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求解一些关系到人的自我认识的问题，19世纪以来，人类学家付出了大量艰辛的劳动，游走于琐碎的事物与抽象的思想之间，企求在一种对常人而言略显古怪的求索中探知人的本性。人类学家采集常被其他学者视作细枝末节的资料，自己却坚信，对细枝末节的观察包含着某种关于人自身的宏大叙事。

人类学这门沉浸于人文原野里的学科，是社会科学诸领域中的一门基础学科，它从一个有个性的侧面，对社会科学的研究对象——人——提出了有广泛启发的观点。了解这门学科，乃是了解社会科学整体面貌不可或缺的环节之一。

如同所有学术团体，人类学家不是一个内在一体化的“族群”，他们采取的价值观和方法论存在着鲜明差异，在学术争论以至几近谩骂的相互挑战中，针对“人的问题”提出了丰富多彩的观点，共同为我们留下了不可多得的精神财富。

对于一些（并非所有，甚至可以说只是少数）人类学家而言，理想上的人类学是一门综合性的学科，它既包含着生物学的因素，又包含着人文学和社会科学的因素。作为综合学科的人类学，包括体质（生物）人类学和文化人类学两大支派。体质（生物）人类学是从人类的身体素质演化的研究中发展起来的，起初集中于研究人类化石证据和种族差异，后随生物学的转变而与基因的研究融合。文化人类学内部又分为考古人类学、语言人类学和社会（文化）人类学（或称“民族学”）。考古人类学主要探究史前考古，对非西方文化的历史有浓厚的兴趣，主要关注物质文化反映的社会形态和文化心态，也曾专注于人类创造和生活方式的阶段性变迁。语言人类学可分为“历史语言学”和“结构语言学”，从事这方面研究的人类学家，或从语言和方言的地理分布及历史入手，或从语言与思维的关系入手，探究语言与“语言共同体”、语言与宇宙观的关系。社会（文化）人类学有像英国和法国那样内分为亲属制度、政治人类学、经济人类学和宗教人类学的，也有像美国那样在研究的领域方面不加内部划分的。不同种类的社会（文化）人类学旨在研究现存的人类群体的生活方式、政治行为、生产与交换的实践和制度，以及对超自然力的运用方式。在人类学的教育方式上，美国人类学侧重于坚持综合性学科的做法，而欧洲英国、法国、德国等国的大学，则主要以社会（文化）人类学或“民族学”为中心展开人类学的教学。欧洲文明历史悠久，考古学和语言学的研究有深厚而独立的传统。美国的历史只有200多年，人类学起源于对美洲印第安人的研究，而广泛涉及“新大陆”的所有文化史与社会形态，长期具有适合美洲文化研究的学科综合性。

从其学科史历程表现出来的时代风格看，早期人类学家知识渊博、学科综合能力极强。而从20世纪初期开始，人类学家则越来越专注于学科的专门化，社会（文化）人类学逐步占据主流。在过去的100年中，人类学大师的作品大多保持着对历史和现状的双重兴趣，大多也期待对涉及人类存在的所有问题展开探索。但是，他们在研究和撰述中深受学科专门化潮流的影响，而倾向于用扎实的专业研究，从个别观全貌，以例证的叙述来阐述理论的含义。

《20世纪西方人类学主要著作指南》是一部导读性的编著之作，我们试图通过书目的选择、人类学家的介绍及人类学著作的评介，勾勒出20世纪西方人类学“故事”的主线。

在学派林立、学术价值各异的情况下，要挑选出够得上“主要著作”这个称号的原著，并使《指南》符合本书主旨中许诺要实现的目标，实在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我们选进来的书目，所反映的人类学学科差异和变化，只能说还是局部的。在做书目选择工作的过程中，我们特别重视从事社会（文化）人类学研究的人类学家做出的贡献。我们做这样一个强调，自然与我们从事的专业研究有关。但是，这也牵涉到我们对学科的认识。我们之所以决心让《指南》集中反映社会（文化）人类学的代表性成就，是因为在我们看来，从这个侧面概述人类学的整体成果有其理由。人类学研究的其他领域中，“发现”层出不穷。在一些时代里，社会（文化）人类学家曾热切地接受来自生物学和语言学的“发现”。但是，从100年的历史来看，他们一以贯之地坚持自己的观点。社会（文化）人类学家在人类学家中成为思想最活跃、解释体系最具综合性的一派。他们通过自己的努力提出了丰富的理论，使人类学的大多数名著中包含的概念框架和分析手段无法脱离社会（文化）人类学内部的学术争论。社会（文化）人类学拒绝简单接受生物学对人的解释，而主张从人与他的动物同伴的分水岭上展开对人的研究。在长期的学术实践中，社会（文化）人类学家积累了大量有关人的社会性和文化性的论著，不仅为本分支领域的研究做了良好的铺垫，也启发了专门从事其他领域研究的学者。在我们看来，要把握西方人类学的整体面貌，从社会（文化）人类学的理论变迁入手，是贴切而又便利的。

《指南》的编辑和出版，首先是考虑到当前国内人类学学科基础建设方面的需要。与其他学科相比，中国人类学自恢复以来，一直未能克服其学科基础薄弱之弊病。无论是在教学还是在研究上，这门学科的从业者或多或少都面临着一种历史的尴尬。20世纪前期，中国学术界对于19世纪及其同时期的西方人类学著述的认识和翻译都比较系统。自20世纪50年代开始，这项工作停滞了，直到80年代，才开始恢复。如今人类学界出现了大量翻译作品，但远远无法挽回此前历史的损失。所有的译者对于学科的恢复，其贡献都可谓巨大。但他们是否能意识到，翻译与介绍西学，除了自身的目的，还有一个抱负，即这样的行动，乃是为了回归于知识的历史本身，挽回我们经历过的几度历史的损失？

《指南》可以说是带着这个历史的意识而编辑的。

作为一部积累性的、集体性的作品，《指南》的不同章节形成于不同时期，参与写作的作者，相互之间差异也很大，因而，收录于此的评介之作，无论是在行文上，还是在内容上，相互之间都无法达到充分连贯与呼应，不少篇章尚嫌初步。不过，此处所选择的这数十部原著，大抵能代表欧美人类学发达国家英、法、美的历史概貌。我们有自信认为，《指南》是为了在一个新时代里恢复我们对于知识脉络的系统把握而编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