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隋朝的译经和经录
一 佛经翻译
佛教发源于古印度，传到中国以后，在与中国社会环境相适应的过程中得到迅速传播和发展，经过与中国传统文化思想和宗教习俗的不断深入结合，逐渐演变为中国的民族宗教之一。
在中国佛教史上，翻译佛经一直是个重大事业。佛教传入初期，译经由民间组织分散进行。至东晋十六国时期，经过前秦道安在长安组织译经，至后秦已发展成颇具规模的国家事业，组成以鸠摩罗什为译主的译经班子，投入巨大财力予以支持，而到南北朝时期，无论是南朝还是北朝，译经已经主要由国家组织和资助。但当时中国处于南北分裂的局面，南北方译出的佛经难以迅速交流。在中国佛教发展史上，隋朝是第一个把佛经翻译作为国家事业的统一王朝。
隋朝存在时间不长，译经数量不大。据隋代费长房《历代三宝记》卷十二记载，隋朝僧俗译著者有19人，译经及著述共75部462卷。唐代道宣《大唐内典录》卷五载，隋朝僧俗译著者20人，译经及著述有90部515卷。唐代智升《开元释教录》卷七，把隋代的著者及其著述目录去掉，仅载录译者及其译经，包括经录，载僧俗译者9人，译经及所编经录共64部301卷。隋文帝时，将长安大兴善寺作为安置译经僧，组织译经的主要场所。隋炀帝时，扩建洛阳为东都，又在洛阳上林园置翻经馆作为全国译经中心。从中国佛教史来看，隋朝翻译的佛经影响不大，然而从所译佛经的种类来说，大乘唯识经典的续译和某些早期密教经典的翻译是反映了时代特色的。
隋代著名的译经僧有那连提黎耶舍、阇那崛多、达摩笈多等人。
那连提黎耶舍
那连提黎耶舍，意译名为尊称，北天竺乌场国（在今巴基斯坦西北斯瓦特地区）人，出自婆罗门种姓。十七岁出家，北齐天保七年（556）来到邺都，受到文宣帝高洋的优遇，被安置在天平寺翻译佛经，敕昭玄大统法上和尚等20余人监掌译经之事，令沙门法智、鲜卑族居士万天懿传语，译出《菩萨见实三昧经》《月藏经》《须密藏经》《大悲经》《法胜阿毗昙论》等经论7部52卷。（《大唐内典录》卷五）在译经之暇，那连提黎耶舍还常念诵“神咒”，为世人祈求功德，后受任北齐最高僧官机构昭玄寺的都维那，不久升任沙门统。他将所得的俸禄用来“设供饭僧，施诸贫乏”，在邺城市区掘造义井，又在汲郡（治所在今河南汲县西南）西山建立三寺，收养病人。这是中国佛教界兴办福利事业之始。北周灭齐，将在北周实行的禁毁佛教的政策扩展到齐地实施，取缔佛教，那连提黎耶舍不得已改穿俗服，流迁各地。
隋初致力恢复佛教，隋文帝敕昭玄统昙迁等30余人主持译经之事。那连提黎耶舍被迎请到长安大兴善寺，继续翻译佛经。后来，那连提黎耶舍移居广济寺，被任为“外国僧主”，于开皇九年（589）去世，享年一百岁。（《续高僧传》卷二本传）
那连提黎耶舍在隋译经8部28卷[26]，其中有：
《大方等大集日藏经》十卷
开皇五年（585）译出，沙门智铉、费长房笔受。与北凉昙无谶所译《大集经·月藏分》为同本异译。隋沙门僧就将此经和那连提黎耶舍在北齐所译的《月藏经》十二卷、《须弥藏经》二卷，与昙无谶译的《大集经》合编为《新合大集经》六十卷[27]。《大集经》属于大乘经集之一，内容讲佛陀向十方无量佛国世界的菩萨宣说以诸法性空和六度为主要内容的佛法，其中含有很多密教的成分，有些经劝人诵持陀罗尼（意为“总持”，一般指密咒、咒语）以及讲述梵天诸天护法等的内容。《日藏经》说诵持各种陀罗尼具有使人灭罪，断除贪爱情欲，摆脱生死轮回而达到觉悟的功德，教人护持佛法僧三宝，努力修行，等等。其中的《星宿品》讲日月五星、二十八宿的运行、形状及祭祀方法，以及星宿所象征的吉凶意义和“用事”（星宿与日期相配）的时间。从中可以了解古印度天文学和占星术的一些情况。
《大云轮请雨经》二卷
开皇五年（585）译出，沙门慧献笔受。与北周阇那耶舍所译《大云轮请雨经》及隋阇那崛多译的《大方等大云请雨经》为同本异译。此经是讲述如何立坛求雨的密教经典，谓佛在龙宫向“无量诸大龙王”宣说修持“大慈”及诵念“施一切众安乐”陀罗尼，诵持佛名号等，可灭苦受乐，及时向人间降雨，“生长一切树木丛林、药草苗稼”，“五谷成熟”。经中还讲述求雨应诵的咒语和筑坛举行求雨法会的方法。
《大庄严法门经》二卷
与西晋竺法护译的《大净法门经》为同本异译。
《施护长者经》二卷
与西晋竺法护译的《月光童子经》为同本异译。
此外，尚译有《百佛名经》、《力庄严三昧经》、《莲花面经》、《坚固女经》等。
阇那崛多
阇那崛多，意译德志，北天竺犍陀罗国（在今克什米尔一带）人，出身刹帝利种姓。年二十七岁时，与其师阇那耶舍、同学耶舍崛多、阿阇梨（导师）攘那跋陀罗等10人结伴出发来华，不幸途中死亡6人，仅剩下他们4人在北周明帝武成年间（559—560）到达长安。阇那崛多初住草堂寺，后至四天王寺译经，曾随谯王宇文俭镇蜀，任“益州僧主”三年。在周武帝禁毁佛教时，与其师阇那耶舍回国，途中被突厥拘留，不久阇那耶舍去世。在北齐武平六年（575）与宝暹、道邃、僧昙等十人一起到西域寻求佛经，往返七年，获得梵文经典260部。因北齐灭亡，他们流落在突厥。
隋初，宝暹等人带着所得佛经到达长安。文帝敕付有司访请人翻译。当时主管译经的昙迁等人奏请文帝，迎请阇那崛多入长安大兴善寺主持译经。后来召请印度僧达摩笈多并敕居士高天奴、高和仁兄弟同传梵语，协助译经。又置“十大德”（十位高僧）僧休、法粲、法经、慧藏、法遵、慧远、法纂、僧辉、明穆、昙迁，“监掌翻事，铨定宗旨”，由沙门明穆、彦琮“重对梵本，再审复勘，整理文义”。据说因为阇那崛多译经水平很高，“文意粗定，铨本便成笔受之徒，不费甚力”。（以上见《续高僧传》卷二及《历代三宝记》卷十二）
阇那崛多在北周译经4部5卷，有《法华经·普门品重诵偈》（后被编入《法华经》卷七《普门品》）、《种种杂咒经》、《佛语经》、《金色仙人问经》等。
阇那崛多在隋朝译经39部192卷。其中有：
《移识经》二卷
开皇十一年（591）译出，费长房笔受。此与唐地婆诃罗译的《大乘显识经》为同本异译，至唐朝被编入《大宝积经》第三十九会，题为《贤护长者会》。内容讲佛回答贤护长者关于“神识”（灵魂）的提问，说众生的神识虽无“形质”，但真实存在，人死之后离开人的身体，凭借生前积累的善恶“业缘”（或“业力”）投胎转生，所谓“众生尽命，以业力故，形骸与识及诸入（按：十二入）、界（按：十八界）各各分散。识为所依，以取法界（按：受想行识及作为意念习惯的无表色）及法界念，并善恶业，迁受他报”（卷下，另见《大宝积经》卷一一○），或生天上、人间，或堕地狱，或转生畜生。
《发觉净心经》二卷
开皇十五年（595）译出，沙门僧琨等笔受。与唐代菩提流志译《大宝积经·发胜志乐会》为同本异译。内容讲大乘修行者应发誓不求别人罪过，说人是非，避免瞋恚，并且“不生吝惜，舍离恶言”，以慈悲之心努力教化说法（法施）而不求果报。
《大方等大集贤护经》（亦称《贤护菩萨经》）五卷
开皇十五年（595）译出，沙门明芬笔受。与东汉支娄迦谶译的《般舟三昧经》为同本异译。
《虚空孕菩萨经》二卷
开皇七年（587）译出，僧昙笔受，与后秦佛陀耶舍译《虚空藏菩萨经》、南朝宋昙摩密多译《虚空藏菩萨神咒经》为同本异译。此经说有个叫虚空孕的菩萨，神通广大，若有人称诵他的名号，对他顶礼供养，念诵咒语，他就会变显各种形象，或以女人男人之形，或以鸟兽之形，或隐身不现，前来解救苦难，或应求前来施行教化，引导众生修善造福，断除烦恼达到解脱。
《大集譬喻王经》二卷
开皇十五年（595）译出，沙门道密笔受。《开元释教录》卷七谓此经是“大集别品”。此经以种种譬喻解说应如何向众生传教说法，劝人亲近“善友”，修持大乘佛教六波罗蜜（六度）及“无我”诸法，达到最高觉悟。其中讲“诸法无二，不作二相；诸法无我，于如不知”，“法界亦不作二，法界亦无增减”，“法界为极”。（卷下）
《佛华严入如来德智不思议境界经》二卷
此经与北魏菩提留支译《度诸佛境界智光严经》、唐实叉难陀译《大方广入如来智德不思议经》为同本异译，与《华严经》的《离世间品》、《入法界品》等经在内容上也有相似之处，说如来“不思议”（难为世间想象和表述）之法，谓佛身一微毛孔可以容纳无量世界，一多相入，“众生身即是法身”，等等。
《四童子三昧经》三卷
开皇十三年（593）译出，僧琨笔受。与西晋竺法护译《方等般泥洹经》为同本异译。
《妙法莲华经添品》七卷（或八卷）
仁寿元年（601）译出。现题为《添品妙法莲华经》，与西晋竺法护译的《正法华经》、后秦鸠摩罗什译的《妙法莲华经》为同本异译。此经与两种旧译本不同的地方是增加了《观世音菩萨普门品》中的重颂偈，并增加了鸠摩罗什译本《药草喻品》所缺的后半部分，在编排上把《提婆达多品》并入《见宝塔品》[28]，又把《陀罗尼品》提前置于《如来神力品》之后，把《嘱累品》移到最后，然而在词句上基本袭用了鸠摩罗什的译本。
《善思童子经》二卷
开皇十一年（591）译出，费长房笔受。此经与西晋竺法护译的《大方等顶王经》、梁月婆首那译的《大乘顶王经》为同本异译。内容讲述佛与善思童子的问答，宣传诸法性空的思想。其中讲“法及法本性，二俱不可得”，“法界唯名字，字从分别生”（上卷）；“诸法不思议，故名为佛法”，“世间出世间，世谛第一义，二界无有异”。（下卷）……意在否认世俗认识的实在性，从诸法性空的立场取消世间与出世间的界限。
《金光明经·银主陀罗尼品、嘱累品》一卷
此前，北凉昙无谶译《金光明经》为四卷十八品，此后南朝陈真谛又译出此经的《三身分别》《业障灭》《陀罗尼最净地》《依空满愿》四品，北周耶舍崛多又增译《寿量品》和《大辩天品》。《银主陀罗尼品》和《嘱累品》是阇那崛多据梵本新译的。大兴善寺沙门宝贵将上述经本合编为《金光明经（合本）》八卷。此经与唐义净译《金光明最胜王经》为同本异译。
《大方等大云请雨经》一卷
此与那连提黎耶舍所译《大云请雨经》为同本异译。
《诸法本无经》三卷
开皇十五年（595）译出，学士刘凭等人笔受。此经宣传世界上一切皆为“虚妄和合”，空无所有，本性为空，称“诸法无作无作者”。（卷中）又说“众生性是菩提，菩提性即诸众生”，佛与佛法、烦恼与菩提，从根本上讲皆似虚空，“等于幻”。（卷上）据称有了这种见解才能断除情欲执著，“于法中无取无舍”。（卷中）经中有些语句显然对后来中国佛教宗派有较大影响，如“贪欲菩提二非二，一入平等与相应”，“所有佛法如虚空，于中无取亦无舍”，“所有欲法即佛法，所有佛教即欲法”等。（卷下）
《大威灯光仙人问疑经》一卷
开皇六年（586）译出，沙门道邃笔受。此与北魏般若流支译的《第一义法胜经》为同本异译。内容讲有位大威灯光仙人向佛问“众生体者，何从处生，几粗几细？……”佛以众生为因缘和合来回答，其中说：“以无明、行等因缘故，起彼众生，乃至生老病死等”，众生实际是五阴、十八界诸种因素的和合。
《入法界体性经》一卷
开皇十五年（595）译出，沙门道密笔受。内容讲佛与文殊师利菩萨就“实际”、“法界”等的问答，谓“依实际而住”，“入于法界中”即可以认识世界万有本无差别，“无有名字差别”，也无生灭、染净。在这个意义上，佛法即等同“凡夫法”，“颠倒信者即是正信”。又说“佛者即是法界”。现存题为后汉安世高译的《宝积三昧文殊问法身经》是它的同本异译。
《希有希有校量功德经》（或简称《希有校量功德经》）一卷
开皇六年（586）译出，僧昙笔受。与唐玄奘译的《最无比经》是同本异译。说归依佛法僧三宝（三归依）、受持五戒、具足戒、波罗提木叉戒（指戒本规定的一切禁戒）的功德利益，提倡戒德。
《善敬经》一卷
开皇六年（586）译出，僧昙笔受。与北魏佛陀扇多译《正恭敬经》为同本异译。内容是说佛对阿难讲应敬师，受法时应持庄重态度。
《文殊师利行经》一卷
开皇六年（586）译出，僧昙笔受。与北魏菩提流支译《文殊师利巡行经》为同本异译。内容说文殊菩萨讲诸法性空的道理，谓“离于实际外，无一法而可能”，遭到小乘比丘的反对。
《不空
索咒经》一卷
开皇七年（587）译出，僧昙等笔受。与唐玄奘译的《不空索神咒心经》为同本异译。谓佛在观世音宫殿之时，观世音菩萨讲在九十一劫，从“世界王如来”处受“不空索王心咒”[29]，如果一日一夜或在每月的八、十四、十五日专念此咒，可以灭罪得福，并介绍设坛供养佛、观世音菩萨及持咒之法。此为早期密教的经典之一。
《一向出生菩萨经》一卷
开皇五年（585）译出，僧昙等笔受。此经有七个异译本：三国吴支谦译《无量门微密持经》、东晋佛陀跋陀罗译《出生无量门持经》、南朝宋求那跋陀罗译《阿难陀目佉尼呵离陀经》、北魏佛陀扇多译《阿难陀目佉尼呵离陀邻尼经》、梁僧伽婆罗译《舍利弗陀罗尼经》、唐智严译《出生无边门陀罗尼经》。基本内容虽宣传“空法”及实相（非相非非相）念佛，但又说诵持真言陀罗尼（“神咒”），所谓“无边门陀罗尼”、“法本陀罗尼”，会得到无边功德，使修行者得以“专志，策勤不退”，断除罪障，达到解脱。经文所称“陀罗尼法本”是八字，即梵文的：跛、逻、莽、惹、迦、陀、舍、乞洒，为早期密教经典之一。
《金刚场陀罗尼经》一卷
开皇七年（587）译出，僧琨笔受。与北魏佛陀扇多译的《金刚上味陀罗尼经》为同本异译。内容宣传般若空的思想，近似于《般若经》、《般若理趣经》所说。佛对文殊菩萨讲“金刚场陀罗尼”之法，要求在认识中取消一切内外差别，说诸法平等，烦恼即菩提，生死即涅槃。烦恼、菩提、生死、涅槃皆为“名字之相”，实则“一切法空无所有”。经中说：“诸佛法不离凡夫法，凡夫法不离佛法”。为密教经典之一。
《如来方便善巧咒经》一卷
开皇七年（587）译出，僧昙笔受。与失译《虚空藏菩萨问经》为同本异译。内容讲有位比丘为“恶鬼所捉”，“著于邪魅”，佛应虚空藏菩萨之请，“以神通力”令空中过去六佛向世上众生说咒。宣称如果人们诵持他们说的神咒，即可免除一切灾害、驱鬼、除病，并可得福。为密教经典之一。
《东方最胜灯王如来经》一卷
此经与题为三国吴支謙译《持句神咒经》、东晋竺昙无兰译《陀邻尼钵经》为同本异译。说东方最胜灯王佛派两位使者到释迦牟尼佛所在的地方，宣说陀罗尼（神咒），谓诵此神咒“火不能烧，刀杖不能伤”，免受伤害。又称佛与弟子也相继宣说陀罗尼，称常诵这些神咒可免灾得福，并可预知未来遥远之事。为密教经典之一。
《大法炬陀罗尼经》二十卷
开皇十二年（592）译出。经载佛向弟子阿难等人说，过去有劫（意为久远难计之长时）名“贤天”，有佛名放光，宣说“陀罗尼甚深经典”。经文内容涉及广泛，基本以般若思想为主，宣说诸法性空、六波罗蜜等，并以宣传和论释密教陀罗尼法门为重要特色。说“陀罗尼妙法门中出生一切诸修多罗（按：经）、一切章句、一切分别义、一切诸波罗蜜，故名为门”。经中对“六大”（地水火风空识）进行解释，谓“此身依止地界，地依水界，水依火界，火依风界”。此四大与“识”皆依“空”界。又说，“虚空与事和合，则有名字入于数中”。是说“虚空”必须通过具体事物显现。对这个“虚空”，有时解释为“如来”，也有时解释为“无所有”、“如来智”、“涅槃”。将梵文四十二字母（悉昙四十二字门）中的“阿”（a）、“迦”（ka）、“那”（na）称为陀罗尼三字门，作了多种意义的解释。其中说，阿字代表“人言教”，谓“一切言教，于此出生所有句偈”；迦字代表“天言教”；那字代表“非人非天言教”，并且宣传诵持、观想这三字门的功德和方法。
《大威德陀罗尼经》二十卷
开皇十五年（595）译出，僧琨笔受。内容比较杂乱，但中心仍是宣说般若性空的思想，如讲五阴（色受想行识）、三时（过去、现在、未来）、四大（地水火风）不可执著，皆虚幻无实；佛、如来也“本性寂静，无真性”，所谓如来即“如如如来，故言如来”，因此“诸佛如来无意思想，……如来不可名求”。此经也讲四谛及善恶因果报应，对“五趣”作了新的解释，说五趣包括地狱、畜生、阎罗世、天、人，而传统说法“五趣”中没有阎罗世，而有饿鬼。此经的重要特色是多处讲梵语音译的陀罗尼和各种名称，还罗列没有明确意义的冠有数字的概念，如“五种言一法言，五种众一众会，五种道一善妙”，“六言断，六止灭……六作无亲法，六说论”等。此经属于密教经典。
《观察诸法行经》四卷
开皇十五年（595）译出，费长房笔受。此经说佛应喜王菩萨之问，宣说“决定观察诸法行摩地（按：意为等持、定，也可解释为禅定）”，说修持此定可以速达觉悟，为众生说法。还说修持此定能认识在向众生说法施教过程中应具备的主观条件，如心、语、行三业清净，具备信心到众生之中善言说教，断除贪欲财利之念，“平等爱念”一切众生等。在理论上主要宣传诸法性空的思想，也讲用梵字音读的“十六字陀罗尼”（阿、波、遮、那、陀……）的意义和功德等。
《无所有菩萨经》四卷
开皇年间译，说有一菩萨名“无所有”，问佛如何使作有恶行，心怀疑惑的人达到解脱。佛以般若空法回答，说“诸法不染，诸法不著”，一切皆无可得，如果能认识诸法性空，就可达到解脱。虽也讲般若为“母”，讲六波罗蜜的修持方法，但特别强调体认“法空”就可断除烦恼罪障，迅速解脱，甚至说有个杀人如麻的“难调伏杀害人者”，因为深信和体悟空法，也达到解脱，并说他在“未来世”可以成佛。经中引证他的话说：“空义断漏（按：指情欲烦恼），不起烦恼颠倒分别，断瞋恚意悭贪妒嫉，无恩义处悉能破除，得无言说”。此经中的偈颂占有一半的篇幅。
《月上女经》二卷
开皇十一年（591）译出，学士刘凭笔受。经中说毗耶离一位巨富之女名月上，因“往昔造诸善根业因缘”，向城中众多求婚者说淫欲将带来恶报的偈颂，然后归依于佛。佛预言她将在未来成佛。她当即变为男身，成为菩萨。此经在理论上宣说诸法性空不可分别。其中说“涅槃者不可得见，体无分别，无可灭者”，“菩提者无有言说，但以假名文字说耳”，“诸法皆悉如幻化，诸佛所说如梦想”。经中还改变以往女人成佛必须先转变为男身的定规，而借月上之口说：“夫空体者无回无转，一切诸法亦复如是。云何令我而转女身？”在理论上提出女身成佛的依据，反映了大乘佛教发展的新动向。
《大乘三聚忏悔经》一卷
经中以空无所有的思想为中心，讲“随喜”、“劝请”、“回向”的功德和方法。
《起世经》十卷
此为原始佛教基本经典之一《长阿含经》中《起世经》的同本异译。
《佛本行集经》六十卷
开皇七年（587）译出，僧昙、费长房、刘凭等人笔受。记述释迦牟尼佛前世修道传说和出生后学习、生活和出家成道的事迹，以及与弟子传教说法经历的传记汇编。虽其中有很多神话因素，然而因为包含佛教在传播过程中形成的历史传说成分，从中可以了解释迦牟尼佛与其弟子创教和传教的情况，并对当时印度社会和思想文化情况也有反映。此经是研究原始佛教和古印度历史文化的宝贵资料。
此外，阇那崛多还译有《八佛名号经》、《十二佛名神咒经》、《五千五百佛名经》，讲诵唸八佛、十二佛和五千五百佛的名号及陀罗尼的功德，宣称“诵持此诸佛名，若读，若闻及以书写”和诵持神咒，便可灭罪获福，早日达到解脱。佛名经典的出现和盛行，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大乘佛教力图进一步通俗化和简单化的倾向。阇那崛多还译有《出生菩萨心经》《诸法最上王经》《诸佛护念经》《圣善住意天子所问经》等。
达摩笈多
达摩笈多，意译法密，南天竺罗啰国（在今印度西部古吉拉特地区）人，出身刹帝利种姓。二十三岁时到中天竺鞬拏究拔阇城出家，改名法密，从师觉密及德施、普照学大小乘经论和禅法。随师普照至吒迦国，居留五年，住在天游寺。此后历游各地，学大小乘佛教。
听说中国（“支那国”）佛教兴盛，便结伴来华，路经在今阿富汗国北部的薄佉罗国（今巴尔赫）、波多叉拏国（今法札巴德）、达摩悉鬓多国（今瓦汉），到达现在我国新疆境内的渴罗槃陀（今塔什库尔干县），留住一年，进至沙勒（今疏附县），与同伴三人住在王寺，为当地僧众讲《念破论》《如实论》。接着东至龟兹（在今库车县），停住王寺二年，也讲前述二论。龟兹王笃好大乘，从达摩笈多受教甚多。由此东至乌耆（今焉耆县）阿烂拏寺，住二年，仍讲前述二论。到达高昌（在今吐鲁番县的哈利和卓城），“其国僧侣多学汉言，虽停二年，无所宣述”。此后经伊吾（今哈密县），到达瓜州（治所在今甘肃省敦煌）。隋开皇十年（590）隋文帝下诏将他迎入长安，住大兴善寺，受命译经。
《续高僧传》卷二《达摩笈多传》记载，达摩笈多“执本对译，允正实繁，所诵大小乘论，并是深要。至于宣解，大弘微旨。此方旧学，频遣积疑。”可见他除翻译已有的梵本经典之外，还口诵出一批佛教经论，并且还向长安学僧讲解佛教义理。隋炀帝即位，在东都洛阳置译经馆，即召达摩笈多及其他僧人前往译经，但命阇那崛多为主持人。仁寿末年（604），阇那崛多因故被遣流至东越，此后便由达摩笈多主持译经。达摩笈多于唐武德二年（619）去世。
学僧彦琮认为达摩笈多从印度至中国的游历见闻丰富，超出以往史传所载，便根据达摩笈多的自述，写成《大隋西国传》，内分十篇：本传、方物、时候、居处、国政、学教、礼仪、饮食、服章、宝货，“盛列山河、国邑、人物”。可惜此书久佚。（以上见《续高僧传》卷二本传，并见《开元释教录》卷八等）
达摩笈多译经共9部46卷，其中有：
《大方等善住意天子所问经》四卷
此经与西晋竺法护译的《如幻三昧经》、北魏般若流支译的《圣善住意天子所问经》为同本异译。至唐代被编入《大宝积经》第三十六会，称《善住意天子会》，中心思想是说诸法性空、无相；一切法无生无灭，不可得，不可念知；世俗所认识的一切，“但是假名”，“皆本性空”。佛、菩萨与众生，在家与出家，烦恼与菩提，都是“颠倒虚妄想”，“一切不真实”。此经借文殊师利菩萨与善住意天子的问答，发挥诸法性空的思想，破除一切“执著心”，甚至说：“如来者即虚空界”，“虚空如来，无二无别”；贪瞋痴心生就是“初发心（按：发愿求觉悟之心）”，“若求出家，则求欲界，求色界，求无色界，复求世间五欲之乐”；净行（梵行）即非净行；因为“众生乃至一切但有名字，皆想取故”，所以“杀害我想及众生想，是名真杀一切众生”，并不妨碍修清净的梵行。经上有一段精彩的记述：“尔时世尊为欲除五百菩萨（按：此指听法者）分别心故，即以威神觉悟文殊师利。文殊师利承佛威力从座而起，整理衣服，偏袒左膊，手执利剑直趣世尊，欲行逆害。佛遽言文殊师利言：汝住，汝住！不应造逆，勿得害我。我必被害，为善被害。何以故？文殊师利，从本以来无我，无人，无有丈夫，但是内心见有我、人。内心起时，彼已害我，即名为害。时诸菩萨闻佛说已，咸作是念：一切诸法悉如幻化，是中无我，无人，无众生，无寿命，无丈夫，无摩奴阇（按：意为众人），无摩那婆（按：意为单个人），无父无母，无阿罗汉，无佛，无法，无僧，无有是逆，无作逆者，岂有堕逆？”是说世间一切皆为假名施设，“无体无实”，不可判断有无、是非，也不可断定害与被害。这是大乘佛教借助般若空义，使一切入教或将要入教者消除对以往过错罪恶的悔恨之心，而坚定达到解脱的信念。[30]
《大方等大集菩萨念佛三昧经》十卷
此经与南朝宋功德直、玄畅译的《菩萨念佛三昧经》为同本异译。十五品，比后者缺最后一品。内容赞叹佛的种种神通功德，借佛回答“不空见菩萨”之问，讲如何修持“菩萨念佛三昧”（以念佛为内容的禅定）。说要修持念佛三昧，应立于佛所说的一切正法，认识五阴（色受想行识）为空，断除断、常二见，持六波罗蜜等。修持此三昧时，应观想过去、现在、未来一切佛，思念他们的事业、成就、功德及种种教法，并应观想佛如来既不是五阴，又不离五阴。
《缘生初胜分法本经》二卷
大业十二年（616）译出，与唐玄奘译的《分别缘起初胜法门经》为同本异译。对十三缘生为什么以“无明”为缘体，从十一个方面（十一门）进行论释，说“无明”以一切染净行为的因果为缘，掩覆“真实”而显“不真实”，为一切业和烦恼的根本，妨碍达到觉悟解脱。
《药师如来本愿经》一卷
大业十二年（616）于洛阳翻经馆译出，沙门慧炬作序。此经与唐玄奘所译《药师瑠璃光如来本愿功德经》、义净所译《药师瑠璃光七佛本愿功德经》为同本异译。内容宣传药师佛信仰。说在遥远的东方有个净瑠璃世界，有佛名药师瑠璃如来（简称“药师佛”），在成佛前曾发下十二个大愿，要拯救一切苦难众生，说如果众生诵念药师如来的名号，供养药师佛的形象，就可从遭遇的各种灾难中得救，或修持佛法达到解脱。此经并不排斥阿弥陀佛和诸天信仰，说诵念药师名号在死后也可往生西方阿弥陀佛的极乐世界，或生于天上。此经为中国佛教通俗信仰中的重要经典之一。据载早在南朝宋时慧简曾经译出此经，然而因译文欠佳而流传不广。
《金刚般若论》二卷
印度无著著。分段对《金刚般若经》进行解释。译本所引的《金刚般若经》为北魏菩提流支的译本。现存译本有两种：《高丽藏》本和皆为三卷本的中国《思溪藏》（宋本）、《普宁藏》（元本）、《嘉兴藏》（明本）诸本，在每段之前全文引述《金刚般若经》之文。
《菩提资粮论》六卷
题为印度龙树作本颂，自在比丘作释文。本颂共166偈，释文中引91偈，结尾有回向偈3首，讲菩萨为达到菩提（觉悟）所应修持的佛法内容和方法。以六波罗蜜（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四波罗蜜（常乐我净）、四无量（慈悲喜舍）为主要内容，有与《法华经》、《维摩诘经》、《十住毗婆沙论》等经论相同或相应的地方。经文对“菩提资粮”的解释是：“是能满者、持者、长养者、菩提因者、菩提分具足者。”意为能促成圆满觉悟的条件和因素。强调般若波罗蜜和善巧方便在达到觉悟中的地位，说“般若波罗蜜，菩萨仁者母，善方便为父，慈悲以为女”。
《摄大乘论释论》十卷
与南朝陈真谛译《摄大乘释论》、唐玄奘译《摄大乘论释》为同本异译。现存本皆题“笈多共行炬等译”，参照《药师如来本愿经》之序，“行炬”乃法行、慧炬之略，此外当有明则、长顺、海驭等人。本论的作者是印度无著，释文是世亲著，分科对本论进行论释。这个译本在分量上及内容上与玄奘的译本大同，但分科题目与真谛译本一致。
此外，达摩笈多还译有与《长阿含经·起世经》同本的《起世因本经》十卷。
除上述三人之外，隋朝的译经者还有居士达磨阇那（法智）、毗尼多流支（灭喜）、菩提登。
据《开元释教录》卷七，达磨阇那是北魏般若流支的长子，北齐时任昭玄都，北周灭齐毁禁佛教期间改任俗官，曾为洋州郡守，隋初应召入京译经，能“执本自翻，无劳传度”，译有《业报差别经》一卷。此经是小乘佛经，讲善恶因果报应。
毗尼多流支是北印度乌苌国人，隋初来长安译经两部：《大乘方广总持经》一卷，与西晋竺法护译《济诸方等学经》为同本异译，讲为了“令佛法久住世间”，不仅应讲“空法”，还应会通三乘而应机说法；《象头精舍经》一卷，与后秦鸠摩罗什译的《文殊师利问菩提经》为同本异译，说“菩提但有空言，而无实相”。
菩提登，《开元释教录》卷七仅说：“外国人也，不知何代译《占察经》一部。”隋费长房《历代三宝记》卷十二说，检各经录不见目录，但经首说，此经在外国译，“似近代出，今诸藏内并写流传”。据此，菩提登所译《占察善恶业报经》（也称《地藏菩萨经》）二卷，未必是在隋译，但在隋代特别流行却是事实。《历代三宝记》记载：
广州有一僧行塔忏法，以皮作两枚帖子：一书善字，一书恶字，令人掷之，得善者好，得恶者不好。又行自扑法以为灭罪，而男女合杂。青州亦有一居士，同行此法。
开皇十三年（按：593年），有人告广州官司云：其是妖。官司推问，其人引证云：塔忏法依《占察经》，自扑法依诸经中五体投地如太山崩。广州司马郭谊来京向岐州具状奏闻[31]。敕不信《占察经》道理，令内史侍郎李元操共郭谊就宝昌寺问诸大德法经等。报云：《占察经》目录无名及译处；塔忏法与众经复异，不可依行。敕云：诸如此者，不须流行。[32]
这里所说的“塔忏法”是一种比较简单的占卜善恶吉凶的方法。用两枚皮片，一枚写上“善”字，一枚写上“恶”字，扔在地上令人拣取，得善者表示吉利，来世可得善报；得恶者表示不吉利，来世将得恶报。
察现存《占察经》，确实载有占卜吉凶和善恶报应的内容，但所用的不是皮片，而是“木轮”。说：“刻木如小指，长短减于一寸，正中令其四面方平，自余向两头斜渐去之，仰手旁掷，令使易转。因是义故，说名为轮。”[33]或制作十个木轮，在木轮中部的平面上分别写上十善、十恶[34]的各项；或制作三个中间有四面的木轮，画上符号；或是六个中间有三面的木轮，写上数字。修持者在礼佛发愿之后，将木轮掷地以占卜一个人善恶业报。此经称，此占察业报的方法是地藏菩萨特为末法（继正法、像法二时之后，意为佛法行将灭亡之时）众生讲的。此经还讲“唯心识观”，谓“一切法唯心想生，离心别无一法”；又讲“真如实观”，说“心性无生无灭，不住见闻觉知”，“我法身乃一切诸佛法身，与自身体性平等”。经中还论“如来藏”与“无明”的关系，与《大乘起信论》有相通之处。
所谓“自扑法”，据称是依据佛经中“五体投地”的礼拜方法而创立的灭罪法，似乎是反复将全身前倾倒地礼拜，以祈求灭除自身罪业的做法。
以上所引塔忏法和自扑法在民间的广泛盛行，表明隋代佛教通俗信仰的新发展。从这类事情需上报皇帝裁决是否可行的事实，反映了佛教在隋代社会中所占据的重要地位。
《占察善恶业报经》在隋代遭禁，但到唐武则天天册万岁元年（695）敕东都佛授记寺沙门明佺等人将此经目录编入《大周刊定众经目录》之中，允许流行。此经是后世地藏菩萨信仰的重要经典之一。
据以上所述，这里指出如下三点：
1.按照唐代智升《开元释教录》对佛经的分类，大乘佛经分为般若、宝积、大集、华严、涅槃五大部及五大部以外诸经，其中大集部的佛经至隋代已经全部译出，僧就辑为合本《大集经》六十卷，内有二十四卷是那连提黎耶舍在北齐和隋两代译出的。
2.隋代所译佛经的内容，以宣传般若性空思想的为最多，但值得注意的有三点：一是强调空有不二，真俗相即，烦恼即菩提，生死即涅槃，“所有佛法即是欲法”；二是说众生虽造各种恶业，但如果体认诸法性空，“一切不真实”，就可达到解脱；三是主张不仅要宣说一切皆空的思想，还应依据条件向众生宣说各种不同的教法。这三点对隋唐佛教宗派建立自己的教义体系有相当大的影响。
3.早期密教经典的传入，提倡诵持密咒，供养和祈祷佛菩萨及天神降福保佑的教法，为隋唐佛教举行法会，制定仪礼等，提供了新的资料。
二 佛教经录
在佛教传播中国过程中，译经是一项十分重要的事业。从东汉末年到隋朝，代代都有新经译出，各种手抄本广泛流传于民间。进入南北朝以后，一些王朝还大量收藏从各地收集来的比较完备的抄经，称之为“众经”或“一切经”，并组织人为这些佛经编写目录，指出这些佛典译出的年代、译者及卷数，标出类别。这就是在中国佛教史书和文献学中占有重要地位的“经录”。
继前秦道安编撰《综理众经目录》（简称《安公录》）之后，南朝梁僧祐编撰的《出三藏记集》比较有名。然而这两部经录有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尚未按佛典的大小乘来加以分类。南北朝时期的经录除《出三藏记集》之外，尚有北魏李廓编《元魏众经录目》（编于532—534年之间）、梁宝唱编《梁代众经目录》（编于518年）、北齐法上编《齐代众经目录》。[35]前二者已开始按大小乘分类，但因它们早已佚失，详情已不可得知。
隋朝是在经历南北长期分裂之后建立的统一王朝，十分重视兴隆佛教，以举国的规模组织佛经翻译。为了调查、整理已有的佛教典籍，指导佛教流行，皇帝降诏令人编写经录。隋代编写的经录有法经等人编《众经目录》、彦琮等人编《众经目录》及费长房编《历代三宝记》。
（一）法经等人编《众经目录》
法经等人的《众经目录》，因于隋文帝开皇十四年（594）奉敕完成，也称《开皇录》七卷，录经目2257部5310卷。法经是长安大兴善寺（即隋的翻经所）的译经僧。他与其他译经僧共20人负责编撰此录。据卷七所载的奏表，此录是“据诸家目录，删简可否，总标纲纪，位为九录，有四十二分……”这部经录对后世影响较大，其编纂体例为唐代佛教经录继承。
法经《众经目录》所谓“九录”包括：
1.大乘修多罗藏（大乘经）；
2.小乘修多罗藏（小乘经）；
3.大乘毗尼藏（大乘律）；
4.小乘毗尼藏（小乘律）；
5.大乘阿毗昙藏（大乘论）；
6.小乘阿毗昙藏（小乘论）；
7.抄录集（经抄卷）；
8.传记；
9.著述。
这是按佛典的内容和体裁来分类编目的。前六类是将经、律、论按大小乘加以区分，后三类是按体裁把中外佛教著作的目录分别列出。
所谓“四十二分”（分，相当于“项”）是对以上九类佛典所作的进一步分类。有两种情况：其一，把前六类大小乘经律论细分为：一译（只有一种译本）、异译（有两种以上译本）、失译（译者不明）、别生（节抄大本者）、众经疑惑（来历不明，真伪未辨）、众经伪妄（伪造经典），共三十六分（项）；其二，将后三类的抄录、传记、著述，按作者各分为“西域圣贤”（印度、西域高僧）和“此方诸德”（汉土高僧）撰述两部分，共六分（项）。
这种分类编目，将一切佛典的来龙去脉、译者和著者交代得十分清楚，便于查阅佛典，或利用佛典从事研究和传教。从佛经中分出“疑惑”、“伪妄”两类分别编目，是为了把这些佛经排除出公开流通范围，只允许以皇帝名义“钦定”的佛典流行。实际上，这两类佛典情况比较复杂，有的是一时未能查明来历的经典，如列入“众经疑惑”中的《大乘起信论》；有的是假托佛说而实属编著的佛教著作，如宣传弥勒、观音菩萨信仰的“伪妄”经典等；也有的是依据某些佛经内容而编造的，“或增或损，斟酌成经”等。据卷二所记，仅大乘伪经就有81部。此录编者谓：
或首掠金言（按：指佛语），而末申谣谶；或初论世术，而后托法词；或引阴阳吉凶，或明鬼神祸福，诸如此比，伪妄灼然。今宜秘寝，以救世患。
实际上，在佛教传入中国实现民族化的过程中，大量伪经的出现，反映了社会上一部分人对佛教的理解、企盼和信仰状况，其中既吸收了儒、道和阴阳五行的思想，也吸收了民间信仰的某些成分。这些伪经来自社会不同的阶层，产生于不同场合，带有很大的随意性（如南朝梁八九岁的女子江泌，有时“闭目诵出”经典），如果让它们自由流传，无论对保障佛教正统教义的传播，还是对维护社会正常秩序都会带来威胁，因而必然遭到禁止。
（二）彦琮等人编《众经目录》
彦琮等人所编《众经目录》，因于隋文帝仁寿二年（602）奉敕编撰，也称《仁寿录》，五卷，编入佛典目录2109部5058卷。现存此录题为“隋翻经所沙门及学士等撰”。然而据《续高僧传》卷二《彦琮传》，此录实际主要由彦琮编撰。
彦琮等编《众经目录》将佛典分为五类：1.单本（无重译的经典）；2.重翻（有两种或多种译本者）；3.贤圣集传（经抄、禅法及佛菩萨传记等）；4.别生（从大经中节略出的单行本）；5.疑伪（谓“名虽似正，义涉人造”，即认为可疑和伪造的经典）。在“单本”中，又分为大乘和小乘的经律论的单本；在“重翻”中分为大乘经律论的重翻和小乘经的重翻；在“别生”中也按大小乘分类。《众经目录》之序说：
别生、疑伪不须抄写，已外三分，入藏见录。[36]
是说已列入“别生”、“疑伪”部分的佛典不再抄写流行，而列入“单本”、“重翻”和“贤圣集传”三项目录之内的佛典要抄写出来，以便流行。
“藏”，原意为储藏东西的场所、仓库，此处为转意，相当于后世的“大藏经”，是汇编佛教典籍的丛书、总集。当时没有雕印，是用手工将一卷卷的佛典抄写在纸或绢上的。能够“入藏”的佛书，因为是按照皇帝敕许的经录选定的，相当于得到“钦定”，既可被抄写收藏，又可以抄出在社会上广泛流行。因此，《仁寿录》中的“单本”、“重翻”和“贤圣集传”这三部分，即相当于后来经录中的《入藏录》。
《仁寿录》与法经等人的《开皇录》相比，有两个显著的特点：
第一，《开皇录》因为编目时没能够一一核查原本，如卷七所说是“据诸家目录，删简可否”，因此所录不少佛典是有目无书，而《仁寿录》如其序所云是大兴善寺译经僧奉敕“披检法藏，详定经录”的结果，所编的五类佛典的目录是一一核对了原书的。因此这五类佛典1707部4311卷是隋朝所存佛典的真实数目。在此录的第五卷是“阙本”目录，注云：“目录有目而无经本”，实际是继自《开皇录》中有目无书的部分，共278部610卷。
第二，《开皇录》中的“抄集录”、“传记录”、“著述录”收中外佛教著述十分丰富，有经抄、传记、文集、经序、注解、论文等，数目达331部947卷，而《仁寿录》的“贤圣集传”只保留译自印度的佛典，将汉土的著述，如《高僧传》《弘明集》《法显传》以及种种经序、论文等的目录，一律去掉，数目只有31部164卷。从研究中国佛教史的角度说，这些被砍掉的部分是具有重要学术价值的。
（三）费长房编《历代三宝记》
费长房编的《历代三宝记》，也称《开皇三宝录》、《长房录》，十五卷。费长房，《续高僧传》卷二《达摩笈多传》提到：“时有翻经学士成都费长房，本预缁衣（按：原误作‘细衣’），周朝从废因俗，博通妙经玄理，开皇之译，即预搜扬，敕召入京，从例修葺，以列代经录散落难收，佛法肇兴，年载芜没，乃撰《三宝录》一十五卷。”可见，费长房原是个僧人，在北周禁毁佛教时还俗，隋初应诏入京在大兴善寺参加译经，在译经余暇（《历代三宝记·总目序》），编撰了《历代三宝记》。据此录第十五卷所载费长房《上开皇三宝录表》，他是在开皇十七年（597）十二月二十三日将此录上呈朝廷的。费长房着手撰录经录虽早于法经，然而完成在法经等人的《众经目录》之后，并且还参考了此录。
费长房在《历代三宝记》卷十五的最后列出了六家经录：《众经别录》（自注：“未详作者，似宋时述”）、梁僧祐《出三藏记集》、北魏李廓《魏众经录目》、北齐法上《齐世众经目录》、梁宝唱《梁世众经目录》、隋法经等人《大隋众经目录》，说“前六家集录，搜寻并见”。可以认为，费长房的《历代三宝记》就是在这六家经录的基础上编撰的。
除此之外，费长房还列出二十四家经录，然而指出：“检传记有目，并未尝见。”按照他原排列的次序，这些经录包括：传为秦时释利防带来的《古录》、东汉迦叶摩腾译《四十二章经》时编撰的《汉时佛经目录》、“似前汉刘向搜集藏书所见”的《旧录》，以及前秦《释道安录》、西晋《聂道真录》、后秦僧睿《二秦录》、三国魏时朱士行《汉录》、东晋竺道祖《众经录》、西晋《竺法护录》、《支敏度录》及《都录》、《释王宗录》、《释弘充录》、释道慧《宋齐录》、《释道凭录》、《释正度录》、《王车骑录》、《始兴录》、《庐山录》、《赵录》、《岑号录》、北魏《菩提流支录》、梁释僧绍《华林佛殿录》、北魏灵裕《译经录》、《众经都录》。[37]这些经录，费长房皆未见到其本。从中国佛教史实考察，其中有的明显是属于讹传，如秦时《古录》、刘向《旧录》、迦叶摩腾《汉时佛经目录》等，此外也许有的隋时已经佚失，或是费长房未能搜集到的，而在自前代经录中有所引述。费长房在《历代三宝记》中经常引用这些经录，表明他是在间接引述前代经录或是其他资料的。
《历代三宝记》按顺序分为四大部分：
1.“帝年”，即为佛教编年大事记，即按中国朝代周秦、前后汉、魏晋宋齐梁周隋，分为三卷。每卷前有简短按语，记述列代政权兴替和佛教事迹。其中第一、第二卷的按语，记述释迦牟尼佛的生平和佛教东渐的传说，反映了佛教界的传统看法，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在按语后是干支和帝王年号，将佛教事迹记载于年号之下。
2.“代录”，即历代译经目录，共九卷，按朝代从后汉至隋载录僧俗197人译经和著述2146部6235卷的目录，内附译著者的小传，有的还介绍译著缘起。在大部分经题之下，注上不同的经名、原作者、异译情况、译出年代、笔受者、所出经录，等等。在这一部分之中，保存了大量有价值的史料。
3.“入藏录”，是准备抄写编入“大藏经”以备流行的经典目录，共二卷。分为“大乘入藏录”和“小乘入藏录”，每一部分目录之前皆简单介绍大小乘佛典的基本内容及收录准则。“大乘入藏录”收大乘经律论551部1586卷的目录；“小乘入藏录”收小乘经律论525部1712卷的目录，内分“有译”、“失译”诸项目。此录经皇帝“钦定”得以公开流行。
4.“总目”，一卷。前载费长房《上开皇三宝表》和《总目序》；在总目后列有30家的经录的目录。
从历史角度看，费长房《历代三宝记》是继南朝梁僧祐《出三藏记集》之后又一部结构庞大，内容完备的经录，为了解和研究佛教在中国的传播历史提供了丰富的资料。此录的历代译经目录的大部分内容被唐代经录继承吸收，功绩不容抹杀。然而从学术角度看，因为考核不够周密精审，存在伪滥的成分不少，正如唐代道宣批评的那样：
房录后出，该赡前闻，然三宝共部，伪真淆乱。（《大唐内典录》卷十）
轴别陈叙，亟多条例，然而瓦玉杂糅，真伪难分，得在通行，阙于甄异。（《续高僧传·达摩笈多传》）[38]
道宣所说的“三宝共部”，说的是把佛教的三宝——佛、法、僧皆编到书内，实指将佛教历史与佛教经录合编在一起；至于“伪真淆乱”、“真伪难分”，是批评《历代三宝记》审核不严密，有收录失当，甚至将一些疑伪经典等也收到经录之中的情况。
据唐魏征等撰《隋书·经籍志》的记载，在隋炀帝大业年间（605—618），沙门智果又奉命在东都洛阳内道场编撰经录，录目经、律、论等佛典1950部6198卷。此录分为十一部分：大乘经、小乘经、杂经、杂疑经、大乘律、小乘律、杂律、大乘论、小乘论、杂论、记（谓“所学者，录其当时行事，名之为记”，当为译记经序之类）。这部经录虽被《隋书》载录，然而对后世影响不大，它的分类方法也没有为后世经录接受。
总之，在实现大一统的隋朝存在30年的短暂时间里，在佛经翻译和编撰经录方面是作出了突出成绩的，对佛教进一步传播发展是有推动作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