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研讨思路

本书的中心问题是对朱希祖的史学进行研究。通过深入探讨其史学著述和史学活动，阐释其历史观、史学思想和治史方法。拟分八章进行论述，研讨思路如下：

第一章“生平与交游”。《孟子》有言：“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世。”（《孟子·万章下》）为了更准确地把握和理解朱希祖的史学著述，有必要厘清其生活经历和学术交往，结合时代背景，说明清末民初的社会变革和史学转型对其史学研究的影响。本章分为四节，第一节简要介绍其生平；第二节对朱希祖生平中几个相关大事的时间进行考辨；第三、四节则分别考察朱希祖与章太炎、蔡元培的交往，说明这两位伟大人物曾对朱希祖的史学研究产生过重大影响。

从第二章到第五章是针对朱希祖的主要著述和史学活动展开的研究。由于朱希祖的研究领域十分宽广，成果极其丰富，本书参照有关朱希祖著述的各种目录，重新将其史学成就分为中国史学史研究、史馆修史、历史文献研究、方志和边疆史地研究等几个方面。

第二章“中国史学史研究”，以《中国史学通论》为例，探讨朱希祖对中国史学史学科的开拓性贡献。从《北京大学日刊》登载的一张课程表得知，朱希祖于1919年就开设了“史学史”课程，他的《中国史学通论》是目前所知的最早的史学史讲义。可见，他开创了一门新的历史学分支学科，中国近代之有史学史，实际是从朱希祖开始的。

第三章“史馆修史”。梳理出朱希祖为修撰《清史稿》、审查《清史稿》以及筹设国史馆所做的大量工作。他两次参与史馆修史，都为史书的编纂拟订了体例，并提出了不少可行性建议，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发凡起例的作用。

第四章“历史文献研究”，分三节论述。第一节“平生心事南明史”，发掘朱希祖对南明史研究的贡献。南明史是他一生用力最深的研究领域。为求得历史真相，激励民族精神，他一方面将多方搜求的南明史籍详加校勘和考订，撰写出大量的序跋。另一方面，整理、排比南明史料，力图探讨历史发展的因果关系，重建南明历史。第二节“发掘和整理档案史料”，考察朱希祖为抢救和整理明清档案所做的努力。他与陈垣、沈兼士等人共同制定的档案整理办法，在后来的明清档案整理中被反复应用。抢救和整理档案还为国人“研究中国历史、整理中国史料、确立中国人对中国的解释”提供了有利条件。第三节《伪齐录校补》和《伪楚录辑补》，论述朱希祖在史籍辑佚、校勘方面取得的重大成就。又据编纂的时代背景，分析其史学研究的现实意义。

第五章“方志和边疆史地研究”，分两节论述。第一节“纂修方志的理论与实践”，从考察朱希祖搜集、保存方志入手，理清他纂修《广东通志》的实践活动及其较为完整的方志学思想，论证他对民国时期方志学研究的突出贡献。第二节“发起和参与边疆史地研究”，分析、考察朱希祖发起和参与边疆史地研究的具体作为，并结合时代背景，归纳其研究特点及意义。

第六章“历史观”。由于清末民国时期，中国社会发生巨大变化，中西史学交融，许多史家受到西学冲击而接受进化史观。朱希祖的历史观也经历了一个发展变化的过程。他曾一再追问历史是什么，但最终没有对历史与史学做出严格的区分。他1916年的文学史讲义，还带有退化史观的痕迹，但到1919年，他的思想发生很大转变，在他的许多文章中，“进化史观”已经非常鲜明。随着西方“新史学”的传入，他又接受“综合史观”，强调“群众心理”推动社会前进。抗战时期，受时局影响，他结合现实，研究战国史，其历史观又与“文化形态史观”接近。

第七章“史学思想”。依据其史学著述，深入发掘其史学思想的内涵。朱希祖主张破坏旧史学，建设“科学的史学”。他注重客观的治史态度、严格的治史规范和求真的治史宗旨，认为只有具备了这些条件，才能建立起“科学的史学”。同时，他又强调史学研究之目的在于“指挥人事”，将史学研究与社会现实结合起来，使史学的价值得以实现。随着中外学术交流的日益频繁，朱希祖又萌生了加强学术合作的思想，这一思想集中体现于他积极筹划建立各种史学团体的实践中，推进了中国史学的独立化和现代化。

第八章“治史方法”。朱希祖一方面继承中国传统史学的考据方法，同时又接受西方实证主义的归纳、演绎等逻辑推理方法，辨别材料的真伪与是非，可谓熔中西史学方法于一炉，在近代新史学发展史上留下了深刻的印记。考察他对各种研究方法的认识和运用，总结其特点并吸取其精华，以促进我们今后的史学研究。

最后部分是结语，对朱希祖的史学特点进行概括，客观评价他对中国史学现代化所做出的贡献，并指出其史学研究中的不足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