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1]

自2012年起，大国新型关系的构建就日益引起学术界的关注。国际社会之所以讨论以中国为主动者提出的这一新理念，某种程度上是出于对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后世界到底走向何方的困惑？因为对西方世界而言，它们很可能生活在二战后秩序的终点上。引发二战乃至为二战后秩序构建最为重大的事件是20世纪20年代发生的大萧条，而2008年金融危机的影响和持续性还在发酵中，各主要经济体相继走入了新常态，世界经济也出现了近十年来贸易增速低于GDP增速的势头，保护主义抬头，新型区域主义竞相出现。历史的韵味在于，在巨大危机创造的不确定性面前，国家的行为习惯也有惊人的相似之处。这不得不让人想起二战之前那场大萧条所引发的巨大灾难。如今，站在历史教训深处的人们，希望国际体系中的重要大国能避免以邻为壑的短视政策。

但新型大国关系之所以重要，可能更为根本的是，中国崛起能否意志坚定地改变主导西方国际政治哲学的一种根本理念，即崛起国和守成国之间的悲剧性结局。美国作为霸主显然也想要穷尽所有可能掌控挑战者崛起引发的不确定性。对美国而言，新型大国关系也许是菜单之中的选项，但由于这一概念和意图也让人捉摸不透，美国在理解和接受这一概念时，经历远非愉快。其发展的规模和速度似乎超出了西方社会既有知识框架的解释能力，中国的伟大复兴是继西方崛起之后的最重大事件，近代历史上第一次需要非西方的参与者来确保国际体系的稳定，并催生国际社会下一阶段和平发展的知识革命。

一近年来大国关系研究的七个重点问题

国际关系主要是现实推动，国际上的重大突发事件和主要国家出台的重大政策是国际关系发展的主要动力。环顾当今世界，中国崛起毫无疑问是最令人瞩目的事件之一，其他包括美国权势的衰落和伊斯兰世界的动荡等。对于中国学者来说，核心问题显然是中国与世界的关系。中心议题是回答中国政府提出的战略性问题，如何更好地实现“两个一百年”目标，进一步推进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因此，推动大国关系学科发展的理论动力和问题动力都是非常强劲的。近三年来，国内外学界在大国关系领域，主要围绕七个方面展开深入讨论，包括美国亚太“再平衡”、中美实力对比、中国权力及其战略影响力、新型大国关系、周边国家对中国崛起的反响、美国同盟体系调整以及国际关系理论的多元主义等。

第一，大国关系的研究重点首先是围绕美国“再平衡”战略所引发的各方反应，而中国学术界则投入巨大精力探讨“新型大国关系”建设。欧洲国家普遍认为，美国亚洲“再平衡”战略使欧洲面临着大战略的挑战。欧洲将不得不加大对中东北非地区的战略介入，重新界定北约和欧盟的任务与优先性。[2]与欧洲其他国家相比，英国则借助于美英“特殊关系”和在亚洲的历史遗产，视美国重返亚洲为一次重大的战略机遇。[3]推动全球格局转变的大国主要是美国和中国，美国亚洲“再平衡”引发了复杂的反应，包括几乎所有大国和亚洲地区的小国都倾注了关注。相比于美国战略调整引起的关注，中国所提出的“新型大国关系”引发的关注略有欠缺，说明中国的全球地位仍然不足以与美国抗衡。

第二，中美实力对比及其长期影响不断引发关注。金融危机以来，中国经济增速尽管从两位数下降至7%，但在大国经济增长中仍非常突出，引发各方对中国经济总量合适超过美国的大讨论。如何衡量中国崛起和美国衰落，用绝对差距还是相对差距的变化率，都存在着争议。[4]此外，还涉及所用的数据库问题，部分美国保守派使用美国农业部数据认为美国没有衰落，1969年美国占世界产出的1/4,2010年美国仍然占据相同份额。[5]在这场美国是否衰落的学术讨论中，全球化的背景更为突出。比如，有学者认为随着跨国公司、跨国生产网络以及公司所有权的全球化，在21世纪已不能像20世纪中叶那样用国民账户计算贸易和GDP。尽管现在美国GDP的份额已无法恢复到20世纪60年代的水平，但美国跨国公司主导者绝大多数行业，美国经济权力没有衰落，只是全球化了。[6]中美经济力量对比对相关国家的政策有很大影响。比如，那些认为中国经济总量即将超过美国的学者建议美国政府要让渡权力给中国，特别是在诸如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机构，此外，这些学者还担心中国抛开美国另行组织一套国际经济制度，比如金砖国家开发银行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IIB），针对TPP的地区全面经济合作伙伴关系计划（RCEP）。[7]之所以重视中美权力对比，主要是基于国际关系理论上的“修昔底德陷阱”假设，即崛起国和霸主国的冲突性关系。王日华认为，内生—经济优先型的崛起模式解释了历史上崛起国与霸权国间无直接战争现象。[8]肖河从政治、经济和安全政策三个维度，按照从“追随”霸权国到谋求与其“对等”地位的政策光谱来对其他主要大国的相关战略进行具体定位。[9]崔立如认为，双方要面对中美之间的结构性问题凸显的现实，同时要防止对其过度强调可能把中美关系滑入“修昔底德陷阱”的危险。以寻求建构一种新型关系的开放观念，探讨亚太地区秩序问题，似可成为两国努力克服结构性问题，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坚持求同存异原则发展中美关系的建设性政策目标。[10]

第三，一个比较大的难题是如何认识中国的权力及其战略影响力。有的学者认为，关于权力转移的讨论过分重视物质性力量，忽视了一个事实，即权力本身是社会建构的。如果只重视物质性力量，中国崛起形成的挑战将成为一个自我实现的预言，夸大物质力量。[11]有的学者则从美国对日本施加影响力的角度出发，特别是美国借口驻军问题压制民主党政权，来显示有关东亚权力转移的说法言过其实。[12]也有学者从权力和能力两者不一定匹配的角度出发，定义了关系型权力（relational power）和生产性权力（productive power），中国的能力在不断增加，在某些领域的权力也增大了，但并不能说已经发生了权力转移。[13]国际社会越来越关注中国经济实力增长所带来的战略影响力。《华盛顿季刊》2015年秋季号刊发了多篇论文来分析中国经济下滑带来的影响，这在以往是很少见的。有论者表示随着经济增速下滑，财政吃紧，中国海军建设的步伐将放缓，中国的战略机遇期还将缩短。[14]哈里·哈丁认为，中美关系在选举季到来之时，还有更多的可塑空间，美国有关中国政策辩论的基本结论是，旧模式已告失利，而新的模式还在形成之中。[15]参与这一场大辩论的一些美国学者认为，美国应该终结此前的对华政策，结束保卫中国台湾地区的承诺，重新与中国达成一种新的政策框架。以此换取中国在海洋和陆地争端上采取和平手段，并且接受美国在东亚的长期驻军。[16]有意思的是，在这场政策争论中，背后还是理论难题，即如何研判东亚的安全困境。有的学者认为，真正需要解释的问题是，为什么过去30多年来，东亚地区的国家一直容忍中国军事实力增长？[17]在这类分析背后，西方学者潜意识的一个基本认识是中国还不是一个民主国家，而一个非民主国家的兴起有可能对国际体系的稳定造成冲击。但是，这种观点近些年来越来越受到质疑，“民主和平论”的因果机制需要重新加以探讨。2015年夏季号《国际组织》刊发的一文主张。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大国纷争的解决是二战后和平的主要保障，而不是国内制度。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大国之所以许可对民主制度的传播，是因为国际体系形成了一个由大国管理的等级秩序。[18]总体来看，美国政策精英就美国对华政策展开了一场全方位、多元化的政策大辩论。“务实容纳论”“接触合作论”“反省妥协论”“接触融合论”“接触遏制论”“遏制论”等不同认识在碰撞互动。美国决策精英正弱化以往对华接触与融合的政策基调，缓慢但却明显地推动对华政策朝着挤撞方向发展。美国对中方意图的习惯性误判、美中两国国际秩序观的差异、美国认定其国内问题的“责任在中国”等因素，导致美国对华政策始终带有强烈的悲剧性色彩。[19]

在量化国家间关系方面的著作中，美国学者戴维·莱克的《国际关系中的等级制》值得重视。莱克认为，无政府这一国际关系研究的假定不一定普遍适用，比如中国就具有历史悠久的国际等级关系。莱克定义了经济等级和安全等级，并用此分析美国构建的等级制模式。[20]陈志敏进一步改进了迪特莫的模型，将每一对双边关系分成三个主要的次领域，即战略关系、经济关系和政治关系，赋予相应的权重，以此分别量化双边关系中当事方在这些领域的收益情况，然后将三个领域的收益分值相加得到某一双边关系当事方的收益分值。陈志敏认为，在中、美、欧三边关系中，中国目前需要优先注重双边和大多边的机制。特别是，要采取议题联盟的方式联合美欧一方来强化其对另一方的谈判地位。[21]

第四，党的十八大以来“新型大国关系”成为国内外广泛关注的核心。在该议题下参与讨论的多数西方文献是政策导向，而不是学理研究为基础的。有的西方评论家认为，中国的“新型大国关系”说就是5年前拒绝的“G2”，且与美国搞新型大国关系建设存在着降低其他大国地位的风险。[22]美国一些学者不仅不看好“新型大国关系”建设[23]，更是对2013年8月中国军事领导人访美提出的“新型军事关系”建设持强烈怀疑态度。[24]赞成派则认为该理念是一种创新，如约瑟夫·奈强调，在认识中国建立新型大国关系时，不应该让历史类比束缚思维，中国对美国全球地位构成的挑战远不如19世纪后德国对英国的挑战，原因在于中国目前在人均意义上仍然远远落后于中国，中国执行的政策基本上与其经济发展程度相匹配，重心仍然在亚太而不是全球。不过，奈也指出，“中美在亚洲冲突的风险永远也不能彻底地排除”。[25]而霍普金斯大学教授兰普顿则建议，为了构建新型大国关系，中美双方要增加两国领导人会晤频率，明确各自主管中美关系和对话的领导人，深化军事对话和交流，引导民意以及扩大地方政府的作用。[26]罗伯特·佐利克则强调，中美需寻找类似于加入WTO这样的新战略焦点。[27]

从学科发展角度看，一种包括新型关系内容的国际关系学说，至少要从理论上对两个核心利益认知差距过大的大国能否形成新型关系进行说明，从理论上分析两国的利益认知差异由哪些因素决定，是否将随着权力的变化而变化，而不只是从应然的角度强调美方做什么。从历史经验来看，基于地区性和国别性建构的理论总是存在核心假设和推断的差异，并不是可以兼容的，比如依附论和霸权稳定论。核心利益的认识差距，既是一个理论如何构建的问题，也是一个实践和发展的问题。因此，与其看到中美利益的差距，还不如强调中美共同利益如何扩大，如何通过增量改进来提升中美关系的稳定性。[28]有学者认为，共生关系已经是当代大国关系的突出特征，所谓“老大”和“老二”的说法还停留在双边层面，实际上大国基本处于一种网络结构中。[29]当然，在是否需要突出利益差距这一点上，也有学者认为，美方强调的“少谈核心利益、多谈共同利益”是一种思维误区。[30]更有学者强调，中美差异不一定构成障碍。[31]而美方学者则强调，中美双方的外交风格是不同的，中国先建立概念，然后找证据，再分析具体问题，而美国则首先找合作的问题领域，从解决问题的方式和结果出发判断互信是否能够建立。这种做事风格的差异也造成了中美利益认知的不同。[32]

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推进，中国外交有所作为的特性比以往更为突出，而理论思考也随之深入，创新色彩也更为浓厚。薛力认为，由于中美相对实力地位的变化，两国关系表现为既合作又竞争，因此，再平衡战略与“一带一路”之间虽有竞争乃至对抗的一面，但并非遏制与反遏制的关系。[33]苏长和从“关系”和“共生”两个核心概念入手，有助于了解中国大国外交理论的文化和制度含义。[34]门洪华教授指出，中国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以塑造长期稳定健康发展的新型大国关系为关键，以推动国际秩序变革、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构建全球伙伴关系网络为战略视野，以制度化合作为基本路径，以东亚和中国周边为重点，以丰富和完善中国地区战略为指向，产生了积极的效应。[35]周方银认为，中国崛起并不会在已有国际格局的集合中增加新的类型，但可能会形成“极”与“极”关系中新的态势。中国崛起会给国际秩序带来某些积极的变化，但程度可能较为有限。[36]

第五，周边国家如何应对中国的崛起一直是有关大国关系研究的核心所在。有学者认为，对中国影响力扩大的认知，主要发生在个体层面，特别是那些对政治事务感兴趣的人群中，而对中国崛起持积极意见的人群，则主要出现在较少关注地缘政治和文化因素的人群，因为后者有着历史记忆和强烈的政治感受。经济因素起作用的前提是，这种依赖性要有一定的强度。[37]同样基于亚洲晴雨表数据（Asian Barometer Survey），有学者认为地缘和文化相似性对中国崛起的认知有很大作用，与中国地缘接近、文化相近的国家倾向于认为中国是亚洲最有影响力的国家。除日本和蒙古之外，这些国家基本对中国持有正面印象。但是，这种评估在与中国存在潜在冲突的国家中则相对较低，比如韩国。总体而言，中国崛起已经被周边邻国广泛认可。[38]另一份基于23个国家的调查也显示，亚洲国家对中国的影响力基本上持积极的看法，其影响因素也比较多元，包括外交政策利益、民族认同、对外联系和军事等。[39]美国人同样认识到中国的崛起，但总体而言，并不积极评价。不过，越是居住在大都市的人，对中国崛起的看法更为积极些。特别是民主党的、自由主义的且曾经到过中国旅行的人，对中国崛起的认识比较正面。[40]刘丰认为，中国的地区安全战略可以发现，中国的政策取向从全面安抚转向有条件安抚，并且结合了对特定对象的积极强制。中国在涉及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议题上，愈发倾向于使用强制性力量来促使特定国家尊重中国的核心利益，但仍然延续了对大多数周边国家总体安抚的战略，以维护中国长期崛起的态势。[41]日本学界也对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极为关注，尤其是国际关系学界已经着手研究中国与主要周边国家之间的复杂关系[42]。

第六，美国盟友体系的调整及其对华战略影响深受学术界的关注。左希迎认为，在美国实施战略收缩的背景之下，美国当前执行的是一种双重再保证战略，以应对其盟友与中国日益紧张的关系。这一战略通过增加对盟友的承诺，旨在维持联盟威慑的可靠性，避免联盟凝聚力下降。同时，美国私下划定盟友外交政策的红线，严格控制盟友外交政策的范围，避免被拖入地区纷争和冲突之中。[43]黄大慧指出，日美同盟得到进一步巩固和强化，由传统安全合作同盟变为全方位安全合作同盟，由区域性同盟变为全球性同盟，由从属型同盟变为更加平等互助的同盟，由防御性同盟变为更具进攻性的同盟。应对中国崛起已成为日美同盟的基本战略目标，不断强化的日美同盟将给中国周边安全带来更大的负面影响。[44]高永泽指出，美国重返亚太具有安抚同盟安全关切和应对中国崛起的战略考虑。在此背景下，美国把强化亚太同盟体系和发展建设性美中关系作为亚太“再平衡”战略的两个主要支柱。但在亚太“再平衡”战略实施中，囿于同盟困境和对手困境的制约，美国强化亚太同盟的措施，一方面向盟国传递了模糊信息，助长其挑衅中国的底气，另一方面增加了美中战略互疑，加剧美中关系紧张。美国亚太“再平衡”中面临愈加突出的三边战略困境，即如何在巩固既有同盟体系、安抚同盟安全关切的同时，不影响发展建设性的美中关系。在“再平衡”总体目标统摄下，美国需要在安抚同盟和发展建设性美中关系之间寻求适当平衡。[45]陶文钊指出，美日同盟经历了三次调整。解禁集体自卫权是三次调整的核心内容，《日本和平宪法》第九条被架空，同盟的调整既表现了美国共和、民主两党政策的高度一致性，也显示了美日两国利益的高度契合。中国因素是同盟调整的一个重要考量，美日在制衡中国上有共同需求。同盟的调整给亚太地区安全形势增加了不稳定因素。[46]

第七，由于非西方世界，特别是中国及其他发展中经济体的崛起，国际关系学科近年发展进程中出现引人注目的多元主义呼声。2014年年初，国际政治学会主席阿米塔·阿查亚（Amitav Acharya）在其主席演讲中表示，提出了“全球国际关系学”的主张，认为国际关系作为一门学科，需要融合西方和其他世界的分野，建立多元主义，根植于世界历史，重新界定已有的国际关系理论和方法，重新寻找国际关系的理论来源，将地区、地区主义融入国际关系理论中。阿查亚提出了一些供研究的议题，包括国际体系的比较研究、后西方体系的变革、欧洲中心主义之外的地区化模式、国际关系和地区研究的融合、观念和规范的扩散等。[47]这种对国际关系多元发展的乐观景象，早已从卡赞斯坦等人2010年出版的《超越范式：世界政治研究中的分析折中主义》得到证实。在多元主义论者看来，现实主义、新现实主义、新自由制度主义以及英国学派等都属于传统学派，而且都能从分析中国对外政策中找到相应的证据。[48]《国际政治经济学评论》2015年第2期刊发的一篇分析金砖四国崛起的文献迅速获得了将近2000次的下载量，在该刊物文章的被关注度上几乎可以排上前15位。该文的主要观点是，与非西方世界仅仅是在经济总量上赶超不同，像中国、巴西以及印度等国也在诸如WTO的国际制度上崛起，中国崛起更多是靠经济实力，巴西和印度则主要是靠动员发展中联合阵线获得，并且其影响力实际上超过了相应的经济实力。由于依靠动员崛起，显然印度和巴西的对外政策比中国更为咄咄逼人。[49]尽管中国和印度同时崛起，但美国在不同历史时期看待两者的观点不同，冷战后中国的崛起更多被视作是对美国的挑战，而印度则不是。[50]

需要注意的是，理论多元化的兴起并不是说传统主义没有解释力，尤其是西方学者在对近年来世界局势的判断上更多出现了传统的概念，比如乌克兰事件后西方学界和政界普遍认为地缘政治正在回归，而俄罗斯在苏联加盟共和国地区的经济融合与政治冲突也推动了这一观点的流行。[51]有学者甚至提出，冷战结束以来西方自由主义的上升是个错误，历史并没有终结，提醒西方决策者回到古典世界，在对外政策中复活政治现实主义。[52]也有学者提出，乌克兰危机是西方自冷战结束以来遇到的最大挑战，但针对该事件提出的欧洲协调却是一种幻想，因为欧洲大陆缺乏势力均衡来控制俄罗斯，俄罗斯也没有进行改革来适应协调。[53]而《世界政治》也刊发了一篇主张回归古典现实主义的论文，主张要从不确定性中去发现古典现实主义所强调的个人经验、传统智慧的作用，根本上来看国际关系理论并不是确定性的，而有赖于对互动规律和历史的认识。[54]事实上，一份针对西方大学课堂上教授国际关系的18本教科书的调查发现，现实主义和自由主义仍是两大基本理论。不过，鉴于国际关系理论传统上主要是关注战争与冲突，而冷战后这两者不是重心所在，批判性理论的兴起不可避免。[55]

二新型大国关系研究的引领

大国关系是国际关系学科发展的核心所在，因此罗列大国关系的主要代表人物一定程度上近似于研究国际关系学科的发展史，这当然超出了笔者的能力和本书的要求。关于英美学术界的相关研究，前一部分已经有所涉猎。在此，笔者主要以党的十八大以来直接以大国关系为研究对象的重要文献为代表来分析中国学界的代表性人物、机构以及论著，数据来源是清华大学开发的中国知网（CNKI）数据库。在方法上，大体上以被引用率超过10次，或者被下载率超过1000次以上的论文为主，并且以第一作者、作者所在的第一单位为主，当作者单位发生变化时以作者发表论文时供职单位为准。应该指出的是，这样的一种方法难免以偏概全，遗漏相关重要文献和作者，但本书主旨是把握一个研究方向，并没有别的含义。

如表1所示，近三年来以“大国关系”为题的研究论文可谓成果颇丰。这30篇文献，总被引用率达到了546次，总下载了54973次。在这30篇文论中，党的十八大以前发表只有第一篇，即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袁鹏的《关于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战略思考》，之所以将此文列入，原因在于这篇文章的高引用率和高下载率，分别占30篇总额的16.3%和13.1%，可以说这篇文章是中国学术界研究大国关系的第一文。这30篇文章的一个突出特点是，几乎所有关于大国关系的研究，都聚焦到两个主题，即新型大国关系与中美关系。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印证了一个观察，即中国有关新型大国关系的政策和学术论述，主要是指中美关系。而且，这些代表性论著中，战略研究是主线。只有个别论文集中研究问题类型，比如网络安全、中国台湾问题等。从作者的地域分布来看，基本集中在北京和上海。从作者分布的机构来看，贡献4篇的有复旦大学和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3篇的有中国社会科学院，2篇的有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中共中央联络部和中共上海市委党校，1篇的分别有中国联合国协会、北京外国语大学、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山东大学和国际关系学院。

表1 党的十八大以来有关大国关系的重要学术文献

续表

资料来源：中国知网（CNKI）。

注：搜索时间截至2016年10月31日。

日本对中国国内形势以及对外政策的研究历史较长，队伍也庞大，已经形成了自己独特的研究体系。除了日本国际政治学会、亚细亚政经学会、日本现代中国学会、日本日中关系学会、一般财团法人霞山会、日中经济学会等学会及团体以外，还有日本防卫研究所[56]、日本国际问题研究所[57]、亚细亚经济研究所、日本财务综合政策研究所[58]等国策机构也非常关注中国国内外动向，组织各种有关中国研究的项目，提出相关的研究报告和政策建议。日本国际问题研究所以《主要国家对中国的认识、政策的分析》为题的研究报告，需要值得关注。该报告由日本著名的中国问题专家高木诚一郎牵头组织。[59]日本静冈县立大学教授梅本哲也从“安全困境”的观点，分析中美之间的经济、军事关系是个“虽非敌人，但可能成为敌人”的非常复杂的关系。[60]

新型大国关系同样也是日本特别重视的议题。日本庆应义塾大学教授神保谦从避免“修昔底德陷阱”的角度出发，中国为主张自身不同于历史上“挑战国”的新兴大国，从而提出了“新型大国关系”。最重要的问题是中美双方相互尊重对方的核心利益，所以需要跨越很多鸿沟。[61]日本经济产业研究所资深专家关志雄也提到各种各样的“中国威胁论”、美国的“亚太再平衡”战略等，指出中美之间“修昔底德陷阱”的类似性，通过建立双方之间的新型大国关系，必须避免双方之间的冲突。同时提出了建立新兴大国关系的可能性，第一经济上的相互依存日益加深，国际合作机制逐步得到加强。第二随着中国成为全球经济大国，扩大中美之间的共同利益，环保、知识产权、经济自由化等领域的合作也会得到发展。最后指出，美国应尊重中国的基本政治制度和国内秩序，中国也接受美国主导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以及超级大国地位，这就是实现中美新兴大国关系的关键。[62]日本PHP综合研究所国际战略研究中心的主任研究员前田宏子认为，中国所提出的“新型大国关系”中的相互尊重核心利益并没有得到美国的支持和呼应而陷入了僵局，而且从日本角度出发，要深入分析中国的真正意图。如果中国只是为了掩盖自己的意图而提出“新型大国关系”，那么美国和日本不会接受中国的主张。[63]日本防卫研究所的主任研究官增田雅之从权力转移（power transition）的角度出发，分析了中美双方对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认识变化，即伴随着中国的迅速发展，中美之间能否产生权力转移的可能性，强调了双方之间的平等和相互尊重。[64]日本专修大学教授大桥英夫从经济角度出发，指出双方之间不仅存在网络安全、“南海问题”等安全领域里的矛盾，而且作为经济大国也经常发生贸易不均衡、中国企业的对美投资等经济摩擦。如果这种经济摩擦一旦联系到安全争论，容易加深双方之间的紧张程度。因此，需要中美之间重新构筑“政经分离”的合作机制。[65]日本东京大学教授松田康博从大国外交、周边外交、地区构想等角度分析了习近平时期的外交战略，同时关注到中国外交中的日本的地位，日本能否成为中国新型大国关系的外交对象。而且指出，对中日关系不能只从政治紧张角度分析，如何重新构筑“大国中国”之间的正常关系，是日本外交的重大课题。[66]

此外，中国新近推出的大国战略——“一带一路”倡议也引起日本关注。新潟县立大学国际地域研究学科教授山本吉宣认为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不仅构筑地区内基础设施网络，也通过政策协调、贸易畅通、货币稳定等手段，试图构筑自己主导的国际秩序，同时要提升中国的国际地位和海外影响力，要成为国际规则的制定者。同时强调，日本需要密切关注“一带一路”相关动向，从开放国家利益的观点出发逐步开展政策，引导中国遵守国际规则，而且使中国向国际社会提供国际公共产品。[67]日本专修大学教授大桥英夫指出，中国对TPP的态度从初期的警惕与批判的认识逐步转变到谨慎接近，而且把 TPP 与中美投资协定（BIT）逐步联系起来，从长远来看中国也开始做出应对准备。同时从中国的角度对TPP认为限定的经济影响力、高水平的自由化、“对华包围圈”等，所以强调“一带一路”倡议是不仅应对美国主导的TPP，也会有助于形成中国主导的东亚地区贸易金融体制的规则。[68]

随着中韩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日益深化，对韩国的中美关系研究也需要关注，尤其是首尔大学教授郑在浩主编的《中美关系研究论》反映了当今韩国学界对中美关系研究的综合性的最新成果，值得参考。此书主要构成如下：郑在浩的《中美关系的崛起及其相关研究的重要性》、申圣浩的《韩国的中美关系研究评价》、崔佑善的《美国的中美关系研究评价》、金爱庆的《中国的中美关系研究评价》、赵东俊的《中美关系研究方法的特征及变化》以及中美关系年表（1949—2013年）。另外，韩国学术期刊的统计来看，2013年度中美关系相关的学术论文篇数达到23篇，专著为5篇，学位论文5篇[69]。另外，最近韩国国内围绕引进“末段高空区域防御系统”（THAAD）议论激烈，也涉及中韩关系以及中国的周边环境。因此非常有必要理解美韩同盟历史以及现状等。例如，金继东等著的《韩美关系论》[70]是对韩美关系的历史、领域、热点问题以及对美韩同盟与中韩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比较等相关领域的最新研究成果，值得深入关注。

三本书的结构

当然，新型大国关系仍然还在继续实践当中，未来也会发生更加深刻的变化。本书邀请一些作者从国别视角撰写了如何理解新型大国关系的论文，也选择若干篇已经发表的文献，意在相对集中和有效地展现新型大国关系所具有的广阔含义。

本书分为三大部分，第一部分是新型大国关系的理论与政策。本部分选编了3篇文献，主要是从大国关系的形态界定出发，将中国领导人意向中的新型大国关系放置在知识谱系中加以审视，从不同阶段和类型的大国关系中选择努力的方向。与此同时，也突出了政策的目标和大国之间身份变革引发的一类新型关系。

第二部分，主要是从国别的角度来理解新型大国关系，特别是中美、中日怎么相互看。本部分有7篇集中论述中美和中日关系，一篇从澳大利亚视角看待新型大国关系。从某种意义上说，中日之间的实力地位转换带来了比中美势力转移更为紧迫的问题，尽管“修昔底德陷阱”描述的是强国之间的冲突。对日本是否算作大国（用中国的话说是强国），还存有争议。但无论如何，日本具有强大的地区和全球影响力，它也不再是二战时的日本，完全恢复军事力量并走向军国主义的国家战略难以奏效。

第三部分，选择了6篇来表明地区视角下的新型大国关系建设将如何影响地区秩序，乃至一定程度上对国际秩序的冲击。如何以共同发展，致力于提高人均收入，在战略文化上培养新型的合作关系。

本书的作者既有来自中国，也有来自美国、澳大利亚、新加坡的学者。这些作者基本的学术训练都以国际关系为基础，但看待问题相对多元。笔者在设计这个项目时，并没有一步到位，但心中所想则是比较明确的，国际秩序方案的竞争越来越明显，中国也不能像20年前那样通过“说不”来表达意愿，中国必须找到新的方式，明确自己的利益发展前景，告诉国际社会中国的理想图景。那么，新型大国关系建设肯定是这个新计划中的重要一环。

此外，需要说明的是，本书的构思准备从2013年年初即展开，个别文章的数据和立论行进的场景与现在有所不同。但从学术发展的角度而言，这些文献有助于我们紧密窥视巨变中的中国和世界关系，理解在瞬息万变的国际事件中做出形势判断和展望的一种脉络。本书集中的若干文章，其观点也有洞察力，尽力避免受一时一事波动的影响。

[1]前言的撰写参考了钟飞腾、李成日、田光强撰写的大国关系学科发展报告内容。

[2]Doug Stokes and Richard G.Whitman,“European and UK‘Grand Strategy' after the US Re-balance to Asia,”International Affairs,Vol.89,No.5,2013,pp.1087-1107.

[3]Clive Blount,“Staying in Step: The US‘Pivot' and UK Strategic Choices,”Strategic Stud-ies Quarterly,Summer 2013,pp.137-150.

[4]Joshua R.Itzkowitz Shifrinson,Michael Beckley,“Correspondence: Debating China's Rise and U.S.Decline,”International Security,Vol.37,No.3,Winter 2012/13,pp.172-181.

[5]罗伯特·卡根：《美国缔造的世界》，刘若楠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156—157页。

[6]Sean Starrs,“American Economic Power Hasn't Declined-It Globalized!”,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2013,Vol.57,pp.817-830.

[7]Arvind Subranmanian,“China and America Should Strike A Grand Bargain”,Financial Times,June 6,2013.

[8]王日华：《崛起国与霸权国无直接战争的根源》,《国际政治科学》2016年第2期。

[9]肖河：《霸权国与其他主要大国关系研究——以二战后历史为例》,《世界经济与政治》2016年第3期。

[10]崔立如：《管理战略竞争：中美新关系格局的挑战》,《美国研究》2016年第2期。

[11]Chengxin Pan,“Rethinking Chinese Power: A Conceptual Corrective to the‘Power Shift' Nar-rative,”Asian Perspective,Vol.38,2014,pp.387-410.

[12]Paul O' Shea,“Overestimating the‘power shift': The us Role in the Failure of the Democrat-ic Party of Japan's‘Asia Pivot',”Asian Perspective,Vol.38,2014,pp.435-45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