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篇 创新人才观念

第一章 全球化的人才观

中国是在十三亿人口中选人才，而美国是在全球七十亿人口中选人才。

——李光耀 新加坡前总理

全球人才大流动

诺贝尔奖得主斯蒂格利茨（Joseph E.Stiglitz）在《创造一个学习型社会》（Creating A Learning Society）中提出：相较于传统经济学关注的土地、资本等生产要素，知识增长和传播才是经济发展的第一动力，其在经济发展中的贡献为80%以上。[1]人尽其才，则国富民强。人才资源对于一国的竞争力提升正变得举足轻重；综观世界，高端人才流动的趋势也愈演愈烈。

留学人群跨国流动程度明显加快，其中接受高等教育的留学人数增长明显。[2]根据美国国际教育协会（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Education,IIE）“Project Atlas”研究数据，2015—2016年在美国、英国、中国、澳大利亚、加拿大、日本等八个国家接受高等教育的国际留学生为3322792人，比2014—2015年增长了6.4%[3]。

整合“国际自由人”

2011年3月，夏智诚（Mark Hutchinson）出任通用电气（GE）全球副总裁、大中华区总裁兼首席执行官。他来自澳大利亚，妻子是香港人，也正是妻子的家人帮他取了“夏智诚”这个地道的中国名字。他曾在伦敦、东京、美国、巴黎工作，现在又搬到上海，在职业生涯里一年365天有260天在外出，曾搬过7次家，在全球很多个国家生活过。

夏智诚是典型的“国际自由人”（International Freeman,IF）。十几年前，该概念诞生了，被定义为“可以在全球范围内自由地选择工作、居住和生活地点的人”。[4]在当前全球化大发展的浪潮下，他们是与多数人生活层面完全不同的人群，是国际社会的精英。他们拥有出众的才智和经济实力，工作跨度可达几大洲。

一个来自印度保守的贵族家庭的23岁女孩拿着500美元，前往耶鲁大学商学院，追逐她的“美国梦”，她就是英德拉·努伊（Indra Nooyi），后来当上百事可乐公司的总裁兼首席执行官。

在美国印第安纳州，一位来自摩洛哥卡萨布兰卡的西班牙公民托雷尔（Sidney Taurel）在法国和美国留学后，到巴西和欧洲从事经营行业，2016年出任培生集团董事长。

著名猎头公司光辉国际（Korn/Ferry International）的负责人英格索尔（Charles Ingersoll）曾在一次访谈中说，现在谋求在母国以外发展的国际管理人才队伍正在日益扩大。同时，国际化的企业主管可以成为公司的宝贵财富。与一些美国主管相比，他们能够更自如地与不同族裔和民族的人一起工作，到不同的国家生活。此外，即使那些没有外籍高层主管的公司，现在也往往要求新聘用的本国经理到另一个国家去走马上任，获得国际经验。

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高管数量也在呈现递增趋势，如埃及、摩洛哥，尤其是印度。他们一般会去发达国家攻读高级学位，毕业后进入跨国公司，通过自我奋斗而进入高级管理层。越来越多的跨国公司董事会意识到，全球化公司需要全球化管理人才，而这类人才并不总是持本国护照。与此同时，也有越来越多的中国面孔开始出现在全球跨国公司的高管席位上。

达信（Marsh）中国区首席执行官李铭涉足保险行业超过23年。1997年加入美国达信公司，很快晋升为达信中国区副总经理，任至达信中国区首席执行官，主要负责运营达信公司中国区的特险业务。

从职业律师起步，原英特尔（Intel）公司副总裁、副总法律顾问和中国区执行董事，现担任苹果公司（Apple Inc.）副总裁的戈峻，上任后执掌苹果中国大区的发展战略、企业发展、政府事务、政策研究等工作。

从联合国主播到美国博雅中国区董事总经理，从美国维亚康姆MTV亚洲资深副总裁到阳狮锐奇集团（VivaKi）大中华区主席，李亦非凭借睿智的全球视野和对中国市场的资源融合能力，再度任职全球领先的对冲基金公司英仕曼集团（Man Group）中国区主席……

此外，随着全球化的深入发展，人才流动也早已不再停留在一个一个地去吸纳的模式上，而是已经成规模、成建制运作。特别是当企业海外投资并购，进行产业资本的运作和整合之时，人才队伍的配备也开始以整合的模式分割与重组。

早在2004年，联想12.5亿美元收购IBM，俨然成为国际人才构建性重组合并的范例。为了挽留核心团队，联想以3500万美元专门用于员工激励，又追加2200万美元现金留住了高管团队，最后联想又使出了国际惯用的“金手铐”——用价值3500万美元的联想股票置换IBM高管团队手中无法兑现的IBM“废纸”股票。最终实现了并购IBM的同时，并购其高水准团队的协调效益。

正如巴菲特所说，“低迷正是进入的良机”。2008年9月，雷曼兄弟公司宣布申请破产后的第10天，日本的证券业霸主——野村控股金融集团便将其除北美地区以外的全球事业总部一网打尽，“收编”了金融精英7000余人，“抄底”了近2500人的世界顶级金融队伍。

2009年，重庆金山科技集团董事长王金山跟随温家宝总理访问了德国、西班牙和英国，进行著名的“采购之旅”。他在英国相约面谈的伦敦金融街人士曾高达上百人，最终不花一分钱“抄底”了一个英国21人的一流医药研发团队。

随着经济贸易全球化的发展，跨国公司在全球范围内跨界经营，在全球范围吸引和招募人才的同时，世界人才的流动已经开始呈现人才建制运作和规模化流动。因此今天，我们遇见的“国际自由人”已经不再是单个的个体，而是一个群体，一个团队，国际人才血液流向也更具有建构性和整合性。

政坛邂逅“异国”面孔

在法国，有着“内阁宝贝”之称的法国萨科齐内阁人权部长和体育部长拉玛·雅德（Rama Yade）出生于塞内加尔，这位年仅30岁出头的穆斯林在法国政坛直率敢言，拥有超高的民意支持率；同在法国内阁，一位生于韩国被领养的女孩福乐尔·佩勒林（Fleur Pellerin）当上奥朗德的内阁文化与通信部长。

2016年，操着带有非洲法语口音的流利德语、出生于塞内加尔的化学家卡伦巴·迪亚比（Karamba Diaby）和塞内加尔裔演员、56岁的查尔斯·M.胡贝尔（Charles M.Huber），同时成功当选为德国议员，成为德国历史上首次产生的非裔联邦议员。

从难民到高官，加拿大则见证着一次次的“华丽转身”。2017年1月，16岁时以索马里难民身份来到加拿大的艾哈迈德·胡赛因（Ahmed Hussen）20多年后出任加拿大的移民、难民和公民部长；1999年，以20世纪40年代美日交换战俘的难民身份移民到加拿大的伍冰枝，成为加拿大首位华裔总督。而就在她卸任后，出生在海地首都太子港、11岁随父母以难民的身份移居到加拿大的米夏埃尔·让（Michaelle Jean）成为继伍冰枝之后的下一任总督。

现如今，越来越多的异国面孔开始出现在国家政治舞台上，而且其中不乏高层职位。美国前总统奥巴马曾提名朱棣文任职美国能源部长，提名美国首位华裔州长骆家辉为驻华大使，提名华裔卢沛宁出任劳工部副部长。2016年，新任总统特朗普起任华裔赵小兰担任交通部部长。

在欧洲，以亚洲裔为代表的“沉默的大多数”这一社会印象正被颠覆。2010年，德国首次有中国选团参与的黑森州议会外国人参事会选举，顾裕华和杨明胜出；2014年，华人谢盛友高票当选德国班贝格市市议员，引起舆论轰动；2015年英国大选，华裔候选人参选数目创下参选史之最，华裔麦大粒当选下议院议员，打破了“华裔当不上英国议员”的魔咒。

在大洋洲，2015年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大选中，华裔珍妮·梁击败对手成为新州政坛历史上首位华裔下议院议员。

此外，西方政坛的华裔“新生代”也不断涌现。作为年轻的新移民，王鑫刚、何易当选为英国保守党国会议员的候选人；“90后”华二代黄堃作为华裔工党上议院议员候选人参与澳大利亚新州大选，得到不少粉丝追捧。

在为华人在海外政坛的表现不俗欢呼之余，我们不禁思考：本土人民是否信得过这些“外国人”为其治国平天下？

答案是，不仅信得过，而且很需要！

当前我们看到越来越多的外裔精英人士作为政坛亮点出现在公众视野中，他们抑或拥有良好的家庭教育背景，抑或是商界财阀大亨，抑或在本国代表一个特殊群体，抑或作为一个特殊的外交符号，虽然他们有着外国人的长相，但都以本国公民身份在本国寻求政治权利保护以及代表，越来越多的外裔开始步入政界，开启他们的仕途之旅，行使权利，履行义务，参政议政。而外来族裔精英在异域积极参政的背后，则是引进外籍精英和顶尖人才的《移民法》和“双重国籍”政策的强大支撑。

美国的5类优先职业移民列表上，排在第一优先的便是专家教授、研究型学者以及跨国公司的主管或经理。这一“杰出人才”绿卡恰恰针对吸引在全世界的科学、艺术、教育、体育等领域取得杰出成就的顶尖人才，而且名额一直有效，从不需要排期。

2004年，班加罗尔的一套公寓里，搬进了一个时隔25年，从美国回到印度的工程师，带着自己的白人妻子和一个印美混血儿子。可是就在几年前，他的美国妻子曾经告诫他说：除非他打算放弃美国国籍抛弃妻儿，否则不要回印度。2003年，随着印度“双重国籍”的开放，这位工程师终于在家乡与家庭之间找到了一个两全其美的平衡。

为吸引海外人才，印度政府建立了海外印度人才库，并设立众多机构为这些海外侨民服务，颁发“印度裔卡”和“印度海外公民证”。2009年，印度实施“印度海外公民”计划。该计划允许父母或者祖父母在共和国建国后成为印度公民，在印度宣布独立后作为属于印度领土地区的公民的海外申请者成为“印度海外公民”，享受终身签证、在金融、经济、教育等领域享有和海外印度侨民同等的权利，并享有申请转为印度公民的权利。

澳洲移民理事会执行长卡拉·威尔舍（Carla Wilshire）曾谈道，“作为地理上独立的国家，澳洲非常依赖移民，移民对澳洲的竞争力来说十分重要”。[5]早从20世纪90年代起，澳大利亚就已经开始采用职业移民清单和积分评估制相结合的方式来吸引人才。[6]申请人只要符合“紧缺职业列表”清单上的职业就可以申请移民。[7]2011年7月，在“技术选择”（Select Skill）移民模式下，澳洲政府通过系统数据建模来选择模型匹配合格的申请人。这一模式便如同一个人才储备库，为澳洲政府在“技术选择”系统里甄选所需人才提供便利。[8]

世纪之初的德国面临严重的IT行业人才紧缺，由此“绿卡工程”开始启动，同时改革《国籍法》，开放双重国籍。特别针对信息、通信等行业的外国精英人才，德国政府把国籍当作“礼物”鼓励他们来德长期工作，还特别面向高技术人才实施积分移民制度，以投资和技能作为加分依据。[9]

不同国籍法案的出台和移民政策的颁布给予精英人士更多的机会和选择，同时，给予来到异邦扎根生活的他们政策上的归属和接纳。由此，越来越多的外裔迁至国内生根发芽，在异域找到归属感和自豪感；也为同胞在异邦生活争取权利，在政坛发言发声。

国际“大脑”群贤毕至

2009年，全球化智库（CCG）代表团前往美国兰德公司进行工作访问。兰德公司坐落在美国洛杉矶附近圣莫尼卡镇，这里是美国智慧大脑的聚集地，同时也有众多来自世界各地，在此进行客座研究和学术交流的外国专家。

作为世界上著名的国际间人才聚集库和世界智囊团，兰德公司十分注重对于优秀国际“大脑”的吸纳。研究人员来自世界上40多个国家，拥有近70多种语言能力，他们多数是双语者和多语者。此外德国柏林、英国剑桥等地均有兰德公司的分支机构，还包括兰德海湾国家政策研究中心和卡塔尔政策研究所。

总统特别助理的李侃如（Kenneth Lieberthal）、布鲁金斯学会东北亚政策研究中心主任卜睿哲（Richard C.Bush）等。总体而言，作为独立性的研究咨询机构，智库无时无刻不发挥着汇聚全球顶尖“大脑”的磁力。

除智库之外，众多国际组织也呈现强大的吸“智”能量。2015年，我[10]受邀成为国际移民组织（International Migration Organization,IOM）顾问理事会理事，有幸作为IOM高端顾问咨询理事会成员中的唯一一位中国人为IOM决策层提供咨询建议。其实现如今，随着中国国际地位的增强和经济大国、外交大国形象在国际舞台上的树立，我们能够在越来越多的国际组织和机构找到中国人的身影。

2014年，国际电信联盟（ITU）第19届全权代表大会在韩国釜山召开，国际电信联盟副秘书长赵厚麟当选新一任秘书长，成为国际电联历史上首位中国籍秘书长；2015年，中国标准化专家委员会委员、原鞍山钢铁集团总经理张晓刚正式就任国际标准化组织（ISO）主席；2016年，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原副总裁朱民卸任之后，IMF再次迎来第二位中国籍副总裁张涛。

现如今，中国作为亚洲经济崛起的代表力量，越来越多的华人面孔出现在了国际舞台上。比如，联合国儿童基金会项目官员张亚丽、透明国际亚太部东亚区高级主任廖燃、曾任世界银行副行长的林毅夫、现任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陈冯富珍、曾任联合国副秘书长沙祖康，以及联合国国际法院原院长的史久镛等人。

从跨国公司到异国政坛、从智库到国际组织，随着世界政治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各国人才在全球范围内不断地流动、竞争、淘汰、更迭……全球人才大流动的潮流持续喷涌，与此同时，国家间的人才争夺也日趋激烈。

危局之下，十字路口

得人则安，失人则危

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世界经济进入关键路口，全球人口生育率增长放缓，社会老龄化加速，经济社会发展难当重压……由此世界各国纷纷出台各种措施，吸引国际人才为本国经济、社会发展增添活力——美国《加强21世纪美国竞争力法》、日本“240万科技人才开发综合推进计划”、加拿大“创新战略”、德国“青年教授制度”、韩国“21世纪智慧韩国工程”等。根据联合国报告，2015年世界跨国流动人数达到2.44亿，其中71%流向高收入国家，72%为20岁至64岁工作年龄段的劳动力，而其中大多为各领域的人才。[11]

与此同时，中国引进人才不足，国际化人才比例低。相比于纽约、伦敦、巴黎等国际大都市的国际人才率都超过10%，北京、上海、广州等地国际人才率却不足0.5%。联合国数据显示，2013年在中国境内居住的外籍人员仅占中国人口的0.06%，远低于发达国家10.8%的平均水平，也低于3.2%的世界平均水平，甚至低于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1.6%和最不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1.2%。虽然中国移民净赤字有望到2020年扭转，但在短期内达到最不发达国家人口国际化水平却是不可能的。[12]

BWCHINESE中文网形象地把今天的中国描述成一个身材不断增大，但血液却不断流失的巨人，“有一天，等到身材完全长大，但身体里的血却已流失殆尽”，并预言“中国的精英正以惊人的速度离开中国，将来的三年至五年后，跨国公司在华可能将找不到一流的经理人”。[13]同时，中国相对保守的选人用人观已经跟不上知识经济发展和产业转型的步伐。一方面，中国仅仅在近14亿人口中选人才；另一方面，这些人口中的精英，却又正在大规模地流向美国等西方国家。

全球化“将、帅”告急

在区域的地理界限被科技发展“突破”之后，全球化扑面而来，世界各国都积极参与其中，从货品到人才，无一不在接受全球化的洗礼。

继2015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首次突破万亿美元大关之后，2016年迎来了中国企业海外并购的最强开局之年。然而据2010年安永调查，70%的中国企业是第一次实施海外并购，其中又有90%的企业在海外并购前没有在目标公司所在国的投资经验。[14]该调查显示，中国企业多数是进行并购业务在先，培养海外人才的需求之后才提上日程。在中国企业“走出去”如火如荼进行的背后，再次遭遇国际人才发展瓶颈。

世 界 经 济 论 坛《2016—2017年全 球 竞 争 力 报 告》（The Global Competitiveness Report 2016—2017）显示，中国在138个经济体中排名第28位，居于马来西亚、韩国、冰岛之后，略高于沙特。其中，中国以“市场规模”高居第一，“宏观经济环境”优势第8位，但“人才科技水平”却为第74位。[15]近年来，伴随着中国崛起，高科技产业以及产业链高端环节、知识经济和创新创业已呈现出经济增长潜力与势头。然而，我国依旧依靠大量的廉价劳动力、高投资为保障的基础建设，以及以高能源消耗和高环境污染为代价的低端制造业带动经济发展，而非依赖人才与知识经济。因此，在我国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的十字路口上，当下的中国“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加渴求人才”[16]。

2015年11月，联想集团高级副总裁乔健在全球化智库（CCG）主办的第二届“中国企业全球化论坛”上谈及：“企业……要在全球寻找最适合的人。企业的目标是把最好的人才招到，把最好的文化共同整合起来，企业要在全球寻找最适合特定岗位的人。”中国美国商会会长杜骁勇（Mark Duval）也建言：“要根据目标雇佣人才。企业在雇佣之前要明确岗位设置的作用和目的，从而根据需要寻找人才，不论是中国人、韩国人还是美国人，不应该限制国籍区别，因为企业人才雇用取决于要实现的目标，这样才能实现理想的管理和结果。”

“人才兴则民族兴，人才强则国家强。”

现阶段人才流动的全球化、加速化，将对各国的经济、社会发展带来不可估量的影响，甚至在一定程度上会引起国际格局以及实力对比的重新洗牌。作为发展中国家，中国要在国际社会上站稳脚跟，在国内实现产业升级、经济结构调整，吸引和培养国际化人才是中国需要且必须重视的命题。

“留学潮”赤字下的恐慌

19世纪末，清政府开始输送幼童赴美留学，开启了中国近代留学史的篇章，前后四批120名幼童乘坐轮船，远渡重洋抵达美国。他们曾就读美国哈佛大学、耶鲁大学、哥伦比亚大学、麻省理工学院，他们生于世界格局震荡的时刻，站在工业革命的最前沿，成为中国矿业、铁路业、电报业的先驱，成长为清华大学、天津大学最早的校长，诞生了中国最早的外交官员，甚至还有中华民国的第一任总理。

百年之后的1978年，邓小平同志提出，“我赞成留学生的数量增大……要成千成万地派，不是只派十个八个”[17]，由此拉开了新中国成立后留学潮的序幕。今天，在众多人才来源中，留学生早已作为一支强有力的人才资源队伍崛起。他们具备开阔的视野，熟悉海外的文化、习俗、制度，是中国“走出去”的重要桥梁；同时对中国本土文化、制度、国情的了解又是外籍人才无法比拟的，是世界了解中国的窗口。今日，留学生群体已经成为潜在的国际人才资源，各国人才争夺的焦点之一。

正如体坛精英加入顶尖俱乐部，中国的年轻才俊也被名牌大学所吸引。2014年日本《外交学者》曾发表文章《中国对常春藤联盟的恋情》，指出中国精英学子对哈佛大学等国际顶尖大学的向往，也并非秘密。[18]如今外国顶尖大学也正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吸引中国尖子生。无论是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耶鲁大学还是剑桥大学，一流学府都闪动着中国年轻才俊的身影。然而，在一张张名校录取通知书的背后，却是国家的人才流失与赤字。

在硅谷，软件公司的技术主管和实验室主任中有35%是华人……华尔街的魅力仍然是很难抗拒的。相当一部分华尔街金融界的华人精英没有回国发展的打算。金融工作的国内外监管标准差异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多年在外的华人思维和做事方式已经西化，且往往已成家立业，也就更无回国重新适应生活的打算……

根据《中国留学发展报告》统计，2015年中国在外深造的留学生总数达到126.43万人，同比增长17.5万人；同年在华留学人员人数仅为39.76万，而且增速相对缓慢。同时，出国留学与来华留学逆差造成的留学“赤字”问题已十分突出。2015年，我国的留学“赤字”达到新高峰86.67万人，比2011年度高出了5.05万人（见图1-1）。[19]

同时年度留学回国人数和出国留学人数之间仍然存在逆差，如2013年回国人数与同年出国留学人数之间的逆差达6.04万人；一年后，该逆差扩大至9.5万人；2015年则进一步扩大至11.46万人（见图1-2）。

此外，虽然留学归国人员有日渐增多的趋势，但在海外取得博士学位者归来的比例并不高。美国社区调查（American Community Survey）的数据显示，中国内地出生的具有博士学位的旅美人数为12.4万，占全美博士学位移民的16.7%，比印度高出1/3以上，比墨西哥高出近9倍。[20]美国科学基金会（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针对美国科技工作者的调查则显示：2010年，美国的理工科博士毕业生中，出生在美国之外的有39.5万人，其中23%来自中国，高出第二位印度10个百分点。[21]我国高素质留学人才的流失已经成为留学“赤字”中的最大隐患。

美国《科学》杂志曾发表过《美国研究生教育：头号博士培养学校现在来自中国》一文，其中写道：“（2008年）夏季奥运会下个月才开幕，可中国的大学已经在一项全球高校的重要竞赛中领到了金牌和银牌。” 这家严肃的世界级学术期刊，将清华、北大比作“最肥沃的美国博士培养基地”。[22]

《美国大学博士学位获得者综合报告》对2006年度全美45596名研究型博士学历背景的分析显示，“出产”美国博士最多的三所学校分别是清华大学571人、北京大学507人、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427人。

高质量人才流失无疑是中国经济、社会建设的一大隐忧，中国承担了人才培养的成本，其他国家却享受了人才培养的成果，这种以削弱自己的方式去增强竞争者，对中国来说是双重损失。

“人财”流失的思考与应对

都给我吧，把那些疲惫的人、穷困的人，渴望自由呼吸的芸芸众生，喧闹海边的可怜虫，都送到这里来，无家可归、颠沛流离的人们。在金门之旁，我高举明灯。

在自由女神像下，镌刻着美国女诗人爱玛·拉扎露丝（Emma Lazarus）的一首脍炙人口的诗——《新巨人》（The New Colossus）。美国建国初期的自由移民政策，如同美国的象征——自由女神像一般，吸引着世界各国的人来到美洲大陆开启“美国梦”的追逐历程。

PayPal创始人麦克斯·拉夫琴（Max Levchin）曾说，“我相信，来自全世界那些最优秀的创业者，应该和我享有同样的机会，在美国造福他人，成就自己。”据统计，1996—2013年间，美国有72名移民科学家获得诺贝尔奖，占美国获诺贝尔奖人数的约1/4。[23]美国《财富》500强公司中约40%是由移民创立，在硅谷，该比例已超过一半。特斯拉创始人马斯克（Elon Musk）、Uber创始人加里特·坎普（Garrett Camp），以及谷歌创始人之一谢尔盖·布林（Sergey Brin）都是移民创业者中的典型。《福布斯》曾报道，在美国87家估值10亿美元的独角兽公司里就有44家的创始人是外来移民，这些明星公司中有70%的高管和产品团队里有外来移民者。[24]

如今，为了吸引全球的人才尤其是高科技人才，美国的移民政策变得更加富有吸引力。为了争取STEM [25]专业的留学生，美国取消了对这些专业博士和硕士毕业生的职业移民年度限额，毕业时“附赠”绿卡，大大提升了高学历人群毕业后移民美国的可能。

在英国，据《英中时报》报道，每7家英国企业中就有1家企业属于移民企业。来自155个国家的海外移民在英国创办了企业，创业者人数接近50万人。[26]

在加拿大，政府主要通过广收留学生以及外国移民来达到经济类、护理人员、实业技术人员等方面人才的目标。

在以色列，国家“移民吸收部”与国防部门同级。20世纪70年代大量高技术犹太裔人才回国“寻根问祖”，为全世界贡献了20.2%的诺贝尔奖得主；2009年“回到祖国”战略则吸收了2400名欧美国家的犹太裔顶尖科学家回归，成绩斐然。[27]

法国、德国、日本、新加坡等高收入国家也争相在经济、制度、社会福利上为吸引移民创造优势，结合全球化深入发展、技术进步、制度壁垒减弱等大的时代背景，客观上均为国际移民提供了便利。

据联合国统计，2000—2015年间，国际移民数量以约2.3%的年增长率增加，2015年全球共计2.44亿国际移民，占全球总人口的3.3%,[28]其中高收入国家接收了全球2/3以上的国际移民。[29]国际移民给迁入国带来人口优势的同时，更带来了人才优势。联合国《2015年全球移民报告》（International Migration Report 2015）显示，2015年72%的国际移民年纪在20—64岁之间，[30]而且拥有高等教育学历的比例高于整体人口受到高等教育的比例。[31]

反观中国，根据CCG《中国国际移民报告（2015）》统计，世界各地华侨华人总数约为6000万人，中国国际移民群体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海外移民群体。[32]

美国是中国移民首选的目的国。据美国人口普查局和国土安全部的统计，2013年，47%的中国移民（25岁及以上）拥有学士或更高的学位，而这一比例在美国的全部移民当中仅为28%，在美国本土人口当中仅为30%;2000—2015年，中国一直是加拿大永久居民最大来源国之一 [33];2012年，中国超过印度等国家，成为英国最大的移民来源国。

移民潮高涨的背后不仅是国内财富和人才的境外转移、税收和消费的流失，更对中国“橄榄型社会”的建立造成负面影响。中国海外移民的主流人群为35—55岁的中产阶级，该群体的大量迁出直接造成“人财”两个方面的损失。

就在各国争相引才之际，我国海外移民大潮却愈演愈烈，这些移民不仅仅是高精尖人才，同时还多为高净值投资群体。根据招商银行联合贝恩资本发布的《私人财富报告（2011）》显示：2010年中国可投资资产在1000万元人民币以上的人群数量达50万人，共持有可投资资产15万亿元人民币。其中，接受调研的高净值人群中近60%的人士表示，已经完成投资移民或有相关考虑。[34]高净值人群的“出走”带来了不可估量的国内资产损失。仅2009年就已经有80亿元人民币随着3000人的投资移民流入美国和加拿大；投资移民年均流出资产已达2000亿元。[35]

另外，移民潮造成“人财”流失，而我国并没有得到相应的人才和资金补充。国际人才引入和国际投资移民来华的机制均未开放，同时国际留学生来华数量也相对有限，由此造成的“移民赤字”成为我国现阶段不可回避的问题，最大程度地争取国际人才成为我国人才战略的当务之急。不管是“走出去”的移民、留学生、海外华侨，还是来华留学生、外籍人员，都有不同的文化背景、知识结构、思维方式，他们的加入以及与中国文化、思维的碰撞都将产生非常值得期待的化学反应，为中国凝聚人才力量。

择天下英才而用之

中国梦不单单是“中国人的梦想”，而是全世界人的中国梦。未来的三十年，中国将拥有宽广的国际视野，把目光从国内转向世界，我国的人才选择从过去13亿人中选才转向今天从全球70亿人中选才，让全球人才与我们共筑中国梦。

近年来，海外人才在我国集聚趋势显著。2016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加强外国人永久居留服务管理的意见》、在公安部出台支持北京等地创新发展出入境措施之后，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外交部和教育部联合印发《关于允许优秀外籍高校毕业生在华就业有关事项的通知》进一步放宽外籍高校毕业生在中国就业政策。这不仅是我国构建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人才制度、广纳天下英才的重要举措，也是中国全球化人才竞争战略至关重要的一步。

全球化的浪潮，世界性的人才流动，知识经济的冲击，对于中国来说，这一切都蕴含着机遇。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开幕式上强调，“人才是实现民族振兴、赢得国际竞争主动的战略资源。要坚持党管人才原则，聚天下英才而用之，加快建设人才强国。实行更加积极、更加开放、更加有效的人才政策，以识才的慧眼、爱才的诚意、用才的胆识、容才的雅量、聚才的良方，把党内和党外、国内和国外各方面优秀人才集聚到党和人民的伟大奋斗中来。”面对着全球人才大流动的形势，中国必然要“苦练内功”，在人才大时代构建开放的大人才观，用开放、包容、尊重的态度来推进人才工作，这必将为中国在全球性的人才竞争中取得加分优势。

不求所有，但求所用

1985年，在美国金融业界有举足轻重地位的美国犹太裔弗瑞德·阿德勒（Fred Adler）建立了以色列第一支风投资金。他扶持了以色列第一家在美国上市的风险投资公司，从此引领以色列风险投资行业发展壮大。现今，以色列的风险投资十分发达，这背后却与在国外从事风投行业的以色列人密不可分。

化学学会主席、以色列理工学院教授基南（Ehud Keinan）说，“以色列没有石油没关系，人才是策略性资源，如果失去聪明的人，我们就完了”。

20世纪七八十年代，大部分到以色列建立研发中心的美国公司，最初到以色列建立分支机构，都是来自公司内部以色列人的压力。近几年，尝到甜头的以色列更懂得利用国内外的犹太人资源，借力使力，训练人才。

近43%以上的以色列科技人才，都从业于跨国企业或其研发中心，同时为以色列吸引精英回国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比如，英特尔以色列研发中心创始人多夫·弗洛曼（Dov Frohman）、谷歌驻以色列研发负责人约勒·马瑞克（Yoelle Maarek）和思科公司的工程架构主管迈克尔·劳尔（Michael Laor）等一些原本服务于跨国公司的犹太裔技术人员，随着创业环境和人力资源的优势显现，回到以色列本土开展公司事业。[36]

2000年，日本大名鼎鼎的蓝色发光二极管开发者、拥有191项专利的科学家中村修二移民美国，离开日本时他感慨地说：“没奖金、没职位，这就是日本的公司。” [37]中村修二的离开却不是日本的特例，面对更多“中村修二”们的离开，日本政府也开始正视人才发展战略的重要性。

日本出台了诸如《外国科技人员招聘制度》《特别研究员制度》吸引外国人才，并为外国科学家提供高额的补助和奖励，以获得其知识与创造成果；日本的美国NEC研究室，重金聘用科学家进行高科技开发和研究工作。为聘请欧洲高级研究员进行量子研发工作，日本日立制作所分别在英国剑桥大学和爱尔兰都柏林大学设立分所。日本鼓励并支持各大学、科研机构及企业直接在国外创办研发中心或实验室，直接利用他国的人力资源及科研成果。[38]

21世纪以来，日本为积极推动“IT立国”战略，解决人员匮乏的现状而制订了“e-Japan”计划，日本各大人才派遣公司纷纷盯准韩国、中国和印度的技术人员，为日本引进了大量IT人才，甚至曾一度在日本的猎头企业出现了“IT 韩流”。日本政府经常委托人才派遣公司邀请外国科学家到日本参观、讲学、旅游，广泛吸引各学科精英来日本作短期双边或多边学术交流，以获得关键领域的科技知识和技能。

在印度，早在1958年，为辅助海外印度研究人才与本国研究机构项目对接，科学与工业研究委员会（CSIR）便开始实行科学家储备计划（Scientists'Pool Scheme）：凡是符合条件的海外博士，均可由政府协助安排进入对口研究机构从事研究工作。此后，越来越多的引才政策和机构相继出台、建立。2004年5月海外印度人事务部成立，与海外印度人团体合作建立了若干机构，如海外印度人辅助中心以促进海外投资和商务，保障海外印度人福利和权益。[39]

印度前总理拉吉夫·甘地曾说，“即使一个科学家、工程师或医生在年过半百时回到印度，我们也没有失去他们”。面对如此大规模的海外印度人回国发展趋势，一位美国官员对印度《金融快报》指出：“如今大批印度信息人才回流，可能影响全球科技中心的硅谷乃至整个美国今后的竞争力。”

美国《星岛日报》报道，据美国一项最新调查显示，来自中国的高学历和高科技人才，正在离开美国，返回他们自己的国家，把创业精神和高新技术带到了北京。考夫曼基金会和新美国传媒发布的研究报告指出，美国正在失去越来越多的高科技移民。在为期两年的研究中，他们访问了1203名印度人和中国人。这些纷纷返回自己国家的受访者，曾经在美国学习或工作一年以上。[40]

在世界人才出现全球环流与跨经济体回流的今天，海外人才“不求所有，但求所用”的招贤战略已经被世界上一大部分国家采纳和使用。新兴经济体在以自己极具潜力的发展方式增长的同时，也在通过便捷高效的引才战略引进全球人力资源；与此同时，区域性的国家政策试点也在如火如荼的开展中……

择天下英才而用之

美国密歇根大学生物科研学者陈晓伟，原以为会在密歇根州的美丽小镇上心满意足地终老，但北京大学的慷慨邀请令他盛情难却。北京大学承诺的科研启动资金让他可以研究自己最感兴趣的课题，于是2014年他带着妻儿回到北京。

随着我国“千人计划”的启动，像陈晓伟这样带着理想抱负的海归人才越来越多。美国普渡大学神经学家李沉简回国后任北京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教授，还开设了一门《批判性思维》课程，并改革大学录取模式，取代分数定终身的高考制度；诺奖得主屠呦呦的“伯乐”、美国西北大学神经生物学家饶毅回国后，先后任职北京大学生命科学院院长、北京大学理学部主任、西湖高等研究院基础医学研究所所长，并担任《知识分子》主编。

“鱼无定止，渊深则归；鸟无定栖，林茂则赴。”吸引人才、集聚人才，营造良好环境是关键。2008年中央颁布《关于实施海外高层次人才引进计划的意见》，即“千人计划”，国家外专局成为海外高层次人才引进工作协调小组成员单位。2011年7月，“千人计划”中高层次外国专家项目，即外专“千人计划”正式实施。[41]

“千人计划”的申报条件一般为年龄不超过55岁的海外博士，引进后每年在京工作不少于9个月，并具备以下条件之一：

（一）在国外著名高校、科研院所担任相当于教授职务的专家学者；

（二）在国际知名企业和金融机构担任高级职务的专业技术人才和经营管理人才；

（三）拥有自主知识产权或掌握核心技术，具有海外自主创业经验，熟悉相关产业领域和国际规则的创业人才；

（四）国家急需紧缺的其他高层次创新创业人才。

申报“千人计划”的程序十分严格，在用人单位与海外高层次人才达成初步意向后，填写《人才引进申报书》，按程序报“国家重点创新项目平台”“重点学科和重点实验室平台”“企业和国有商业金融机构平台”以及“以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为主的各类园区平台”这4个申报平台的牵头组织单位；再由牵头组织单位组织专家对申报人选进行评审，提出建议报海外高层次人才引进工作专项办公室；最后经过专项办将人选提交“千人计划”顾问组审核后，报海外高层次人才引进工作小组审批。

截至2015年底，“千人计划”已分11批引进5208名海外高层次人才，其中文化艺术人才项目16人、外专项目244人、青年项目1778人、创业项目751人、新疆西藏项目49人、创新短期项目322人、创新长期项目2036人、顶尖人才10个团队12人。

“高端人才有流动性，没有这个永久居留证觉得不踏实，过去每年各种材料都要重新弄一遍，手续非常麻烦，每次都得耗时近两个月。这回终于解决了我的出入境签证问题！”2016年5月，联想（北京）有限公司高级总监陈敏仪，成为首批通过“绿卡直通车”拿到“中国绿卡”的中关村外籍高层次人才。

“我的中文名叫秦晓岚。和很多留学生一样，如果有机会，当然希望留在北京工作。”在中关村外国人服务大厅，来自保加利亚，在北京语言大学攻读明清文学的博士生诺拉·切莱瓦用一口流利的中文讲述自己在北京的故事。“以前在北京找工作大都需要两年的工作经验，这对刚毕业的留学生来说很难，听说如果在中关村的科技企业就业，已经不需要工作经验，对我们来说，这是新的突破。”

2015年，针对外籍高层次人才、创业团队外籍成员和企业选聘的外籍技术人才、外籍华人、外籍青年学生等4类人才，公安部推出“支持北京创新发展的20项出入境政策”措施在中关村率先试点。

“支持北京创新发展的20项出入境政策”对于那些国家紧缺的优秀外籍人才特设了“绿卡直通车”政策：经中关村地区的高等院校、科研单位、高新技术企业等单位推荐的外籍高层次人才，只要符合17项申请条件之一，即可直接申请“中国绿卡”；而对于达不到直接申请标准但又是中关村企业急需引进的紧缺外籍人才，国内首次借鉴、采用西方国家的市场化绿卡积分评估的做法，制定了《中关村外籍人才申请在华永久居留积分评估工作方案》，通过设置“在华永久居留积分评估”来为外籍人才提供申请渠道。人才选拔主要围绕学历、年龄、在华工作年限、工作方式等8项指标进行，并针对外籍人才的实际工作能力和带来的潜在经济、社会效益进行评估。截至2016年底，公安部共批准了1576名紧缺的外籍人才在中国永久居留。

2017年1月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外交部、教育部又发布了《关于允许优秀外籍高校毕业生在华就业有关事项的通知》。凡是年满18周岁的外籍毕业生，身体健康，无犯罪记录，学习成绩优秀 [42]，取得相应的学历与学位，有确定的聘用单位，从事工作岗位与所学专业对口，持有有效护照或能代替护照的其他国际旅行证件等硬性指标。[43]此举为外籍高校毕业生在华取得就业机会提供了便利。

当今时代下，越来越多的人才开始把视线转移到了新兴经济体全面崛起的契机和潜力上来，开始从新兴国家的市场中寻找发展潜力和机会。与此同时，随着国家“绿卡”政策和“千人计划”的启动，以及业界到西方“人才抄底”行动的开展，全球人才环流与回流大势已经不可逆转。

不可否认，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人口大国的优越感使得中国在人才观念方面趋向于保守，在全球人才战争中更像是一个旁观者。然而，随着全球化的加深、知识经济的到来、中国企业“走出去”浪潮的兴起，国家、政府、社会在人才方面的惯性思维、观念正在一点点地被冲击并发生变化，“择天下英才而用之”的大人才观正在逐渐成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