险与投资报酬总是对应的，高报酬意味着高风险，创业型企业往往采用财务杠杆或投入大量资产的方式来获取高的回报（焦豪等，2008），因此，企业的创业行为往往被刻画为风险性行为。当决定承担风险时，企业必须容忍两种可能出现的情况：现有创业行为的失败和其他机会的丧失（郑馨，2007）。

对于组织而言，风险承担意味着企业愿意摆脱“会成功才尝试”（tried-and-true）的经营理念，而主动投资于未知的风险事业上，这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具有胆识的企业家个人或企业高层管理人员。在面对不确定性时，成功的创业家或高层管理人员总会想方设法界定需要承担的风险，然后尽量降低大量投入带来的风险。虽然仍存在失败的风险，但即使是中等程度的风险，其报酬也足以抵偿风险（Drucker，1993）。Eisenhardt（1990）指出，没有一定程度的风险承担特征，企业不会进行创新并采取开拓性行为，风险承担特征与战略决策的速度通常是相关的，两者均可以提升企业的绩效水平。

先动性（proactiveness）。它是指企业预期到市场未来需求可能变化所带来的机会，而率先采取行动的倾向（Venkatraman，1989；Lumpkin & Dess，2001）。如领先竞争对手推出新产品或服务、率先进入新市场、引进新科技或策略性地退出处于成熟或衰退阶段的业务。具有先动性特点的企业，具有前瞻性，在原有业务领域内外寻找新的机会，并经常采取大胆的行动，不惜牺牲部分收益来实现雄心勃勃的市场占有计划，以此创造先行者的优势。先发优势将市场机会予以资本化，并利用市场的不对称获取超额利润，同时能够建立消费者对企业品牌的认同，赢得顾客（Zahra & Covin，1995；Lumpkin & Dess，1996）。

具备先动性的企业，在把握新机会方面展现出领导者而非跟随者的前瞻性和判断力，但领导者不一定是新产品、服务、技术、市场等的首个进入者（郑馨，2007）。Miller等（1985）在一项针对84个战略事业单位（SUBs）的调查中发现，第二个进入新市场的企业可能因为具有快速与超前行动，而如同领先者一样获得成功；也就是说，先动性的公司具有追逐新机会的意愿与洞见，即使它不是第一个吃螃蟹的。

竞争侵略性（competitive aggressiveness）。它是指为了实现新的进入或提高企业现有的市场地位，企业直接和强烈地挑战竞争对手的倾向（Lumpkin & Dess，1996）。竞争侵略性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响应（responsiveness），即采取面对面的形式来直接响应竞争对手，如公司降低产品的价格以对竞争对手的行为做出响应，表现出Covin等（1989）主张的打击竞争者（undo-the-competitors）而不是井水不犯河水（live-and-let-live）的竞争态势。同时，竞争侵略性也暗示了企业以非传统的方式参与竞争的意愿，也就是Porter（1985）所言的“不按常理出牌”（doing things differently）。另外，企业的新进入可能是通过模仿现有产品或服务而实现的，如果该行为隐含着侵略性、面对面地响应竞争对手，它也应被视为竞争侵略性（Zellweger et al.，2010）。

竞争侵略性与先动性这两个维度存在一定的类似（郑馨，2007）。先动性着重于对市场机会的预测，并事先采取相应的行为，主动塑造企业可能面临的外在环境，或创造需求以增强自身的竞争优势；而竞争侵略性是对威胁的反应，侧重于对市场现有竞争者的响应，表现为坚决、果断（assertiveness），强烈的参与竞争的意识。

自主性（autonomy）。自主性指的是个人或团队对于某种产品创意或构想，从构思到实现过程中的独立行为的程度（Lumpkin & Dess，1996）。自主性代表了追求机会时，自我导向（self-directed）的意愿与能力。也就是说，即使受到如资源可用性、竞争对手行动等环境因素或组织内部因素的限制，个人或团队也能独立地、不受约束地采取行动并做出决策。衡量企业自主性程度的高低，一般可以通过评判组织是否允许个人或团队自由地执行他们对产品的创意和对公司有益的想法来实现（Zellweger et al.，2010）。

企业内的自主性程度，可能因组织规模、管理风格或所有权的差异而有所不同。在企业的决策模式上，自上而下模式的创业导向行为来自于高层领导，通过权威和集权化的方式来推动，中小企业往往采用此种决策模式。Miller（1983）研究发现，越是创业导向型的企业，其领导者越倾向于自主性。与之相反，自下而上的决策模式主张组织创业活动的战略决策，是经过组织底层员工的构想或行为而产生。刺激新构思产生的因素往往来自于组织的底层员工，因此不少管理者不遗余力地通过组织变革、组织重组或其他管理行为使公司更具有自主性（郑馨，2007）。许多大型企业为了鼓励内部创业，除了进行组织扁平化的组织结构变革外，还将权力下放到各事业部门。组织自主的过程，并不仅仅是一种设计上的变化，重要的是企业鼓励成员实践的程度。简而言之，无论组织采用的是自上而下的模式，还是自下而上的模式，不受约束、独立行动是自主性的本质。

上述分析说明，企业创业导向作为一个涉及产品与技术创新、具有一定的风险承担水平并先占性地追逐市场机会的构念，经过不断的延展，其内涵不断得以补充，并表现出一定的共性，但不同学者从不同视角对其的分析，得出的维度性、维度结构还存在一些差异。同时，这些子维度是企业创业导向整体的一部分，共同为企业发展竞争优势提供了基础，而维度结构的不一致性还需要实证上的更充分论据来验证。

四 创业导向的测量

对于企业创业导向的测量，通常采用感知的判断方法（Lyon et al.，2000），这种方法是通过问卷调查或访谈方式获得的，大多数学者使用7点式李克特量表（seven-point Likert-scale）（1—7的分值表示从低向高依次渐进，其中1表示很低或完全不符合，4表示基本相等或基本符合，7表示很高或完全符合）。Miller（1983）、Covin和Slevin（1989）采用的企业创业导向维度及其测量量表得到了后续学者的广泛认同和沿用（Rauch et al.，2009；郑馨，2007），也有部分学者以Miller等（1982）和Miller（1983）的测量量表或其修正量表为基础来测量企业的创业导向。

Miller等（1982）的5题项（item）量表。该研究采用5个题项来测量产品创新和风险承担性两个维度，该量表的题项以成对的方式表明创业和非创业型企业的活动。通过两个题项对创业型企业的产品创新进行度量：（1）企业相当重视并积极推进研发、技术领先和创新活动。（2）过去5年里有很多的产品（服务）线上市。（3）产品线的变化通常是激进的（dramatic）（如从传统的机械式到电子化的运作方式）；通过两个题项对风险承担性进行度量。（4）公司十分倾向高风险高收益的项目。（5）企业认为在不确定情景下组织采取的大胆和积极行为是有价值的，公司能够接受这些行为。量表使用李克特7点量表进行评分，α信度系数为0.74。部分学者以其量表为基础进行研究（如Wiklund，1999）。

Miller（1983）/Covin和Slevin（1989）的创业导向量表。这两个研究的量表是后续学者广泛参考、借鉴与使用的量表（Rauch et al.，2009）。Miller（1983）量表是在上述Miller等（1982）的5题项量表的基础上补充而成，该量表增加了先动性维度，并另用3个题项来测量它（该文正文部分并没有阐述这三个题项——笔者注）。该量表有较高的信度（整个量表的α信度系数平均为0.88），因此，一些学者以Miller（1983）的8题项量表为参考或经过修改后为各自研究所用（如Zahra，1991；Zahra et al.，2000；Lee et al.，2001；Lumpkin et al.，2001；Matsuno et al.，2002；Wiklund et al.，2005；Wang，2008；Clercq et al.，2010）。

Covin和Slevin（1989）的研究采用9个题项来测量创新性、风险承担性与先动性三个维度，该量表的题项也以成对的方式表明创业和非创业型企业的活动。通过3个题项对创业型企业的产品与技术创新进行度量：（1）企业高层管理人员相当重视研发、技术领先和创新。（2）过去5年里有很多的产品（服务）线上市。（3）产品（或服务）线的变化通常是激进的；通过3个题项对风险承担性进行度量。（4）十分倾向于高风险高收益的项目。（5）倾向于根据外部环境采取大胆、迅速的行动来实现企业目标。（6）在面对不确定性时，企业采取大胆的、侵略性的态势以最大可能地利用潜在的机会；通过3个题项对先动性进行度量。（7）同竞争对手进行竞争时，经常采取先于竞争对手的行动。（8）企业能够领先于竞争者引进或开发新产品/服务、管理技能、技术等。（9）倾向于采取竞争性的策略并力图击败竞争对手的态势。量表使用李克特7点量表进行评分，α信度系数为0.87。国内外许多学者以Covin和Slevin（1989）的9题项量表为参考或经过修改后作为各自研究所使用（如Naman et al.，1993；Barrett et al.，1999；Atuahene-Gima et al.，2001；Lumpkin et al.，2001；Marino et al.，2002；Wiklund et al.，2003；Richard et al.，2004；Covin et al.，2006；Keh et al.，2007；Stam et al.，2008；焦豪、魏江等，2008；刘预，2008；胡望斌、张玉利等，2010）。

Martin和Lumpkin（2003）设计了测量家族企业创业导向的题项。除了创新性与以上学者相似没有展开外，两位学者对家族企业创业导向的其他维度的测量题项如下：（1）先动性的测量题项包括：扩大业务规模的重要性；提升企业价值的重要性；（2）风险承担性的测量题项包括：赞同减少家族企业债务；赞同增加家族企业利润；家族企业向外借贷的比例情况。

国内学者焦豪、魏江等（2008）的研究采用5点李克特量表测量企业的创业导向。通过3个题项测量创新性：（1）强调产品创新、技术领先与研发；（2）最近3年内新产品线开发状况与现有产品改造力度；（3）最近3年内现有产品改造力度，通过3个题项测量风险承担性：（4）决策过程中风险认知态度；（5）面对不确定性时采取大胆并迅速行动的程度；（6）公司发展过程中战略选择倾向，通过3个题项测量先动性：（7）最近3年在同竞争对手进行竞争时，经常采取先于竞争对手的行动；（8）将新产品、新的管理技能与新的操作技术作为竞争首选工具的程度；（9）倾向于采取竞争性并力图击败竞争对手的态度。他们以在复旦大学与浙江大学进修的EMBA和MBA学位的企业高层管理人员（学员）为主要研究对象，并通过个人网络采集调查问卷，发现企业的创业导向区分为创新与超前行动性以及风险承担性两个维度，其α信度系数分别为0.898、0.876。

另外，刘预（2008）在其博士论文中采用10个题项测量新企业创业导向的创新性、风险承担性与超前行动三个维度。通过3个题项测量新企业的创新性：（1）企业总是积极推动员工进行产品/市场创新、技术创新和管理创新；（2）企业能够对新技术研发及持续发展进行适当的投资；（3）企业的创新很难被竞争者成功模仿；通过4个题项对风险承担性进行度量：（4）企业倾向于选择高风险、高回报的项目，（5）企业在实现经营目标方面倾向于采取大胆和迅速的行动，（6）企业在不确定情境下进行决策时倾向于采取大胆、积极的态度来挖掘潜在的获利机会，（7）如果一个管理者承担了风险，但失败了，他（她）不应该被惩罚；通过3个题项对先动性进行度量：（8）企业密切关注市场发展趋向及顾客需求方向，（9）企业在面对竞争的时候，试图采取超前行动成为行业的领先者，（10）企业能够领先于竞争者引进或开发新的产品或技术。量表使用7点式李克特量表进行评分（1—7的分值表示从低向高依次渐进，其中1表示完全不符合，4表示基本符合，7表示完全符合），三个维度测量的α信度系数分别为0.77、0.78与0.70。

胡望斌、张玉利等（2010）在大规模访谈、研究的基础上认为，创业导向是一个多维的构念，包含创新性、风险承担性与先动性三个维度。他们借鉴Covin和Slevin（1989）开发的创业导向量表的基础上，设计了9个题项来测量我国新企业的创新性、风险承担性与先动性。该量表的题项也以成对的方式表明创业和非创业型企业的活动，创业型活动的九个题项分别是：（1）强调研发、技术领先与创新，（2）有很多产品（服务）线上马，（3）新产品（服务）大多是大幅度的创新，（4）倾向于实施高风险、高回报项目，（5）倾向于根据外部环境采取大胆、迅速的行动来实现企业目标，（6）在面对不确定性进行决策时倾向于采取较大胆、积极的态度以把握潜在的机会，（7）面对同行竞争，通常先于竞争对手采取行动，（8）倾向于充当领导者角色，并经常先于竞争对手推出新产品、进入新市场及采用新的管理模式或技术，（9）管理团队强调先于竞争对手引入新产品或创意。该研究主要是针对新企业提出创业导向与绩效关系的概念模型，其题项还有待实证的进一步验证。

通过前文的分析可知，国内外现有的主要创业导向的维度及其测量存在着差异，差异化虽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创业导向的理论发展和实践创新，但它们却都受自身研究情景的约束，存在相应的局限。徐淑英等（2008）指出，情景化在管理研究中越来越重要，它是进行本土研究的关键要素。也就是说，如果我们使用在西方情景下已发展良好的理论和测量，而忽略来自于中国情景中的问题，我们就冒着没能问正确问题的风险；而且，来自于西方情景下的理论及其测量是一个很好的起点，但在处理具体情景下的现象、在推动相关理论知识的深入发展与进步方面还是不够的。例如，采用Lumpkin和Dess（1996）的创业导向5维度，焦豪等（2008）、张玉利等（2009）验证了中国背景下创业导向仅包含创新与超前行动、风险承担性两个独特维度，也就是说，企业创业导向具有情景依赖性，可能因不同国家、不同行业、不同企业类型而异，情景化对于在新的情景中产生有效的知识是非常重要的。鉴于国内学者的研究普遍认同企业创业导向的各维度是相对独立的（焦豪等，2008；张映红，2008；刘景江，2009；张玉利，2009），维度之间具有独立变动的特征，且主要包含创新性与超前行动、风险承担性（焦豪等，2008；张玉利，2009），国外实证研究也多采取这几个维度作为企业创业导向的重要维度。

五 创业导向维度验证的研究

Miller（1983）、Covin和Slevin（1989）把企业创业导向看做是一个由追求产品与市场创新、承担一定投资风险并先占性地追逐市场机会的3个维度所构成的单维构念，并以这3个指标的综合分来测度创业导向。同时，Miller（1983）、Covin和Slevin（1989）等学者还认为创业型企业应该同时进行创新、承担风险和超前行动，且在维度的变动上也应该是同方向的，对组织绩效所产生的影响是类似的。这些学者将创业导向视为单维构念，并将三个维度捆绑在一起来考察其对组织绩效的影响。

Lumpkin和Dess（1996）认为，企业创业导向是一个多维度的概念，包括创新性、风险承担性、先动性、自主与竞争侵略性4个维度，并且，每个维度虽具有一定的相关性，但也具有相对的独立性，对组织绩效所产生的影响也不尽相同。也就是说，这4个维度可以按照不同的组合方式出现，这取决于企业所寻求的创业机会类型（刘景江，2009）。单维构念的含义暗示着：只有在所有的维度上都具有高水平的企业才可以称之为创业型企业。这种界定在解释家族企业的创业行为时可能过于狭隘，因为每个维度都具有其自身的特性，对组织绩效或其他的组织结果变量的贡献也是不同的，这样会忽视每个维度对创业导向的独特贡献。

Brockhaus（1980）的研究表明，在某些情形下，有些创业者（entrepreneurs）是风险规避型而不是风险承担型。

Nelson和Winter（1982）在分析企业的演化发展时，发现创业型企业从模仿战略而不是创新战略中受益更多。

Lumpkin和Dess（2001）以美国13个行业的94家企业为研究样本，采用探索性因子分析得到创业导向的4个维度：创新性、先动性、风险承担性与竞争侵略性；而且，他们还发现，先动性与竞争侵略性具有适度的相关性，但它们是截然不同的两个维度。

Kreiser等（2002）采用Covin等（1989）的量表，通过收集六个国家（澳大利亚、芬兰、墨西哥、荷兰、挪威和瑞典）的1067个中小企业的数据，采用验证性因子分析和相关分析，结果证实创业导向的各维度是独自变动的，具有相对的独立性。

Richard等（2004）同样采用Covin等（1989）的量表，以382家银行为研究对象，通过实证研究得到反映创业导向的两个维度：创新性与风险承担性。

焦豪等（2008）在中国的背景下，收集在复旦大学和浙江大学进修的EMBA和MBA学位的企业高层管理人员的相关问卷，分析发现创业导向由创新与超前行动、风险承担性两个维度组成，且这两个维度间具有独立变动的特征。

张映红（2008）的分析结果表明：创业导向包含创新性、先动性、风险承担性与竞争侵略性4个显著的维度。

刘景江（2009）也系统地探讨和检验了我国科技型新创企业的创业导向的维度性及其各维度间的共变性问题，结果发现，创业导向的4个维度（创新性、风险承担性、先动性、自主与竞争侵略性）在中国创业情景下具有较好的心理测量学特征，但采用基于这4个维度的汇总方法来测量创业导向是不恰当的，也就是创业导向的各维度对组织结果变量具有独特贡献。

张玉利等（2009）以184份有效样本，基于9个题项的创业导向量表，验证了中国背景下创业导向分解为创新与超前行动、风险承担性两个独特维度。也就是说，风险承担性与创新和超前行动表现为不同的变动特征，创业导向是一个多维度、且各维度具有独立变动的构念，这一点也与李乾文（2007）的研究结论一致，即创业导向的各维度并不是共同变动的，虽有一些相关性，但却是可以相互独立的。

总体而言，众多实证研究支持创业导向是一个多维构念且主要包括创新性、先动性与风险承担性三个维度，国内部分学者的研究结果证实主要包括创新与超前行动、风险承担性两个维度（李乾文，2007；焦豪等，2008；张玉利等，2009），且各维度对组织结果变量发挥了独特的作用、是可以彼此独立变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