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发展中国家研究的起步与发展的回顾

谷源洋

1999年9月，应越南国家社科人文中心（现越南社会科学院）邀请，我所谷源洋（院学术委员会委员，左三）、潘金娥赴越南访问，受到越南党和国家元老范文同（右二）接见。左一为越南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研究院院长武大略。

2005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学术委员会出版了学术委员的文集，我在《谷源洋文集》自序中写道：“自选集是笔者对科研究工作的检查，通过这次检查，深感有许多不如意的地方，因而对自己有了更加清醒的认识。这一感悟比起自选集的出版更为重要、更为宝贵。自选集的出版或许不是我科研生涯的终结，在科研道路上可能还要继续走下去。”退休后，我仍在从事力所能及的研究工作。2011年是我从事科研工作名副其实的50年，半个世纪以来，我的科研主线是发展中国家经济和世界经济。

1956年，我考入北京大学东语系，东方语言系有很多小语种，系主任季羡林先生让我们自己选择学习哪一种语言。我毫不犹豫地选择了越南语，当时和此后，有人问我，你为什么要学越南语？我的回答非常简单，因为越南同中国一样，既是发展中国家，又是社会主义国家，有位伟大的领袖——胡志明主席。1963年，中国国家主席刘少奇访问越南，届时我正在河内。为欢迎刘少奇主席访越，中国驻越南大使馆举行了盛大招待会，胡志明出席了招待会，我有幸第一次近距离地看见了这位仰慕已久的革命老者。

语种的选择，决定了我的一生都要同包括越南在内的发展中国家打交道了。但是，当初我并未认识到研究发展中国家对我国外交和经济发展的重要意义。步入工作岗位之后，了解到世界大约有150余个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占世界人口的4/5，占世界土地面积的63.5%。在这些国家中，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已是主权国家的有32个，其余国家都是在战后相继获得独立的。殖民主义体系的解体成为20世纪最重大的事件之一。在研究过程中越来越感到在当代国际关系中“南方因素”是不可或缺的因素。因此，我对自己的选择从未感到后悔和遗憾。

一 越南——发展中国家研究的起点

1961年大学毕业后，我先后在中国外交部第一亚洲司和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亚非拉研究室从事越南问题调研和科研工作，成立世界经济研究所之后，我仍以研究越南为主。1981年，宦乡副院长将我院世界经济研究所与世界政治研究所合并为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我的科研范围虽从越南扩展到研究东南亚，但仍然关注越南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的发展，其科研成果涉及越南经济、政治理论的“革新”；越南社会主义定向的市场经济；中越经贸合作与发展；中越国有企业改革比较研究；越南农业中的承包制；越南向市场经济过渡的十大举措；越南庄园经济的发展及其存在的问题等。

除研究越南经济政治问题外，我还在院内外从事翻译工作，发生的许多事情使我至今难以忘怀：在中越关系“同志加兄弟”的20世纪60年代，北京各界人民多次在人民大会堂召开声援越南“抗美救国”战争的大会，我为大会做过同声传译，随同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领导人和越南共青团领导人接受过周恩来、陈毅、邓小平、胡耀邦等中国领导人的亲切会见。在越南人民“抗美救国战争”的年代，到访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的越南学者也很多，我陪同越南著名史学家和文学家见过郭沫若先生和巴金先生。

在20世纪70年代末，中越兄弟反目为仇，兵戎相见，两国关系冷冻了20年。直到1990年两国关系才出现了转机，这一年是胡志明主席诞辰100周年，越南在河内召开胡志明国际学术研讨会，邀请中国派人参加。由于当时中越两国还没有实现外交关系正常化，有关部门和中国社会科学院领导让我作为中国唯一代表参加了会议。来自34个国家的70余名学者同越南科学家共聚一堂，高度肯定和评价了胡志明主席光辉思想的作用和价值。研讨会在巴亭大会堂举行，越南党和国家领导人在第一排就座，我坐在第二排，越方会议组织者把我介绍给坐在我前面的越共中央顾问范文同和外交部长阮基石，并安排我在全体大会上做发言，没有想到的是在我发言结束后，坐在主席台上的武元甲大将走到我面前与我紧紧拥抱，全场响起了热烈的掌声。西方舆论及参会外国学者认为这是中越关系即将“解冻”的信号。次年5月，在印度加尔各答举行的胡志明思想国际研讨会期间，武元甲大将及夫人在其下榻饭店又单独接见了我，并说“越中之间曾发生过一段不幸的事件，但它就像天空上的一块乌云，风一吹就又重新露出了青天”。

1990年9月和1991年11月，中越两国领导人先后在成都和北京会晤，江泽民总书记曾引用古人诗句“渡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来表达对两国领导人会晤所取得的重大成果。实现两国外交关系正常化之后不久，越南社会科学院院长阮维贵即率团访华，中国社会科学院外事局姜汉章局长和我亲自到友谊关零公里处迎接代表团。以此为起点，中国社会科学院和越南社会科学院高层领导频频互访，两国学者进行了多领域、多学科的学术交流，为中越友好关系发展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从1991年至2011年期间，我多次往返于北京与河内之间，参加了在越南召开的许多重要国际会议，其中包括1998年在河内召开的首届越南学国际研讨会，我应邀在大会上用越语宣读了自己的论文，受到与会越南学者及各国代表的好评；按越共中央总书记黎可漂的要求，2000年上半年和下半年，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李铁映和越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越共中央理论委员会主席阮德平共同主持下，中越两国理论界分别在北京和河内召开了两次高层理论研讨会，其主题是《社会主义的普遍性与特殊性》及《社会主义：在中国与越南的经验》。我参与了这两次理论研讨会的全过程，并在河内会议上以《对外开放的重大战略决策》为题做了发言。在两次研讨会前，遵照李铁映院长的指示赴越进行调研，写出了几篇调研报告，为研讨会的召开做了有针对性的准备。2004年7月，在胡志明市举办了第二届越南学国际研讨会，我为会议提供的论文是《越南主动融入区域经济和国际经济》；同年9月，越南政府总理研究室邀请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人员及少数外国专家、学者对越南2001—2005年经济社会发展计划进行评估，并要求根据他们提出的13个问题，对2006—2010年经济社会发展计划提出建议。笔者撰写了《对21世纪前10年越南国家发展战略的评估、思考和建议》的报告；2005年，越南政府总理潘文凯邀请我出席在河内召开的“越南全国第七届爱国劳动竞赛大会”。在大会期间，越共中央总书记农德孟、国家主席陈德良、政府总理潘文凯与来自中国、古巴、老挝、柬埔寨、俄罗斯的五位与会代表合影留念；2010年5月19日是胡志明诞辰120周年，越南胡志明国家政治和行政学院在河内召开了《胡志明遗产》国际研讨会，我作为中国学者出席了研讨会，并受到越共总书记农德孟的接见。同年12月，应越南总理阮晋勇邀请，参加了在河内召开的“越南全国第八届爱国劳动竞赛大会”，同越共总书记农德孟、国会主席阮富仲、政府总理阮晋勇等合影留念。

2011年1月，越南共产党召开了越共十一大，阮富仲当选越共总书记。大会后我及时写了《越共十一大前后的社会政治动向》^[1]、《越共十一大后的中越关系》研究报告^[2]，对中越关系发展表述了自己的看法。为参加中组部和全国党建研究会联合召开的庆祝建党90周年高层研讨会，按李慎明副院长要求，我写了《越共加强党的理论建设的经验》一文，经组委会审查评选列为大会正式文件，并安排在会议上做了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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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世界社会主义研究动态，2011年2月9日。

[2] 中国社会科学院要报，2011年3月1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