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欧盟关系中的身份问题[16]

黄奕鹏[17]

从中国与欧共体于1975年建交到1985年《欧共体—中国贸易与合作协议》的签署，中欧关系经过几番起落进入了时冷时热的阶段。20世纪七八十年代，欧洲与美国、东盟一起建立起冷战时期的“统一战线”对抗苏联，这为90年代的中欧蓬勃发展的经贸合作奠定了基础；1995年到2005年，中欧进入“蜜月期”，双方积极开展国际合作；2006年起，中欧关系变得更加“正常”，双方都认识到各自的国际观和对世界秩序的看法存在根本分歧。

本文认为，中国与欧盟关系的发展与双方的实力增长和性质演变步伐一致，但现在正处于一个新阶段，进一步的进展，需要双方身份的认知基础和内在巩固更加清晰。本文介绍了对中国与欧盟关系认识的四种主要理论观点：历史文明层面；国际政治经济层面；均势战略研究层面；意识形态层面——这实际上都是以欧盟和中国不断变化的身份认同为基础的。本文首先回顾了中国的国际关系学界对“身份”概念的看法，以及“身份”如何与中欧关系的三个主要的理论方法相联系。接下来，文章着重探讨学生们和研究人员应如何更好地理解、测量和比较“身份”，以阐明复杂和日趋显著的中欧关系的这一重要动力。

欧盟和中国在国际关系中的“身份”问题

从20世纪90年代起，“身份”（Identity）成为外交政策和国际关系研究领域的一个重要概念。在对变化、多样、重叠的身份影响的研究中，有一些国家被给予了重点关注。这包括苏联/俄罗斯、美国，一些多国组织如欧盟等。但对于中国国际身份问题却少有能成书的研究，更遑论中国欧盟关系的结构。这部分是因为中国的身份一直被视作显而易见，即一个快速崛起的危险分子。此外，其中大多数谈及中国身份的研究的重点，通常放在中国的对话者身上——美国、日本或欧盟，而不是中国自己。

在本文中，“身份”的概念采用的是彼得·卡赞斯坦（Peter Katzenstein）的观点，即对国家结构变化的速记，其中包括国家意识形态，集体独特性和目的。因此，身份是易变的，主观的和关联的。这个概念在欧盟对外关系的分析中常常被低估。中国也不例外。当然，为了外交政策分析，可以简单地假设欧盟是单一体，有固定的规则的偏好，在面对外界如中国时将得以运用。

多数学者认为，欧盟及其成员国牺牲了规范性的追求，以保护它们在中国既定的经济和战略利益。其潜在的逻辑是，在欧盟与中国的交往中，物质利益（贸易、投资、金融等）比非物质利益（人权、民主等）更重要。这些研究常指控欧盟及其成员国在对中国的做法上使用“双重标准”。

不过，假设欧盟是效用最大化、理性和统一的机构，没有充分考虑国际行为体的自我认知，在面对过去30年欧盟和中国巨大变化时，会遇到很大困难（前者成员国的数量从1994年的12个翻倍到最近2007年的27个，后者的经济经历了指数级的增长，到2008年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债权国和外汇储备的持有国，并与美国建立起了紧密的战略和经济对话）。

尼古拉斯·努夫（Nicholas Onuf）辩称，人类都是社会性的动物，而人类组成像政府、国家、国际组织和其间的互动等，可以理解为有着他们自身特定的模式和规则的社会结构或安排。本文提出了一项假设，理解欧盟与中国的关系中的“身份”，是理解这项社会安排的“规则”和变迁的关键。

本文认为身份是关联的，即身份只有当一方跟另一方互动时才有意义，双方形成了“自我”和“他者”的图像。欧盟和中国各自拥有众多的身份——对“自我”和“他者”的观念和形象——但最为密切的是在中欧关系中的相关身份，这种关系中的言论和行动是如何形成一种模式，来改变或增强双方的“身份”。

比如，史密斯（Smith）和维其茨拉萨特拉（Vichitsorasatra）认为欧盟发布的关于欧盟—中国关系的声明和“战略文件”背后的主要目的，是内在而不是外在导向的。相对于对改变中国行为的一种手段，战略文件更起到一个整合作用；他们表达了欧盟集体的立场，反映了在一个充满挑战的世界里，欧盟这一个共同身份的看法：

声明体现了“欧洲的中国”形象——这个概念传达的欧盟内部的工作和预见，不少于它对中国挑战的现实的描绘。

许多学者指出，身份的研究充满了概念上的模糊性问题。尤其是身份的四大特点——相异性、易变性、多重性和建构性——使这个概念很难确定和研究。这种挑战尤其存在于欧盟与中国的关系。接下来的四个部分将展示中国和欧洲，这两个截然不同的文明，在演变成日益集中化的政治实体过程中，身份如何发生变化，以适应自我与他者。

国际政治经济学

目前占主导地位的国际政治经济学方法把中国和欧盟之间的互动看作本质上是两个强大的经济（尤其是贸易）体之间的“经济”联系。虽然这种观点很流行，但它产生的时间点相对晚。其支持者倾向于认为其解释只有在邓小平时代的中国改革开放后才有确实的价值。

国际政治经济学把欧盟和中国（与美国）描绘成全球经济中最重要的“极”。从20世纪90年代初起，国际政治经济学认为美国、欧盟和中国之间的关系是一个日益重要的“三极”共管体系。三个主要参与者（通常美国会被描绘成日益衰弱，而中国，正在崛起）被认为主导全球经济的管理，包括主导决策和规范制定的平台如世界贸易组织（WTO）、布雷顿森林机构，还有临时的组织（如G20）。各方在各个机构内召开会议，讨论和协调具体步骤，以解决发展过程中的国际贸易和金融问题。

在这里，中国与欧盟关系的研究，由假设互动背后本质是经济动机的分析为主。国际政治经济学的解释把中国描绘为一个巨大的经济机遇，一个拥有超过10亿消费者的潜在市场和美国国债的最大持有国。在这方面，中国不仅是商品和服务的一个巨型市场和生产商，也是通过购买美洲和欧洲主权债券来管理全球经济的一个重要角色。这样经济“三人组”被认为是一个独特和受欢迎的前景，有利于主导全球的金融问题。随着中国于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这一前景日益凸显。

国际政治经济学着眼于中国在国际生产、贸易和金融领域快速增长的重要地位，并专注于中国如何融入全球经济体系。值得注意的是，20世纪八九十年代，欧洲委员会对中贸易政策便对这种做法有所参考。例如，1980年，欧洲决定把中国纳入优惠协议，使中国所有工业产品的关税完全豁免，某些出口到发达国家的加工农产品部分豁免。

欧共体中国联合委员会由1978年双边协议创建，1985年《欧共体中国贸易合作协议》（TCA）确立。委员会的中介作用使其很快成为中欧关系中最为重要的机制组成。1978年的协议是欧盟与共产主义国家缔结的第一个贸易协定，使中国处于有利地位。1978年和1985年贸易协定的基石，是最惠国待遇（MFN）条款。在1985年的《欧共体中国贸易合作协议》中，第14条保留了各成员国与中国缔结双边经济协议的权力。在实践中，该委员会一直是发展与中国多形式经济合作的引擎。

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到2005年，委员会把商业问题置于政治和战略关系之先。1995年7月，欧洲贸易委员会委员布里坦爵士（SirLeon Brittan），开启了欧盟的新举措《一项对中国的长期政策》。1995年随着欧盟与亚洲关系扩展，中国战略文件紧随其后，文中给予了中国更大的关注，把其作为“欧盟对外关系（亚洲和全球）的基石”。这篇论文承认“中国的崛起是自从二战后任何国家无法比拟的”。这两个文件，由委员会起草并经理事会批准，强调经济关系，并把中国作为欧盟的“新亚洲政策”的“基石”。然而，自2006年以来，委员会对中国不再如先前那般乐观，反而对欧盟政治和人权条件的相关问题更感兴趣。即便如此，自2007年以来，欧盟一直是中国最大的贸易伙伴，中国对欧盟而言也一直很重要，不仅是在贸易方面，中国也是购买和持有欧洲债券的大国。

国际政治经济学的观点对理解今天中国与欧盟的关系至关重要，因为贸易和投资是双边关系的主要内容。与此同时，北京和布鲁塞尔继续对世界经济发挥重大作用。在中国，国际政治经济学的观点是最近才兴起的，可以追溯到20世纪90年代初，当时中国的对外关系和国内改革，揭示了理解世界政治和经济相互作用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值得一提的是，国际政治经济学的观点在加入世贸组织的曲折谈判过程中尤为突出。事实上，中国和欧盟很快在贸易赤字、知识产权、配额、贸易保护主义等方面发生了分歧；欧盟根据中国入世的规定，持续拒绝在2016年这一最后期限之前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

现今的中国是重要的贸易和金融大国、欧洲债务持有者，欧洲国家自然关注北京的意图和行动，从2010年中国政府和央行官员在西班牙和葡萄牙的红毯待遇中可见一斑。2011年到2012年期间，从法国总统萨科齐，德国总理默克尔，到欧洲金融稳定基金（EFSF）的负责人克劳斯·雷格林（Klaus Regling）都在劝北京购买EFSF债券和证券。随着希腊经济濒临破产，欧元区其他国家深受欧债危机的前景困扰，布鲁塞尔和北京之间的经济关系正变得越来越平等。现在，中国的外汇储备预计达到3.2万亿美元。如此看来，中国很可能要求欧盟让步（例如，欧盟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以换取关键时刻对欧盟的援助。

国际政治经济学的视角也有助于解释中国与欧盟持续紧张的关系，这在主要经济行为者间其实并不鲜见，甚至被认为是“正常”的，如美国和欧盟之间、欧盟和日本之间、日本和美国之间。然而，国际政治经济学观点本身可能并不善于解释中欧间深刻而看似突如其来的变化。例如，1995年至2004年的“蜜月期”到2007年至2008年便变了脸。因此，当涉及阐释中欧关系的非经济和非物质因素时，国际政治经济学方法似乎受限。

均势

观察中国与欧盟关系的第二种方法是通过力量对比。中国是一个快速崛起的大国，而欧盟是由民族国家通过分享主权和资源而组成的一个“冒牌的”超级大国。这种方法也是属于近些年的产物，因为中国与欧盟关系只能从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957年欧洲共同体出现后才能谈起。实际上，中欧关系只在1975年欧共体外交上承认中国和1980年《欧共体中国贸易合作协议》达成后才得以制度化。

然而，尽管双方都倡议建立“战略伙伴关系”，但都认定中欧关系受多重因素的限制。中美关系中，美国的现实主义者强调地缘战略，把中国当作对美的军事威胁，美国需要抑制中国的崛起，如果不是遏制的话，而中国与欧盟关系则与之不同，从地缘政治角度看，各方都可以利用对方作为战略砝码来摆脱麻烦的邻国，甚至是合作伙伴，如苏联，甚至是美国。因此，在20世纪70年代，美国和欧洲共同体同时拉拢中国作为一个有战略意义的合伙人，和“北约的第16位的合作伙伴”，以遏制苏联的扩张主义。

在此背景下，欧洲对中国崛起的观点，都比不上美国分析家的危言耸听。这个趋势的首要原因是中国太遥远，欧洲与中国没有任何战略纠纷可以把它带进潜在的冲突里。

依照地缘政治视角，一个有影响力的观点便是把均势看作保障系统稳定的关键。这个观点至少可以追溯到冷战，美国是主角，它把自身刻画为自由世界的冷战领导人，欧洲一体化和亚洲多边主义的盾牌，使全球一致遏制苏联。随着20世纪70年代的中苏分裂和中美恢复邦交，均势学派把华盛顿作为欧中美反抗苏联侵略阿富汗和柬埔寨的前沿阵地。欧盟与中国的关系就是在这样的冷战经验遗产下构建的。

然而，从冷战结束后至21世纪初，这样的地缘战略的分析往往关注“中国威胁论”，把建设中的中国作为一个迅速崛起的大国与美国霸权的挑战者。在这种背景下，一个问题日益凸显：欧洲人将在这场权力转变中发挥什么样的作用。一些分析（主要是法国和中国评论家）认为，欧盟和中国是可以替代单边主义美国的“极”。

其中一个理解中国的外交政策最大的障碍——中国观察家和学者一致认为——是“很少有什么比中国的外交政策更复杂、更神秘……到目前为止，在这一研究领域，共识很少，挫折很多，更别提使其进入主流理论探究领域的失败”。杨（Yang）认为，感知式研究法——通过关注“中国不同层次的对外政策制定者、专家、学者来研究中国的外交政策”，在今天很有帮助，因为当前中国国际关系教育和科研不断扩大，对外开放，而且支撑中国外交政策的认知框架也具有普遍性。

有分析甚至认为，欧盟和中国的关系可能形成国际关系上的“新轴心”。例如，沈大伟（David Shambaugh）提出，这样的“战略伙伴关系”可以制造机会：（一）通过参与多边制度安排，来增强中国对国际事务的参与；（二）深化中欧关系双边；（三）完善中国治国的“内在能力”。

还有人认为，在美国—欧盟—中国战略三角正在形成，其中，美国可能对欧盟比对中国更友善，反之亦然。然而，更现实的是，中国可能根据“一超四强”（一个超级大国，四个大国）的逻辑行事，美国是权力的最中心，打压处在三角形三个角的其他大国。

“战略伙伴关系”

均势研究方法的一个近期变化，即欧盟与中国的关系是“战略伙伴关系”的观点，它最早在2003年到2004年出现。欧盟与中国在2003年建立了战略联系（尤其是在航空航天合作项目上）——巧合的是，同年中国成为第三个把人送入太空的国家。中欧联合卫星导航合作中心于2003年2月在北京落成，同年9月双方达成一项协议，承诺中国最高向欧盟的伽利略卫星定位系统资助2.3亿欧元（总额的1/5）。伽利略卫星定位系统被视为可以取代美国的全球定位系统。该决定为在北京举行的第六届欧盟中国峰会开了一个好头，虽然人权问题、市场准入和欧盟对中国日益增长的贸易逆差的阴影仍挥之不去。

中国对作为国际主体的欧盟日益重视，可以看到中国外交部首次公布了“欧盟政策文件”，中国关于国际事务的顶尖学术和政策期刊中能找到详细的分析。2003年10月外交部文件指出，欧盟是国际社会的重要一员，而单一的欧洲货币和欧盟扩张的进程让布鲁塞尔在国际事务中的地位上升。就像“欧盟政策文件”指出，虽然有中欧关系有“波折”，但无论是布鲁塞尔还是北京，都不认为彼此是安全威胁，并且双方在贸易和世界秩序上，拥有根本上相似的看法和利益。

在此背景下，中国正式提出结束“八九政治风波”之后的武器禁运。“欧盟政策文件”的最后一段呼吁欧盟“早日解除向中国的军售禁令以便消除障碍，推动国防工业和技术方面的双边合作”。在接下来的一年中，一些欧盟领导人宣布支持解禁，包括当时的德国总理施罗德和法国总统希拉克。2004年12月，第七届中国—欧盟峰会上，欧洲迈出了重要一步，满足北京的要求，承诺将致力于解禁工作。

之后，欧盟委员会批准了一项联合声明，呼吁欧盟轮值主席国“落实预先的工作，以便考虑‘禁运’决策”和“强调任何决策的结果不应是欧盟成员国对中国出口武器的增加国，无论是在数量上，还是在质量上”。委员会还强调，欧盟应该采取一套关于武器出口修订版的“行为准则”和对解禁后国家出口的新方式，被称为“工具箱”。

2004年到2005年，当巴黎和柏林过早地宣布，欧盟对中国从1989年以来的武器禁运将很快被解除时，美国对欧盟施加了重大的压力。华盛顿威胁说，欧盟在这个问题上的反应将被视为对其忠诚度的考验。结果欧盟内部的纷争破坏了解禁方案，反而加剧了美国和欧盟对中国问题上的联合磋商和情报共享。

增加对中军售将振兴欧洲疲弱的军火工业，并有助于欧盟与中国的对话更贴近“战略”——正如双方曾在2004年举行的欧盟—中国峰会上宣称的那样。尽管委员会打算加强“行为规范”，但有迹象显示，在2005年年初，巴黎就与北京谈判出售先进的幻影2000-9CS战斗机。

美国国务卿康多莉扎·赖斯（CondoleezzaRice）于2005年2月出访欧洲，开始修补伊拉克战争留下的创伤，但欧洲在解除对华军售禁令的问题上悬而未决，美国对此回应让其与欧盟领导人的会谈增添了一层阴霾。国会猛烈抨击欧洲为了和北京做生意“出卖”盟友，立法者如参议员理查德·卢格（Richard Lugar）威胁说，如果欧洲解除禁运，就切断跨大西洋国防工业合作。面对美国的恶语相向和加剧的国内批评，布鲁塞尔最终让步，但问题并没有结束。

2006年5月，德国总理默克尔首次访问中国，似乎将继续其前任与中国的密切关系。2006年9月，中国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出席第九届欧盟—中国峰会，他得到了欧洲将继续朝解禁努力的承诺。一个月后，与胡锦涛主席一同签署的联合公报中，希拉克宣布他将继续反对禁运：“那一刻已经到来，欧盟需要利用与中国日益扩大的伙伴关系，最重要的办法就是解除武器禁运，禁运已经不再切合当前实际。”

对于欧盟（与中国、印度、日本、韩国、巴西、印尼等）“战略伙伴关系”的含义的争论很重要，因为它们预示着分歧，欧盟是否应停留在“公民权力”，还是寻求摆脱美国，获得更大的独立性，成为一个正常的大国，建造和利用战略资源，以达成外交政策的目标。在这方面，探讨欧债危机和对北约的失望是否会影响又将如何影响欧盟对华军售禁令，将会很有意思。

意识形态、文化与文明

第三种研究中国与欧盟的关系的方法（或者更确切地说，广泛的方法学）是通过意识形态、文化/或文明。冷战期间，中国与欧盟的关系是“次要关系”，需要依靠中国（和西欧）对美国和苏联“主要关系”。然而，即使在冷战后，尽管中国崛起成为一个经济超级大国，欧洲联盟（欧盟）出现，这种关系似乎并没有从美国无时不在的影子下走出，凭借自身成为一个主要的重要的“轴心”。

从北京的角度看，中国政策制定者和学者用来了解世界的意识形态是“共产主义和资本主义”。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北京把大多数欧洲国家都分属于以下两个阵营——一方面是由美国领导的资本主义西欧，它们导致了两次世界大战的产生；另一方面是以苏联为首、工业化的共产主义中欧和东欧。

毛泽东本人把美国和苏联作为超级大国，属于“第一世界”；欧洲、日本和拉丁美洲是“第二世界”；而非洲和亚洲大部分则是“第三世界”。然而，这种意识形态的棱镜主要由权力主导的视角调整，如在前一节中所讨论的。在中苏最恶劣的冲突中，欧洲（和美国）被认为可以抗衡苏联的挑衅。这种趋势在后毛泽东时代的中国得到加剧，邓小平呼吁中国领导人遵循务实的外交政策。最近一次（有些问题）的辩论围绕着规范（如人权）的普世性/相对性展开，此外还有关于“亚洲价值观”的辩论。

这些意识形态为基础的方法认识论的根源可以追溯到冷战前。历史/文明的叙述也有与之相呼应的内容，历史和文明的方法把中国与欧盟的关系看作两个古老文明之间的相互作用，可以追溯到千年前——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一现代国家成立前，甚至在欧洲现代国家制度出现前——它起源于古代丝绸之路动力机制。第一批到达中国并长久居住的西欧商人是葡萄牙人。圣多美皮雷（ToméPires）由葡萄牙国王派遣，在1517年作为使节出使明朝。大批葡萄牙商人和探险家从他们在果阿、马六甲和东印度群岛的居地出发，抵达在广州附近的圣约翰岛并定居，1535年葡萄牙取得中国官方的许可，可以在澳门晾晒货物。今天的欧盟，尝试在众多内部成员国之间协商对外政策，可以概念化为“文明实践社群”或者是有着在国际政治中创立规范榜样自我意识的“规范性力量”。

然而，许多中国人心中不变的欧洲形象，源于清朝时两方列强殖民扩张和侵略中国领土的经历。鸦片战争后的“百年屈辱史”，上海租界给予欧洲列强特许权，美国和日本让中国沦为半殖民地社会。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中国只有在1997年香港和1999年澳门回归后才能算得上完全恢复独立。

18世纪末和19世纪中期以来，清朝拓展了中国的边界，在这个过程中，中国接触到了扩张的欧洲列强，欧洲列强把治外法权和不平等条约强加到这个骄傲但迄今仍自给自足的文明身上。这样的情境有助于解释当代中国和欧洲相互作用的制约和机遇。

历史文明的方法往往要么把中国尊崇为高贵的“一方”；要么则认为其是国际体系中低等的一方，通过使自己适应西方标准的“文明”，逐渐进入由欧洲人建立的国际体系中。一些“文明”的方法，甚至认为中国的价值观对“西方”的利益和价值构成威胁。

不管他们之间的分歧如何，历史文明方法的主要贡献在于承认中国的世界观、文化和历史非常不同于欧洲（更普遍地说，西方）。这种框架有助于学生理解北京自我描绘的形象和外部看法，利用中国人熟知的认知图和历史参照。历史文明方法的解释价值也许在今天较为有限，因为中国已经逐渐成为“国际社会”的正式成员。与此同时，我们必须承认，文明和文化既不是单一的，也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在与他人交流互动过程中不断发展并改变的。

确定“身份”

从上述的考察中，三大方法的优势和劣势可以总结如下。均势的观点有助于解释中国作为崛起的大国的行为和别人在应对中国不断增长的影响力时所采取的步骤。但他们假设的是一个不满意反对现状的中国，执意重写国际体系的规则——这个假设没有充分质疑中国动机的根源和性质，并低估了中国参与国际体系几十年来的社会化。意识形态观点有助于用马克思主义的镜头来解释中华人民共和国后的第一个十年里中国的行为，与欧洲国家的关系，但它们已经被其他观念所取代，其间涉及文化和冷战以后关于人权普遍性和相对性的争论。促进人类安全的规范性关注（如人权和地球资源的保护）成为一个重要的着力点，欧洲的非政府组织，公民社会，组织机构如欧洲议会和成员国都在国际政治中试图建立独特个性。

就中国而言，不断增长的实力带来的兴奋被清醒的意识所冲淡——沿海城市以外还有大片地区相对落后和贫困，发达国家与中国之间的技术、人类发展指数和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差距巨大，还有中国必须根据发达经济体制定的规则办事。

就如拉维·艾普代拉（Rawi Abdelal）和其同事对测量身份的方法学的探讨、话语分析、调查和内容分析可以和三个新方法相结合（实验、行为主体建模和认知映射）来比较三种不同的身份，并测量身份的内容（基本规范、社会宗旨、相关对比和认知模式）。

许多对于欧洲“身份”的研究都指出“文明”的身份认同是如何强大，甚至在欧盟成员国中对欧盟持怀疑态度的公民之间也如是。另一方面，“公民”身份认同与欧盟更明显的政治目的相关，本质上则不同，自然对欧洲成员国公民的吸引力不大。据作者所知，中国没有研究表明，中国的“公民”和“文明”身份认同之间有类似的差别。已完成和出版的对中国人的身份和认知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国际关系相关的精英刊物中，例如，门静（Jing Men）的研究，也许衡量了中国国际身份的精英看法，但其中合并了“公民”和“文明”，而不是区分两者。

在欧盟与中国这个具体例子中，可以用调查和话语分析来测量外交政策中的相关构成和特定的认知模式（影像、历史类比等）。如果现有的美中“思维方式”差异的社会心理学研究有任何指示，那更好地理解欧洲人和中国人思维世界尤为重要，以便理解双边关系中各自不同的出发点。门静关于中国对欧盟看法的研究，通过对5年间中国国际关系期刊的考量得出，是一个重要的里程碑，是未来对中国与欧盟关系的“身份”研究中的基线。

许多在中国的学者或是观察中国的学者都认为，中国正经历着身份的改变，逐渐转变成一个负责任的大国。人们可以依据国际关系来假设和找到衡量大众的中国身份的方式，观察它与精英的身份有何不同，以及是否或多或少带有民族主义、情感及历史符号和叙述，如“（西方的）百年羞辱”。

通过对代表性文本和演讲的话语分析或通过使用针对样本公民群体的调查，人们可以用更严谨的方式，来测量中国不同时间、不同地理次区域的现代“公民”和“文明”身份认同，以及对国家认同感的争议。

初步结论

在以上对研究欧盟中国关系的三种方法讨论中，我们看到，有时，欧盟或是中国的身份被定义为与对方对立（历史叙述、人权和意识形态问题上常见，国际政治经济学问题上也日益凸显）。但是，我们也看到了，与他者的差异可能导致自我身份向他者的方向发生改变，如20世纪70年代对苏联扩张主义的共同焦虑，以及2001年到2005年针对美国单边主义的多极化联合声明。

中欧关系大体的频繁变化都可以解释为——一如既往——国际政治经济关系（特别是贸易优势从欧洲转移到中国、意识形态或国际体系中均势变化的函数。

但是，如果我们深入挖掘，我们就能认识到不断变化的欧盟和中国的特质和身份。这些不断变化的身份为他们的自我形象、主体选择，甚至偏好提供信息。欧盟从1973年的9个西方民主国家扩展到2007年的27个国家（其中许多国家之前属于共产主义阵营）组成的多样化的俱乐部。欧盟是国际社会一个重要的参与者。它在世界事务中建立欧洲独特身份的一个重要方式也许是通过“规范性权力”的内容和实践来处理对外事务。欧盟的规范性外交政策的要点在于其政治和经济的“约束性”。

同时，中国已经从1975年的一个共产主义发展中国家，转变成一个中等收入、保守的G20贸易超级大国（甚至可以是G2，就像华盛顿的一些人相信的那样）。然而，随着地位的提高，中国的外交政策将被迫重新评估自己的身份和喜好，选择性地记住或忘记过去的符号和表述，以便针对现在采取行动，从而塑造国际政治的未来。欧盟研究，总在与自身的过去做斗争，选择性记忆或遗忘某些部分，处理地缘政治某些现实，可以为中国类似情况下的研究开展提供模型。

关注布鲁塞尔—北京互动的观察家预期，在国际秩序不断演变的背景下，欧盟与中国的关系将在不断重新定义他们身份和角色的基础上发展。双方很可能会继续根据不断变化的相关身份，及外界对它们作为全球政治、外交、经济、贸易、金融和安全的重要一员的期望，来回应对方。同样重要的是，欧元区债务危机的演变和潜在结果可能成为塑造中欧关系模式的重要事件之一。

测量身份的研究，以及欧洲人和中国人对自己和对方观念的变化，将是一个有趣的经验和理论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