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论

一 研究缘起

（一）时代背景：学前课程的发展成为世界学前教育关注的焦点

课程是学校教育的基础与核心。古今中外，课程问题一直是教育界探讨争论最为激烈的问题之一，教育改革往往都是围绕课程改革展开，在学前教育领域也不例外。透过学前课程发展变革脉络，可以看到不同时代、不同立场的人对学前教育所持主张、所施加影响和所抱期望。可以说，学前课程是各种学前教育思想集散地，同时也是各种教育方法的练习场，学前课程的变革能反映出一个时代学前教育的发展方向。

走向新世纪，一股被称为21世纪旋风的教育改革浪潮席卷了全球。在这一轮新的教育改革浪潮中，最受关注的就是基础教育课程改革。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把基础教育课程改革列为重点，给予前所未有的重视。各国都把基础教育课程改革作为增强国家实力、提高未来国际竞争力的战略措施加以推行。学前教育作为基础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毫不例外地被席卷到这股浪潮之中。发达国家争先恐后地把学前教育纳入终身教育体系之中，实现高质量的学前教育已经成为各国政府的共同愿望和行动。在追求优质学前教育的价值取向指引下，学前课程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

首先，就美国来谈，其不仅综合国力在国际的排名遥遥领先，而且教育的发达程度在当今世界上也是首屈一指的。美国对学前教育的重视由来已久，随着儿童入园率的节节攀升，美国人所思考的重点不再是学前教育的普及问题，而是如何促进学前课程的改革与发展，提高教育质量，以使每位儿童都能享受到高效优质的学前教育。从20世纪60年代起，美国联邦政府就开始参与到课程改革中来，提供资金和政策支持，为课程改革创造良好环境，并引导课程改革的方向。90年代，联邦政府颁布了以学科科目的方式制定的国家课程标准，从中、小学一直延伸到学前教育阶段。它是“教育标准化”改革运动的产物，旨在通过建立统一的课程标准，提高学生的学业成就。这是美国第一次动用国家行政力量来直接干预课程发展，课程改革的整体性大大地增强了，形成一种层层递进、自上而下的改革之势。与此同时，政府对学前教育的资金投入也不断加大，开端计划的资金从1974年的4.04亿美元增加到1994年的33亿美元，于是学前课程研究再次呈现出繁荣热闹的局面。随着21世纪的到来，美国率先走向了一个高速发展、瞬息万变、复杂多元的后工业时代，为了使教育能够适应社会的发展，美国政府和教育界又一次把目光聚焦于课程改革。

其次，像日本、英国等也对学前课程给予了极大的关注。日本作为高速发展的现代化工业强国，在经济以及科学技术等方面跻身于世界前列的同时，其教育的发展水平也令世界刮目相看。20世纪80年代，日本政府把学前教育列为教育改革的重点，并于1989年公布了新的《幼儿园教育纲要》，对幼儿园课程的目标和内容进行调整，使课程围绕健康、人际关系、语言、环境、表现等几大领域展开。经过改革，日本的学前教育有了长足的进步。英国的学前课程向来以自由著称，即课程由各地方教育当局及学校来确定，没有全国统一课程与教材，且长期以来英国学前教育发展较为缓慢。但近些年，英国政府对学前教育给予了高度的重视，推出了多种改革举措且投入了大量经费，对学前课程也进行了较大的改革，并于2000年颁布了《基础阶段课程指南》，为各种学前教育机构课程设置提供了参考依据，使得英国的学前教育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

国外学前教育课程的发展对我国学前课程改革产生了巨大影响。正是在这种大的时代背景下，作为一个教育不发达的国家，我们首先想到的就是学习国外先进的教育经验，以此来发展自己的教育，改变教育的落后状态。在学前教育实践中，我们热火朝天地学习国外课程改革经验，移植国外尤其是美国的各种课程模式，使我国学前课程出现了历史上少有的多元化局面，与此同时也出现了各种各样的问题。因此，这要求我们在理论中把目光更多地投向课程领域，对外国课程改革的过程及各种课程模式进行追本溯源，深入地剖析，有利于找出我们在学习借鉴过程中出现问题的原因，更好地促进我国学前课程的发展。

（二）特有国情：我国学前课程一直有学习借鉴别国的传统

我国学前课程的发展史，可以说是一个借鉴、学习外国课程理论与实践的历史。1903年，我国第一所官方开办的社会性学前教育机构——湖北幼稚园诞生在武昌。1904年，《奏定学堂章程及家庭教育法章程》颁布，将学前教育机构定名为蒙养院，湖北幼稚园因此改名为湖北蒙养院。当时引进的是带有日本特点的福禄培尔式的学前课程理论与实践。

1922年颁布了《壬戌学制》，把公共学前教育机构改称幼稚园。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随着五四新文化运动而传入了大量的西方教育理论，美国实用主义教育家杜威也曾来华讲演，学前课程也开始像美国学习，陈鹤琴和张雪门等前辈一直致力于把美国学前课程理论和实践“本土化”。1932年颁布的《幼稚园课程标准》既吸取了西方的课程思想和实践经验，也结合了中国的具体情况，是我国自己的本土化了的幼儿园课程标准。但是由于战争，这个课程的标准没能广泛地落实与推广。

新中国成立之后，在全面学习苏联的政治氛围下，开始借鉴和移植苏联的教育理论与经验，学前课程也开始“克隆复制”苏联的分科课程模式。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改革开放的号角吹响了历史新纪元。我国学前教育工作者又一次把目光投向了西方，开始重视研究西方的学前课程，并在实践中引入了多种国外的课程模式。在这一过程中，备受瞩目的就是美国，不管是美国本土的课程还是其从别国移植的课程都成了我们效仿的对象。如蒙台梭利课程、发展—互动课程（银行街课程）、海斯科普课程、瑞吉欧课程（方案教学）以及多元智能理论指导下的课程方案等像潮水一样涌了进来，我国的学前课程一时呈现出多彩纷呈的局面，但这却是一种虚假的繁荣，我们模仿了“外在形式”而漏掉了“内在精神”，或者根本就是一种不顾国情的盲目模仿。我们对各种课程模式的追求疲于奔命，缺乏有效整合和本土化研究，往往是流于形式的机械学习，“生搬硬套”，呈现出“模仿课程形式而失却课程精神”的局面，从国外移植的课程变成了“没有灵魂的空壳”。

杜威曾经这样说：“一国的教育绝不可能胡乱模仿别国。为什么呢？因为一切模仿都只能学到别国的表面种种形式编制，绝不能得到内部的特殊精神。况且现在各国都在逐渐改良教育，等你们完全模仿成功时，他们早已暗中把旧制度逐渐变换过了。你们还是落后赶不上。”[1]正如杜威所阐述的那样，课程是一个有机体，它会随着时代变迁、空间转移而不断地变化发展。课程发展不是孤立的，它与一个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因素密切相关。美国不仅是当今世界经济最发达的国家，而且也是当今世界上学前教育最发达的国家之一。从历史上看，美国早期的文化传统主要承袭欧洲，先师法英国，后效仿德国，然而从1856年第一所福禄培尔幼儿园的开办到20世纪初，不到100年的时间，美国就形成了具有自己特色的学前教育理论和实践体系，其背后的深层次原因是很值得思考并探寻的。如今，美国学前教育的发达更是引起了世界上很多国家的关注，对于我们学前教育研究者来说，对其进行研究是一个摆在眼前的极富现实意义的课题。

要学习美国的学前课程，就必须把它放到美国的背景下去透视，深入到其自身的发展脉络中去解读。考察美国学前课程的发展历史，有助于我们在对其进行模仿时进行更多的思考，更具有批判性地评价每一种课程模式，而不是一味地“顶礼膜拜”，更加深入地了解美国学前课程的优势和劣势所在，知其利弊得失，形成自己权衡取舍的广阔视野。同时，美国也是一个善于学习别国经验，兼容并包的国家。如欧文的幼儿学校课程、福禄培尔幼儿园课程、蒙台梭利教育模式、保育学校课程、瑞吉欧教育法等都是美国从别国学习借鉴而来的，不管是其成功的经验还是失败的教训，都是我们的“前车之鉴”，都能给予我们有益的启示。此外，在对美国学前课程的发展历程追踪考察的过程中，我们也许能更清晰地理解“学前课程”是什么？学前课程与社会发展的关系如何？在不同的时代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或那种课程模式？学前课程发展的未来走向是什么？

（三）理论诉求：学前课程研究和教育史研究的双重呼吁

课程作为专门的研究领域，其历史非常短暂。在此期间，中小学课程研究起步较早，所取得的成果也比较丰硕。相比之下，对学前课程的理论研究还比较薄弱。无论是引进国外学前课程，还是我们本土的课程探索，都是侧重于实践层面的操作，理论概括性较差。我国现存的从国外引进的多种学前课程，往往缺乏明确的理论指导，其课程目标、内容、组织之间也不完全对应，这些课程在我国应用，并没有什么完整严密的理论基础。因此在热热闹闹的课程实践背后，学前课程理论却进入了“寂寞而停滞”的状态。这要求我们理论研究者必须进行反思：我国进行学前课程改革的目的到底是什么？改革不应该是只追求表面的五花八门的教育内容，也不应该是模仿几个“课程模式”，更不应该仅仅是知道几个课程名称、说出几个课程名词，而应该抓住学前课程的“实质”，深刻了解每种课程的理论内核以及它的过去、现在和未来走向，对每一种课程模式的“来龙去脉”都有清晰的把握，在此基础上“建立有中国特色的学前课程理论体系”。唯有如此，我们的学前课程才能获得真正意义上的发展和进步。

以往教育史的研究往往侧重于从教育思想和教育制度两个方面进行，尤其是外国教育史方面，从课程变迁的角度来进行研究的不是很多，对课程的历史研究不够重视。可以说，课程史是教育史研究中比较新的一个领域。杜成宪教授曾经指出，教育史家应当关注学校课程的变革及其所显示的意义。课程史是教育史学科功能性在教育理论和实践中的集中体现。它将教育史学科和课程设置与特定的社会和经济发展的需要联系起来，其地位介于教育思想史和教育制度史之间，发挥着联系纽带的作用。课程的历史能为当今的课程改革提供坚实而可靠的科学依据，审视课程的历史，有助于更好地理解当代的课程及其变革。尤为主要的是，它为我们提供了新的了解教育历史的视角，站在课程这一点上，可以更深入、更具体、更清晰地看到教育发展的全貌，这是进行教育史研究的一扇新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