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章 古代文学研究的泛政治化蜕变

从本质上说，新中国成立后的历次学术批判运动都具有强烈的政治化倾向，具有鲜明的政治批判特点。1962年八届十中全会以后阶级斗争的扩大化和绝对化，进一步加剧了学术研究的泛政治化蜕变。居于主流地位的古代文学社会学研究也在唯阶级斗争论的极“左”思想主导下，逐步异化为泛政治化的学术批判，沦落为政治斗争的工具和手段，至十年“文化大革命”时期更是走向极致，正常的学术研究活动已基本终止，自1966年到1971年几乎没有任何学术文章和论著发表，而“文化大革命”后期兴起的异常活跃的学术批判活动——“评法批儒”、“评红热”和“评水浒”运动则是“学术—政治”批判的典型表现。与轰轰烈烈的泛政治化学术批判运动形成鲜明对比的则是一些“另类”学者的避世之作，如钱钟书、钱仲联、傅璇琮等学者，他们坚守着学术的良知和研究者的主体精神，于政治风暴之外“偷寻”避风港，继续坚持从事学术探索和研究，为传承学脉和传播文化默默地贡献自己的力量。

第一节 “阶级斗争论”与学术批判的蜕变

新中国成立以来，基于树立和巩固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的需要，周而复始的学术批判运动尽管与学术研究此分彼合，交替前行，但一直占据主导地位。从1951年批判电影《武训传》，1954年至1955年批判俞平伯、胡适，到1952年至1955年批判胡风文艺思想，皆以树立和巩固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为主要任务。1957年反右派斗争后，学术批判开始越出学术圈，并以政治运动的大批判方式大张旗鼓地进行。然而直到1962年“革命大批判”前夕，诸多学术批判运动还不是以政治目的为唯一取向，学术研究还没有完全沦为政治批判的工具和手段，批判内容还具有一定的学术含量。自1962年9月召开八届十中全会以后，毛泽东把社会主义社会中一定范围内存在的阶级和阶级斗争扩大化和绝对化，并对其严重性的估计提到了不恰当的高度，由此产生了文艺界的“革命大批判”。自此以后，学术批判运动走向了泛政治化，古代文学研究走向了庸俗化，以致学术研究与政治批判混而为一，古代文学研究也因此异化为政治批判的工具和手段，政治斗争的功利目的替代了古代文学研究的学术探讨。到1965年至1966年对吴晗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批判，标志着泛政治化学术批判最终形成，并成为此后“文化大革命”十年古代文学研究的唯一学术模式。所以“文化大革命”十年学术批判的泛政治化与古代文学研究的庸俗化蜕变，归根到底是“阶级斗争论”扩大化与绝对化的恶果。

一 “阶级斗争论”的泛政治化指向

“文化大革命”十年期间，由于极“左”思想的严重干预和影响，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理论最终被简单化、庸俗化和异化为“阶级斗争为纲”的唯阶级斗争论，阶级斗争被严重扩大化和绝对化。唯阶级斗争论不仅是学术批判泛政治化衍变的理论支撑，而且是其参与现实政治斗争的理论导向。正是在“阶级斗争为纲”的鼓吹下，古代文学研究由正常的学术研究异化为泛政治化的学术批判，学术批判为阶级斗争的政治功利所替代。

阶级理论是马克思主义思想的重要内容之一，并由此成为新中国学术研究的重要价值导向，对于确立马克思主义在学术新传统中的核心地位起了重要作用。由阶级性价值导向走向“阶级斗争为纲”的泛政治化理论，实质上是对学术批评中的无产阶级政治意识形态的主导性作用及阶级斗争理论的丰富内涵作了简单化和庸俗化处理，从而过分强调和突出二元对立的唯阶级斗争论。唯阶级斗争论作为泛政治化学术批判的理论支撑，其内涵主要体现在三个层面上：

首先是政治观念层面上的唯阶级斗争论。政治观念上的唯阶级斗争论强调阶级斗争是推动阶级社会发展的唯一动力。由于阶级社会充满了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必然结果，社会要发展和进步，阶级斗争是其唯一动力。在封建社会里，地主阶级与农民阶级之间的阶级矛盾是不可调和的，地主阶级要剥削，农民阶级要反抗，两者之间的矛盾只有通过阶级斗争才能够得到解决。如洪广思认为《红楼梦》产生的清代康、雍、乾时期，虽然是清王朝封建政权相对稳定的时期，特别是康熙执政61年，在历史上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地主阶级与农民阶级之间的矛盾是十分尖锐的，不可调和的。这主要表现在广大地主阶级疯狂地兼并农民的土地，农民则丧失土地，流于赤贫，为生存而兴起的反抗斗争——农民起义几乎遍布全国各主要地区。正是这种农民阶级反抗地主阶级的阶级斗争推动了社会的发展和进步，促使了末世的封建社会走向衰亡和消灭。[1]

其次是文学创作层面上的唯阶级斗争论。一是强调作家的阶级属性和阶级地位，认为阶级社会中的作家必然具有一定的阶级意识和阶级地位，他们不是处在先进的阶级当中，就是处在落后的阶级当中，两者是二元对立的，其阶级身份也是不可调和的。如杜甫就被认为是站在地主阶级的立场：“你究竟是站在哪一个阶级的立场，为谁服务？……他是站在地主阶级的立场、统治阶级的立场，而为地主阶级、统治阶级服务的。”[2]二是强调作品内容的阶级斗争性，认为阶级社会中的文学作品必然反映现实生活中的阶级斗争。如《红楼梦》所描写的主要内容就被认为是封建社会末期的政治斗争，“作者通过对贾、史、王、薛四大家族，特别是对贾府这个典型的封建贵族世家的深刻揭露和尖锐批判，生动地、形象地展示了封建社会末期的错综复杂的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展示了封建社会末期的历史画面，宣告了封建制度已经衰朽和行将死亡”。曹雪芹通过《红楼梦》的描写，“深刻地揭示了贵族地主阶级的种种罪恶，描写了奴隶们的苦难及他们的反抗，真实地反映了封建社会没落时期的各种社会矛盾，表现了以社会阶级斗争为内容的政治主题”。[3]三是强调人物形象的阶级意识性，认为作品中的人物形象必然代表一定阶级的利益，体现一定阶级的思想观念。如《水浒传》中的宋江则被认为是地主阶级分子，是农民起义的投降派，是革命派的修正主义者。“他上梁山是要‘借得山东烟水寨，来买凤城春色’。为了达到扑灭农民起义烈火的罪恶目的，他处心积虑地要窃得这个‘山东烟水寨’的领导大权。他一上梁山，就招降纳叛，网罗统治阶级中的上层人物，逐步改变梁山领导集团的阶级成分。晁盖牺牲后，他‘权居主位’。拉卢俊义上山，就是要进一步扩大投降派势力，排挤革命派，巩固自己刚刚取得的统治地位，以便加紧推行投降主义路线。”[4]

最后是学术批判层面上的唯阶级斗争论。由于强调文学是对阶级斗争的社会生活的反映和描写，所以学术批判就必须以阶级斗争理论为工具才能真正解读和批判文学作品。如洪广思认为对《红楼梦》就必须“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的学说，用阶级分析的方法来阅读”，因为“用阶级分析的方法来读《红楼梦》，才可以弄清这部作品所描写的几百个人物的阶级地位和阶级关系，才可以透过现象把握本质，抓住以贾府为代表的贾、史、王、薛四大家族的盛衰兴败这条主线，认识封建制度和封建阶级的腐朽本质及其必然灭亡的历史趋势。才可以看出，作品中极力渲染的所谓‘花柳繁华地，温柔富贵乡’，实际上是四大家族统治的黑暗王国，是封建主子的天堂，被压迫奴隶的地狱”。[5]同时，学术批判层面上的唯阶级论更重视学术批判之外的政治功利目的。如洪广思认为阅读评论《红楼梦》，就要“把它作为一部阶级斗争历史的教科书”，“把《红楼梦》当作历史来读，就要从《红楼梦》里认真总结阶级斗争的历史经验，深刻认识反动阶级的阶级本质和他们的两面派嘴脸”，“认识阶级斗争的长期性和复杂性，坚持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继续革命，时刻警惕地主资产阶级的复辟活动”。而在当前，“正确认识曹雪芹通过《红楼梦》一书所进行的反孔反儒反封建正统斗争的重大意义，就可以帮助我们加强对批林批孔运动的认识，加深对反复辟斗争的极其深远的意义的认识”，把评论《红楼梦》与批林批孔运动结合起来，是为了更好地“参加当前意识形态领域的革命斗争”。[6]

泛政治化的唯阶级斗争论在学理上对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理论进行了简单化和庸俗化处理，使丰富的阶级斗争理论异化为简单的二元对立论；在实践上强化了学术批判的政治功利目的，使学术批判异化为政治斗争的工具和手段。因此，由唯阶级斗争论支撑和引导的古代文学研究也就必然走向泛政治化的学术批判。

二 学术批判的泛政治化蜕变

从50年代的三次学术批判运动，到“文化大革命”十年的泛政治化蜕变，1962年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该年8月，毛泽东提出阶级斗争“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的基本路线；9月，八届十中全会召开，又号召大家“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自此以后，阶级斗争被严重地扩大化和绝对化了，反映在古代文学研究领域，就是强调要从阶级观点出发，以阶级观点和阶级斗争的标准来评价和批判。比如有人认为评价古代作家必须运用阶级观点，因为“古典作家出身于剥削阶级，他们和广大劳动群众不免存在着距离，而与其所属的阶级总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如陶渊明，虽然他的诗歌以朴素自然的语言，抒发了自己对现实生活的不满和描写田园风光，令人耳目一新，但他却没有真正接近人民，了解人民，与人民之间存在相当的距离。如果硬要把陶渊明拉上与人民的关系，那么就主观地切断了他与统治阶级之间的联系，这是不对的。[7]

有人认为评价古代爱情作品也必须坚持阶级分析方法，“不能对古代爱情作品的客观作用估价过高；应该把古代爱情作品放在阶级斗争的总形势中进行考察，恰如其分地估价这些作品的历史意义及其作用”。因为“历史上任何进步的爱情观点同今天的无产阶级的恋爱观，都有着本质的不同。即使是古代爱情作品中的民主性精华，我们也必须站在无产阶级的思想高度，对它们进行严格的批判。如果在研究或教学工作中不分精华和糟粕，对古代爱情作品盲目肯定或任意夸大它的历史作用，都不能算是认真负责的科学研究态度。我们还必须看到，古代爱情作品容易在青年中发生影响，不严肃地对这类作品进行科学的研究和批判，它的危害作用是可以想见的”。如贾宝玉与林黛玉的爱情故事只是对新兴市民阶层在爱情和婚姻问题的反映，虽然他们的爱情有强烈的反封建礼教色彩，在一定程度上冲击了封建统治阶层，但这并不完全就是阶级之间的冲突和斗争。[8]

有人认为对古代小说中的英雄人物形象也要进行阶级分析，因为“在阶级社会里，英雄只能是阶级的杰出代表人物，没有也不可能有超阶级的英雄。不同的阶级产生不同的英雄，不同的阶级也需要不同的英雄。因此，流传下来的众多的文学作品中的英雄形象也就必然有不同的阶级属性，适合于一定阶级的需要。对待这些英雄形象，需要我们运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观点和阶级分析方法重新加以考察和评价”。[9]

甚至有人认为在阶级社会里，文学就是阶级斗争的工具和武器。“在阶级社会里，任何文学艺术如果不能发挥帮助先进阶级进行阶级斗争的武器作用，不能促进社会的发展，它就不可能得到繁荣和发展。”例如，“戏剧的发展是与阶级斗争紧密联系的，实质上，戏剧就是阶级斗争的武器，而舞台，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则是阶级斗争的阵地。因此，历史上的统治阶级，当它未掌握政权以前，它必然要运用戏剧这一武器和舞台这一阵地来帮助它进行阶级斗争，以利于夺取政权；当它夺取了政权以后，它必然要控制戏剧舞台和严禁敌对阶级运用戏剧这一阶级斗争的武器，以利于巩固自己的统治”。因此，研究戏剧就必须以阶级斗争为武器，“研究中国的戏剧发展史，如果离开了阶级斗争的观点，就不可能说明戏剧发展的根本原因”。[10]

坚持以阶级观点和阶级斗争的标准来研究和批判古代文学，其目的就是强调学术与政治的统一性。张志岳指出：“学术是阶级性的，它不是为无产阶级服务，便必然要为剥削阶级服务，超阶级的学术是不存在的。”因此，“我们的学术必须为无产阶级的政治服务，这不仅是我们严肃的政治任务，而且也是追求科学真理所必须遵循的途径。在这里，学术和政治是统一的，这就是无产阶级对待学术和政治关系的正确态度”。[11]更深一层次来讲，强调学术与政治的统一性就是强调古代文学研究与当下政治批判的合一性。谭拓指出，古代文学研究工作中存在着两条道路的斗争：“是用现代无产阶级思想观点，通过分析批判来分清古典文学中的精华与糟粕呢，还是用资产阶级思想观点，无批判地肯定古典文学的民主性精华，甚至于连古典文学中的封建性糟粕也要加以肯定和美化？在我们看来只能是前者，而不能是后者。”[12]也就是说，要用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理论来进行古代文学研究，以便更好地为当下的政治批判服务。由此，学术批判泛政治化的症候和端倪开始得到凸显和张扬。

“文化大革命”前夕对于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学术批判，标志着泛政治化学术批判的最终形成。《海瑞罢官》是明史专家、时任北京市副市长吴晗写作的一部新编历史剧。自1961年公演后，掀起了一股“海瑞热”，并引起了江青的注意。她向中宣部、文化部提出要批判《海瑞罢官》等“封建主义的东西”的要求，但遭到冷遇。直到1965年11月10日，由江青授意、姚文元执笔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在《文汇报》显要位置发表。此后，《北京日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及全国各主要报刊都全文转载了该文，长期“捂着的阶级斗争的盖子”终于揭开了。

贯穿《评〈海瑞罢官〉》全文的思想主线是阶级斗争，文章以“阶级分析方法”，不顾历史事实和作品实际，任意歪曲地指责吴晗“用地主资产阶级的国家观代替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国家观，用阶级调和论代替了阶级斗争论”，把海瑞这个“地主阶级利益的忠心的保卫者”“描写成农民利益的代表”予以歌颂，“这是混淆了敌我，抹杀了地主阶级专政的本质，美化了地主阶级”。《评〈海瑞罢官〉》的核心内容就是把《海瑞罢官》与政治斗争联系在一起，站在“高度的政治原则”立场上对《海瑞罢官》的“政治问题”进行批判，把剧中所写的“退田”、“平冤狱”作政治索隐，同60年代初“牛鬼蛇神们刮过一阵‘单干风’‘翻案风’”联系起来。文章认为“要求‘退田’，就是要拆掉人民公社的台，恢复地主富农的罪恶统治”；“平冤狱”就是“希望有那么一个代表他们利益的人物出来，同无产阶级专政对抗，为他们抱不平，为他们‘翻案’，使他们再上台执政。‘退田’、‘平冤狱’就是当时资产阶级反抗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革命的斗争的焦点”，“《海瑞罢官》就是这种阶级斗争的一种形式的反映”，是一株借古讽今、影射现实的“大毒草”。

《海瑞罢官》的学术批判最终达到了江青等人的政治斗争目的。1966年4月至5月在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彭真、陆定一、罗瑞卿、杨尚昆等人因为袒护过吴晗而被打成反党集团，同时解散了以彭真为首的“五人小组”，重建“中央文革小组”，改组了中共北京市委。此后，北京市委和市政府的负责人邓拓、吴晗、廖沫沙又被打成“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三家村黑店”。

《海瑞罢官》的批判是一次典型的泛政治化学术批判，阶级斗争论不仅贯穿于整个学术批判当中，而且影响到学术批判之外的政治行为。正是在阶级斗争的名义下，《海瑞罢官》的学术批判最终达到了批判者的政治目的。因此，发动于1965年至1966年的对《海瑞罢官》学术批判的完成，即是“文化大革命”十年“政治—学术”批判的开端。因为“文化大革命”时期的种种泛政治化学术批判模式，只不过是对《海瑞罢官》学术批判的进一步扩大化与绝对化而已。当这种学术批判不断在古代文学研究领域得到复制、延续与放大，并且成为唯一的学术模式，那么由此对古代文学研究造成更大的重创与劫难也就无法避免的了。

第二节 “文化大革命”十年的“学术—政治”批判

1966年2月2日至20日林彪和江青密谋炮制了《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纪要》否定了1949年以来文艺工作的成就和主流，也否定了30年代共产党所领导的左翼文艺革命的成就，为“文化大革命”的发动作了理论上的鼓吹。5月16日，中央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通过了作为“文化大革命”纲领性文件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即《五·一六通知》），标志着“文化大革命”的全面发动。“文化大革命”初期，“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全面批判“封、资、修”，大批学者专家，甚至包括一些青年教师都遭遇到了批斗。1968年以后，又在“五七道路”的指示下，许多文艺界人士、学者都被下放到“五七干校”或农村“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因此，自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到1971年，学术研究已基本终止，古代文学研究领域里几乎没有一篇论文、一部论著发表。但在“文化大革命”后期，古代文学研究出现了几次异常的学术高潮。这就是1973年至1974年的“评法批儒”运动和“评红热”，1975年至1976年的“评水浒”运动。这几次学术批判都是基于明确的政治目的而展开的，是以政治批判替代学术研究的典型案例。此外，主体运动之外的一些学术批判也自觉地为这场“文化大革命”摇旗呐喊。

一 “评法批儒”的“学术—政治”批判运动

1971年9月13日，林彪仓皇出逃，摔死在蒙古国温都尔汗附近，这就是震惊中外的“九一三”事件。林彪事件之后，毛泽东在多次谈话中提到要把批判林彪同批判孔子和儒家联系起来。1974年1月18日，经毛泽东批准，中共中央转发了由江青主持选编的《林彪与孔孟之道（材料之一）》，并发出通知，作为一号文件下达。一号文件的下达，标志着“批林批孔”的政治运动在全国范围内展开。“评法批儒”作为“批林批孔”运动的一部分早在1973年就屡屡被提起，至此也正式拉开了大幕，直到1976年“文化大革命”结束为止。

“评法批儒”运动主要是推崇法家而批判儒家，认为开展评法批儒运动能够更好地进行阶级斗争，认清敌人的“反动”面貌。例如，1973年《红旗》杂志第10期发表《论尊儒反法》说：“儒家是维护没落的奴隶主贵族的反动学派，法家是代表新兴的地主阶级利益的进步学派。”“彻底批判尊儒反法思潮，是思想领域内一场具有重大意义的斗争……将有助于我们进一步认识和更好地进行现实的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有助于我们识别那些搞资本主义复辟的阴谋家、野心家是怎样利用古代反动派向无产阶级进攻的。”“评法批儒”运动在各个领域得到轰轰烈烈的开展，其中文艺界的批判是其重要组成部分。就古代文学研究来说，儒法斗争成了古代文学批判的主要阐释理论，一部中国文学史被说成是一部儒法斗争的文艺史。如有人指出：“一部中国古代文艺史，首先是劳动人民争取在文艺上表现自己，不断推动文艺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历史，同时也是儒法两家为了各自的经济和政治利益，在文艺领域内展开激烈而复杂的斗争的历史。”[13]“四人帮”御用写作组“江天”所炮制的《研究文艺史上的儒法斗争的几个问题》等文章，对中国文学史上的“儒法斗争”作了集中阐述。文章认为：“历史上的儒法两家，都把文艺作为推行各自的政治路线的斗争武器。文艺为哪条政治路线服务的问题，也就成了文艺史上儒法斗争的根本问题。”[14]

古代文学研究领域的“评法批儒”运动有两个突出的标志性事件：一是柳宗元及其文学创作被阐释为反对儒家的杰出法家代表；二是刘大杰以儒法斗争为主要线索重新修改《中国文学发展史》。

柳宗元是毛泽东的偏爱，早在1971年，在毛泽东的亲自审阅和过问下，章士钊的《柳文指要》作为“文化大革命”期间少有的学术著作得到中华书局的出版和发行。在“评法批儒”运动中，把儒法斗争定性为“我国思想史上两条路线的斗争。唐朝的柳宗元、刘禹锡反对韩愈、李翱的斗争，就是思想战线上这一路线斗争的反映。在这场斗争中，柳宗元是法家路线的主要代表”。[15]柳宗元则被塑造成一位反对儒家思想的法家代表。如有人著文《柳宗元坚持统一、坚持前进的反儒立场》认为：“柳宗元继承和发扬了先秦法家的思想，同儒家的复古倒退论展开了势不两立的斗争，这种战斗精神，充分表现了他鲜明的尊法反儒立场。柳宗元在我国古代法儒两家的两条路线斗争中，作出了重要的贡献。”[16]而柳宗元的文章则被认为是反对儒家思想斗争的产物，体现了他对儒家思想进行坚决斗争的精神。如《〈封建论〉的尊法反儒精神》一文指出：“《封建论》是第一篇敢于冲破儒家传统思想束缚，尖锐地批判了历代分封制鼓吹者的主要论据，高度评价了秦始皇和法家，并把他们同儒家的‘圣人’对立起来，进而隐晦曲折地批评了儒家及其‘圣人’的文章。”[17]《读柳宗元的〈封建论〉》一文则认为“《封建论》是柳宗元阐述其革新政治主张与进步历史观的代表作，是唐代中叶法家与儒家、庶族地主革新派与门阀世族地主阶级保守派和藩镇势力两条路线斗争的产物”。[18]此外，杨生华、张孝芳《两条根本对立的用人路线——读柳宗元的〈六逆论〉》认为：“《六逆论》是唐代著名法家柳宗元的代表作之一，是唐代儒家法家大论战的产物，体现了作者鲜明的尊法反儒思想。”[19]应举《柳宗元的法家思想简论——读〈柳河东集〉札记》指出：“是法治还是礼治，是儒法两家重要的区别之一。柳宗元是主张法治反对礼治的。这在他的《反复仇议》与《断刑论》下篇等著作里申发得极为鲜明。”[20]

刘大杰《中国文学发展史》写作于20世纪30年代，初版于40年代；1957年和1962年先后两次进行修改；1973年第三次修改出版了第一册，1976年修改出版了第二册。“文化大革命”期间的修改本，特别是第二册的修改，完全是以“儒法斗争是中国文学史的主线”为指导思想的。作者把儒法斗争作为文学史修改的主线而贯穿全书。一是以儒法斗争来分析时代背景。如作者认为隋文帝杨坚是一个鄙弃儒学的人，而他的儿子隋炀帝杨广则大反他父亲的法家路线，大搞尊儒崇孔；李世民的“玄武门之变”不单是一般的“争夺皇位”的宫廷政变，实际上体现了法家路线战胜儒家路线的政治斗争。[21]二是以儒法斗争来清理文学发展情况。如作者认为唐代边塞诗派较富于法家精神，田园诗派则主要是以儒学为基础的；古文运动存在以柳宗元为代表的革新派和以韩愈为代表的保守派，两派形成革新与保守、唯物与唯心、法家思想与儒家思想的对立，唐代的古文运动，就是在两派的斗争中发展起来的；唐传奇的发展也显示了儒法思想斗争的线索。[22]三是以儒法斗争来进行作家评价。如作者认为，“李白、李贺、李商隐鄙儒尊法，态度鲜明。杜甫虽受儒家的影响较深，但由于他始终遭受豪族权贵的压制和长期流亡生活的体验，其思想有所变化和发展。……从而产生了一定的重法轻儒的思想。”[23]四是以儒法斗争来分析作品内容。如作者认为李白的诗歌，表现了对儒学、儒生的批判，其中《嘲鲁儒》是这方面的代表作。诗中前四句，谴责儒生只知道读死书、死读书，在五经章句之中，终其一生，对于国家大事，则一无所知。接下来四句，形象地描绘了儒生们方巾阔步、道貌岸然的丑态。[24]

“评法批儒”运动有着先行的政治功利目的，这就是江青等“四人帮”企图通过评法批儒的运动为打倒周恩来而制造阴谋舆论。如1973年第11期《红旗》杂志发表了由罗思鼎撰写、姚文元修改的《秦王朝建立过程中复辟与反复辟的斗争——兼论儒法论争的社会基础》一文，文章通过儒法斗争的评述来批“宰相”、“批折衷主义”、“反复辟”，影射攻击周恩来。1973年第4期《学习与批判》上发表的《汉代的一场儒法大论战——读〈盐铁论〉札记》一文，批判“丞相田千秋，在整个会议过程中，‘括囊不言，容身而去’，这是一个相当圆滑的老官僚。他善于摆平关系，模棱两可，始终不表态，最后各方面都不得罪”。以丞相田千秋影射攻击周恩来。古代文学研究中的“评法批儒”运动虽然没有直接参与“四人帮”这种影射与攻击的政治阴谋活动，但却或多或少地间接地附和了这种阴谋政治。如刘大杰修改《中国文学发展史》专列了“武则天时期的文学”一节。作者认为武则天是“一个具有法家思想和政治魄力的政治家”，“她比起唐太宗李世民来，更坚决地执行了法家路线”，因此她上台后首先打击了儒学，大力推行了法家路线，而在武则天自己的诗歌里也常常表达了她要执行法家路线的决心。正是武则天的法家路线统治下，以陈子昂、初唐四杰为代表的文学发展具有鲜明的法家路线倾向性，扫除了前代浮艳的文风和上官体诗歌作品，取得了突出的成就。[25]因此，作者认为以陈子昂为代表的初唐文学成就“是武则天执行法家路线的产物，是法家政治路线在文学领域中的反映”。[26]作者如此鼓吹武则天及其法家路线，正满足了江青自诩为女皇武则天的心理需求，这就有意无意地对“四人帮”的阴谋政治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二 “评红热”的“学术—政治”批判运动

在“批林批孔”、“评法批儒”的同时，“评红热”运动也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了。1973年12月21日，毛泽东在接见中央军委会议成员时指出《红楼梦》是中国古代小说写得最好的一部，提议干部要多读几遍，不读几遍就没有读懂，并批评了《红楼梦》是写爱情的观点，认为《红楼梦》实际上是借爱情写政治的：“曹雪芹把真事隐去，用假语村言写出来。真事就是政治斗争，不能讲，于是用爱情掩盖它。”同时，毛泽东认为新中国成立后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研究《红楼梦》的还不多。正是在这种政治背景下，“四人帮”利用毛泽东的谈话，掀起了一场“评红热”，使之与“批林批孔”结合起来。于是这场“评红热”就成了“批林批孔”的组成部分。同时，《红楼梦》批判又被“四人帮”借以影射批判周恩来等领导人。

据不完全统计，这场“评红热”中所发表的评论《红楼梦》的文章达319篇。[27]这些文章的内容大致可以分三个方面：

第一，从阶级斗争论出发，强调《红楼梦》是一部反映阶级斗争的政治小说。如孙文光《坚持用阶级观点研究〈红楼梦〉》一文认为：“按照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观点来分析，《红楼梦》所表现的是以社会阶级斗争为内容的政治主题，是一部政治历史小说。曹雪芹亲身经历过封建贵族家庭由鼎盛而极衰的变迁，看出了整个封建贵族阶级‘树倒猢狲散’的覆灭命运，怀着‘无才补天’的惭恨，通过贾、王、史、薛四大封建家族衰亡史的描绘，生动地反映了18世纪中国封建社会阶级斗争的现实。它写的并不是一朝一代的历史实事，却深刻地表现了封建制度必然崩溃的历史趋势。尽管曹雪芹曾幻想‘补’封建社会之‘天’，也不可能具备自觉的阶级观点，但是，由于他有了初步的民主主义思想，他笔下的《红楼梦》，终究触及当时社会政治的大量黑暗现象，为我们提供了封建社会末期广阔的阶级斗争画面。所以，我们说这部小说是一部形象化的封建社会的历史，是封建社会的百科全书。”[28]洪广思[29]、薛仑《〈红楼梦〉是一部写阶级斗争的书》一文也认为：“《红楼梦》真实而深刻地表现了这个时代的社会矛盾，揭露了地主阶级对广大人民群众的压迫和剥削，反映了阶级之间的残酷斗争。”[30]还有人从毛泽东关于《红楼梦》第四回是全书总纲的观点出发，认为《红楼梦》“就是从第四回里‘护官符’所点出的四大家族这个总纲展开的”，表现了“末期封建社会的阶级斗争和封建阶级衰亡没落的全部政治斗争内容”。[31]

第二，从“评法批儒”的现实政治斗争出发，强调《红楼梦》的反儒思想内容。如《〈红楼梦〉的反儒倾向》一文认为《红楼梦》“作为一部政治历史小说，一部写阶级斗争的书，一部封建社会的百科全书，深刻地批判了封建社会及其主要精神支柱——儒家思想，宣判了中国封建社会的必然灭亡，预示着一种不可避免的变革必将来临”。这种反儒思想表现在“批判了儒家‘天不变，道亦不变’的形而上学思想”；“反对儒家思想的核心——仁，撕下了作为‘三纲’之本、‘五常’之首的仁的画皮”；“反映了要不要走儒家的‘学而优则仕’道路的矛盾和斗争”；通过“精心刻画一系列富有聪明才智的妇女形象特别是那些具有反抗精神的叛逆者和女奴隶的形象，有力地批判了儒家男尊女卑的思想”。[32]有人认为《红楼梦》的主人公贾宝玉也具有反儒思想，这种反儒思想表现在：“对‘男尊女卑’传统观念的否定”；“对封建科举制度的否定和反抗”；“对婚姻自由的热烈追求”。作者曹雪芹正是通过贾宝玉，“让自己的主人公打起了反对儒家思想的旗帜……抨击了封建地主阶级的精神支柱——儒家思想”。[33]还有人通过曹雪芹原著与高鹗的续书进行比较，分析了《红楼梦》创作中儒法两条路线的斗争，认为曹雪芹创作《红楼梦》的原意是“举起尊法反儒的旗帜”，而高鹗的续书却完全违背了曹雪芹的原意，“续书中尊儒反法与前八十回尊法反儒”形成了尖锐的对立，这种对立表明：“封建末世开展的儒法斗争，已经伸及到当时上层建筑其中包括文艺创作等各个领域。”[34]

第三，批判了《红楼梦》研究中的修正主义观点。如洪广思批判道：“在刘少奇、周扬一伙的修正主义文艺路线的庇护下，不但地主资产阶级‘红学’的腐朽观点在不断以改头换面的形式出现，一些号称是‘依靠马克思主义的美学原理’来解释《红楼梦》的研究者，也一再借贾宝玉、林黛玉的爱情悲剧大肆宣扬修正主义的文艺观点，说什么《红楼梦》表现了‘爱情这个永恒的主题’，说什么《红楼梦》提出了一个‘在今天和将来都仍然适用’的‘爱情的原则’，贾宝玉和林黛玉这两个典型直到今天还‘流行在生活中’，‘成了一个共名’。”这个“共名说”就是何其芳所提出来的，因此被批为“修正主义观点”，“是在借《红楼梦》研究来宣扬反动的地主资产阶级人性论”。[35]

这场“评红热”是“批林批孔”、“评法批儒”的一个组成部分，其批判的政治目的首先是指向林彪的。如林彪对《红楼梦》第一百〇七回的批语“天马行空，勿太密，亲则疏”被批判成是“反革命两面派的自我暴露”。此回有一段写路人对曾经受贾府恩惠却对贾府“查明实迹”的贾雨村的议论。批判者认为林彪的批语显示了“他以贾雨村为借鉴，告诫自己：‘勿太密’，即既要装出‘高举’、‘紧跟’的样子，向无产阶级司令部‘靠拢’；同时又要注意保持一定的距离，适可而止，‘才不可露尽、势不可使尽’”。这是“资产阶级野心家、阴谋家、反革命两面派真实目的的又一次自我暴露”。[36]

“评红”运动更深层的政治目的则是为“四人帮”的阴谋政治活动服务，是他们政治斗争的一种手段。早在1972年下半年同美国女作家维特克谈话中，江青就利用了《红楼梦》的谈话来为其做“女皇”的美梦鸣锣开道，江青大谈《红楼梦》里“父党”与“母党”的斗争，说林黛玉属于“父党”，薛宝钗属于“母党”，“母党与父党斗争，母党胜利了”。显然，“母党胜利”就是江青做“女皇”的美梦的“胜利”。“评红”运动中，“四人帮”又利用影射的手段把政治斗争的矛头指向周恩来等领导人。如“四人帮”御用写作班子“梁效”就发表过批判文章《封建末世的孔老二——〈红楼梦〉里的贾政》。文章声称“《红楼梦》里的贾政，是个货真价实的‘儒’，封建末世的孔老二”，“在贾府，他是唯一由皇帝亲点、不只有衔而且有权的现职官员”，“贾府的内政外交，奴隶的生杀予夺，决策大权全掌握在他的手中”。以贾政来影射周恩来的政治阴谋昭然若揭。[37]

三 “评水浒”的“学术—政治”批判运动

“评红热”刚刚消退，一场“评《水浒》”的运动又大张旗鼓地粉墨登场了。1975年1月，四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召开，周恩来由大会决定继续担任国务院总理，邓小平在毛泽东提议下，担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中央军委副主席。此前“四人帮”妄图排挤周恩来和邓小平而自行“组阁”的阴谋未能得逞。邓小平复出后，因周恩来病重住院，受毛泽东委托全面主持中央日常工作，从各条战线上对“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做了整顿，这更引起了“四人帮”的不满。同年8月14日，毛泽东应北京大学一位女教师的要求谈了他个人对《水浒》的看法。毛泽东认为：

《水浒》这部书，好就好在投降。做反面教材，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

《水浒》只反贪官，不反皇帝。屏晁盖于一百〇八人之外。宋江投降，搞修正主义，把晁的聚义厅改为忠义堂，让人招安了。宋江同高俅的斗争，是地主阶级内部这一派反对那一派的斗争。宋江投降了，就去打方腊。这支农民起义队伍的领袖不好，投降。李逵、吴用、阮小二、阮小五、阮小七是好的，不愿意投降。

姚文元得知这一情况后，觉得有机可乘，可以利用批《水浒》来批倒周、邓等人。于是立即给毛泽东写报告。报告说：关于《水浒》的评论，“对于中国共产党人，中国无产阶级，贫下中农一切革命群众在现在和将来，在本世纪和下世纪坚持马克思主义，反对修正主义，把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坚持下去，都有重大的、深刻的意义。应该充分发挥这部‘反面教材’的作用”。同时，报告请示把毛泽东关于《水浒》的谈话和这篇报告印发给政治局在京成员，增发出版局、《人民日报》、《红旗》、《光明日报》，以及北京大批判组谢静宜和上海市委写作组，并“组织和转载评论文章”。毛泽东同意了姚文元的请示。[38]

姚文元的报告批准后，“四人帮”立即着手《水浒》的批判工作。8月23日，《光明日报》率先刊出《〈水浒〉是一部宣扬投降主义的反面教材》、《近年来〈水浒〉评论简介》等文章。8月30日，《光明日报》又刊载梁效《鲁迅评〈水浒〉评得好——读〈流氓的变迁〉》一文。8月31日，《人民日报》刊载了在姚文元直接授意下写成的署名为竺方明的文章《评〈水浒〉》。9月4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开展对〈水浒〉的评论》。《红旗》杂志于1975年第9期发表了经姚文元修改的短评《重视对〈水浒〉的评论》。自此，一场热闹的“评《水浒》”运动又登场了，直至1976年“文化大革命”结束。

这场“评《水浒》”运动所发表的文章多达一千多篇，但其核心内容都是围绕着毛泽东关于《水浒》是一部反映投降的反面教材的谈话加以阐释和讨论的。如1975年第9期《红旗》杂志的短评批判道：“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看，《水浒》这部书，好就好在写了投降的全过程，歌颂了投降主义路线，使它可以作为一部有意义的反面教材。……它极力歌颂宋江，而把晁盖排除在一百零八人之外。这完全是为了宣扬投降。晁盖死后，宋江窃取了梁山农民革命的领导权，他第一件事便是把聚义厅改为忠义堂，强行通过了争取‘招安’的投降主义路线。宋江对晁盖起义路线的‘修正’，是对农民革命的背叛，从这个意义上说，也就是搞修正主义。而《水浒》正是肯定和赞美了宋江的修正主义。”从朝廷方面来说，宋江接受了招安，他是投降主义者；从梁山方面来说，宋江修正了晁盖的农民起义路线，他是修正主义者。所以宋江的投降主义表现为修正主义，他的修正主义实质上就是投降主义。这就是评《水浒》文章的内在逻辑。

评《水浒》运动的目的不在于学术批判而是着眼于政治斗争。1975年9月4日《人民日报》社论指出：“这是我国政治思想战线上的又一次重大斗争，是贯彻执行毛主席关于学习理论、反修防修重要指示的组成部分，它将有力地促进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学习的深入。”“我们要从《水浒》这部反面教材中吸取教训，总结历史经验，学会在复杂的斗争中识别正确路线和错误路线，知道什么是投降派。……刘少奇、林彪都是如此，他们都是投降苏修社会帝国主义的。”同年第9期《红旗》杂志短评也发出号召：“我们应当以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武器，充分开展对《水浒》这部书的批判，充分发挥这部反面教材的作用，使人民群众都知道投降派的真面目，学习用阶级分析的观点去看各种问题。”因此，评《水浒》的目的就是为了反对投降主义、修正主义。

更确切地说，这场评《水浒》运动实际上就是借《水浒》中宋江架空晁盖的邪说来影射周恩来、邓小平要“架空毛主席”，把纠正“文化大革命”错误的正确做法诬蔑为“投降主义”和“修正主义”。这可以从“四人帮”其他一些场合的多次谈话中得到明确验证。1975年8月下旬，江青召集于会泳等人开会，说：“主席对《水浒》的批示有现实意义。评《水浒》的要害是架空晁盖，现在政治局有些人要架空主席。”9月1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在大寨召开第一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会议期间，江青又说：“现在我们批《水浒》，看看宋江如何排斥晁盖，架空晁盖，他把那些土豪劣绅、武将文吏请到梁山上去，把重要的领导岗位统统占领了。”9月17日，江青又召集写作班子和电影界、新闻界一百多人讲话，再次指出：“评《水浒》就是有所指的，宋江架空晁盖，现在有没有人架空主席呀？我看是有的。”[39]虽然江青的这些谈话遭到了毛泽东的严厉斥责，但由于毛泽东不能容许“全面整顿”走到否定“文化大革命”的道路上，1975年11月发动了“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

邓小平被批判后，“全面整顿”工作被迫停止了，“四人帮”趁机加紧对邓小平等人的诬蔑和迫害。评《水浒》运动又掀起一股新高潮。如《评论〈水浒〉的现实意义》就把评《水浒》与“反击右倾翻案风”的现实政治批判结合起来：“前一时期，社会上出现的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否定社会主义新生事物，攻击教育革命的谬论，就是修正主义这一共同特征的具体表现。……把历史经验和这一现实的斗争结合起来，就能对《水浒》的评论生动深入，使我们进一步认识到开展对修正主义、投降主义的批判的必要性，从而认识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的普遍规律。”[40]《宋江一上山……》则直接攻击邓小平：“宋江一上山就搞分裂，造谣言，贬低和架空晁盖的领导。”[41]以宋江上山影射邓小平复出。至此，先前的“学术—政治”批判完全蜕变为服务于政治阴谋、政治斗争的政治影射学。

四 “学术—政治”批判模式下的学术研究

“文化大革命”期间，古代文学研究除了上述几场学术批判运动以外，其他的学术研究少之又少，并且几乎都离不开泛政治化的批判模式。其中郭沫若的《李白与杜甫》，可以视为以“学术—政治”批判模式进行学术研究的重要成果，仍有一定的学术含量。

《李白与杜甫》于1971年11月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平心而论，这部论著是花费了作者不少心血的。作者凭着扎实的文献功底和考证功夫，以丰富翔实的文献资料，考证出李白的出生地——中亚碎叶城，理清了李白的家世索引，分析了李白与杜甫的交往，编写出李白和杜甫的年表，这些都具有一定的学术性和科学性，见出作者非凡的学术功力和独到的学术见解。但在“学术—政治”批判模式膨胀的特殊年代，郭沫若未能坚守一位学者应有的学术立场，在极“左”思想观念的影响下，以阶级斗争论为评价标准，以迎合最高领袖口味为宗旨，运用“学术—政治”批判模式对李白与杜甫作了随波逐流的主观臆断的曲解和歪解。

首先，以阶级分析法来代替作家具体而多样的社会身份考察。如作者认为李白父亲是大商人，但社会地位不高，这“便赋予李白以双重的性格。一方面他想提高自己的门第以获得一定的权势，这一意识便结想而为凉武昭王九世孙的传说。另一方面却又使他能保持着一定的平民性，能和中下层的民众接近，有时仿佛还能浮云富贵而粪土王侯。又庸俗又洒脱，这就是李白之所以李白”。[42]作者由阶级身份的简单划分直接代替李白具体的社会身份考察，并由此推导出李白具有平民性的思想性格特征，把李白划入到人民诗人的阶级队伍当中来。同理，作者又以阶级的标准把杜甫划入到地主阶级的队伍当中，杜甫“是站在地主阶级的立场，统治阶级的立场，而为地主阶级、统治阶级服务的”。[43]作者把杜甫划入到地主阶级队伍，把李白归入到人民阶级队伍，显然是一种简单化教条化的阶级分析法，缺乏具体的社会分析和时代考察。

其次，以阶级斗争论来分析评判作品的思想内容。如对杜甫“三吏”、“三别”的分析，作者认为“过分夸大《三吏》和《三别》的‘人民性’，是不切实际的，对于杜甫并没有作到深刻的了解”。“这六首诗……从阶级的观点来加以分析时，诗的缺陷便无法掩饰了。杜甫自己是站在地主阶级的立场上的人，六首诗中所描绘的人民形象，无论男女老少，都是经过严密的阶级滤器所滤选出来的驯良老百姓，驯善得和绵羊一样，没有一丝一毫的反抗情绪。这种人正合乎地主阶级、统治阶级的需要，是杜甫理想化了的所谓良民。杜甫是不希望人民有反抗情绪的，如果有得一丝一毫那样的情绪，那就归于‘盗贼’的范畴，是为杜甫所不能同情的危险分子了。”[44]作者完全是以先入为主的阶级观念来对杜甫“三吏”、“三别”的思想内容进行曲解和歪解，指责杜甫站在地主阶级立场来污蔑人民。

最后，以领袖旨意来作出“扬李抑杜”的不同评价。由于最高领袖“扬李抑杜”，偏爱李白厌恶杜甫，所以作者也一改“文化大革命”之前对李杜像“双子星座一样，永远并列着发出不灭的光辉”的评价，[45]而是严厉地质问：“以前的专家们是称杜甫为‘诗圣’，近时的专家们是称为‘人民诗人’。被称为‘诗圣’时，人民没有过问过；被称为‘人民诗人’时，人民恐怕就要追问个所以然了。”[46]并且对杜诗作大量的曲解和歪解，如《茅屋为秋风所破歌》凭空猜想茅草“有一尺多厚”，茅屋“比起瓦房来还要讲究”；曲解“盗贼”、“娇儿”等个别词语在诗中的意思；歪解整首诗歌的思想主旨。[47]前后学术观点的明显牴牾绝非是作者的自我修正，恰恰是自我“修错”，其目的是了为迎合最高领袖的口味和观点。这就丧失了一位学者所应的学术立场，更不要谈论什么坚守独立自由的学术精神了。

总之，郭沫若《李白与杜甫》的研究与“四人帮”的阴谋政治斗争没有什么关联性，但其批判模式仍属于泛政治化学术批判范畴，在极“左”思想的影响下，混淆了学术批判与政治批判的界限，把学术研究等同于政治批判，表现了突出的教条化、庸俗化思想。特别是作者为了迎合领袖的旨意，主观随意地处理研究对象和研究内容，丧失了学者应有的学术立场和独立精神。当然，站在时代的新起点，我们还是应该以同情的理解态度来对待这一著作，也应适当肯定其中具有学术含量的部分内容。

第三节 “另类”学者群体的避世而作

十年“文化大革命”时期，除了“学术—政治”泛政治化批判的主流之外，还有一些“另类”学者的避世之作。这些“另类”学者往往于泛政治化学术批判的主流之外，以科学研究的学术态度和独立自由的人文精神坚守古代文学的学术研究。他们的学术成就不仅是同时期的泛政治化学术批判所无法比拟的，而且在古代文学研究史上也占有十分突出的学术地位。他们孜孜矻矻的学术追求，不仅承传了传统学脉和学术精神，也潜在的对“文化大革命”泛政治化学术批判进行了批判和修正，同时对于“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古代文学研究的拨乱反正也具有重要的学术导向意义。新时期的古代文学研究正是在这些“另类”学者所取得学术成就的基础上初步实现了矫正与转型，从而走向新的起点，翻开新的篇章。

一 避世而作的学者典范

置身于“学术—政治”批判运动而致力于学术研究的“另类”学者，大致有两种类型，一是因受到政治运动冲击而转向学术研究，二是因淡漠政治运动而投身于学术研究。而且在“文化大革命”之前，由于历次政治运动的影响，这两类学者群体已具一定的数量和规模。对于他们的学术精神与贡献，我们不能不表示由衷的敬意。比如章培恒受批判胡风运动的牵连后，即转而致力于学术研究，于1957年至1962年期间完成了《洪昇年谱》。此书力图通过个人年谱“反映出清初政治局势的严酷与动荡，以及东南士大夫的节义风概，从中能概见整个时代的历史风貌与文化氛围”。[48]1979年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后在学界产生重要影响，对改革开放后古代文学研究的拨乱反正也起到了一定促进作用。到了“文化大革命”期间，鉴于“学术—政治”批判运动对于学术的重创和扭曲，便有更多的学者主动“避世”于主流的泛政治化批判运动之外，以一种迥异于时代的人生态度，默默地从事着学术研究，并且取得了突出的学术成就。其中，以钱钟书、钱仲联、傅璇琮、袁行霈等学者为典型代表。

钱钟书在新中国成立前就享有盛誉，先后出版过《谈艺录》、《写在人生边上》、《人·兽·鬼》、《围城》等学术著作和文艺作品。新中国成立后，先在清华大学外文系工作，后入文学研究所。50年代完成了《宋诗选注》工作，选宋代诗人81位，宋诗297首。“文化大革命”发生后，钱钟书也同样受到了冲击，1969年11月与妻子杨绛一起被派到河南“五七干校”。1972年3月回到北京，开始《管锥编》写作，至1977年初稿基本完成。《管锥编》，英文名：Limited views： Essays on Ideas and Letters（《有限的观察：关于观念与文学的随笔》）。初版于1979年8月由中华书局出版，共四册。1982年9月，中华书局又出版《管锥编增订》一册；1986年6月，中华书局出版该书第2版；1994年12月第4次印刷该版时，将《管锥编增订》、《管锥编增订之二》、《管锥编增订之三》合为第五册。这样，五册本《管锥编》是最后的定本。《管锥编》是用文言写成的读书札记，对10部古籍进行笺注，形成文字篇幅共781则。《周易正义》27则，《毛诗正义》60则，《左传正义》67则，《史记会注考证》58则，《老子王弼注》19则，《焦氏易林》31则，《楚辞洪兴祖补注》18则，《太平广记》215则，《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277则。[49]《管锥编》征引的资料涉及古今中外，从先秦到近代两三千年，征引到的中国作家达3000人左右，典籍六七千种；征引到英、法、德、西、拉丁语的作者达千人，著作近两千种。[50]可以说，《管锥编》是钱钟书最重要的学术著作，也是近代以来我国重要的学术经典之一。

钱仲联于1949年前著有《入境庐诗草笺注》（1936），新中国成立后又著有《韩昌黎诗系年集释》（1957）、《鲍参军集补注》（1957）、《吴梅村诗补笺》和《钱牧斋诗补笺》等。其中后两书的手稿于“文化大革命”期间被抄家洗劫，《钱牧斋诗补笺》不幸遗失，《吴梅村诗补笺》则赖副本得以保存。“文化大革命”十年，钱仲联仍然孜孜以求于学术研究，勤于著述，完成了《李贺年谱会笺》和《后村词笺注》两部著作。《李贺年谱会笺》在朱自清《李贺年谱》的基础上，广泛吸收古今学者的研究成果，略依张采田《玉溪生年谱会笺》之法，对李贺的世系、家居、歌诗旨意和《李贺歌诗集》的版本源流进行了翔实的考证，对历来李贺研究中的失误、异说多有辨正。《后村词笺注》采用朱孝臧编“强村丛书”五卷本《后村长短句》为底本，全录朱孝臧所作校记，并参用汲古阁《宋六十家词》本《后村别调》、《四部丛刊》影印无锡孙氏小绿天藏赐砚堂旧抄本《后村先生大全集》，以及陶氏涉园《影宋金元明本词》本《后村居士诗余》作校，增加校记，全书收词共计134首，“具有增补空白的意义”。[51]其中，《李贺年谱会笺》一书与《吴梅村诗补笺》合在一起取名《梦苕庵专著二种》于1984年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后村词笺注》于1980年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傅璇琮，笔名湛之，1951年考入清华大学中文系，后因院系调整，转入北京大学中文系，1955年毕业留校任教。因遭政治运动的错误批判，1958年调至中华书局。曾任陈友琴《中国古代文学研究资料汇编·白居易卷》和孔凡礼、齐治平《陆游卷》责任编辑，同时自己著述了《杨万里范成大卷》，于1964年出版。同年还著成了《黄庭坚与江西诗派卷》，于1978年出版。“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傅璇琮被派放到湖北咸宁“五七干校”劳动改造，直到1974年才回到北京参加二十四史的出版工作，并开始从事《唐代诗人丛考》研究，到1978年底完成了这部著作。《唐代诗人丛考》主要是对初中唐一些诗人，特别是过去一些不为人所注意的诗人的生平事迹及著述进行了别具一格的详细考辨，共收文二十七篇，考辨所涉及的诗人有杨炯、杜审言、王翰、王湾、王之涣、崔颢、常建、李颀、王昌龄、高适、贾至、张谓、张继、李嘉祐、刘长卿、韦应物、刘方平、戎昱、戴叔伦、顾况、皇甫冉、皇甫曾、钱起、韩翃、卢纶、耿□、司空曙、李端等二十八人。其中，有许多诗人的生平事迹都是第一次得到详细的考辨。

袁行霈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下放到“五七干校”，后于1973年回到北京，参与了北京大学集体编纂的《中国小说史》中文言小说部分编写工作，并开始研究《山海经》，撰写了《〈山海经〉初探》等文章，该文于1979年在《中华文史论丛》第3辑上发表。

二 避世而作的学术特点

避世而作的学术研究完全迥异于泛政治化学术批判，不仅抛弃了“学术—政治”批判模式，而且以包容的态度对待中国传统的治学精神和治学方法以及西方外来的学术理论，充分吸纳、借鉴和融通古今中外优秀的学术观念和研究方法。他们十分注重以文献考辨探寻文学精神本原、以个案研究展现作家群体或时代整体的精神风貌、以西方外来理论运用拓展学术视野，有着鲜明的学术个性特点。

第一，避世而作的学者们都十分自觉地疏离于狂热的泛政治化学术批判运动，以冷静的态度和独立的精神从事着古代文学研究。无论是钱钟书的《管锥篇》、钱仲联的《李贺年谱会笺》和《后村词笺注》，还是傅璇琮的《唐代诗人丛考》，这些研究著作都较少沾有阶级斗争和政治批判等扭曲的时代特征。袁行霈在自述其研究《山海经》时就说：“选了一部和政治根本不沾边的《山海经》来浏览。浏览中发现了问题，于是进一步研究，便写了《〈山海经〉初探》。”[52]这种自述很有典型性和概括性，表明“文化大革命”期间这些“另类”学者群体都是自我“弃用”于泛政治化学术批判运动主流之外，以客观冷静的态度和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从事学术研究，以求得学术主体的人格独立和学术研究的人文品味。也正因为如此，当政治狂风刮过之后，这些学术成果就显示出其超然卓绝的智慧和成就，成为“文化大革命”期间十分珍贵的古代文学研究成果，并且在古代文学研究史上占有十分突出的地位。

第二，避世而作的学术研究继承和发扬了我国传统的治学精神和治学方法。考据学研究方法是中国学术研究的传统方法，自汉代经学到清代朴学无不是如此。“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胡适运用西方实证主义哲学改造了考据学方法，从而使之成为风靡一时的具有“科学性”的学术方法，其影响力直至新中国成立后很长一段时间。由于新中国成立后对胡适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进行了严厉批判和打倒，考据学方法也一同被视为资产阶级学术方法而被打倒。“文化大革命”期间避世而作的学术研究正是在阶级斗争意识形态高涨的特殊环境中运用这种曾经和正在被批判的学术方法来进行学术研究。不仅学术眼光敏锐，而且学术勇气可嘉。如钱钟书《管锥编》的考据学特色就十分突出，是一部古籍笺注形式的著作。正如研究者所指出：“钱钟书自己的《管锥编》虽然不是某一著作的集释，但是同样聚集了许多‘笺注家、批点家、评论家、考订家’，只会有过之而无不及。”[53]“《管锥编》真正做到了‘博征其材’，每一类材料尽量一网打尽，以至不惜过后进行‘补’、‘订’”；“其例最近解谊、义疏，故、训、传、说、记、注、解等等散布其中。”[54]钱仲联的《李贺年谱会笺》和《后村词笺注》从书名上就可以一目了然地看出来是以传统的笺注方法来进行研究的学术论著。傅璇琮在《唐代诗人丛考》“前言”中也指出该著作“主要是考证诗人的事迹，间也论述其创作……对于作家的事迹，凡能接触的，择其可资参考者尽可能加以引用”，“偏重于资料的辑集和考证”。[55]因此其研究方法“最大特点也就是实证研究”。[56]这些学术特点都体现了“文化大革命”期间避世而作的学术研究对于传统考据学方法的继承，对于实事求是的学术精神的发扬。正是这种扎实的文献考据和求是的学术精神，使得这些著作能够历经时代的考验而愈显其学术价值。

第三，避世而作的学术研究对西方外来理论也进行了有益的借鉴与运用。傅璇琮直言他的《唐代诗人丛考》受了西方文艺理论家丹纳《艺术哲学》的影响：“从丹纳的书我得到很大启发，我觉得研究文学应当从文学艺术的整体出发，这所谓整体，包括文学作为独立的实体的存在，还应包括不同流派、不同地区互相排斥而又互相渗透的作家群，以及作家所受社会生活和时代思潮的影响。”[57]他在《唐代诗人丛考》“前言”中说：“我们的一些文学史著作，包括某些断代文学史，史的叙述是很不够的，而是像一个个作家评传、作品介绍的汇编。为什么我们不能以某一发展阶段为单元，叙述这一时期的经济和政治，这一时期的群众生活和风俗特色呢？为什么我们不能这样来叙述，有哪些作家离开了人世，或离开了文坛，而又有哪些年轻的作家兴起；在哪几年中，这一作家在做什么，那一作家又在做什么，他们有哪些交往，这些交往对当时及后来的文学具有哪些影响；在哪一年或哪几年中，创作的收获特别丰硕，而在另一些年中，文学创作又是那样的枯槁和停滞，这些又都是因为什么？”[58]这正是丹纳文艺思想对中国文学研究检讨的实践。钱钟书《管锥编》更是直接采用西方的文献和理论来进行比较研究。据研究者统计，《管锥编》所涉及的文字除了古典中文外，西文有英文、拉丁文、意大利文、法文、德文、西班牙文六种；[59]“征引西文作家近千人，西文典籍一千几百种”；[60]“不计正文中一些字词的外文注解和增订内容中的外文引文，《管维编》的外文引文和注释共有1498条”。[61]“文化大革命”时期大胆借鉴和运用西方外来理论和方法，不仅摒弃了故步自封的陋习，拓展了学术视野，深化了学术研究，而且充分展示了学者们的学术魄力。

第四，避世而作的学术研究善于古今中西文献的打通，善于个案与整体的贯通，形成有机的学术整体研究。钱钟书说：“东海西海，心理攸同；南学北学，道术未裂。”[62]又说：“人文学科的各个对象彼此系连，交互映发，不但跨越国界，衔接时代，而且贯穿着不同的学科。”[63]所以钱钟书强调“打通”不同学科不同文化之间的疆域，他在谈及《管维编》的研究方法时指出：“弟之方法并非‘比较文学’，in the usual sense of the term（以此词通常意义说)而是求‘打通’，以中国文学与外国文学打通，以中国诗文词曲与小说打通，以求打通拈出新意。”[64]“全书所运用的基本方法是‘打通’，即在古今中西的文献间建立联系。‘打通’的基础，在于不同文献间具有内在统一性。书中将这些具有内在统一性的文献进行现象学的处理，即在相互映现中表现共同性，使共同性显现出来，从而达到创造性阐释的效果。在中西文献的对比中，全书融通历史与现实，模糊学科门类间的界限，用现实的眼光，作阐释性的对话，‘使小说、诗歌、戏剧与哲学、历史、社会学等为一家’。”[65]傅璇琮《唐代诗人丛考》则是个案研究与整体考察贯通的典范。罗宗强认为《唐代诗人丛考》主要功绩“不仅在诗人事迹的清理上，而且在于它通过诗人事迹的清理所展示出来的诗人诗坛风貌。考其生活之搬迁，而往往察其诗风；考其交游而往往触及诗人群落。它从具体的事实出发，提出了许多超出以往研究模式之外的全新问题……它越出了个案考辨的范围，从个案考辨通向了整体研究”。[66]

三 避世而作的学术意义

避世而作的学术研究体现了“另类”学者在全民狂热的阶级斗争政治风暴中对于学术主体的人格独立和学术自由的追求和践行，体现了“另类”学者在泛政治化学术批判运动中对于学术研究异化为政治斗争工具的拒绝和纠偏，体现了“另类”学者在学术研究的时代荒漠中对于古代文学研究的坚守和传承，具有十分独特的学术意义。

一是具有彰显研究者主体精神的典范意义。泛政治化学术批判中研究者是没有独立性和自由性的，一切学术批判和阐释唯政治旨意是瞻，根本不允许有研究者的主体声音。避世而作的研究者则于政治风暴之外另寻学术避风港，坚守着学术主体的人格独立和学术自由，不但抛弃了“学术—政治”批判模式，而且在遵循实事求是精神的前提下，把人生感悟、生命体验和情感抒发贯注于学术研究当中，使学术研究有着鲜明的主体精神和独特个性。何明星指出，钱钟书《管锥编》“将诠释人生、探究人心人情人性当作中心原则，它对古代典籍的诠释实际就是对人生的诠释，是通过诠释古代典籍中有关人生内容的方方面面来解读人生之谜”。因此，《管锥编》典籍诠释是“以‘我’为主，有感而发，有话则长，无话则短，是在还原历史客观真实的基础上作出属于钱钟书自己的、富有新意的诠释”。[67]李洪岩也认为：“钱钟书以古书为引子，梭穿轮转，慎择精研，最终目的并不是古籍之疏解，而在全部人类本性与观念的探究、抉发”，“钱钟书的最终目的是探讨人，‘钱学’是‘人学’。”[68]又如吴怀东指出傅璇琮《唐代诗人丛考》等学术研究“在学术理性之外还具有一种特殊的诗意、诗情、诗学精神，概括而言，主要表现在三个层面：文字表达上的斐然文采，潜在却强烈的情感倾注，对诗人文化环境、生存状态及其‘诗心’、‘诗意’的追索、阐发”。[69]人生诠释、人情探究，以及诗意、诗情和诗学精神的分析，都体现了“另类”学者对于学术研究的主体性和价值性的追求和彰显，这与泛政治化学术批判中千人一面、千篇一律的教条化和庸俗化阐释有着天壤之别。

二是具有抗拒和否定泛政治化学术批判的时代意义。泛政治化学术批判强调政治的主导性与功利性，学术研究附庸于政治斗争，并异化为阶级斗争的工具和手段。避世而作的学术研究不但摆脱了学术批判沦为政治斗争的附庸和工具，而且顾及到学术研究中文学中心地位。如钱钟书《管锥编》就是一部以古籍笺注的著述形式呈现的以文学为核心的观念史著作。“从‘文学中心论’的立场出发，是该书最重要的特点。这一立场，是对学术史中以史学为学术中心的立场的扬弃，也是对近代以来实证主义、科学主义学术立场的修正，因而表现出强烈的人文化、文学化乃至诗化的特征。”[70]王水照也指出，钱钟书虽然“不屑于脱离具体文学事实去建构庞大的理论‘体系’，但他通过对具体文学事实的‘鉴赏和评判’，已经多方面的揭示出实实在在的、牢确不移的艺术规律，理在事中，体大精深，形成了自己独特的美学理论体系”。[71]傅璇琮《唐代诗人丛考》虽然是一部以诗人生活事迹考辨为主体的文献考辨之作，但也顾及到文学的研究，是“将文献研究、文学研究与学术思想的建立有机地融化在学术研究的过程中，故而所提出的思想是建立在扎实文献基础上的思想，而所从事的考据，是在宏观文化视野下的考据”。[72]他自己也指出：“资料的考证往往与作家作品的整个思想发展，与某一时期文艺观念的演变，有着密切不可分的交叉联系。”[73]学术研究中学术本位和文学中心的重视，对于泛政治化学术批判的学术沦丧具有间接批判和否定的时代意义。

三是具有对新时期古代文学研究转型的先导意义。“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伴随着思想界的拨乱反正，古代文学研究也开始了矫正与转型的艰难历程，而这种矫正与转型的最初表现就是重新恢复和肯定考据学研究方法的学术地位。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避世而作的学术研究正可谓是新时期古代研究拨乱反正的“先知先觉”者，因为这些学术研究正是十分重视考据学方法的运用。事实上，它们也确实起到了学术转型的先导和示范作用。因为避世而作的学术成果直到新时期之初才出版，对于新时期的古代文学研究具有重要影响。正如郁贤皓所指出的，傅璇琮《唐代诗人丛考》“是新时期第一部深入研究唐代中小作家生平事迹和创作倾向的学术著作。……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对转变当时的学术风气起了示范作用”。[74]而傅璇琮自己也对这种示范作用的原因进行了分析，他说：“新时期的学术是在十年劫难后的荒漠上起步的，在这之前，不少老专家和中年学者被迫停笔，多年积累的资料散失殆尽，研究者学术上的探讨精神遭到长时期的和严重的打击，而新一代的学术工作者还未能得到培养，我们形成整整一代的空白。”“由于‘左’的思想的影响，在过去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古典文学研究中也存有一种假、大、空的学风，再加上后来‘四人帮’所推行的文化专制主义，强使学术研究为他们的篡权阴谋服务，使人们对一些空论产生反感，对某些所谓实学感兴趣。《唐代诗人丛考》是一部考辨性的著作，虽然所用的方法还是旧的，却使人产生某种新鲜感，就因为正是在那一时代出版的缘故。”[75]此外，一些避世而作的学术研究还十分注意吸收了西方外来的理论和方法，这又与新时期古代文学研究以西方理论思潮来开拓多元化研究路径具有某种暗合性。这些都显示了避世而作的学术研究对于新时期古代文学研究转型的先导意义。

总之，避世而作的学术研究是“文化大革命”十年学术荒漠中的一片绿洲，不仅在同时代的学术研究中显示出难得一见的生机和希望，而且在“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的学术矫正和转型过程中也同样显示出其难能可贵的学术先导和示范作用，在古代文学研究史上具有十分突出的学术地位和意义。

注释

[1]洪广思：《阶级斗争的形象历史——评〈红楼梦〉》，人民文学出版社1974年版，第1—2页。

[2]郭沫若：《李白与杜甫》，人民文学出版社1971年版，第123页。

[3]洪广思：《阶级斗争的形象历史——评〈红楼梦〉》，人民文学出版社1974年版，第9、16页。

[4]梁小章：《评卢俊义上梁山》，《北京大学学报》1975年第5期。

[5]洪广思：《阶级斗争的形象历史——评〈红楼梦〉》，人民文学出版社1974年版，第213—214页。

[6]同上书，第222、216、219、223、224页。

[7]黄进德：《评价古代作家必须运用阶级观点》，《江海学刊》1964年第8期。

[8]汤大民：《评价古代爱情作品必须坚持阶级分析方法》，《江海学刊》1964年第4期。

[9]刘子清：《对古代英雄形象也要进行阶级分析》，《光明日报》1965年11月28日。

[10]冯其庸：《元明戏剧史上的阶级斗争》，《光明日报》1965年10月24日。

[11]张志岳：《关于古代文史研究工作的几点体会》，《哈尔滨师院学报》1964年第1期。

[12]谭拓：《不要忽视我国古典文学评论中的阶级斗争——读王望如〈水浒传〉评点札记》，《光明日报》1965年6月20日。

[13]邹贤敏：《浅论历史上文艺领域的儒法斗争》，《武汉师院学报》1974年第2期。

[14]《人民日报》1974年12月5日。

[15]冯友兰：《柳宗元与唐代的儒法斗争》，《人民教育》1974年第6期。

[16]《法家反孔批儒的斗争》，农村出版社1974年版。

[17]《人民日报》1973年12月25日。

[18]《读一点法家著作》，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

[19]《山西师院学报》1974年第7期。

[20]《郑州大学学报》1974年第3期。

[21]刘大杰：《中国文学发展史》第二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76年版，第1、25页。

[22]同上书，第91、13、14页。

[23]刘大杰：《中国文学发展史》第二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76年版，第8—9页。

[24]同上书，第162—163页。

[25]同上书，第41—43页。

[26]同上书，第66页。

[27]刘梦溪：《红楼梦新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399页。

[28]孙文光：《坚持用阶级观点研究〈红楼梦〉》，《红旗》1973年第11期。

[29]洪广思是北京市委写作组的代称。

[30]薛仑：《〈红楼梦〉是一部写阶级斗争的书》，《北京日报》1973年11月2日。

[31]洪广思：《阶级斗争的形象历史——评〈红楼梦〉》，人民文学出版社1974年版，第18页。

[32]北京师范学院中文系评论组：《〈红楼梦〉的反儒倾向》，《北京日报》1974年2月9日。

[33]庞向荣：《论贾宝玉的反儒思想》，《教育革命通讯》1974年第2期。

[34]《〈红楼梦〉创作中儒法两条路线的斗争——简评高鹗的后四十回续书》，《武汉大学学报》1974年第4期。

[35]洪广思：《阶级斗争的形象历史——评〈红楼梦〉》，人民文学出版社1974年版，第127、142页。

[36]江天：《反革命两面派的自我暴露——剖析林彪在〈红楼梦〉第一百七回中的一段批语》，《人民日报》1974年4月23日。

[37]《封建末世的孔老二——〈红楼梦〉里的贾政》，《人民日报》1974年6月28日。

[38]朱子南：《1975年评〈水浒〉揭秘》，《雨花》2004年第1期。

[39]史义军：《1975年评〈水浒〉运动内幕》，《文史博览》2007年第11期。

[40]尹铭：《评论〈水浒〉的现实意义》，《红旗》1976年第1期。

[41]高路：《宋江一上山……》，《光明日报》1976年2月28日。

[42]郭沫若：《李白与杜甫》，人民文学出版社1971年版，第16页。

[43]同上书，第123页。

[44]郭沫若：《李白与杜甫》，人民文学出版社1971年版，第135、136页。

[45]郭沫若：《诗歌中的双子星座》，《光明日报》1962年6月9日。

[46]郭沫若：《李白与杜甫》，人民文学出版社1971年版，第125页。

[47]同上书，第138页。

[48]陈建华：《章培恒教授与中国古典文学研究》，《复旦学报》1987年第3期，第97页。

[49]李洪岩：《贯通中西的文学观念史：钱钟书的〈管锥编〉》，马宝珠主编：《20世纪中国史学名著提要》，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50]敏泽：《论钱学的基本精神和历史贡献》，李明生等编：《文化昆仑：钱钟书其人其文》，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年版。

[51]涂小马：《钱仲联先生学术研究述略》，《古籍整理研究学刊》2000年第5期，第56页。

[52]袁行霈：《当代学者自选文库·袁行霈卷·自序》，安徽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

[53]何明星：《主体的多边对话与诠释循环——〈管维编〉诠释方法研究之一》，《甘肃社会科学》2004年第4期。

[54]李洪岩、范旭仑编：《为钱钟书声辩》，百花文艺出版社2000年版，第19页。

[55]傅璇琮：《唐代诗人丛考》“前言”，中华书局1980年版。

[56]胡可先：《求实与创新——傅璇琮先生的学术精神》，大象出版社2003年版。

[57]傅璇琮：《〈唐代诗人丛考〉余论》，原载《书品》1986年第4期，《唐诗论学丛稿》，京华出版社1999年版，第80页。

[58]傅璇琮：《唐代诗人丛考》“前言”，中华书局1980年版。

[59]李洪岩：《智者的心路历程——钱钟书生平与学术》，河北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397页。

[60]蔡田明：《〈管锥编〉述说》，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91年版，第14页。

[61]何明星：《主体的多边对话与诠释循环——〈管维编〉诠释方法研究之一》，《甘肃社会科学》2004年第4期。

[62]钱钟书：《谈艺录序》，《谈艺录》，中华书局1984年版。

[63]钱钟书：《七缀集·诗可以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第133页。

[64]郑朝宗：《〈管锥编〉作者的自白》，《人民日报》1987年3月16日。

[65]李洪岩：《贯通中西的文学观念史：钱钟书的〈管锥编〉》，马宝珠主编：《20世纪中国史学名著提要》，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66]罗宗强：《唐诗论学丛稿序》，傅璇琮：《唐诗论学丛稿》，京华出版社1999年版。

[67]何明星：《〈管锥编〉诠释方法研究》，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24、138页。

[68]李洪岩：《智者的心路历程——钱钟书生平与学术》，河北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396、424页。

[69]吴怀东：《学术理性与文学精神的会通——试述傅璇琮先生学术实践的基本特征》，《古籍研究》2001年第3期。

[70]李洪岩：《贯通中西的文学观念史：钱钟书的〈管锥编〉》，马宝珠主编：《20世纪中国史学名著提要》，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71]王水照：《〈对话〉的余思》，《文化昆仑——钱钟书其人其文》，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05页。

[72]胡可先：《求实与创新——傅璇琮先生的学术精神》，大象出版社2003年版。

[73]陈尚君：《唐代文学丛考》，傅璇琮序，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

[74]郁贤皓：《中国唐代文学当代研究述评》，《唐风馆杂稿》，辽宁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75]傅璇琮：《〈唐代诗人丛考〉余论》，原载《书品》1986年第4期，《唐诗论学丛稿》，京华出版社1999年版，第79—8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