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章 关于列宁的“一国胜利论”

一 列宁的“一国胜利论”是就政治革命而言的

传统观点认为，在社会主义革命胜利问题上，马克思、恩格斯主张“各国同时胜利论”，列宁主张“一国首先胜利论”。但是，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之间，在使用“社会主义革命”的概念时，是否赋予它同样的含义呢？这个问题，人们却往往未给予应有的注意。前文表明，马克思、恩格斯的“各国同时胜利论”，是社会革命意义上的“各国同时胜利论”。那么，列宁的“一国首先胜利论”，是何种革命意义上的“一国首先胜利论”呢？现在，我们就来分析这一问题。

举世公认，列宁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提出了“一国首先胜利论”。它的提出，是有着深刻的政治背景和思想根源的。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世界资本主义发展到了帝国主义阶段。此前的30年，是资本主义的相对和平发展时期，资本主义在欧美各国得到迅速发展并开始向垄断过渡；同时，资本主义发展的不平衡异常加剧，英、法等老牌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发展速度缓慢，而美、德等后起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发展却十分迅速。到20世纪初，德国的工业生产总额跃居欧洲第一位，仅次于美国居世界第二位。帝国主义各国之间新的力量对比，同殖民地和势力范围的旧的占有状况极不相称。在这种形势下，后起的力量强大的帝国主义国家企图夺取老牌的力量衰弱的帝国主义国家的殖民地和势力范围，而老牌帝国主义国家却力图保持原有的地位并打垮自己的竞争对手。1914年8月，一场不可避免的帝国主义世界大战终于爆发了。大战爆发后，各交战国社会民主党和第二国际的大多数领袖，背叛社会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站在本国资产阶级一边，追随本国政府，支持帝国主义战争，成为社会沙文主义者。只有以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党以及各国社会党内为数极少的左派坚持马克思主义的革命路线，举起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旗帜，反对这场帝国主义大战。列宁批判了资产阶级和社会沙文主义者为支持本国反动政府进行帝国主义战争而宣扬的“保卫祖国”的口号，针锋相对地提出了“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战争”和“使自己的政府在帝国主义战争中失败”的口号，号召各国无产阶级利用战争造成的革命形势来加速资本主义的崩溃，即利用战争造成的各国政府的困难和人民群众的愤慨来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列宁认为，战时的革命就是国内战争；一方面，政府在军事上遭到挫折，会有助于政府间的战争转变为国内战争，另一方面，以实际行动努力实现这种转变也就不能不促使政府失败。只有促使本国政府失败的策略，才能导致社会主义革命，导致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导致社会主义的持久和平。列宁指出，在先进资本主义国家所进行的国内战争，就是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革命。但是，由于各国经济、政治发展的不平衡，包括各国无产阶级的革命力量和准备程度的不平衡，所以社会主义革命不能在各资本主义国家内同时获得胜利，只能在少数甚至在单独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内首先获得胜利。列宁的“一国首先胜利论”，就是在这种政治和思想前提下提出来的。

列宁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提出了“一国首先胜利论”，证据就是人们经常引用的两段最著名的话。

1915年8月，列宁在《论欧洲联邦口号》一文中写道：“经济和政治发展的不平衡是资本主义的绝对规律。由此就应得出结论：社会主义可能首先在少数甚至在单独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内获得胜利。”[1]

1916年9月，列宁在《无产阶级革命的军事纲领》一文中写道：“资本主义的发展在各个国家是极不平衡的。而且在商品生产下也只能是这样。由此得出一个必然的结论：社会主义不能在所有国家内同时获得胜利。它将首先在一个或者几个国家内获得胜利，而其余的国家在一段时间内将仍然是资产阶级的或资产阶级以前的国家。”[2]

列宁在这两处所说的“一国首先胜利”的“社会主义”，含义是什么呢？它是指以“无产阶级专政代替资产阶级专政的政治革命”。这个以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为标志的革命的胜利，并不包括社会革命的胜利（完成社会主义的经济变革），并不包括社会主义的最终胜利（建成完全的社会主义社会）。

在《论欧洲联邦口号》中，列宁指出：政治革命只是社会主义革命过程中的“必不可免”的“一次行动”，而社会主义革命是包括阶级斗争、国内战争和政治经济变革等一系列内容的“一个时代”。他还指出：“无产阶级推翻资产阶级而获得胜利的社会所采取的政治形式将是民主共和国，它将日益集中该民族或各该民族的无产阶级的力量同还没有转向社会主义的国家作斗争。没有无产阶级这一被压迫阶级的专政，便不可能消灭阶级。没有各社会主义共和国对各落后国家的比较长期而顽强的斗争，便不可能有各民族在社会主义下的自由联合。”[3]这就是说，无产阶级政治革命的胜利，还不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完全胜利；在一国内或几国内首先获得胜利的无产阶级，必须利用无产阶级专政的民主共和国这种社会的政治形式，同非社会主义国家作斗争；只有通过比较长期而顽强的斗争，才能最终消灭阶级，实现社会主义在全世界各民族中的完全胜利。

在《无产阶级革命的军事纲领》中，列宁指出：“在一国取得胜利的社会主义决不能一下子根本排除一切战争”“这就不仅必然引起摩擦，而且必然引起其他各国资产阶级力图打垮社会主义国家中胜利的无产阶级的直接行动。在这种情况下发生的战争，从我们方面来说就会是正当的和正义的战争。这是争取社会主义、争取把其他各国人民从资产阶级压迫下解放出来的战争”“只有在我们推翻、彻底战胜并剥夺了全世界的而不只是一国的资产阶级之后，战争才会成为不可能的。”[4]这就是说，“社会主义”在一国内的“首先胜利”，只是推翻本国资产阶级的政治革命的胜利，还不是建成社会主义的社会革命的胜利；它还将进行反击其他各国资产阶级进攻的“自卫战争”，为争取建成社会主义，争取全人类的解放而继续斗争。列宁在与该文同时写成的《论“废除武装”的口号》一文中，表达了同样的思想。他说：“在一国取得胜利的社会主义反对其他的资产阶级国家或反动国家的战争是可能的。”[5]在全世界的资产阶级未被推翻、彻底战胜并剥夺之前，这种战争就不可避免，因而一国无产阶级政治革命的胜利，还不足以保证社会主义的最终胜利。

十月革命胜利以后，列宁仍然坚持这样的观点，即推翻剥削者、夺取政权意义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在几国同时发生是“罕有的例外”，在一国内发生才是“典型的情况”。他认为，十月革命的胜利，就是在一国内获得的推翻资产阶级意义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1917年12月，列宁指出：“工人、农民和士兵所完成的十月革命，毫无疑问，是社会主义革命。”[6]1918年6月，列宁又指出：“在一个最不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工人阶级已经争得了胜利。”[7]但是，他同时又认为，在一国内不能全部完成社会主义革命，不能保证消灭国际资本意义上的社会主义的最终胜利。1918年4月，列宁指出：“我们只有最后彻底地粉碎凭借技术和纪律的巨大力量支持的国际帝国主义，才能取得最终的胜利。而且我们只有同世界各国的工人一道才能取得胜利。”[8]同年5月，列宁又指出：“我们单靠自己的力量是不能在一个国家内全部完成社会主义革命的，即使这个国家远不像俄国这样落后，即使我们所处的条件比经过四年空前艰苦、破坏惨重的战争以后的条件要好得多。”[9]1920年10月，列宁还指出：“布尔什维克在开始革命时说过：我们可以而且应当开始革命。可是我们同时并没有忘记：不能只限于在俄国一国革命，只有联合其他许多国家战胜国际资本，才能顺利地把革命进行到底，取得绝对的胜利。”[10]

1920年年底国内战争结束以后，国际形势出现了某种“均势”。无论是苏维埃共和国还是其余整个资本主义世界，都既没有获得胜利，也没有遭到失败。战争证明，即使在全世界社会主义革命延迟爆发的情况下，无产阶级政权和苏维埃共和国也能够生存下去。这就为“认真地”进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提供了政治前提。此后，列宁总结了国内战争的经验，向前发展了“一国首先胜利论”，产生了在俄国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社会基础的思想。

但是，即使如此，列宁也还是认为，俄国一国不能取得社会主义的“彻底的”“最终的”胜利。1921年3月，列宁指出：“在俄国这样的国家里，社会主义革命只有具备两个条件才能获得彻底的胜利。第一个条件是及时得到一个或几个先进国家社会主义革命的支援。”[11]1922年2月，列宁又指出：“我们向来笃信并一再重申马克思主义的一个起码的真理，即要取得社会主义的胜利，必须有几个先进国家的工人的共同努力。”[12]这里说的“社会主义的胜利”，即“社会主义的最终的胜利”。

总之，列宁“一国首先胜利论”的含义是：一国可以获得无产阶级夺取政权意义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即无产阶级政治革命的胜利，但是一国不能完成社会主义的经济变革，不能保证社会主义的最终胜利；要完成社会主义的经济变革，要保证社会主义的最终胜利，至少需要几个先进国家的无产阶级的共同努力。当然，这并不意味列宁认为一国不能开始社会革命。在《论欧洲联邦口号》中，他说的在一国获得胜利的无产阶级在本国“剥夺了资本家”并“组织了社会主义生产”的意思，就是一国可以开始社会主义的经济变革。但是，列宁认为，一国不能全部完成社会主义的各项变革，即一国不能获得社会革命的“首先胜利”。

传统观点认为，列宁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提出了包括社会革命在内的社会主义革命“一国首先胜利论”。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看出，这种认识是不准确的。与此相反，当代中国学者俞良早《列宁主义研究》（以下简称《研究》）一书提出了一种新观点，认为列宁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根本没有提出过社会主义革命“一国首先胜利论”；1920年年底至1922年3月，即从国内战争结束到党的十一大期间，列宁才逐步形成和提出“一国首先胜利论”。在此，笔者想就这一观点谈一些自己的看法。

这种观点的证据之一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列宁在批判社会沙文主义者‘保卫祖国’的口号时，重申了马克思关于‘工人没有祖国’的论断，号召重新建立国际无产阶级间的团结和统一，为共同掀起社会主义革命而斗争，从而坚持了‘同时胜利论’。”“众所周知，‘工人没有祖国’，是指无产阶级受国际资本的剥削和压迫，他们应该在国际舞台上同资本主义作斗争。国际无产阶级的‘团结统一’和‘联合的努力’，是指各国无产阶级一齐起来推翻资本主义。显然，列宁的这些思想源于马克思主义‘同时胜利论’，同‘同时胜利论’是一致的。”[13]反对“保卫祖国”，重申“工人没有祖国”，就是否定“一国首先胜利论”，坚持“同时胜利论”。笔者实在看不出二者之间有着这种必然联系。1916年8月，列宁在致格·季诺维也夫的信中，一方面说：“笼统地谈论‘保卫祖国’，在理论上是荒谬的，因为保卫祖国＝笼统说的战争。症结就在于此。”另一方面又说：“我们绝不是笼统地反对‘保卫祖国’，笼统地反对‘防御战’。不论在哪一个决议中（也不论在我的哪一篇文章中）永远也找不出这种无稽之谈。我们反对保卫祖国和自卫，是就1914—1916年的帝国主义战争以及其他对帝国主义时代说来是典型的帝国主义战争而言。但是在帝国主义时代也会有‘正义的’‘防御的’、革命的战争即（1）民族的；（2）国内的；（3）社会主义的等。”[14]这就是说，第一次世界大战是帝国主义国家之间为重新瓜分世界而进行的强盗战争。马克思主义者应该反对社会沙文主义者以“保卫祖国”的口号去追随各国资产阶级鼓吹侵略扩张，去煽动各国无产阶级互相残杀的叛徒行径。正是从这个意义上，列宁才说“工人没有祖国”这句话在今天比在过去任何时候都更正确。但是，在帝国主义时代也会有民族战争、国内战争和社会主义战争；在这些战争中，马克思主义者就绝不是一概地反对“保卫祖国”。列宁在解释“工人没有祖国”这句话的含义时说，他们的经济地位是国际的，他们的阶级敌人是国际的，他们的解放的条件是国际的，他们的国际团结比民族团结更为重要。这就是说，由于各国工人阶级受到国际资本的剥削和压迫，所以他们的最终解放的条件是消灭国际资本主义；这就要求各国工人阶级在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中加强国际团结。但是，这并不意味在任何情况下都必须反对“保卫祖国”。列宁说，绝不能由“工人没有祖国”中得出结论说，当任务是要推翻异族的压迫时，也不应当战斗，也不应当“保卫祖国”。1916年11月30日，列宁在致伊·费·阿尔曼德的信中指出：“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说：工人没有祖国。可是同一个马克思曾经不止一次地号召进行民族战争：……恩格斯曾直接承认要‘保卫祖国’”“在民族战争中承认‘保卫祖国’完全符合马克思主义。”[15]列宁始终认为，对于“祖国”和“保卫祖国”要作具体分析。他指出，在西欧各国民族运动是早已过去的事情，在英、法、德等国，“祖国”已经唱完自己的歌了，已经扮演过自己的历史角色了；但是在东欧情况完全不同，这里的民族运动还没有完成，“祖国”还没有唱完自己的全部历史之歌。因此，当时在西欧，“保卫祖国”是反动的；而在东欧，“保卫祖国”则可能是进步的。对于社会主义的“祖国”，列宁则坚决主张“保卫”。十月革命胜利后，第一次世界大战还没有结束，列宁公开号召俄国人民保卫自己的祖国。1918年3月，列宁指出：“从10月25日起，我们就公开说，我们主张保卫祖国，因为我们有了这个祖国。”[16]他还指出：“我们从1917年10月25日起已经是护国派了。我们主张‘保卫祖国’，不过我们准备进行的卫国战争是保卫社会主义祖国的战争，保卫作为祖国的社会主义的战争，保卫作为世界社会主义大军的一支队伍的苏维埃共和国的战争。”[17]可见，列宁对“保卫祖国”并不是在任何情况下都认为是错误的；即使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他也绝没有笼统地反对“保卫祖国”。既然如此，就不能从列宁反对“保卫祖国”中得出他坚持“同时胜利论”的结论。同样，列宁对“工人没有祖国”也不是在任何情况下都认为是正确的；即使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他也绝没有笼统地认为“工人没有祖国”。既然如此，《研究》一书关于列宁认为“工人没有祖国”，是指各国无产阶级应该在国际舞台上同资本主义作斗争，应该一齐起来推翻资本主义，实现“同时胜利”的说法，就是无稽之谈。实际上，列宁使用“工人没有祖国”一语的用意，在于号召各交战国的无产阶级团结起来反对帝国主义战争，这与主张社会主义革命“同时胜利论”风马牛不相及，因此这不能成为否定列宁主张“一国首先胜利论”的证据。

这种观点的证据之二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在批判社会沙文主义者的同时，列宁通过对日益成熟的革命形势的分析，提出了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正确的策略方针，即‘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战争’的策略方针。不难看出，列宁的这一策略方针是与‘同时胜利论’联系在一起的。”[18]提出“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战争”的策略方针，就是坚持“同时胜利论”。这其中的奥秘，《研究》认为“不难看出”，但笔者却百思不解。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列宁根据当时帝国主义战争的各种条件和巴黎公社的革命经验，明确提出了“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战争”的口号。1914年10月，列宁指出：“变当前的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战争，是唯一正确的无产阶级口号，这个口号是公社的经验所启示的，由巴塞尔决议（1912年）所规定的，也是在分析高度发达的资产阶级国家之间的帝国主义战争的各种条件后得出的。”[19]列宁认为，帝国主义战争客观上必然异常加速和空前加剧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必然转变为各敌对阶级间的国内战争。革命的社会民主党号召的国内战争，是无产阶级拿起武器来反对资产阶级，在先进资本主义国家实行社会主义革命，在落后国家实行民主革命。战争无疑带来了最深重的危机，空前加剧了群众的灾难，在客观的革命形势下不可避免地造成群众的革命情绪。革命的社会民主党的责任，就是帮助人们认清这种情绪，加深和巩固这种情绪。能够正确反映这个任务的只有一个口号：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战争。战时一切彻底的阶级斗争，一切认真执行的群众行动的策略，都必然引向这一步。只有这样，无产阶级才能摆脱对沙文主义资产阶级的依赖，才能以这种或那种形式，以坚定的步伐比较迅速地走上各民族真正自由的道路，走上社会主义的道路。但是，列宁并没有指望无产阶级革命会在各国（即使是各先进国家）同时胜利。他援引巴黎公社革命作为变各国政府间的战争为国内战争的例子。他指出，半个世纪以前，由于实现社会主义的客观条件还不成熟，无产阶级的革命力量还太弱小等原因导致了公社的失败。公社失败已经过去半个世纪了，削弱当时革命的那些条件已经消灭。如果现在社会党人按照巴黎公社社员的精神去斗争，革命就能够取得胜利。众所周知，巴黎公社革命就是“一国革命”，这样的革命取得胜利，就是“一国胜利”。这与“同时胜利论”究竟有何联系呢？

这种观点的证据之三是：“列宁关于帝国主义时代的理论告诉我们，世界上有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和落后国家之分，即将爆发的革命是先进国家的社会主义革命同落后国家的民族民主革命联合起来进行的世界性的革命。既然列宁设想未来的社会主义革命和民族民主革命将相互呼应，联合进行，既然他把包括落后国家在内的所有国家的革命看成同时进行的革命，并且认为这是革命胜利的最基本的条件，那么可以得出结论：大战期间列宁是‘同时胜利论’者，他关于帝国主义时代的理论包含有‘同时胜利’的思想。”[20]《研究》认为，列宁关于帝国主义时代的理论告诉人们，列宁不仅主张各先进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主义革命“同时进行”和“同时胜利”，而且主张包括落后国家在内的“所有国家”的“世界性的革命”“同时进行”和“同时胜利”；列宁不仅仅是“坚持”了马克思恩格斯的“同时胜利论”，而且大大“发展”了他们的“同时胜利论”。这一说法严重曲解了列宁的思想。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世界进入帝国主义时代以后，列宁依据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对资本主义的新发展作了科学的剖析，指出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是垄断的、腐朽的和垂死的资本主义，是无产阶级社会革命的前夜，从而创立了关于帝国主义的理论。列宁正是在研究帝国主义的过程中，发现并论证了帝国主义时代资本主义经济政治发展不平衡的规律，得出了社会主义革命可能首先在少数甚至在单独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内获得胜利的结论，即“一国首先胜利论”。他明确指出，幻想各国无产者用“联合的行动”来完成社会主义革命，就是将它束之高阁，使社会主义永无实现之日。《研究》的此项证据的荒谬性不必多言了，这里只将它的前后论述作一比较，观其自相矛盾。它在论述列宁主张“同时胜利论”的第二项证据时，引用了列宁“不是各国无产者，而是少数达到先进资本主义发展阶段的国家的无产者，才会用联合的行动实现社会主义”的话证明列宁只主张少数先进国家而不包括多数落后国家的革命“同时胜利”。最后，《研究》得出结论说：“列宁对当时革命形势的估计和对未来革命的设想是：欧洲各先进资本主义国家的革命形势成熟了，这些国家的无产阶级将一齐行动起来，用‘联合的行动’夺取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不言而喻，这种设想同马克思恩格斯的设想是完全一样的，是‘同时胜利’的设想。”然而，在这里，《研究》又认为列宁主张包括先进国家和落后国家在内的“所有国家”的“世界性的革命”“同时进行”和“同时胜利”。我们将其前后的说法作一对照，不难发现，《研究》为了给列宁戴上这顶“同时胜利论”者的帽子，有点强词夺理了。

二 列宁关于“最终胜利”必然是“同时胜利”的思想

前文已经谈到，列宁的“一国首先胜利论”，是无产阶级政治革命意义上的“一国首先胜利论”。那么，列宁关于无产阶级社会革命胜利的观点是什么呢？现在，我们就来研究这一问题。

首先，我们必须弄清的是，列宁是如何看待“社会革命”这一概念的。列宁认为，无产阶级社会革命的完成，即以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代替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亦即社会主义社会的建成。而在对待“什么是社会主义社会”这一问题上，起初，列宁与马克思、恩格斯的认识是完全一致的。马克思、恩格斯曾把社会主义革命的任务概括为一句话：消灭私有制。而消灭私有制的结果是什么呢？恩格斯在《共产主义原理》中指出：“由社会全体成员组成的共同联合体来共同而有计划地尽量利用生产力；把生产发展到能够满足全体成员需要的规模；消灭牺牲一些人的利益来满足另一些人的需要的情况；彻底消灭阶级和阶级对立；通过消除旧的分工，进行生产教育、变换工种、共同享受大家创造出来的福利，以及城乡的融合，使社会全体成员的才能能得到全面的发展；——这一切都将是废除私有制的最主要的结果。”[21]列宁在这方面继承了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1905年11月，列宁指出：“社会主义要求消灭货币的权力、资本的权力，消灭一切生产资料私有制，消灭商品经济。社会主义要求把土地和工厂交给按照总计划组织大生产（而不是分散的小生产）的全体劳动者。”[22]1917年4月，列宁又指出：“无产阶级的社会革命一经以生产资料和流通手段的公有制代替私有制，有计划地组织社会生产过程来保证社会全体成员的福利和全面发展，定将消灭社会的阶级划分，从而解放全体被压迫的人们，因为它将消灭社会上一部分人对另一部分人的一切形式的剥削。”[23]列宁认为，在无产阶级社会革命完成后建立的社会主义社会里，消灭了一切生产资料的私有制，实现了公有制，社会有计划地组织生产，实行按劳分配原则，消灭了剥削，消灭了货币，消灭了商品经济，消灭了阶级和阶级差别，国家逐渐消亡，社会全体成员得到全面发展。他认为，建立这样的社会制度，是一个无比困难和长期的任务。

然后，我们再来研究列宁是如何看待“社会革命”的进程与胜利问题的。

列宁认为，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意味着无产阶级政治革命在一国内的胜利。但是，他同时认为，实现无产阶级社会革命，即获得社会主义的最终胜利，不能单靠一国工人阶级的力量，必须依靠至少几个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工人阶级的共同努力；如果没有欧洲主要国家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俄国的苏维埃政权就难以长期存在下去，俄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胜利也无从设想。他指出，社会主义革命在俄国一国的胜利，只是世界社会主义革命事业的开始。俄国无产阶级的榜样，将鼓舞各国无产阶级奋起革命；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的范例，将成为国际社会主义的火炬。1918年3月，列宁指出：“从全世界历史范围来看，如果我国革命始终孤立无援，如果其他国家不发生革命运动，那么毫无疑问，我国革命的最后胜利是没有希望的。……我再说一遍，能把我们从所有这些困难中拯救出来的，是全欧洲的革命。”[24]1919年4月，列宁又指出：“要在世界范围内取得彻底的最终的胜利，单靠俄国一国是不行的，这至少需要一切先进国家或者哪怕几个先进大国的无产阶级取得胜利。”[25]1921年7月，列宁还指出：“我们懂得，没有国际上世界革命的支持，无产阶级革命是不可能取得胜利的。”[26]

总之，列宁认为，无产阶级社会革命的胜利，只能是世界性的胜利。换句话说，如果从社会主义最终胜利的意义上讲，那么，列宁自始至终也未提出“一国首先胜利论”。列宁的真实思想是：一国可以取得夺取政权意义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一国可以开始社会主义的经济变革，但不能完全建成社会主义社会，不能取得社会主义的最终胜利；要取得社会主义的最终胜利，只有在全世界范围内，只有靠各国工人的共同努力。1918年5月14日，列宁在《关于对外政策的报告》中指出：“我知道，当然有一些自以为很明智、甚至自称为社会主义者的聪明人，他们硬说在一切国家爆发革命以前不应夺取政权。他们没有料到他们这样说就是脱离革命而转到资产阶级方面去了。要等待劳动者阶级完成国际范围的革命，那就是要大家在等待中停滞不前。这是荒谬的。革命的困难是大家都知道的。革命在一个国家虽以辉煌的成就开始，但以后可能要经历痛苦的时期，因为只有在全世界范围内，只有靠各国工人的共同努力，才能够最终取得胜利。”[27]这段话，准确无误地表达了列宁关于社会主义胜利问题的完整思想。

《列宁主义研究》一书否认列宁的“一国首先胜利论”是政治革命意义上的“一国首先胜利论”，否认列宁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提出了“一国首先胜利论”，认为俄国国内战争结束后，列宁形成和提出了包括社会革命在内的社会主义革命“一国首先胜利论”，因而违背了列宁的思想，也使自己的研究陷入了困境。

《研究》认为，列宁关于落后的俄国容易开始社会主义革命的观点，是“一国首先胜利论”的萌芽和内容之一；这一观点提出于十月革命刚刚胜利后不久。首先，《研究》将时间搞错了。列宁关于落后的俄国容易开始社会主义革命的观点，并不是在十月革命胜利以后才提出来的，而是在十月革命以前就已经提出来了。《研究》为了判定十月革命以前列宁一直坚持马克思、恩格斯的“同时胜利论”，所以只好将列宁这一观点的提出推到十月革命胜利以后，但这违背了历史事实。1917年5月7日，列宁在《四月代表会议开幕词》中指出：在19世纪，马克思和恩格斯观察了各国的无产阶级运动，研究了社会革命的可能的前途，将自己的思想简要地表述如下：法国工人开始，德国工人完成。但是“现在，开始革命的巨大光荣落到了俄国无产阶级的头上”。[28]同一天，列宁又在《关于目前形势的报告的总结发言》中指出：“李可夫同志说，社会主义应当从其他工业比较发达的国家产生。这是不对的。不能说谁来开始和谁来结束。这不是马克思主义，而是对马克思主义的拙劣的模仿”“马克思说过，法国开始，德国人完成。可是现在俄国无产阶级的成就比谁都大。”[29]列宁在十月革命以前明确阐述这一观点的诸多事实，使列宁在十月革命胜利以后才提出落后的俄国容易开始社会主义革命的说法显然站不住脚。其次，将社会主义革命“容易开始”，当成社会革命“首先胜利”，不符合列宁的思想。《研究》引用了列宁的两段话，来说明列宁关于落后的俄国比西方国家容易发生革命的观点，但两段话引用得都不完整，被其删去的后半段话，恰恰表达了列宁关于俄国的社会革命不能“首先胜利”的思想。《研究》引用的第一段话是，1918年1月，列宁在《人民委员会工作报告》中说的：“现在的形势与马克思和恩格斯所预料的不同了，它把国际社会主义革命先锋队的光荣使命交给了我们——俄国的被剥削劳动阶级。”被其删去的，紧接着这句话的后半段，列宁说的是什么呢？“我们现在清楚地看到革命的发展会多么远大；俄国人开始了，德国人、法国人、英国人将去完成，社会主义定将胜利。”[30]列宁在这里说，俄国人开始的社会主义革命，将由德国人、法国人、英国人去完成。他否定俄国的社会革命会“首先胜利”。《研究》引用的第二段话是，1919年4月，列宁在《第三国际及其在历史上的地位》中说的：“我屡次说过：与各先进国家相比，俄国人开始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是比较容易的。”被其删去的，紧接着这句话的后半段，列宁说的是什么呢？“但是把它继续到获得最终胜利，即完全组织起社会主义社会，就比较困难了。”[31]在这里，列宁再一次否定了俄国会获得社会革命的“首先胜利”。1920年5月，列宁又在《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中指出：“俄国在1917年那种历史上非常独特的具体形势下，开始社会主义革命是容易的，而要把革命继续下去，把革命进行到底，却要比欧洲各国困难。我还在1918年年初就指出了这个情况，此后两年来的经验也完全证实了这种看法是正确的。”[32]可见，《研究》曲解了列宁的本意。列宁关于落后的俄国容易开始社会主义革命的观点，并不包含俄国会获得社会革命“一国首先胜利”的意义。所以，《研究》关于这一观点是列宁“一国首先胜利论”的萌芽和内容之一的说法，没有历史根据。

《研究》认为，列宁“一国首先胜利论”的内容之二，是列宁在俄国国内战争结束之时即1920年11月提出的苏维埃俄国能够单独一国巩固政权的观点。首先，《研究》将时间搞错了。列宁关于苏维埃俄国能够单独一国巩固政权的观点，并不是在1920年年底国内战争结束之时才提出来的，而是在十月革命以前就已经提出来了。《研究》为了判定十月革命胜利以后列宁仍然坚持马克思、恩格斯的“同时胜利论”，所以只好将列宁这一观点的提出推到国内战争结束之时，但这又违背了历史事实。1917年9月，列宁在《俄国革命和国内战争》一文中指出：“资产者叫喊道，即使无产阶级夺取了政权，俄国公社的失败，即无产阶级的失败也是必然的。这是骗人的出于阶级私利的叫嚣。俄国无产阶级一旦夺得政权，就完全有可能保持政权，并且使俄国一直坚持到西欧革命的胜利。”[33]与此同时，列宁又在《布尔什维克能保持国家政权吗？》一文中指出：“如果布尔什维克不让别人吓倒而能夺得政权，那么，地球上就没有一种力量能阻挡他们把政权一直保持到全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34]“担心布尔什维克的政权，即保证能得到贫苦农民全力支持的无产阶级政权会被资本家先生们‘消灭’！这是多么近视！这是多么可耻的害怕人民的心理！这是多么虚伪！”[35]十月革命胜利后至国内战争结束前，列宁也反复强调这一观点。1918年2月，列宁在《谈谈不幸的和约问题的历史》一文中指出：“目前俄国革命的形势是这样的：几乎全体工人和绝大多数农民无疑都拥护苏维埃政权和它开始进行的社会主义革命。所以俄国社会主义革命的成功是有保证的。”在国内战争中，“苏维埃政权的胜利是有把握的”。[36]同年8月2日，列宁又在《在霍登卡红军战士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敌人包围着我们，他们为了推翻苏维埃政权而结成神圣同盟，但他们是得不到政权的。”[37]1919年8月28日，列宁还在《给西尔维娅·潘克赫斯特的信》中指出：“俄国苏维埃政权的将近两年的经验不仅证明，甚至在一个农民国家里，无产阶级专政也能存在，也能靠建立一支强大的军队（这是有组织有秩序的最好证明）而在难以想象的空前困难条件下坚持下来。”[38]可见，《研究》把关于苏维埃俄国能够单独一国巩固政权的观点，说成列宁在1920年年底国内战争结束之时才提出来的，并把它作为列宁“一国首先胜利论”形成的标志，没有历史根据。其次，我们应该看到，即使在国内战争结束以后，列宁在谈到俄国一国能够保持政权的问题时，也没有从中引申出社会革命会在俄国“一国首先胜利”的结论。他谈论保持政权，并不是从归根结底的意义上来谈论社会主义胜利这一问题的。1920年12月6日，即在《研究》认为列宁提出苏维埃俄国能够单独一国巩固政权的观点之后，列宁还在《关于租让的报告》中说：“我们现在已由战争转向和平，但是我们并没有忘记，战争还会死灰复燃。只要存在着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它们就不能和平相处，最后不是这个胜利，就是那个胜利；不是为苏维埃共和国唱挽歌，就是为世界资本主义唱挽歌。这是战争的延期。资本家是会找借口来打仗的。”[39]可见，列宁提出俄国一国能够保持政权的观点，并不意味他形成了俄国能够获得社会革命胜利意义上的“一国首先胜利论”。

《研究》认为，列宁“一国首先胜利论”的内容之三，是1921年5月列宁“首次”提出的苏维埃俄国应趁国际关系上的“均势”展开经济建设的观点；在此之前，“列宁和党的其他领导人对于俄国单独一国进行经济建设的可能性是持否定态度的”。《研究》的这种说法是站不住脚的。事实上，列宁的一贯思想是，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之后，随着剥夺和镇压剥削者的任务大体上和基本上解决，党的工作重心必须转上经济建设的轨道，经济任务、经济战线就成为最主要的任务和基本的战线。1918年3月初，《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和约》签订后，苏维埃政府赢得了喘息时机来巩固无产阶级政权，调整国民经济。随后，列宁在《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一文中，向全党和全国人民提出了医治战争创伤，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的任务。他说：“在任何社会主义革命中，因而也在我们于1917年10月25日所开始的俄国社会主义革命中，无产阶级和它所领导的贫苦农民的主要任务，却是进行积极的或者说创造性的工作，就是要把对千百万人生存所必需的产品进行有计划的生产和分配这一极其复杂和精密的新的组织系统建立起来。”[40]在列宁领导下，苏维埃俄国积极开展了社会主义建设事业。1920年4月，高尔察克、邓尼金和尤登尼奇匪帮刚刚被击溃，波兰地主军队和弗兰格尔白卫分子的进攻尚未开始，苏维埃俄国又获得了短暂的喘息时机。列宁《在全俄工会第三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中说：“当前时期的基本特点，就是从迄今苏维埃政权全力以赴的军事任务向和平的经济建设任务转变。首先应当指出，苏维埃政权和苏维埃共和国并不是第一次经历这种时期。我们已是第二次回过来解决这个问题了——在无产阶级专政时期，历史第二次把和平建设任务提到了首要地位。”[41]可见，国内战争结束以后，列宁提出把和平建设任务放到首位，就更不是“首次”了。《研究》认为，1921年5月以前，列宁是否定俄国一国进行经济建设的可能性的。然而，1922年3月，列宁在俄共（布）十一大的政治报告中回顾苏维埃政权的斗争时却说：十月革命胜利后，“我们不顾一切旧事物，完全按照新的方式开始建设新经济。如果我们不开始建设新经济，那我们在头几个月或头几年就被打垮了。”[42]由此看来，《研究》的说法违背了列宁的思想。另外，“一国可以进行社会主义建设”与“一国能够建成社会主义社会”不是一个意思。列宁即使在国内战争结束以后，也没有断言“一国能够建成社会主义社会”，这是《研究》也公开赞同的观点。因此，《研究》把列宁提出的苏维埃俄国应趁国际关系上的“均势”展开经济建设的观点，作为列宁社会革命意义上的“一国首先胜利论”的一项内容，是没有道理的。

《研究》认为，列宁“一国首先胜利论”的内容之四，是1921年12月列宁“首次”提出的苏维埃俄国能够同资本主义国家建立经济联系的观点。《研究》引用列宁的一段话作为证据：“只要能获得强大的先进资本主义的帮助，我们便不惜从我们的无限财富当中，从我们丰富的资源当中，拿出几亿以至几十亿的资财。花掉的这一切我们以后收回时是可以获得很大的利润的。在一个经济遭到空前破坏的国家里，如果没有资本的帮助，要保持无产阶级政权是不可能的。”[43]遗憾的是，列宁的这段话却使《研究》陷入十分难堪的境地。因为它断言，列宁关于苏维埃俄国能够同资本主义国家建立经济联系的观点，是1921年12月“首次”提出来的，然而它引以为证的这段话，却是列宁在1921年3月15日所作的《关于以实物税代替余粮收集制的报告》中说的。而事实上，十月革命胜利以后，列宁就曾多次提出过这一观点。1919年9月23日，列宁在《致美国工人》的信中说：“常常有人问我：有些美国人（不仅是工人，而且主要是资产者）不赞成同俄国打仗。他们希望在缔结和约后不仅同我们恢复贸易关系，而且能够从俄国获得一定的承租权，他们这样想对不对呢？我再说一遍，他们这样想是对的。持久和平会大大改善俄国劳动群众的处境。毫无疑问，俄国劳动群众是会同意给予一定的承租权的。在社会主义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共存的时期，我们也愿意在合理的条件下给予承租权，作为俄国从技术比较先进的国家取得技术帮助的一种手段。”[44]1920年2月，列宁在同美国世界新闻社驻柏林记者卡尔·维干德和美国《世界报》记者林肯·埃尔的谈话中，一再表示苏维埃政权愿意同各国人民和平共处，主张一无例外地同所有的国家都建立经济联盟，愿意同一切国家进行贸易，同一切国家有生意往来，愿意向外国资本提供最慷慨的租让和保障。[45]1921年4月11日，列宁又在《关于租让问题的报告》中指出：“社会主义共和国不同世界发生联系是不能生存下去的，在目前情况下应当把自己的生存同资本主义的关系联系起来。”[46]可见，在1921年12月以前，列宁曾反复强调过苏维埃俄国必须而且能够同资本主义国家建立经济联系的观点。但是，列宁向来没有以此作为俄国一国能够彻底完成社会主义革命的依据。1920年11月21日，列宁在《我国国内外形势和党的任务》一文中指出：“有一个极大的因素，使我们能够在这种复杂而又十分特殊的情况下存在下去，这一因素就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开始同各资本主义国家建立贸易关系”“那些曾经因为我们采取的恐怖手段或者因为我们的整个制度而对我们发动战争的列强，明知同我们建立贸易关系会增强我们的力量，现在却不得不违心地走上这条道路，这正是俄罗斯苏维埃共和国在物质上和精神上战胜了全世界资本家的最好不过的证明。如果我们曾经保证或幻想用俄国一国的力量来改造全世界，那倒可以拿这一点来证明共产主义的破产。然而，我们从来没有这种狂想，我们总是说，我们的革命只有在得到全世界工人支持的时候才能取得胜利。”[47]由此可见，列宁与《研究》的作者不同，他明确表示，能够同资本主义国家建立经济联系，并不说明俄国能够获得社会革命的“一国首先胜利”。

《研究》认为，列宁“一国首先胜利论”的内容之五，是1922年3月俄共（布）十一大期间列宁形成的苏维埃俄国在国内具备了建设社会主义的经济条件的观点。《研究》所说的“建设社会主义的经济条件”，是一个含混不清的概念。前文已经说过，十月革命胜利以后，列宁就提出了在俄国建设社会主义的任务。如果说列宁是在俄国具备了“经济条件”的情况下提出这一建设任务的，那岂不是说列宁在十月革命胜利以后就形成了《研究》所谓的“一国首先胜利论”？如果说列宁是在俄国不具备“经济条件”的情况下提出这一建设任务的，那岂不是说列宁在毫无根据地讲呓语和瞎指挥？正像列宁所说的，建设社会主义需要有一定的文化水平，而这个一定的“文化水平”谁也说不清一样，建设社会主义需要有一定的经济条件，而这个一定的“经济条件”谁又能说得清？更为重要的是，《研究》的这一说法是自相矛盾的。它在论述所谓“列宁的政治过程转变论与经济过程转变论”时指出，1918年1月全俄工兵农代表苏维埃第三次代表大会期间，列宁提出了社会主义革命经济过程转变论，即明确提出了在俄国消灭资本主义和建设社会主义的任务。它引用了列宁的几段话：“消灭人对人的任何剥削，完全消除社会的阶级划分，无情地镇压剥削者的反抗，建立社会主义的社会组织”“俄国由于自己的经济政治状况的特点，现在第一个做到了国家管理权转归劳动人民自己。现在我们将在已经清除了历史垃圾的道路上建设光辉灿烂的社会主义社会大厦。”然后，它概括说，列宁分析了俄国当时建设社会主义的条件，提出了在俄国消灭资本主义私有制和建设社会主义公有制的任务，因为消灭资本主义剥削与压迫以及建设社会主义社会大厦实质上就是要完成这一任务。这一任务的提出，意味着列宁关于俄国社会主义战略思想发生了重大转变，即他已经肯定地认识到了在经济领域里实施社会主义措施的必要性。这说明，列宁这时形成和提出了经济过程转变论。最后，《研究》又引用了列宁的一段话：“必须完全公正地肯定这次代表大会在国际革命史上、在人类历史上所起的巨大作用。我们有无可辩驳的理由说，苏维埃第三次代表大会开辟了世界历史的新时代……这次大会巩固了十月革命建立起来的新的国家政权组织，为全世界、为各国劳动人民画出了未来的社会主义建设的路标。”它说，用这一论断来评价列宁的思想转变，即他形成和提出了经济过程转变论的历史意义，也是十分恰当的。在这里，《研究》明确肯定，1918年1月全俄苏维埃第三次代表大会期间，列宁根据俄国当时建设社会主义的条件，提出了在经济领域里实施社会主义措施的必要性；而这一观点的提出，标志着列宁关于俄国社会主义战略思想的重大转变，即由俄国不具备建设社会主义经济条件的思想，转变为俄国具备了建设社会主义经济条件的思想。《研究》的这一观点，使它自己关于1922年3月俄共（布）十一大期间列宁才形成苏维埃俄国在国内具备了建设社会主义经济条件的观点的说法不攻自破。即使依照《研究》的说法，也不能证明列宁在俄共（布）十一大期间形成了社会革命的“一国首先胜利论”。大家知道，1923年1月，列宁在《论合作社》一文中，明确指出俄国国内具备了建成社会主义社会必需而且足够的一切条件，并且说单是合作社的发展就等于社会主义的发展，但同时强调，这是把国际关系撇开不谈，只就国内经济关系来说的，而苏维埃俄国又不能摆脱国际关系，必须在国际范围内的阵地进行斗争。可见，列宁始终没有产生过无须国际无产阶级革命的支持，苏维埃俄国就能建成社会主义社会的思想。因此，把列宁形成了苏维埃俄国在国内具备了建设社会主义经济条件的观点，作为列宁社会革命意义上的“一国首先胜利论”形成的标志，是没有道理的。

三 列宁关于比较落后国家首先开始革命的思想

前文已经说过，列宁在政治革命意义上提出了“一国首先胜利论”，而从社会革命意义上讲，他仍然认为社会主义革命必须是“各国同时胜利”。那么，列宁是如何看待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进程的？他认为社会主义革命将在哪种类型的国家首先开始呢？

早期的马克思、恩格斯曾经强调高度发展的生产力是社会主义革命的“物质条件”，认为不具备这种物质条件，社会主义革命是不会成功的。因此，他们设想革命将在当时最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英国发生。1847年，马克思指出：“当使资产阶级生产方式必然消灭、从而也使资产阶级的政治统治必然颠覆的物质条件尚未在历史进程中、尚未在历史的‘运动’中形成以前，即使无产阶级推翻了资产阶级的政治统治，它的胜利也只能是暂时的，只能是资产阶级革命本身的辅助因素，如1794年时就是这样。”[48]毋庸置疑，马克思的这一思想，起初是被列宁接受过来了。1911年，列宁在《纪念公社》一文中指出：“胜利的社会革命至少要具备两个条件：生产力高度发展和无产阶级的充分准备。但是在1871年，这两个条件都不具备。法国的资本主义还不够发达，法国当时主要是一个小资产阶级（手工业者、农民、小店主等）的国家。”[49]从这种认识出发，列宁在一个时期内也认为社会主义革命将在西方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首先发生。但是后来，列宁的思想开始发生变化，一是在革命的客观条件上，他更注重的是“政治危机”而不是“经济因素”；二是在革命的主观条件上，他更注重的是无产阶级的“革命行动”而不是它的“数量”。1915年6月，列宁在《第二国际的破产》一文中指出：“在马克思主义者看来，毫无疑问，没有革命形势，就不可能发生革命，而且并不是任何革命形势都会引起革命。一般说来，革命形势的特征是什么呢？如果我们举出下面三个主要特征，大概是不会错的：（1）统治阶级已经不可能照旧不变地维持自己的统治；‘上层’的这种或那种危机，统治阶级在政治上的危机，给被压迫阶级的不满和愤慨的迸发造成突破口。要使革命到来，单是‘下层不愿’照旧生活下去通常是不够的，还需要‘上层不能’照旧生活下去。（2）被压迫阶级的贫困和苦难超乎寻常地加剧。（3）由于上述原因，群众积极性大大提高，这些群众在‘和平’时期忍气吞声地受人掠夺，而在风暴时期，无论整个危机的环境，还是‘上层’本身，都促使他们投身于独立的历史性行动。”但是，“不是任何革命形势都会产生革命，只有在上述客观变化再加上主观变化的形势下才会产生革命，即必须再加上革命阶级能够发动足以摧毁（或打垮）旧政府的强大的革命群众行动，因为这种旧政府，如果不去‘推’它，即使在危机时代也绝不会‘倒’的”[50]。在这里，列宁在谈到革命的客观条件时只强调了“政治危机”，虽然“政治危机”与“经济危机”有一定的联系，但是“政治危机”毕竟不是“经济危机”；他认为，“上层”出现“政治危机”，革命就有可能发生。列宁在谈到革命的主观条件时只强调了革命阶级的强大的“革命群众行动”，虽然革命阶级的“行动”与无产阶级的“数量”有一定的联系，但是革命“行动”的强弱与无产阶级“数量”的大小并不成正比；他认为，革命阶级能够发动足以打倒旧政府的“革命群众行动”，革命就可以取得胜利。列宁从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开始发生的这一思想转变，到俄国二月革命胜利后趋于完成。这一转变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它改变了以往列宁关于世界社会主义革命进程的观点，产生了比较落后国家首先开始社会主义革命的思想。

二月革命胜利以后，在布尔什维克的四月代表会议上，李可夫说，社会主义应当从其他工业比较发达的国家产生。列宁反驳说：这是不对的。人们常常根据这个前提做出以下的结论：俄国是一个落后的、农民的、小资产阶级的国家，因此根本谈不上社会革命。但是他们忘记了，战争使俄国处于特殊的境地。[51]列宁认为，正是由于俄国是一个最落后的帝国主义国家，所以战争带给它的困难就特别大，统治阶级的政治危机就特别严重，革命阶级反抗旧政府的革命群众运动就特别强烈，使得俄国首先开始了革命。

十月革命胜利以后，列宁又反复论证了落后的俄国首先开始社会主义革命的原因和首先取得政治革命胜利的条件。这主要是：第一，俄国是一个军事封建帝国主义国家，沙皇君主制的专制统治使它在经济上和政治上都非常落后，社会各种矛盾异常尖锐，群众的革命攻击力量异常强大，这就为俄国无产阶级首先进行革命的发动创造了客观条件。第二，俄国的落后使得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革命与农民反对地主的民主革命独特地结合起来，使苏维埃革命同结束使工农痛苦万分的帝国主义战争联结起来。布尔什维克从1905年革命起，就坚持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思想。无产阶级同农民的这种特殊关系有利于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过渡到社会主义革命，有利于城市无产者去影响农村半无产的贫苦劳动阶层。无产阶级掌握了革命的领导权，夺取政权后立即实现了农民的革命要求。无产阶级和农民的这种紧密联盟是社会主义革命胜利的重要保证。第三，俄国资产阶级特别落后和软弱，既缺乏统治经验，又没有力量。与此相反，俄国无产阶级经过长期罢工斗争以及1905年和1917年两次民主革命的锻炼，受到了非常多的政治教育；同时布尔什维克既吸取了欧洲社会主义运动的经验，又总结了西欧各国社会民主党的教训，成为理论上先进和政治上成熟的马克思主义政党。这样，在阶级力量的对比上，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占据了优势，使俄国无产阶级能够战胜本国资产阶级，取得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第四，俄国的地理条件使它比其他国家更能长久地对抗资本主义先进国家的军事优势；俄国幅员广大和交通不便使无产阶级有可能坚持比较长期的国内战争。第五，十月革命是在帝国主义战争的特殊的历史条件下发生的，这使得俄国无产阶级有可能在一定时期内利用全世界两个最强大的帝国主义强盗集团之间的生死斗争；当时这两个集团不能联合起来反对它们的苏维埃这个敌人，使新生的无产阶级政权得以生存下来。根据以上分析，列宁得出结论：“在这样一个国家里，开始革命是很容易的，是轻而易举的事情。”[52]

与此相反，列宁认为，“世界社会主义革命在各先进国家不可能像革命在俄国这个尼古拉和拉斯普廷统治的国家那么容易开始”[53]。这是因为：第一，巴黎公社失败以后，世界资本主义进入相对的和平发展时期，资本主义经济的迅速发展，增强了资产阶级的力量，巩固了资产阶级的政治统治；同时，在资本主义和平发展时期诞生和成长起来的各先进国家的工人政党，逐渐由主张社会革命的无产阶级政党蜕变为主张社会改良的机会主义政党，丧失了对资产阶级的攻击力量，特别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各先进国家的工人政党先后投入资产阶级的怀抱，同本国资产阶级同流合污，成为无产阶级的叛徒，彻底丧失了革命性。第二，西方先进国家是些“易于进行掠夺和有力量收买本国工人上层分子的剥削国家”，它们都拥有大量的殖民地，各国的垄断资本家都可以从大量的超额利润中拿出一小部分来在国内培养一个影响极坏的工人贵族阶层；这个工人贵族阶层是修正主义的阶级基础，是腐蚀各先进资本主义国家革命运动的毒瘤。第三，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西欧一些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利用它们在世界大战中获得的胜利，向本国被压迫阶级作一些不大的让步；这些在经济上和政治上的让步，造成某种类似“社会和平”的局面，延迟了这些国家无产阶级革命的发生。

列宁通过对俄国和西方先进国家社会主义革命条件的比较分析，认为俄国具备了首先开始社会主义革命的国内的和国际的各方面条件。在这种情况下，俄国无产阶级应该积极利用革命形势，在可能取得政权的时候努力争取夺得政权，然后再通过一定的过渡阶段和过渡措施逐渐走向社会主义。1917年9月，列宁在《布尔什维克能保持国家政权吗？》一文中指出：“任何政党，特别是先进阶级的政党，如果在可能取得政权的时候拒绝夺取政权，那它就没有权利存在下去，就不配称为政党，就任何意义上来说都是渺小的无用之辈。”[54]

但是，列宁所说的俄国开始社会主义革命比较容易，只是说俄国夺取无产阶级政治革命的胜利比较容易，并不是说俄国一国可以夺取无产阶级社会革命的胜利。他反复强调，俄国开始社会主义革命比较容易，但是要将革命继续下去，进行到底，实现社会主义，却比西欧任何先进国家都困难。这就是说，从列宁关于俄国开始革命比较容易的观点中，得不出列宁具有俄国可以夺取社会革命“一国首先胜利”思想的结论。1921年7月5日，列宁在《关于俄共策略的报告》中指出：“当初国际革命是由我们来开头的，我们这样做，并不是由于我们相信我们能够使国际革命的发展提前，而是因为有许多客观情况促使我们这样做。我们曾这样想：或者是国际革命将会援助我们，那我们的胜利就有充分的保证；或者是我们将做我们自己的一份小小的革命工作，即使遭到失败，我们为革命事业仍然尽了力量，我们的经验可供其他国家的革命借鉴。我们懂得，没有国际上世界革命的支持，无产阶级革命是不可能取得胜利的。还在革命以前，以及在革命以后，我们都是这样想的：要么是资本主义比较发达的其他国家立刻爆发或至少很快爆发革命，要么是我们灭亡。尽管有这种想法，我们还是尽力而为，做到不管出现什么情况无论如何都要保住苏维埃制度，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的工作不仅是为了自己，而且是为了国际革命。这一点我们是知道的，我们在十月革命以前、在十月革命刚胜利的时候以及在签订《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和约》时期，都一再表示了这种信念。这样想总的说来是正确的。”[55]

总之，俄国二月革命胜利以后，列宁形成了如下的思想：在比较落后的资本主义国家，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比在先进资本主义国家更加尖锐，更加容易造成革命形势；在具备了革命形势的情况下，如果比较落后国家的无产阶级准备成熟，革命阶级能够发动足以打倒资产阶级政府的强大的革命群众行动，那么，夺取政权的社会主义革命就能够比较容易地取得胜利。但是，要在落后国家将革命继续下去，进行到底，却比在任何先进国家都困难；社会主义变革的全面完成，社会主义的最终胜利，还有待于其他国家至少几个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

注释

[1]《列宁全集》第26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367页。

[2]《列宁全集》第28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8页。

[3]《列宁全集》第26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367—368页。

[4]《列宁全集》第28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8页。

[5]《列宁全集》第28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72页。

[6]《列宁全集》第33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68页。

[7]《列宁全集》第34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446页。

[8]《列宁全集》第34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19页。

[9]《列宁全集》第34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357页。

[10]《列宁全集》第39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347—348页。

[11]《列宁全集》第41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51页。

[12]《列宁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450页。

[13]俞良早：《列宁主义研究》，广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54—55页。

[14]《列宁全集》第47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401、413页。

[15]《列宁全集》第47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465页。

[16]《列宁全集》第34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00页。

[17]《列宁全集》第34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77页。

[18]俞良早：《列宁主义研究》，广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55页。

[19]《列宁全集》第26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18—19页。

[20]俞良早：《列宁主义研究》，广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59页。

[2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23—224页。

[22]《列宁全集》第12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75页。

[23]《列宁全集》第29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483页。

[24]《列宁全集》第34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8—9页。

[25]《列宁全集》第36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36页。

[26]《列宁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40页。

[27]《列宁全集》第34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313页。

[28]《列宁全集》第29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339页。

[29]《列宁全集》第29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361页。

[30]《列宁全集》第33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79页。

[31]《列宁全集》第36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93—294页。

[32]《列宁全集》第39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43—44页。

[33]《列宁全集》第32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79页。

[34]《列宁全集》第32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324页。

[35]《列宁全集》第32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321—322页。

[36]《列宁全集》第33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47—248页。

[37]《列宁全集》第35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6页。

[38]《列宁全集》第37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58页。

[39]《列宁全集》第40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78页。

[40]《列宁全集》第34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54页。

[41]《列宁全集》第38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328页。

[42]《列宁全集》第43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75页。

[43]《列宁全集》第41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60—61页。

[44]《列宁全集》第37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88页。

[45]参见《列宁全集》第38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58—160、165页。

[46]《列宁全集》第41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67页。

[47]《列宁全集》第40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25—26页。

[48]《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71页。

[49]《列宁全集》第20卷，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222页。

[50]《列宁全集》第26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230页。

[51]参见《列宁全集》第29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361、436页。

[52]《列宁全集》第34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3页。

[53]《列宁全集》第34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2页。

[54]《列宁全集》第32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83页。

[55]《列宁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39—4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