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民初议会政治研究(1911-1913年)
- 刘劲松
- 4929字
- 2021-03-29 19:37:14
一 学术回顾
从1911年11月各省都督府代表联合会成立算起,民初议会政治实践距今已超过百年。百年来,学术界以《参议院一年史》为出发点,开始了关于民初议会政治的研究历程。已有的研究主要从议会建立、议会政党、议员结构、议会立法等几个方面对民初议会进行了探讨,其中历经四个阶段,掀起了三次研究高潮。
民初议会史的第一个研究高潮起始于1913年初,终结于1916年。当时议会政治实践虽然一度遭到挫折,但时人并不灰心,仍对议会政治抱有浓厚兴趣,并对议会政治在中国的前途充满信心。而且中国知识分子历来有修史的传统,在每一次重大政治变动之后,都会留下大量的历史记录。因此,在民初议会政治的曲折发展中,许多亲身经历者纷纷著书立说,对这次政治实践进行反思、总结,形成了研究民初议会政治的第一个阶段和第一次高潮。这一时期的主要论著有林长民的《参议院一年史》、谷钟秀的《中华民国开国史》和佐藤三郎的《民国之精华》等。
《参议院一年史》是研究民初议会的最早论著,以参议院为研究对象,发表于1913年的《庸言》杂志。该文由两部分构成:第一部分“参议院之沿革”,简要介绍了各省代表会的缘起、南京参议院的形成及截至1912年11月的北京参议院。第二部分“参议院成立前后民国之政局及政府之更迭”,以参议院(包括各省代表会)活动为中心,简明扼要地阐述了民初政局的变化发展和内阁更迭情况。这一部分是该文的重点所在。作者林长民是福建人,清末立宪派的重要人物,而且本人又为各省代表会的代表,并始终关注民初临时参议院的变化发展。因此该文叙述较为客观。但因成文过早,没能全面反映民初议会政治的发展概貌,且个别资料欠考证,易于以讹传讹。
《中华民国开国史》是研究议会史较早的一部著作,刊行于1914年10月。该书以民初议会(包括各省代表会、临时参议院和正式国会)为中心,详细描述了议会与民初政治发展变迁的关系。全书分“绪论”、“组织政府时代”、“南京临时政府时代”、“北京临时政府时代”和“结论”5部分,共38章,其中22章以上内容以议会为研究对象,书后以附录“民国议会人物表”结束,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开国史”就是“议会史”。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大概与本书作者——谷钟秀——的经历有关。谷钟秀历任各省代表会河南代表、临时参议院议员和国会众议院议员。该书详尽阐述了议会与民初政局变化发展之间的关系,立论平实、结构匀称、资料丰富,实为研究民国议会史不可多得的佳作。
《民国之精华》是日本人佐藤三郎编写的一部较早以国会议员为研究对象的资料汇编性著作。1916年由北京写真通讯社刊行。该书由正文和附录两部分构成。正文部分用汉文和英文记载了正式国会参众两院议员(约占议员总数的三分之二)的传略。传略内容包括姓名、年龄、籍贯、所受教育程度、职业及简要成长经历等,具有一定的学术价值。附录为“中华民国议会史”,共有“最初的民意机构”、“南京参议院”、“北京临时参议院”、“第一次正式国会”、“国会停止中”、“第二次国会”6章构成,以日志形式扼要记述了民初国会的主要发展历程。全文用日文写成,没有相应的中文和英文对照。该书对研究民初国会,尤其正式国会议员的结构分析具有较高参考价值。
这一时期的研究者可以称为政治家型的研究者,他们或是议会政治的活跃分子,如林长民、谷钟秀,或是对中国议会政治抱有浓厚兴趣的观察者,如佐藤三郎。其研究呈现如下特点:一方面是立论比较公允,注重对历史过程的客观记述,主观论断色彩淡薄;另一方面又存在着缺乏注解或参考文献等方面的不足。出现这样的不足可能与作者置身于当时政治实践不无关联,作者大概认为所引资料信手拈来、随处可得,没有必要注明出处。但这给后来的研究者按图索骥带来了诸多不便。
民初议会史研究的第二个高潮出现在20世纪30年代。袁世凯死后,国内混战连年不断,人们对议会政治的热情逐渐淡漠。1928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大规模的立法活动全面展开,议会史研究再次引起时人的重视。顾敦鍒的《中国议会史》(木渎心正堂1931年版)、杨幼炯编著的《近代中国立法史》(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谢振民编著的《中华民国立法史》(正中书局1937年版)等都曾引起广泛影响。此外钱端升等的《民国政制史》、吴宗慈的《中华民国宪法史》等论著都有相关章节涉及民初议会问题。其中尤以《中华民国立法史》向来为治学者所称道。
《中华民国立法史》(谢振民编著,张知本校订)是以民国议会的立法活动为研究对象的学术论著。我们所说的民初议会完全涵盖于其范围之内。全书分“绪论”、“总论”和“各论”三编。绪论为理论阐述,包括立法概念、立法程序、立法范围、立法趋势,以及中国的法制改革与立法运动的起源等,提纲挈领,要言不烦。总论从宏观上把中华民国的立法机关发展过程分为10个时期,其中“制定约法时期”、“制定宪法时期”和“增修约法时期”就是本书民初国会的时间范围。各论则从微观层面上阐述了各种法律制定与修订的经过,编制上与实质上的要点,阐明立法旨趣、立法主义及立法精神。在同类论著中,该书资料翔实,主要以官书档案及当时的名家著述为依据;结构严谨,宏观与微观论述两相结合,内容全面;立论公允,以叙述史实为主,并略参学理,但不加批断。
《中国议会史》(顾敦鍒著)是这一时期研究民国议会史的名著。全书共有14章,从中国议会之滥觞写起,到1924年的国会临时会终结。其中第5—8章分别为“民国以来之政党”、“各省都督府代表联合会”、“临时参议院”、“第一届国会第一期常会”为我们关注的重点所在。该书叙述了民初国会的发展演变及其主要成绩,简要地总结了这一阶段议会政治的得失情况。值得注意的是,该书参考书籍中罗列的目录有92种之多,给后来研究者提供了极其重要的资料线索,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但遗憾的是,其中很多资料没有受到后来学者重视,如《参议院公报》、《众议院公报》、《参议院议决案汇录》等,后来研究者很少利用,这不能不说是一大遗憾。
与第一个阶段相比,民初议会史研究的第二个阶段明显呈现出下列特征:(1)大量官方档案资料引用到著述中,资料更全面更丰富。(2)研究范围不断扩大,从最初的国会沿革、国会与政局发展的相互关系及议员结构扩展到国会的立法层面,研究更加深入。(3)从作者看,杨幼炯、谢振民等都是当时著名的学者,可称为学者型研究者。因而这一时期的论著一改先前的草创特征,更加科学、精细。
民初议会史研究的第三个阶段开始于1964年李守孔编著的《民初之国会》,止于20世纪80年代末,地点在台湾。在此之前的20多年里,似乎没有多少有特色的民初国会史著作问世。除了《民初之国会》外,张玉法的《民国初年的国会》堪称这一时期同类著作中的集大成者。此外,张朋园的《梁启超与民国政治》等论著中也有不少内容涉及民初国会。论文方面,张朋园的《从民初国会选举看政治参与——兼论蜕变中的政治优异分子》(1979年)、许秀碧的硕士论文《民国二年的国会》(1977年)等或在方法上或在选题范围上均有所创新或突破,给议会史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和方法。
《民初之国会》(李守孔编著)分为“各省代表团之集会与中华民国之成立”、“南京参议院之开幕”、“北京参议院之复会”、“国会之开幕与政党之演变”、“袁世凯之蹂躏国会”、“国会之解散与政党之末路”6章。全书以议会为中心,侧重阐明国会与政府、国会内政党与政党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该书的立论依据为“民国初年之政局至为复杂,其关键在于国会与党争。革命党以数十年艰辛缔造之民国,希望纳之于宪政常规。袁世凯则欲实现其野心,造成帝制自为之局面;加以官僚政客以政党为拥护,操纵其间,而中国因之多事矣。”(见该书绪言)换言之,该书以革命党为民初宪政的推动力、袁世凯为反动力的观点为前提,是一部观点鲜明的意识形态型论著。
1984年,张玉法所著《民国初年的国会》发表于《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13期,标志着民初议会史的研究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张著共由“各省都督府代表联合会”、“临时参议院的成立及其演变”、“正式国会选举与议员背景分析”、“正式国会的组织与政党对峙大势”、“政党与众院议事的关系”、“政党与参院议事的关系”、“国会停闭及其善后”及“结论”等几部分构成,重点为第一届国会第一期常会。本书以国会为依托,以政党为中心,对国会议员的选举、两院议员的结构状况、国会的组织机构、参众两院议事情况、国会内的激烈党争等问题都有较为细致的陈述与分析,脉络清晰、一目了然。该书资料丰富,引证的中外资料接近200种;方法新颖,引入了统计分析等计量史学方法,对于许多复杂的问题多以列表说明,并注明资料来源及不同资料的异同之处;立论公允,较少主观臆断,能够在充分分析材料的基础上进行理论探讨。但该书结构极不匀称,对各省都督府代表联合会和临时参议院着墨较少,令人感到美中不足。然而瑕不掩瑜,它仍是迄今为止研究民初国会最为全面的论著,具有较高的资料价值和学术价值。
张朋园的论文《从民初国会选举看政治参与》给国会史的研究提供了新的尝试。该文以现代化理论为指导,以民国二年国会议员选举为切入点,通过引进计量研究的方法,开创了民初国会史研究的新境界,读来令人耳目一新。
台湾学者的议会史研究已经进入成熟阶段,其资料来源已经大大超过前两个时期,不仅有中文,还有众多的英文、日文等资料作为补充;计量史学等新的研究方法的运用使其研究成果更加厚实,有较强的说服力;其立论依据从意识形态型基本上过渡到学术型,因而思路也更加开阔。但一些基础性的工作,如基本史实的考证,似乎较少有人问津,致使一些有问题的材料一再以讹传讹,这不能不说是一大缺陷。
大陆学者对民初议会政治的研究晚于台湾,起步于80年代初,多为单篇论文或在相关论著中出现,系统的研究尚不多见。单篇论文方面,张亦工的《第一届国会的建立及阶级结构》[1]、宝成关的《民初国会述论》[2]、徐辉琪的《论第一届国会选举》[3]等均属荦荦大端。相关著作方面,辛亥革命史的3部综论性“皇皇巨著”[4]都有专节或专目谈论国会,专题论著如张国福著《民国宪法史》(华文出版社1991年版)、徐矛著《中华民国政治制度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7月版)、刘伟等著《中国近代政体发展史》(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彭明等主编《近代中国的思想历程1840—1949》(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等也都有专门的章节或目涉及民初国会。
据不完全统计,大陆方面已有的研究集中在总结民初议会政治的失败原因(单篇论文10篇以上)、第一届国会选举(单篇论文4篇以上)等方面,其中探讨最为热烈、意见分歧最大的是对民初议会政治失败原因的分析。概括起来主要有力量对比说和发展时机说两种观点。力量对比说认为,革命、立宪和旧官僚三派势力主导了民初政局发展。前两派以民主政治为理想,有提携可能;后两派大多有士绅背景,也有妥协余地;革命派和旧官僚无论渊源或信仰,差异很大,难以融洽。但在民主与独裁的较量中,立宪派选择了旧官僚为妥协对象,这就规定了革命派维护民主与法治的斗争只能以失败告终。[5]发展时机论认为,议会政治的推行必须具备一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条件。20世纪初,中国推行议会政治的时机还不成熟。辛亥革命推翻了皇权,但并不表明中国就具备了实行民主政治的条件。革命派超越现实,不顾国情,强行推行议会政治,其失败结局自然不可避免。[6]
从已有论著看,大陆学术界的研究特点主要有:资料收集上有若干突破,如《参议院议事录参议院议决案汇编》、《张镇芳存札》等的出现为学者的深入研究提供了便利条件。资料突破的直接后果是澄清了一些基本史实,如《临时约法》的起草者、南京参议院议员人数等。方法上,有些论文运用现代西方政治学民主理论来解释民初议会政治的发展,尽管粗糙,但毕竟是种有益的尝试。目前研究多以同盟会和国民党为民初宪政的推动力、袁世凯为反动力为立论依据,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探讨国会与政府、国会内部的政党之争,因此这种意识形态型研究已经更加细致、更加完善。不过,就总体而言,低水平重复现象比较严重,鲜有较大创新。
民初议会史研究已有百年研究历程,成绩有目共睹,如议会内政党之争、议会与政府的关系、正式国会的选举、议员结构、议事成效等方面,以及资料运用、新方法引进等方面都取得了丰硕成果。但存在的缺陷也是明显的,如资料的进一步收集、研究范围的拓宽等。本节稍后述及,此处从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