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北方各少数民族文字古籍文献的历史与现状

我国北方，历史上曾有很多少数民族居住，但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有的民族相继消亡，有的民族则逐渐融合于其他民族之中。与此同时，也不乏一个古代民族分化成为当今诸多少数民族的情况。从语言系属来看，北方的古代民族，除了一部分属于印欧语系之外，大部分属于阿尔泰语系。在阿尔泰语系中，突厥语族、蒙古语族、满—通古斯语族的人口居多。而属于其他语系和语族的俄罗斯、塔塔尔、塔吉克、乌孜别克、朝鲜等跨国居住的民族，在我国境内的人口相对较少。以创制使用和传承民族文字情况考察，历史上北方民族先后创造使用过十多种民族古文字，有的文字因使用者的消亡而成为没有人使用的死文字，如佉卢文、焉耆—龟兹文、西夏文、女真文、契丹文等；有的文字则因相继演变和间接发展成为多种文字而延续下来，如：粟特文先演变为回鹘文，后发展成蒙古文，又发展成满文，再发展为锡伯文。有的古代民族文字则直接分化发展为当今的多种民族文字，如：察合台文分别发展成为维吾尔文、哈萨克文、柯尔克孜文等。而有的民族在历史上没有本民族的古文字，如：东乡族、土族、保安族、撒拉族、裕固族、赫哲族、达斡尔族、鄂温克族、鄂伦春族等。总的说来，在长期的社会发展过程中，由于各个民族的社会发展不平衡，以及政治、经济、文化背景不同，有的民族有自己的文字，有的民族则没有文字；有的民族使用过多种文字，而有的民族则通用汉字。从目前尚存的古文字和古文献情况论之，现当代北方民族在历史上主要使用过古代突厥文、回鹘文和察合台文、回鹘式蒙古文、满文等多种民族文字，并且用这些文字创作、记录和保存了大量社会、历史、经济、医学、天文学、宗教、语言、文学等方面的丰富的古籍文献。

一、佉卢字古籍文献历史与现状

佉卢字文献大都属于公元3～4世纪的遗存，其出土地点大多在尼雅、安得悦、楼兰等地，这些地区都属于鄯善王国的故地。英籍匈牙利人斯坦因收集的758件佉卢文书中有703件出自尼雅，占近93％；在敦煌、玉门等地也出土过佉卢字文献。

佉卢字文献的材质较多，有树皮、皮革、绢和纸等。其中最常见的是木牍，大量公文信函都是用墨书写在木牍上的。发现的佉卢字木牍一般长9厘米，宽6厘米，厚0.7厘米左右；由上下两块组成，下称底牍，上称封牍；在木牍上角钻一个小孔，以便穿绳连接在一起；底牍正面比较平整光滑，以便写字；封牍比底犊稍短，宽度完全相同；封牍的下面凿有封泥槽。信写好后可将封犊夹住底牍，用绳索捆好，将绳索打结后置封泥槽中，并在封牍上面写上收信者的单位和名字。另外有一种形状奇特的楔形木牍，是鄯善王国专门用来颁布诏令的，主要发送给地方行政长官和督军、税监、监察等一些重要官员。诏令内容涉及财政、税收、军事、司法等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这种特殊的楔形木牍限于国王使用，具有权威性，用特殊造型与其他信函相区别，以保证投递的迅速与安全。用佉卢字记载和书写的诉讼、纳税账目、水利灌溉、户口登记等社会活动中的各种文书木牍，无须传递和保密，故不用封犊；木犊的形状、尺寸也无统一规定，木牍的大小以内容多少而定。羊皮制作的佉卢字文书也十分独特，1902年斯坦因在新疆尼雅发现大小不等的32块羊皮，大部分写有佉卢字，少部分尚留空白未用。这批佉卢字羊皮文书大多数已经残破，有的还被虫蛀，只有14块保存得稍微完整，一般长19.5厘米～32.3厘米，宽6厘米～17.5厘米。

新疆出土的佉卢字文献分别属于阗王国和鄯善王国。佉卢字最初先传到于阗，但于阗居民使用的是和田—塞语，属东伊朗语族，不属于印度语族。鄯善王国居民使用的语言则属于印度语族西北俗语的一支变种，被称为鄯善俗语，但其中渗入了大量非印度语词，主要是伊朗语词，还有本地的楼兰语词。鄯善王国的佉卢字在书写形式上和语法上也有自身的特点。现在发现的佉卢字文献大多属于鄯善王国的文书，其产生时代，大约在3世纪上半叶至4世纪上半叶。尚存的佛教经典《法句经》在佉卢字古籍文献中最著名。

1892年法国人杜特雷依在和田购到了一种写在桦树皮上的写本残卷，经研究确认，是写于公元2世纪的佉卢字佛教经典《法句经》，共二卷三十九品，是从早期佛经十二部经和四阿含经中的蝎颂采集分类编成的，在古印度是佛教徒初学入门的读物。该经典是公元2世纪的桦树皮写本，经1000多年的岁月沧桑，已有多处破损或折断，有的书叶已断为两截，以致影响文字的对接拼读。这部佉卢字《法句经》写本，在1897年巴黎举行的东方学大会上被首次公开，引起了极大的轰动，因为在此之前，人们只知道佉卢字仅出现在古印度的碑铭上，它的写本还是首次面世。也是在这次大会上，俄国东方学家奥登堡（V.Oldenberg）宣布这一写本的主要部分在圣彼得堡。原来俄国驻喀什噶尔总领事彼德罗夫斯基早就在新疆地区大量收集古代文物，他在和田附近买到了佉卢字《法句经》的大部分，并藏于圣彼得堡的埃尔米塔什博物馆。奥登堡只发表了这部抄本的一张残叶，主要部分至今尚未刊布。

二、焉耆—龟兹文古籍文献历史与现状

在国家图书馆收藏着两页焉耆—龟兹文残页，纸色发青，纸质较厚，正反两面均有文字，内容和所属时代均不详。新疆发现的古纸是内地传入的还是当地制作的，因没有确切的依据，现在很难判断，但是可以肯定的是，焉耆—龟兹文已有较多的纸质文献，这对于佉卢字文献来说是一大进步。现已发现并刊布的焉耆—龟兹文文献种类较多，数量丰富，包括佛经、文学作品、公文档案、经济账目、辞书、医书和洞窟中的题记、铭刻等。文学类作品中，最为著名的是剧本《弥勒会见记》。

《弥勒会见记》成书约在5～6世纪，内容是弥勒菩萨上兜率天，以及在弥勒净土的各种趣事见闻。该剧长达27幕，每幕都标出地点、出场人物和演唱曲调，被称为中国历史上最早的剧本。吐火罗语的《弥勒会见记》在20世纪初被德国探险队发现后从新疆携往德国，至今尚未影印出版。据耿世民先生讲，这批文献都很残破，数量也非常少。1974年冬在吐鲁番地区发现的吐火罗文《弥勒会见记》残卷，共44叶（88页），虽然是部残稿，但比20世纪初出土的那一部要长得多。这部文稿每页长约32厘米，宽约18.5厘米，大多为8行，少数为6行，纸色发黄。这部手稿曾被火烧过，残缺严重，以致没有一页甚至没有一行是完整的，大多数残页仅剩几个字，页序已完全混乱，给解读造成了很大困难。这部吐火罗文《弥勒会见记》残卷现藏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焉耆—龟兹文图书还有剧本《佛弟子难陀生平》、故事《福力太子本生故事》《六牙象本生故事》《木匠与画师故事》《国王的故事》等，诗歌《箴言诗集》《摩尼赞美诗》等。佛教经典是焉耆—龟兹文文献中数量最多的部分，较为重要的有《法句经》《杂阿含经》《十二因缘经》《十诵律比丘戒本》《托胎经》《辨业经》等。语言类书籍有梵语—龟兹语、龟兹语—回鹘语等对照字书。

焉耆—龟兹文文献大多收藏在国外，以德、俄、法、印、英、日等国为较多，国内也有部分收藏。这些文献大部分都未整理和刊布。

三、于阗文古籍文献历史与现状

自汉武帝通西域后，于阗地区与内地关系密切，经济、文化等方面都有密切的交流，汉文一直是当地的通用文字。于阗文传入当地后，汉文的主导地位逐渐被于阗文取代，但并未被废止，汉文对于阗文还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在于阗文古籍文献中有大量汉语借词，有的文献还在于阗文中夹写汉字。已发现的《汉语—于阗语词汇》《突厥语—于阗语词汇》等书籍表明了当时使用双语的实际情况。从于阗文的装帧形式看，主要有两种。一是梵夹装，纸叶左侧中间有一圆孔，以便用绳相连。另一种是卷轴装，纸的宽幅不等，一般在25厘米以内，卷子长度最长可达7米，这种卷轴装的图书往往是汉文与于阗文合璧。这两种不同的装帧形式反映出汉文化与印度文化在于阗地区的影响与结合。

在敦煌藏经洞发现的编号为P3510号于阗文文献共10页，梵夹装，前8页是一发愿文，首尾完整，字迹工整，后2页是另一篇发愿文的开头部分。在发愿文末节有一题记，意为“Tcumttehi太子叹佛功德而命人写讫”。据学者考证，Tcumttehi太子即是李圣天之子从德太子。从题记可知，当时有一批专业抄书人，专门应人之请抄写经卷，而命人抄写者即以此为一种功德，为自己或他人祈福禳灾。于阗文长卷《佛本生赞》则是于阗王朝重臣张金山请人写成，献给当时于阗王的。注7

于阗文文献对了解和田历史有着重要意义，可以填补汉文史籍中的空白。著名的“钢和泰藏卷”就是具有代表性的一件。此卷从内容上看，应定名《于阗沙州纪行》较为宜。此件原出敦煌，20世纪20年代俄国人钢和泰在北京购得。原件为纸质，一面书写汉文佛经，另一面书写于阗文和古藏文。于阗文共73行，古藏文41行。记录了沿途村镇国家、山川地理、种族部落等，以及在沙州佛寺施财建塔、装修佛像等情况，53～73行为韵文。经蒲立本（E.G.Pulleyhlank）考定为公元925年所写。于阗文文献大多数是佛教典籍，这些佛典大多数直接译于梵文原著，这对研究西域佛教史和佛经流传史有很重要的意义。

英国贝利教授（H.W.Baller）从1945年起将各国所藏大部分于阗文文献影印刊布，并进行了转写，计有《于阗文文献》六册（1945～1967）、于阗文佛教文献一册（1951）、影印原件《塞克文献》六册（1960～1973）、《于阗文抄本》一册（1938）、《塞克文献译文集》一册（1968）等。注8在新疆有一些于阗文文献出土，国内也有一些专家进行研究，并发表了有价值的论著。注9现已发现的于阗文文献大约可分为世俗文献和佛教文献两大类，世俗文献又可划分为文书档案类、词汇集、医药书、文学类等几类。

（一）佛教经典，如：《菩萨行愿赞》《维摩洁经》《贤劫经》《般若波罗蜜多经》《护命法门神咒经》《善财童子譬喻》《金刚行愿赞》《文殊师利化生经》《忏悔经》《白伞盖陀罗尼》《佛顶尊胜陀罗尼》《善门经》《善欢喜譬喻》等。

（二）文书档案类，如：使臣致于阗王奏报、尉迟释帝王赞颂、于阗王致曹元忠书、致金汗书信和奏报、七王子致于阗王书、朔方王子致于阗王书、朔方王子禀母书、致于阗王奏报甘州突厥情势、于阗—伽湿弥罗行程、于阗沙州行程等。

（三）词汇集，如：梵语—于阗语词汇集、突厥语—于阗语词汇集、汉语一干闻语词汇集等。

（四）医药书。

（五）文学类，诗歌如《佛本生赞》,长达六百多行，由尉迟尸罗用诗歌体创作。另有一些抒情诗。

（六）其他，如账目、碟状、铭文、练字作业等。注10

四、粟特文古籍文献历史与现状

隋唐时期，在西域丝绸之路上活跃着一个新的民族——粟特人。粟特人与塞人、咸海周围的花剌子模人有血缘关系。中国史书中很早就出现过他们的名字，《晋书》称为“粟戈”，《三国志》作“属圈”，《大唐西域记》作“牵利”，另有“速利”“孙邻”“苏哩”等译名，这些都是对钵罗婆语中Sunk的音译。粟特人自称Sogd，《北史》译为“粟特”。粟特人是一个擅长经商,富于冒险精神，又对其他民族的文化善于吸收、传授的民族。佛教、基督教、摩尼教、祆教在粟特人中都有各自的信徒。自南北朝以来，粟特商人更是不绝于道，并且在河西走廊、长安、洛阳等地形成了大小不等的聚居点。粟特人的经商和移民，加强了西域和中原地区的经济文化交流，对西域的繁荣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粟特商人的驼队带来了西域的特产，也传进了他们独特的文化。粟特文古籍文献中佛教典籍文献数量最多，已知的有三十多种，如：《菩萨行愿赞》《佛本生赞》《金光明经》《出生无边门陀罗尼》《观自在陀罗尼》《观自在赞颂》《药师经》《妙法莲华经》《金刚般若经》《阿育王譬喻》《罗摩传》《三归经》《菩萨赞》《理趣般若波罗蜜多经》《甘露明陀罗尼》《佛说无量寿经》《智炬陀罗尼经》等。

粟特文起源于阿拉美字母，在以几种不同形式书写不同宗教的文献中有书写佛经的佛经体、书写景教经典的古叙利亚体和书写摩尼教经典的摩尼体。粟特文一般是自右至左横写，后来受汉文的影响，也有自上而下竖写的。早期的粟特文字母之间分写，后来变成连写。《大唐西域记》中最早提到这种文字：字源本二十余言，转而相生，其流浸广，粗有书记，竖读其文，递相传授，师资无替。根据对出土的粟特文献研究，佛经体字母17个，古叙利亚体字母22个，摩尼体字母29个。粟特字母对我国其他少数民族文字产生过重要影响，首先是回鹘人使用这种文字创造了回鹘文，其后，蒙古文、满文也传承了这种文字。

1906年，英籍匈牙利人斯坦因从敦煌以西的长城烽燧遗址中发现了6封粟特文信件，其中第二封长达63行，提到洛阳被匈奴人所破、中国皇帝逃亡等事。有的研究者将这批文献的时间定为4世纪，有的则认为在公元196年左右。与这批粟特文献一起出土的汉文文献则属于公元2世纪。不论其确切年代是何时，这批粟特文信件是我国发现的最早的粟特文文献。这批早期粟特文文献所用的字体与后来通行的三种文体还有较大的区别，被称为“老粟特体”，但它与后来的佛经体近似。

大多数粟特文文献的时代约在6～11世纪，大都是纸质抄本，也有一些木牍和羊皮书。篇幅较长的佛经《须达翠太子本生经》共34页，约1500行。此外还有《般若波罗蜜多心经》《金光明经》《大般涅槃经》《大悲经》《禅经》《善恶因果经》《金刚般若经》《长爪梵志所问经》《青颈陀罗尼》等。这些佛经大多译自梵文、汉文和焉音耆—龟兹文。摩尼教经典则译自钵罗婆语和安息语，年代约为8～10世纪，主要文献有《巨人书风福音书》《国名录》及印度文学作品《五卷书》翻译残本等。景教经典则从古叙利亚语经典中译出，年代约为6～11世纪，主要有《新约》残卷。注11粟特文文献大多在敦煌、吐鲁番被发现。

1932年在塔吉克斯坦的穆塔山发现了大批粟特文文献，这是在粟特故地首次发现粟特文书，自然引起了许多学者的浓厚兴趣。这次发掘共发现了94件文书，其中两件为羊皮质地，上书阿拉伯文，另有5件粟特文书背面有汉文。这些文书属于8世纪，是研究当时粟特与唐朝、大食和突厥关系的重要文献。

粟特文的摩尼体主要用于书写摩尼教经文，在有的学术著作中，又将这种字体说成摩尼文。摩尼教约在6世纪上半叶传入中国，至唐代已很兴盛，在长安建有摩尼教大云光明寺，在长江流域中下游地区和河南、太原等地也广建寺庙。从五代历经宋、元、明、清，摩尼教一直以明教、魔教、白莲教、明尊教等各种不同的名目形式活跃在中国民间。唐宝应二年（763）回鹘牟羽可汗从洛阳延请睿容等四名回鹘法师到漠北回鹘都城，牟羽可汗放弃了原来信奉的萨满教，改奉摩尼教，并将摩尼教尊为国教，从此摩尼教在回鹘王国广为盛行，回鹘西迁后，摩尼教在回鹘王国还兴盛一时，直到宋太平兴国七年（982）王延德出使高昌时还见到当地“复有摩尼寺，波斯僧各持其法，佛经所谓外道也”注12。有的史料还提到当时的回鹘国王也信奉摩尼教。摩尼教在新疆流行了近400年，留下了大量遗物，1902～1914年德国皇家吐鲁番考察队在新疆进行了四次考察，发现并掠走了大量古代文物，其中就有很多摩尼教的寺庙遗址壁画、文献残片等。据学者研究大多为9～10世纪的遗物。已发现的摩尼教文献最有代表性的是《二宗经》《摩尼教徒忏悔词》等，这些文献残片大多是在吐鲁番的亦都护城、胜金口、吐峪沟和交河故城等地发现的，有数千片之多。

摩尼文字体工整，结构优美，清晰易认，很多书页还带有用金粉或各种颜色绘成的插图，装帧精致。这可能与摩尼本人就是一位艺术家有关。摩尼文书籍用上等的不同颜色的墨汁抄写，所用纸张有时还要用面粉和白芨混合做成的糨糊涂刷一遍。这种制作精美、富有艺术性的图书使得摩尼教文献很容易识别。摩尼教文献有多种装帧形式，有的是卷轴装，有的是经折装，有的是欧洲式平装。此外，还有是梵夹装，书页上穿一个或两个孔，上下用木板相夹，再用长绳穿孔捆紧。书写的材质多为纸张，也有羊皮、软毛皮或丝织物。有的书籍封面用打有孔的、印有标记的皮子制作，设计十分精美。有的在孔眼旁还有金色的装饰物。德国吐鲁番考察队还发现过一本书的封面残片，是用精心打磨过的龟甲制成的，上面装饰着金箔。此外，还有一些粟特文的碑铭，其中最重要的是蒙古布古特发现的6世纪的碑铭和1890年在今蒙古国杭爱省的哈拉马勒嘎斯城址（黑虎城）发现的9世纪九姓回鹘可汗碑。布古特碑铭正面及左右两侧均刻粟特文29行，直书，自左向右读，记突厥第一汗国土门、木杆、伦钵和沙钵略可汗事迹，背面是婆罗米文字，今藏于蒙古国杭爱地区博物馆。注13粟特文文献在19世纪末被发现以来，引起了国际学术界的巨大兴趣，但人们对这种文字一无所识。首先解读这种文字的是德国东方学家缨勒（F.W.K.Muller），他认为这是一种钵罗婆语方言。后来德国伊兰学家安德里亚斯发现10世纪阿拉伯语学者贝鲁尼的著作中关于粟特语的月份名字与新发现的文献记载相同，方知这便是消失已久的粟特语。粟特文文献大都藏于国外，近年来我国新疆也有粟特文文献出土，如1975年新疆博物馆考古队在哈喇和卓古墓中发掘出17枚木牌，其中9枚正面写有“代人”二字，背面则用朱笔书写有粟特文。注14粟特文文献在中西文化交流史上起了重要作用，对研究中国古代的政治、经济、宗教、文化等方面提供了珍贵的资料。

五、突厥文古籍文献历史与现状

突厥从6世纪中叶建国，首先征服了游牧于准噶尔盆地一带的铁勒，兼并其部众5万余帐落（户），奠定了突厥强大的基础。552年，土门发兵大败柔然，追杀其可汗。土门自立为伊利可汗（Llig qaγan），正式建立突厥汗国。它最强盛时，曾据有蒙古草原、准噶尔盆地、中亚草原，对我国历史和世界历史都曾产生过巨大影响。744年，回纥之骨力裴罗自立为可汗，灭突厥，第二突厥汗国遂亡。此后，突厥在漠北的地位为回纥所取代。突厥文留下的古代文献典籍中，写本和刻本典籍极为少见，以碑刻居多。已发现的鄂尔浑碑有11通,年代较久的是《雀林碑》（688～691年间建）。各碑分属突厥汗国（552～744）或维吾尔汗国（744～840）时期。叶尼塞碑铭约80块，多为黠戛斯人的墓志，属9～10世纪。手写本文献在20世纪初发现于敦煌、新疆的古楼兰废墟及吐鲁番，包括历史、传记、墓志、石刻、宗教文书、行政文件、日常器皿的刻文等。突厥文的释读扩大了突厥语族语言文字史及文学史研究的领域。现将目前尚存的碑文中，具有代表性和典型意义的碑铭列举如下。

《毗伽可汗碑》，古代突厥文、汉文碑铭。突厥文部分为阙特勤之侄药利特勤所撰（与《阙特勤碑》的作者为同一个人），汉文部分为唐玄宗开元二十二年（734）史官李融撰写，内容与突厥文部分无关。碑立于唐开元二十三年（735）。1889年俄国雅德林采夫于蒙古国鄂尔浑河流域右岸和硕柴达木湖畔发现该碑。碑文以吡伽可汗的名义叙事，刻记他对“突厥诸官和人民”、“九姓乌护诸官和人民”、诸降部族所说的“话语”，主要是记述第二突厥汗国的建立者阿史那骨咄禄之长子吡伽可汗的生平事迹和武功。该碑是目前保存较好、字数最多的古代突厥文碑铭之一，故自发现以来，国内外有很多学者对此进行过研究。

《暾欲谷碑》，又称巴颜楚克图碑。古代突厥文碑铭，为暾欲谷本人生前于唐开元四年（716）左右撰写，死后约于唐开元八年（720）立于墓前。1897年由克莱门茨夫妇发现于今蒙古国土拉河上游右岸与那拉哈驿站之间的巴颜楚克图。碑文主要记述暾欲谷为谋臣时，辅助第二突厥汗国骨咄禄、默啜、吡伽三代可汗的丰功伟绩。

《古突厥格言残篇》，原件现存于伦敦大英图书馆，编号为Or.8212-78（旧编号为Ch.0014）。

以上这些文献对于研究古代突厥语言、文学和社会历史文化，都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六、回鹘文古籍文献历史与现状

回鹘文是突厥语族诸民族先民回鹘人创制使用的一种音素文字，在伊斯兰教传入以前，曾经在察合台汗国广泛使用，并保留了大量文献。回鹘文来源于中亚的栗特文。在甘州回鹘王国、高昌回鹘王国和喀喇汗王朝均使用回鹘文。当今尚存的回鹘文古籍文献主要发现于新疆的吐鲁番和甘肃的敦煌及河西走廊地区。保留至今的回鹘文文献，有碑刻、写本、木刻书等载体种类，著述内容十分丰富，是中华民族的重要文化遗产之一，也是研究古代西域各民族社会历史、宗教信仰、语言文字、文学艺术、科学技术等方面的重要资料。现在将其具有典型性和重要价值的典籍文献列举如下。

《大元肃州路也可达鲁花赤世袭碑》，于1962年在甘肃酒泉市被发现，现藏于酒泉市文化馆。该碑立于元顺帝至正二十一年（1361），碑文用汉文和回鹘文书写，记录了一个唐兀族家族自西夏灭亡至元朝末年150年间六代13人的官职世袭情况，为我们了解元代河西走廊地区唐兀族的历史，提供了珍贵的文献资料。

《弥勒会见记》，又称《弥勒三弥底经》，是目前在国内收藏的回鹘文文献中篇幅最大、数量最多的一部文献，原件现藏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该书是一部长达27幕的演说佛教教义的原始剧本。它不仅是我国维吾尔族先民的第一部文学作品，同时也是我国各民族（包括汉族）现存最早的剧本，在我国文学史上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

《佛教诗歌集》，现藏于伦敦大英图书馆。字体为回鹘文草书体，诗文中多处夹写汉字。所收诗歌内容丰富，如：第1页16行为一首田园诗《在这块地方》，由四段押头韵的诗歌组成，每段末尾重复“在这块地方”一语；第331～364页为一首14段八行诗，押头韵，其内容属于《四十华严》中的《中种善行赞》，作者为回鹘学家安藏; 第369～468页为《向三十五佛致敬》；第515～532页为有关般若婆罗米多内容的15段四行诗；第54～66页为回鹘学者安藏和必兰纳识里根据汉文再创作的《普贤行愿赞》诗歌。

《佛说天地八阳神咒经》，是现存回鹘文佛经残卷中所占比例最大的一种经典，其抄本、刻本残卷在西域、敦煌等地都有发现。在考察这些残片时，人们总会发现有许多不相同的地方。班格、冯加班等在研究柏林收藏的写本时，曾将其划分为72种不同的版本，之后又发现此经写本89种，如果加上北京、伦敦、圣彼得堡及日本各地所收藏的写本、刻本，其种类已达168种之多。日本学者小田寿典经过研究后认为，该经掺杂有波斯的信仰成分，他还认为这些写本在年代上可分为三类，亦即三个阶段，在最初的阶段，波斯拜火教的思想非常浓厚，后来的写本则对前面的有所修改，越靠后，修改的地方就越多，而波斯的信仰也就逐渐被排除。

七、察合台文古籍文献历史与现状

蒙古帝国的建立者成吉思汗生前曾把他所征服的广大地域分封给其四个儿子，其中中亚河地区以及巴而喀什湖以东、以南的草原地区被分给其次子察合台，成为所谓的察合台汗国。察合台汗国是成吉思汗封地最大、种族和部落最为繁杂的地区，它包括繁荣的城市、定居的农民、逐水草迁徙的游牧民，首府在伊犁河流域的阿里麻里。察合台汗国的主体民族畏兀儿由于融合了其他民族而更加壮大，瓦剌、哈萨克、柯尔克孜等民族这个时期在天山南北也得到了发展。

察合台汗国是成吉思汗次子察合台的封地及其在封地上建立的政权。1241年察合台去世后，哈刺旭兀继汗位。14世纪上半期察合台汗国分裂为东西两部分。东察合台汗国领有伊犁河谷及喀什、叶尔羌等南疆地区，首府为阿里麻里，14世纪中期当元朝势力衰落后，北部的别失八里、吐鲁番、哈密等地也成为东察合台汗国的组成部分。西察合台汗国领有河中地区，后于1370年左右为帖木耳汗国所取代。

东察合台汗国是察合台后裔秃黑鲁帖木儿建立的。1321年和1330年怯伯与也先不花相继死去，蒙古各部群龙无首，危机渐生，各自为政，互相攻杀。1348年，权臣布拉吉宣布他找到的秃黑鲁帖木儿是也先不花的儿子，并在阿克苏拥立他为汗。历史上把秃黑鲁帖木儿统治的地区称为东察合台汗国。

秃鲁帖木儿于1361年不断向河中地区用兵，收复河中地区，察合台汗国暂时得到统一。秃黑鲁帖木儿是察合台汗国王族中第一个接受伊斯兰教的人，他用强制的手段迫使天山以北16万蒙古人改信伊斯兰教。察合台时代是突厥语各民族文献大发展的时代，这一时期，出现了许多著名的诗人、史学家、文学家，留下了丰富的古籍文献。现将其中具有影响力的代表作和重要典籍列举如下。

《福乐智慧》，是用回鹘语写成的一部古典文学名著。全书共85章（外加3个补篇），长达一万三千多行。为巴拉沙衮人尤素甫于回历462年（1069～1070）在喀什写成，献给当时喀什的统治者阿布·阿里·哈桑·宾·苏来曼的，为此作者曾得到侍从官的称号。该书的中心内容是教导人们如何得到“幸福的智慧”。像其他伊斯兰文学一样，长诗一开始是对安拉、先知穆罕默德及四大哈里发的赞词；之后为颂词，它以描写春天开始，接着是对当时喀什统治者布格拉汗的歌颂；然后谈到七行星及黄道带十二星座、人类的尊贵、语言的利弊，以及善行、知识、智慧、书名的含义、人的衰老。这部长诗在文学结构上的特点是采用对话形式，叙述部分居于第二位，这使得长诗具有诗剧的特点。诗中人物也以比喻形式出现，不同人物都有其象征性价值，如国王日出代表法制，大臣月圆代表幸福，其子贤代表智慧，隐者觉醒代表来世。该书虽受到阿拉伯、波斯文学及文化的影响，但仍然可以看到突厥传统的表现。总之，《福乐智慧》不仅是一部重要的文学作品，而且在某些方面可以说是研究当时社会及精神文化的一部百科全书。

《真理的入门》，又名《真理的献礼》，是一部长篇劝诫诗。作者阿合买提是个盲诗人，家乡在玉格乃克，后人因而也称他为阿合买提·玉格乃克。但作者的生平以及本书写成的确切年代不详。作者自称将这本书献给哈喇汗王朝的官员埃米尔·木合木德。该书主要阐述了维吾尔等突厥民族的伊斯兰教论理学，作者不仅倾诉了自己对现实社会中种种现象的不满，而且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和主张，他企图以穆斯林的劝诫来唤醒世人，从而恢复安宁的社会秩序。他认为，因为人们堕落，世界才遭到破坏，所以他在这部书中着重讲述了穆斯林修身处世之道。这部文献的部分抄本首次由土耳其学者乃·阿西木发表于1906年，其后俄国学者拉德洛夫和土耳其学者法·克甫热律、热·阿拉提出版过有关这部文献的研究著作。我国于1981年出版了魏萃一的汉译本。据研究，这部作品约写成于13世纪初期，这个时代相当于喀喇汗王朝的衰落时期，因此作品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那个时期的社会面貌。注15

《先祖阔尔库特书》，大约成书于14～15世纪。其篇名有：德尔谢汗其子布哈什汗之歌、萨拉尔·喀赞汗的阿吾勒遭践踏之歌、巴依勃尔其子巴姆瑟·巴依拉克之歌、喀赞别克其子奥拉孜身陷囹圄之歌、乌古斯·朵哈其子帖勒·托莫尔勒之歌、乌古斯·康里其子坎·吐拉勒之歌、乌古斯·喀则勒克其子伊干涅克之歌、巴萨特斩除独眼巨人之歌、别吉勒其子艾莫列之歌、乌古斯·乌孙其子谢克列克的故事、萨拉尔·喀赞为其子奥拉孜所救之歌、外乌古斯因反叛内乌古斯而诛杀巴依拉克之歌。是一部史诗性的英雄传说集，现有两个抄本存世。其一收藏在德国的德累斯顿图书馆，该抄本封面写有“先祖阔尔库特书”字样，下面写有“乌古斯诸部的语言”。另外一个抄本藏于梵蒂冈的图书馆，该抄本注明“关于喀赞别克及其他人的乌古斯传说故事”。据研究，前一个抄本的语言为克普恰克语，而后一个抄本是以乌古斯语言为基础的语言。德累斯顿本包括12个篇章，梵蒂冈本只有6个篇章，但后一个抄本与前一个抄本的相应各章内容相同。因此，《先祖阔尔库特书》当初有可能是先由讲克普恰克语的人笔诸于文字的，后来又有人将其译为乌古斯语，但未能全部翻译完毕。

《五卷诗》，是一部包括5篇独立成篇的叙事长诗集。作者为阿里希尔·纳瓦依（1441～1501）。纳瓦依生于亦鲁（今阿富汗北部），4岁时入学，聪明过人，能背诵大量波斯诗文。1449年后全家暂逃伊拉克，没多久，回故乡继续求学，并开始用波斯语和突厥语写诗。1472～1476年，纳瓦依曾一度为官，但他的很多具有进步意义的改革措施、扶持发展文学艺术的具体办法、限制并打击封建官吏搞分裂的计划都受到造谣诽谤，因而无法施展他的伟大抱负和宏图，终于被迫辞职。纳瓦依在离开政界后的两三年里（1483～1485）写出《五卷诗》，即《正直者的惊愕》《莱丽和曼季侬》《帕尔哈提与希琳》《七星图》和《亚历山大的城堡》五部长篇叙事诗。

《正直者的惊愕》是一部哲理叙事诗，共64章。诗人以传说和寓言体裁，讲述了他对社会、伦理的观点，尖锐地批判暴君、卑劣的政客、虚伪的宗教人士，揭露内廷生活的荒淫和无耻。诗中用了许多寓言、民谣、谚语等民间文学材料。诗人的许多诗行，后来已转成了谚语，对后世文学产生了巨大影响。

《莱丽和曼季侬》是盛传于中亚一带的关于一对彼此倾心相爱的青年男女恋爱悲剧的故事。诗人抨击了阻挠自由人性的中世纪恶劣陋习，叙述了曼季侬如何奋起反抗不合理的社会，终于毁灭的悲剧。故事悲壮感人。

《帕尔哈提与希琳》描写的是一个肯钻研学术和各项技艺的青年帕尔哈提与希琳相恋，非但未能如愿，反招杀身之祸的故事。

《爱情与苦难书》，亦可译作《爱情与痛苦》，作者是赫尔克提。该书是维吾尔文学史上极为难得的一部长篇叙事诗，共27章，2070余行，叙述了晨风如何为夜莺和玫瑰的爱情，奔波其间、穿针引线的故事。作者在第一章里以“爱情”一词发出一通幽默风趣的议论。第二、第三章记述了夜莺与玫瑰初见，晨风在万花园中穿行。从第五至二十六章，都写晨风、夜莺、玫瑰三方的对话。故事逶迤地展开，特别是五、六、七章的对答，生动活泼，富有戏剧性。第二十七章是尾声，系统地论述了爱情、政治、统治者与人民，以及许多事物之间的辩证关系。

《爱情组诗》，作者阿布都热依木·纳扎尔是继纳瓦依之后，最有才华、多产的诗人，他是19世纪维吾尔族最伟大的叙事诗人。在《爱情组诗》的总名称下，共有25部叙事诗，四万八千多行，分别归为三大部，即：（1）《生的食物》，其中主要是“心明”和“眼亮”两个人的宗教对话录。此外还收了《东方的太阳》《忌物》以及关于宗教伦理的颂赞传说。（2）《流浪者的故事》，其中包括诗人一生大多数重要的作品。如《什刺子诗人萨迪的奇遇》《身毒公主偷读艳情诗歌受责记》《帕尔哈提——西琳》《莱丽——曼季侬》《巴赫兰皇帝与迪拉拉》《瓦木克——乌祖拉》《四个托钵僧》《古丽尼莎·曼宗》《麦速德——迪拉拉》《热碧雅——赛丁》。（3）《五行诗集》。主要仿纳瓦依昔日一度用过的诗体。

历史上留存下来的察合台文献不算少，但是和西域其他文字古籍文献一样，大多数已流失国外。关于这方面的目录，可参考马尔丁·哈尔特曼的《察合台文抄本目录》（1904）和穆根诺夫的《亚洲民族研究所所藏维吾尔抄本目录》（1961）。我国现存的察合台文古籍文献，收藏地较分散，且没有进行过系统研究。现在已有的目录有：1957年新疆博物馆编《维吾尔古典文学抄本目录》（维吾尔文）；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少数民族古籍办编《维吾尔、乌孜别克、塔塔尔古籍名录》（维吾尔文）。仅后者就收录了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少数民族古籍办收藏的维吾尔、乌孜别克、塔塔尔古籍目录1550条。

八、西夏文古籍文献历史与现状

西夏文字就目前发现的文献资料证实，大约有5900多个。内蒙古额济纳旗黑水城出土的西夏辞书《文海》与《音同》收字最全。这两部辞书是由西夏时期的党项族人编著的，为进一步研究西夏语言、文字提供了丰富的实物资料。同时出土的还有一部由党项族人骨勒茂才编著的辞书《蕃汉合时掌中珠》，它是用汉文与西夏文对音、对意的方式编成的，并收录了许多党项语词汇，因而成为后人解开西夏语言、文字的钥匙。近百年来，中外专家学者经过艰苦不懈的努力钻研，结合这些珍贵的文献资料，已基本掌握了西夏文字的结构与部分语音，使西夏学的研究有了明显的突破。西夏文的创制使用者党项民族已不复存在，但是留下了许多西夏文古籍文献，其内容丰富多彩，是研究西夏地方政权和党项民族历史文化的重要文献依据。现在将其重要文献介绍如下。

《现在贤劫千佛名经》，卷首有板画《西夏译经图》，高、宽各２７厘米，图中刻僧俗人物25身，有西夏文题款12条计63字，记图中主要人物的身份和姓名。上部正中跏趺而坐的高僧为“都译勾管作者安全国师白智光”，即译场主译人。他斜披袈裟，讲解经文，并以手势相辅助。旁列16人为“助译者”，其中8位僧人分别有党项人或汉人。图下部人身较大者，左为“母梁氏皇太后”，右为“子明盛皇帝”，即西夏惠宗秉常及其母梁氏皇太后。此图形象地描绘了西夏译经的场面和皇太后、皇帝重视译经，亲临译场的生动情景，是研究西夏译经史不可多得的资料，也是中国目前所见唯一的一幅译经图，十分珍贵。

《过去庄严劫千佛名经》，西夏文佛经，卷末有发愿文，文中在记述了佛教在东土盛行、传译佛经、三武毁佛等佛教在中原流传的基本史实后，着重记述了佛教在西夏流布和译经的情况，具体记载了西夏第一代皇帝元昊建国当年即开始组织译经，以白法信、白智光等32人为首，用了53年的时间将汉文大藏经翻译成西夏文，称作“蕃大藏经”，共有362帙，820部，3579卷。显然这一发愿文为西夏译经史提供了关键的资料，使西夏译经事实变得清晰、具体。

《金光明最胜王经》，其中第一卷有序言两篇，第一篇是译自汉文的《金光明经忏悔灭罪记》，第二篇是《金光明最胜王经流传序》，十分重要。序言记载了《金光明经》流传东土后先后五次由梵文译为汉文的经过，包括译经朝代、时间、主译人、译经地点、所译卷、品数等，特别是记述了西夏时期翻译、校勘此经的经过以及在西夏倡导、传播此经的情况，最后还提及西夏灭亡后此经的遭遇与序言作者的发愿。另此经卷十末尾有跋文四面，记载了刊印时间起自乙巳年，完成于丁未年，据考证为蒙古乃马真称制的１３世纪中期。此序和跋对研究《金光明经》在西夏的流传，以及考究西夏译、校经史有重要价值。

九、契丹文古籍文献历史与现状

契丹文字是中国古代少数民族契丹族使用的文字，分契丹大字和契丹小字两种。契丹语属阿尔泰语系，与蒙古语非常相似，但是由于契丹文至今没有被解读，所以很难比较。

契丹大字创制于公元920年，是辽太祖耶律阿保机下令由耶律突吕不和耶律鲁不古参照汉字创制的，应有三千余字。契丹文颁布以后，立刻在辽国境内使用。由于契丹境内的汉族都使用汉文，契丹文只会通行于契丹民族中。但是，契丹上层统治者大都通晓汉文，并以汉文为尊，契丹文使用范围有限。

契丹小字由耶律迭剌受回鹘文启示对大字加以改造而成。小字为拼音文字，较大字简便，契丹小字“数少而该贯”，即原字虽少，却能把契丹语全部贯通。契丹小字约五百个发音符号。主要用于碑刻、墓志、符牌、著诸部乡里之名以及写诗译书等项。

后来，虽然辽国灭亡了，契丹文仍然被女真人所使用，并帮助创造了女真文。直到金章宗明昌二年（1191）“诏罢契丹字”，一共使用了300多年。因辽代严格限制契丹文化的“出口”，大量文献没有流传开来，除《燕北录》和《书史会要》里收录的几个契丹字外未留下片纸只字。契丹文被重新发现于20世纪20年代，从出土的契丹文哀册和碑刻来看，大字是一种表意方块字，其中夹杂一些直接借用汉字的形式，小字是一种拼音文字，利用汉字笔画形体创制出300多个原字，然后缀合拼写成词。原字分正楷、行草、篆书等字体，篆体字的拼写方式异于正楷和行草，采取鱼贯式而不是层叠式。行文的款式自上而下竖写，自右而左换行，敬辞抬头或空格。原字有一个书写形式代表几种语音或一个语音采用几种书写形式的情况，因此，同一个词或词素表现在文字上可以有不同的拼写形式,所以到现在为止还没有一个完整的契丹文语句被解读出来，契丹文也成为中国文字史上著名的难题。

十、女真文古籍文献历史与现状

女真文分大、小字两种，大字是金太祖阿骨打天辅三年（1119）仿照汉字制成的，小字是在天眷元年（1138）参照契丹字创制颁布的。传世者以大字为多，但对此亦有不同看法。女真文文献形式有图书、碑铭、铜镜、印鉴、题记等，女真文在宋代史书中便有记载，但以后变成了死文字。直到道光九年（1829），才有人注意到女真文，19世纪末以后，随着女真文文献更多地被发现，中外研究学者也不断增加，并取得了一批重要的研究成果。

十一、蒙古文古籍文献历史与现状

蒙古族与中国北方东胡、鲜卑、契丹、室韦有密切的渊源关系。“蒙古”作为族称，最初只是蒙古语族诸部中一个部的名称。《旧唐书》称“蒙兀室韦”，居于望建河（今额尔古纳河）东岸，后西迁不儿罕山（今蒙古大肯特山）一带，发展繁衍为许多部，各有名号。辽金时期多以“鞑靼”或“阻卜”泛称蒙古草原各部。13世纪初，以成吉思汗为首的蒙古·孛儿只斤氏族，统一主儿乞、泰亦赤兀、弘吉刺、札答兰、塔塔儿、蔑儿乞、克烈、乃蛮、汪古等草原各部，于1206年建大蒙古国，“蒙古”遂成为全民族的统一名称。现主要分布在内蒙古自治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辽宁、吉林、黑龙江、青海、甘肃、宁夏回族自治区、河北、河南、四川、云南、北京等省（区）、市。

蒙古语属阿尔泰语系蒙古语族，有文字。于13世纪初，以回鹘文字母为基础创制，史称回鹘蒙古文。后经改革即成为现今通用的蒙古文。忽必烈时曾创制蒙古新字“八思巴文”。新疆蒙古族多讲卫拉特方言，使用“托忒”蒙古文。蒙古文属拼音文字类型。

蒙古文文献产生于13世纪上半叶。根据现有资料，蒙古族的第一部文献当属回鹘式蒙古文《成吉思汗石》（亦称《也松格石》），写于1225年。在此之后，有《拔都致窝阔台汗的信》（见《蒙古秘史》第275节），写于1238年。《十方大紫微宫窝阔台汗圣旨碑》（1240）、《贵由汗玺》（1246）、《释迦院碑记》（亦称《蒙哥汗碑文》，1257）、《蒙古秘史》（1240）等文献的问世，不仅证明了蒙古文文献形成于13世纪中叶的事实，而且还证明了13世纪中叶的蒙古文古籍文献形式已经具备了石刻、玺文、碑铭、令旨、信礼、书籍等不同类型。这些初期的蒙古文文献都属于回鹘式蒙古文文献。

蒙古文古籍文献浩如烟海，有重要历史价值的古籍文献亦很多，因限于篇幅，仅能列举一小部分如下。

《蒙古秘史》，蒙古族第一部历史文献和文学巨著。成书于元太宗十二年（1240），全书共282节。汉译名为《元朝秘史》。撰者不详。原稿为回鹘蒙古文，现已失传，仅存明初的汉字标音本。《蒙古秘史》原为元朝藏于国史院的蒙古皇室秘籍，因元朝败北才落入明人手里而公之于众。《蒙古秘史》以生动的文学语言和编年史体裁记述了蒙古族的起源和成吉思汗统一蒙古各部、建立蒙古汗国的英雄事迹，以及窝阔台继汗位以后的蒙古族社会、政治、经济、军事方面的重要历史事件。《蒙古秘史》作为蒙古族第一部历史文献和文学巨著，开辟了蒙古族编年史和蒙古族文学的先河，给历史著作和历史小说以极大的影响。《蒙古秘史》与《黄金史》《蒙古源流》被称之为蒙古族的三大历史著作，与《格斯尔》《江格尔》被称作蒙古文学的三个高峰。《蒙古秘史》为研究蒙古族13、14世纪社会、历史、语言、文学、法典、民俗、军事等都提供了宝贵的资料。

《格斯尔》，蒙古族英雄诗史，几个世纪以来广泛流传于我国蒙古族聚居区，以及蒙古、俄罗斯布利亚特蒙古族当中。在漫长岁月的流传中，在内蒙古、青海、新疆等省、自治区中产生了不同的版本。《格斯尔》不仅有回鹘蒙古文版本，而且还有托忒蒙古文版本。蒙古族英雄史诗《格斯尔》，主要描写了格斯尔是一个天神转世，能够呼风唤雨、斩妖降魔、为民除害，威震四方，深受爱戴，被人们尊称为雄师大王的故事，从而表达了当时人民群众的社会理想和对美好生活的愿望。《格斯尔》篇幅宏大，涉及蒙古族语言、文学、宗教信仰、生活习俗等诸多方面，从而对研究蒙古族古代社会、文学等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

《卫拉特法典》，亦称《1640年卫拉特法典》，音译为《察津毕其格》。是一部用回鹘蒙古文书写的17世纪著名的地方性法典。明崇祯十三年（1640）准噶尔布诺颜额尔德尼巴图尔洪台吉召集卫拉特蒙古部的28位汗诺颜制定了《卫拉特法典》。法典的制定旨在安定内部，加强团结，维护封建秩序，保护封建主和上层喇嘛利益，共同抵御外部威胁。此法典的原件和副本都已经失传，现存的是托忒蒙古文抄本。内蒙古社会科学院图书馆和内蒙古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都藏有托忒蒙古文抄本。法典原文未分章节,内容包括关于内政、外敌、驿站和使者、宗教、特权、打猎、道德、杀人、遗产、抚恤、婚嫁、盔甲赋、小偷和骗子、养子、叛逃者、狂犬与狂犬病患者、牲口制伤、火灾与水灾、债权、走失的牲畜、淫荡、吵架与挑衅、宰畜与救畜、救人与抢人、被告与证据、搜捕、受贿等的有关认定和处罚条款。具有独特地方色彩的《卫拉特法典》，不仅为研究蒙古族法典律、刑罚提供了珍贵的文字依据，而且还为研究蒙古族社会、政治、经济、历史、军事、文化、民俗、宗教、道德观念等方面提供了重要的文献资料，尤其是对研究蒙古族法律由习惯法走向成文法的历程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蒙文石刻天文图》，是卷帙浩繁的蒙古文文献中为数不多的自然科学方面的重要文献，也是我国仅存的4幅石刻天文图中唯一的用少数民族文字刻写的一幅天文图。在内蒙古呼和浩特市旧城五塔寺金刚座舍利宝塔的后山墙上，清朝雅正三年（1725）钦制石刻。《蒙文石刻天文图》以北极为天文图中心，清楚地标明了北极圈、南极圈、夏至圈、冬至圈和赤道，并且还准确地注明了24个节气，冬至点在上，夏至点在下，春分点在左，秋风点在右。此外，还有360度方位和28宿的划分以及银河、星宿，共270座。在天球圆面外围有4层注字的圆圈，最外一层均匀地分为12段，刻下12宫天干和12生肖的蒙古文名称。它为研究蒙古族天文历法和自然科学发展史提供了非常珍贵的资料。

《蒙药正典》，19世纪蒙古族重要的医学文献，是蒙古族著名药物学家占布拉道尔吉编写于19世纪的一部大型医学书籍。《蒙药正典》以图文并茂而著称。书中共载入879种药物，并附有插图576张，生动而广泛地介绍了蒙古地区药物和药物学知识。占布拉道尔吉的《蒙药正典》以手抄本形式在蒙古族医生当中流传。手稿现存于内蒙古医学院中医系蒙医专业资料室。《蒙药正典》对于研究蒙医蒙药遗产和蒙医学史都具有重要价值。

《蒙文启蒙》，是蒙古族现存语言文献中较早的一部文献，是一个以正字法为主的蒙古语早期语法著作。现存于内蒙古语言研究所。有木刻版、石刻版、铅印本。手稿有经卷式、线装式两种。全书由文字史、正字法、语言三个部分组成，主要讲述了蒙古文的发展形成历史和字母系统的构成、元音和辅音的分类和组合、词类的区分、词缀法的运用、元音和谐等问题。此书还提供了“集字成词，集词成语，集语以表明意思”的语言原理。此书是根据13世纪著名的搠思吉斡节尔的同名著作编写的。据说贡嘎坚赞、贡嘎敖德斯尔等也曾编写过类似的语法书，但是均已失传。因此，此书集蒙古族早期语法研究之大成，是20世纪以前蒙古语语法著作的典范。《蒙文启蒙》为研究蒙古族文字史、蒙古语正字法、蒙古语言提供了原始材料。

十二、满文古籍文献历史与现状

满族是一个具有悠久历史的民族。先秦时期的肃慎，汉、三国时期的挹娄，南北朝时期的勿吉，隋唐时期的靺鞨，宋、辽、金、元、明时期的女真都是满族的先人。1616年，女真族领袖努尔哈赤在赫图阿拉（今辽宁省新宾满族自治县）建立了后金政权。1635年，皇太极下令废除“女真”旧称，定族名“满洲”。1644年清军入关后，建立了一代封建王朝清朝。满族主要居住在辽宁省、吉林省、河北省以及北京市、内蒙古自治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等地。满族现有13个自治县。满族的语言属阿尔泰语系满—通古斯语族满语支。满族有自己的民族文字。

满文古籍文献非常丰富、宏大。从时间上看，满文文献从满文创制起（1599）至清朝末年（1911）止，其间经历了三百多年。在这期间，从满文创制到整个后金时期为第一阶段，经历了大约半个世纪；从清初到清末整个清代为第二阶段，经历了两个半世纪。这两个阶段的满文文献有一些不同的特点。第一阶段为满文文献的初创时期，使用的文字有老满文和新满文，并以新满文为主，其内容以历史文献为主。由于这一时期的文献年代久远，其价值极高。满文文献内容十分丰富，它全面反映了满族及整个清代的社会历史、语言文化、风俗习惯、宗教信仰、民族关系等各个方面。从文献内容上分，可分为历史文献、语言文献、文学文献、翻译文献、宗教文献、民俗文献、军事文献、地理文献、医药文献及自然科学文献等。现将部分典籍文献列举如下。

《满文老档》，是满文最早的历史文献。共有180册，以编年体的形式记录了从明万历三十五年（1607）至清崇德元年（1636）之间的重要历史事件。其中包括努尔哈赤统一女真各部、建立后金政权、与明代的战争、建都辽沈以及皇太极继位等一系列大事。《满文老档》还从多方面反映了满族早期的社会历史生活，如满族的社会组织、八旗制度、法律规范、风俗习惯、宗教信仰等方面。由于老满文使用的时间较短，用老满文记录的满文文献比较少，因此，《满文老档》也就成为研究满语文的重要材料。

《清太祖武皇帝实录》，全书共4卷，修于天聪年间，成于崇德元年（1636）。《实录》是由皇太极谕旨纂修的，由希福、刚林等人参加撰写，并且最终以满、蒙、汉三种文字完成。《实录》的主要内容取材于《满文老档》，但也有一些自己的特点。现存《满文老档》缺少努尔哈赤以13副盔甲起兵的记录，最早的记录年代是明万历三十五年（1607），而《实录》的记载则开始于明万历十一年（1583），比《满文老档》早24年，从而填补了《满文老档》的不足。《清太祖武皇帝实录》以努尔哈赤生平为线索，比较完整、详尽、准确地记录了其凭借13副盔甲起兵、灭九部联军、扫四路劲旅、雄踞辽沈、奠定了清朝基业的历史功绩。书中所记“满州源流”“诸部世系”“满州国”等节尤为重要，并为后人多方引用。《实录》不仅记史详尽，而且语言生动，颇具文采。

《清入关前内国史院满文档案》，现存于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共47册，其中天聪朝18册，崇德朝29册，记录了清太宗天聪元年（1627）至崇德八年（1643）共16年间所发生的历史事件，比较完整地反映了清入关前清太宗皇太极在朝的社会历史生活。在体例上与《满文老档》基本相同，在文字上采用了实录的方法记事。对于每一件事的记录有详有略，像对明战争、对蒙联姻、与朝鲜的关系、八旗设置以及改诸申为满州、修建盛京实胜寺大事都有较详尽的记载。尤其是在“天聪九年”的档案中比较完整地记录了满族族源神话“长白仙女神话”，这个神话在后来清代的许多史书中都有出现，其出处当源于满文的记载。此书不但有重要的史学价值，即说明了满族的来源，而且还有重要的文学价值，即保留了满族著名的族源神话。

《御制盛京赋》，是乾隆皇帝第一次东巡，初到盛京，拜谒福陵、昭陵时所作。乾隆八年（1743），正值乾隆皇帝33岁，当他在东巡所见先祖征战故地、缅怀祖上功德、饱览沿途风土人情时，激起了他的创作欲望，于是写下了这部宏大诗篇《盛京赋》。现存《盛京赋》的版本较多，有乾隆年间的满文本、满汉合璧本和满文篆字本。最早的版本为乾隆八年本，现存于辽宁省图书馆。满文篆字本是用满文篆字抄写的本子，全书共32册，包括了31种满文篆字。《盛京赋》由序言、赋、颂三个部分组成。

《满文诗稿》，成书于光绪二十九年（1903），著者不详，现收藏于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人类学研究所。诗稿共收17首满文诗，其诗长短不一，内容包括写景、抒情及人生的感叹，其中以写人生和个人感情为主。

满文文献的种类多种多样，其价值也是多方面的。从这些文献中，我们既可以看到满族的社会历史，同时也可以看到满族的语言、文学、风俗、宗教、音乐、舞蹈、经济、政治、军事、医学等各个方面的情况。从一定意义上说，满文文献是认识满族的百科全书，也是昔日满族社会生活的缩影。

十三、锡伯文古籍文献历史与现状

锡伯族自称“锡伯”，意为“瑞兽”或“带钩”，史称“须卜”“室韦”“失比”“西楚”“席伯”“席北”“史伯”，皆“鲜卑”音转。锡伯族主要分布在辽宁、吉林、新疆。关于族源问题说法不一，一说是鲜卑后裔，系东胡一支；一说源出室韦后裔，乃通古斯族系不同部落形成；一说与满族同源，均女真后裔。锡伯族有自己的语言文字，语言属阿尔泰语系通古斯语族满语支，文字从16世纪开始和满族采用同一种文字。

锡伯族由于特殊的历史原因，其古籍文献大部分存在口传文献中，有民歌、民间故事、叙事诗等。其中较著名的有《离乡曲》《拉希汗图》《喀什喀尔之歌》《三国之歌》，以及文字优美的散文性书信体裁的《辉番卡来信》和《顿吉纳的诗》。

《顿吉纳的诗》，作者顿吉纳，东北齐齐哈尔人，锡伯族。这首诗是他77岁时（1826）到察布查尔与那里的同胞一起过清明节时即兴作的一首抒情诗。当时许多人把它抄录下来，故流传至今。例如：

生在齐齐哈尔的顿吉纳，

长在清朝时分的人哟！

情愿从军东奔西跑，

来到这天涯海角。

目睹了同胞们沦落的情形，

难道这就是奈何不得的命运？

是天赏给了这般处境，

难道这就是改变不得的缘分？

……

此外，《萨满神歌》在锡伯族的口头文学中颇有影响，已被记录、整理成文本。近年来，在满文档案中，发现有不少关于锡伯族历史方面的记载，这也是锡伯族古籍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十四、朝鲜文古籍文献历史与现状

朝鲜族主要分布在吉林、黑龙江、辽宁等地，19世纪70年代自朝鲜半岛迁入我国东北地区定居，在与当地各族人民共同劳动和斗争的过程中逐步形成了自己的特点，成为我国少数民族之一。朝鲜族有自己的语言文字，一般认为，朝鲜语属阿尔泰语系，但至今尚无最后定论。公元5世纪前用汉字，6世纪之后出现了借用汉字的音或义来标记朝鲜语的吏读（吏读文）。1441年1月，创制了“训民正音”，从此朝鲜族有了自己民族文字。19世纪70年代前，我国的朝鲜族同朝鲜半岛上的朝鲜人民有共同的历史文化；19世纪70年代后，移居我国东北地区的朝鲜人，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不断地吸收汉族及其他兄弟民族的文化，从而创造了反映自己民族特点的100多年来的历史文化。

朝鲜族有自己特定的历史，因此，在收集整理朝鲜族古籍文献时，既要尊重历史，又要正视现实。在我国少数民族中，类似朝鲜族这样“跨境”的情况还有许多，整理古籍时，只要尊重历史，弘扬自己民族的传统文化，总会得到社会的认可和人民的欢迎。

朝鲜族的古籍文献，从时间上可分为19世纪70年代以前和以后两大部分。从形式上可分为口传文献和文字文献。口传文献主要是民间传说，19世纪70年代前的民谣，有的已用文字记录下来，成了文献。历史上把用汉字记录、整理的朝鲜族民间歌谣称之为“民谣汉译诗”，如《沙金花》在14世纪时就用汉文记录下来了：“一年农事不曾知，黄雀何方来飞去。鳏翁独自耕耘了，耗尽田中禾黍为。”劳动歌谣在朝鲜族的民歌中，不仅起源早，而且数量很多，尤其以描写插秧、捕鱼者最多。

在收集整理朝鲜族古籍时，不论是口传文史资料，还是文字文献，重点都应该放在19世纪70年代以后，即朝鲜族成为中华民族大家庭的一员以后的传统文化。当然也不排除整理19世纪70年代以前的我国朝鲜族同胞和朝鲜人民共同创造的历史文化。但要有选择，有比较，收藏在我国境内的历史文献尤其要抓紧抢救和整理，如辽宁图书馆收藏的吏读文文献（有关李朝的史料）。这些文献整理出来之后，可弥补一些史学研究中的空白。

十五、回族古籍文献历史与现状

回族分布在全国绝大多数县、市，主要与汉族杂居于宁夏、甘肃、青海、新疆、云南、河南、河北、山东、安徽等省区，并且有大小不等的聚居区。回族是中国古代从西方来的阿拉伯人、波斯人及其他中亚一带的人进入中国后，与汉人、蒙古人、维吾尔人等融合而成的一个民族。中国和西方的接触，有悠久的历史，大量考古资料证明，东西方的交往，远在东周时期就已经存在了。东西方接触的这条路线，即所谓的“丝绸之路”，以13世纪迁入的中亚各族人、波斯人和阿拉伯人为主，包括7世纪以来侨居东南沿海某些商埠的阿拉伯和波斯商人后裔在内，在长期发展中吸收汉、蒙古、维吾尔等民族成分逐渐形成。一说还应包括10世纪中期以来分布葱岭东西喀什噶尔等地改信伊斯兰教的部分回鹘人后裔在内。其先民在唐宋时被称为“藩客”，历史上从事内地和边疆屯田垦牧，或经营制香、制药、制革、制炮以及矿产的采冶业等，尤擅于经商，涌现出不少政治家、思想家、航海家、建筑家、学者及诗人、画家、经学家等。

回族人除了著有大量汉文典籍之外，在教职人员中，还流传一些阿文和波斯文，以及其他外国文字撰著的书籍，主要是有关《古兰经》和其他一些伊斯兰教方面的著作。此外，还有少量的非宗教著作，如：工具书、书目、伊斯兰教、语言文字、文学艺术、历史、文物、科技等。现在将回族的主要古籍文献列举如下。

《古兰经》，铁铮译，1927年北平中华印书局出版，463页，约23.6万字。《古兰经》是伊斯兰教最根本的经典，是先知穆罕默德宣布的“安拉启示”的汇集，共30卷，114章，6236节（节的划分有不同方法，因而有不同的节数，但字词并无增减）77934个词汇。《古兰经》原文是阿拉伯文。

《天方典礼》，刘智撰。刘智（约1660～1730），江苏上元人，回族著名学者。他15岁立志向学，不但通读经史百家，而且读西洋书，读佛经、道经，重点研究了天方之书“会通诸家而折中于天方之学”。著书数百卷，刊行仅十分之一，他的著作中，《天方性理》《天方典礼》《天方至圣实录》三书，是他的代表作。《天方性理》为伊斯兰教有关天人性命的学说；《天方典礼》主要讲教法；《天方实录》是穆罕默德的传记。这三部系列丛书，是刘氏用来阐明伊斯兰教的理论体系。

《中阿初婚》，扬仲明撰，1911年出版。此书分四卷，即字义、字体、字用、菁华录。卷1字义学，分门别类列举阿文词汇，采取单词短句汉文对照形式。这是最早由中国人自编的阿文课本。卷2字体及卷3字用学为《连五本》的汉译，但大量补充了材料。卷4菁华录是作者用汉文及阿文写的关于阿文文法的论著及诗文。于广增先生说：“扬敬修的《中阿初婚》是中国伊斯兰教经堂教育史上一部划时代的重要著作。它打破了用经堂语译解阿拉伯语的老传统，使汉语踏入了经堂，为汉阿对译开辟了途径，是应该在中阿文化交流史册上大书一页的。”

《琼瑶集》，五代李询著。已佚，王国维有辑本。《花间集》收其词37首，《尊前集》收18首，除去重复的一首，共54首。《全唐诗》卷896录之。李询被称为第一个回族作家，其《琼瑶集》可被称为第一部回族古籍。

《心泉学诗稿》，6卷，宋蒲寿宬撰。蒲寿宬，南宋末人。其先为阿拉伯人，先居广州，后徙泉州，遂为泉州人。蒲寿宬是宋代回族中鲜有的有诗集传下来的一位著名诗人，通观全集200余首诗中，似乎看不出他是一位穆斯林，足可以看出其汉学之深。《心泉学诗稿》收于《四库全书》集部四别集三附录影印《四库全书》1189册中。

《回回药方》，明代回族医药书，著作名已佚。原书共36卷，刻于明代，具体年代无考。现北京图书馆仅藏残本4卷，即目录卷下、卷12、卷30和卷34。

《七政推步》，7卷，明人贝琳撰。此书为洪武十五年（1382）由翰林吴宗伯和回族大师马沙亦黑等翻译的回族历法。它是除《明史·回回历法》之外较为完整的回族历法著作，为研究回历之重要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