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整理研究中国少数民族古籍文献的重大意义

我国大规模地开展民族古籍的整理研究工作，是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的。各少数民族的古籍文献作为中华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前人给后世子孙流传下来的珍贵文化遗产和知识财富，其间蕴含着丰富多彩的文化内涵，是各民族思想智慧的结晶。然而，由于种种原因，这份珍贵的文化遗产被掩埋在历史的尘埃之中，不为世人所了解，因而长期没有能够得到应有的重视。直到20世纪80年代，古籍整理工作才被列入党和国家的议事日程，民族古籍的整理研究工作亦得到应有的重视。1981年中央书记处根据陈云同志的意见，讨论了整理我国古籍的问题，9月21日发布了《中共中央关于整理我国古籍的指示》，即中发（1981）37号文件。文件中指出“整理古籍，把祖国宝贵的文化遗产继承下来，是一项十分重要的、关系到子孙后代的工作”。1984年“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国家民委关于抢救、整理少数民族古籍的请示的通知”即国办发（1984）30号文件。此文件中指出“少数民族古籍是祖国宝贵文化遗产的一部分，抢救整理少数民族古籍是一项十分重要的工作”。这两个文件都指出了整理研究民族古籍的意义，最根本的是要继承祖国宝贵的文化遗产，并把这项工作视为关系到子孙后代的大事。要做好这项跨越古今、影响当代和未来的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的工作，当代古籍整理研究工作者应当将其作为“承先启后”的历史责任和“薪火传承”的重大使命。

回顾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我国民族古籍整理研究工作，一开始就与当时国家的发展形势密切相关。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全国上下出现了政局稳定、经济发展的大好局面，这使整理研究民族古籍的工作，在人力、物力、财力等方面都有了保障。“中发（1981）37号”文件对整理古籍工作的组织、规划、措施等方面都提出了具体的要求，这是30年来民族古籍工作顺利开展的主要保证，也是国家兴旺昌盛的标志。我们在大好形势下从事各民族古籍的整理研究工作，虽然如同历史上各朝代的“盛世修典”，但是我们的工作与前人既有相同之处，又有所不同。当今古籍整理研究工作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与以往任何时期的古籍整理研究工作都有着根本的区别。正如原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副组长周林同志所说：“我们是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尊重民族的历史，尊重历史辩证法的发展，给历史以一定的科学地位。”注5现在我们整理民族古籍，就是遵循和践行毛泽东提出的“古为今用”和邓小平提出的“继承人类一切文明成果”的原则和精神。也就是尊重各民族的历史，认识历史发展的规律性，从历史经验中了解现实，把握社会未来的走向，其目的就是为现实服务。因此，我们整理古籍，与清代的小学、读经和五四时期的“整理国故”都有原则上的区别。至于整理研究少数民族古籍，则是一个新开创的事业，历史上问津者寥寥无几。把我国各民族的先民在历史上创造的精神文明成果，加以整理研究出版，系统完整地将各民族古籍文献这份祖国的珍贵文化遗产呈献在全国，乃至全世界面前，其意义更是不可估量。审视中国少数民族古籍文献整理研究工作的重要意义，可以从总体上概括为以下诸方面。

一、提供丰富的文史资料，弥补汉文典籍文献记载之不足

各民族古籍文献保存着丰富的史实资料和文化知识，可以极大地充实中国历史的研究资料和文化内容。汉文古籍和民族文字古籍对民族地区历史文化情况的记述，起着互相补充、互相勘正的作用，从而使中国民族史的实际过程更接近真实，更加全面。例如某一本书中讲到某一个事件，这个事件在别的民族的古籍中是找不到的，只有这本书有记录，这样的事实就非常珍贵。如成书于13世纪的《蒙古秘史》一书，对成吉思汗及窝阔台王朝史实的描写，察合台文《拉西德史》对中古新疆历史的记述，以及《满文老档》中保存的早期满族史料，都可补汉文史籍之不足。另一种情况是，别的书中对类似的事件也有过记录，那么，这本书中的记录就起着互相印证的作用，使事实更加可信。如成书于14世纪的藏文著作《红史》，对汉藏关系有详细的记录，进一步证明了西藏自古以来是我国版图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此外，有的口传史诗、古歌，记录着本民族历史活动的某些片段，也可对文字记录做补充或与文字记录相印证。自古以来我们伟大祖国版图内所发生的惊心动魄的历史事件和繁荣发展的历史进程，没有民族文字古籍、汉文古籍和少数民族口传古籍三方面的材料，就得不到全面完整的记录。因此，少数民族古籍文献是我国各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和真实写照，也是研究各民族社会历史的主要文献依据。在对我国历史文化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研究方面具有重要的文史资料价值。

二、弘扬各民族优秀文化，提高民族自信心与自豪感

民族古籍文献是各民族生存和发展的最重要的记录。整理研究民族古籍文献可以使我们了解各民族祖先在缔造中华民族文化的过程中做出的贡献，了解他们艰苦奋斗和艰苦创业的过程，以及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文化形成的历史。也就是说民族古籍能够集中地提供各民族创造的文化成果，并能极大地丰富人类的文化宝库。举例来说，我国藏族的《四部医典》、蒙古族的《蒙医学大全》、彝族的《双伯彝族草医书》、傣族的《档哈雅》，就是对世界医学的重大贡献。藏族生活在高原地带，他们的药典中就有治疗高原病的特效药。蒙古族在草原以游牧为生，蒙古族的药典中就有治疗跌打损伤和骨折的特效药。傣族生活在亚热带地区，傣文药典中就有治疗热带病的特效药。这些都是别的民族的古籍中所缺少的，能为各民族所共享。再如，藏族的《格萨尔王传》、蒙古族的《江格尔》、柯尔克孜族的《玛纳斯》三部史诗，都是后世所无法企及的艺术高峰，可以与荷马史诗、印度史诗相媲美。再如我国保存的藏文大藏经、满文大藏经、蒙古文大藏经、西夏文大藏经、傣文大藏经，都是独特的佛教典籍总汇，它们在佛教史上的地位是无与伦比的。由此可见，民族古籍中凝聚着各民族祖先创造的文明成果。不管是文学的、哲学的、宗教的、科学技术的，都是对祖国和人类做出的贡献。由于民族古籍文献是各个民族创造能力的结晶，通过整理研究民族古籍文献，把各民族的文化精品挖掘整理出来，使各民族创造的优秀文化得到发扬光大，可以提高各民族的自尊心和自豪感，提高对创造未来美好生活的自信，也有利于使自己的文化成果为各民族人民所了解，促进各民族互相尊重、互相学习，丰富各族人民的共同的精神文化生活，对加强各民族团结与共同发展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三、汲取人类智慧，提高认识物质世界和人类社会的水平

各民族的文化都是对特定环境的适应能力及其适应成果的总和。由于各民族所处的环境不同，就会有不同的适应方式，他们对客观世界的视角及认识方法，也会不同。游牧民族看到的动物种类就比农耕民族多，近水民族对水生动物的分类，甚至洗涤动作的分类，都比山区民族分得细。有的民族更偏重整体性的思维方式，有的民族更注重对事物做分析。就是同一个民族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思维方式也存在差异。在原始宗教古籍中，神本主义明显占据主导地位，随着生产的发展、社会的进步，人本主义随之兴起，观察问题的视角也随之发生变化。这种认识视角和思维方式的差异，完整地保留在各民族的古籍文献中。人们阅读纳西族东巴文经典的译文或是阅读彝文著作的译文，有时觉得理解上有困难，这除了古籍内容比较新颖之外，重要的一点就是认识视角和思维方式的差异。为了让其他民族的读者领会某民族的一部古籍的内容，除了要求译文的信、达、雅之外，还要研究其中认识视角和思维方式的差异。把各民族思维活动的特点和精华集中加以诠释和总结，从而提高对人类认识能力的更全面把握，做到更真实地认识客观世界，这在人类认识史的进化方面，也具有重大的意义。

四、探索各民族文化源流，正确认识民族文化价值

在某些民族的古籍中，原始宗教或本土宗教的文献占据相当大的比例。这些民族长期处于相对封闭的环境中，受到神灵观念和灵魂观念的影响是不可避免的。原始宗教往往是一个民族思想史和文化史的源头，它影响到后来的神话、史诗、天文历法，甚至影响一个民族政治原则和经济活动方式等。这些原始宗教古籍的内容从表面看，有时显得幼稚和怪诞，但剥开这些原始崇拜的神秘外衣，其中透露出许多原始时代社会历史的信息，为后人了解原始社会的社会关系，探索各种文化形式的源流，揭示社会文化发展的轨迹，提供了极为珍贵的资料和重要的历史信息。因此，通过民族古籍文献，我们还可以研究各民族文化交流的历史，研究各民族语言的特点及其发展的历史，研究各民族各自具有不同特点的民族文字及其来源、演变，甚至书法特点等。由此可见，整理和研究各民族古籍文献对研究各民族文化交流的历史和语言接触、文字创制使用和演变发展等方面都有着重要的意义。

五、传承各民族认知能力、生存技能及其宝贵经验

一个民族的古籍中，不仅凝聚着这个民族祖先在与自然斗争和社会实践中积累的知识成果，而且体现着一个民族认识世界和观察世界的特殊视角和方法。例如：彝文古籍文献中对彝族哲学思想和认识论有着系统的著述，这一哲学遗产值得我们继承。又如：北方游牧民族在畜牧业的发展方面有丰富的实践经验，南方农业民族在稻作生产技能和食品加工储存，特别是腌制食品的工艺方面有着特殊技能。再如：西南的一些少数民族在自然采集和各种昆虫的食用方面有非常丰富的经验。所有这些内容在各民族的古籍文献中多有记载，它们将丰富人类的认知能力和生存技能，为人类规划美好的未来提供重要的参照系。因此，通过古籍文献整理研究工作，将各民族古代产生的各种认知能力和生产技能及其经验挖掘和开发出来，供各民族共同学习和借鉴，有助于推动和促进当前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建设。由此可见，中国少数民族古籍文献的整理研究，对传承各民族认知能力和生产技能及其宝贵经验，丰富和提高现实生活质量，共同建设祖国大家园，开创更加美好的新生活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六、增强各民族和睦相处意识，共同维护安定团结局面，推动国家统一大业

民族古籍中记载着祖国各族人民在历史发展过程中相互交流和互相竞争的关系。民族古籍使各族人民了解自己民族历史上不是在孤立的环境中成长的，而是在各族人民互相帮助、互通有无、取长补短、你追我赶的过程中发展起来的。历史上也有民族矛盾、民族战争，它也能使人们知道更加珍惜民族间友好相处、和平团结的好处。因此，整理研究各民族古籍文献，有利于汲取历史经验和教训，增强民族团结和社会和谐意识，让人们自觉维护民族团结。对国家长治久安、开创安定团结的大好局面、推动国家统一大业具有重大意义。

七、促进国际学术交流，推动各学科与国际接轨

民族古籍经过整理研究，可以为全世界所享用。外国学者研究中国少数民族古籍由来已久。一个世纪以来，他们也有不少研究成果，如今，藏学、满学、西夏学、彝学、蒙古学、突厥学、壮侗学等已经成为国际性的热门学科。随着我国民族古籍整理研究工作的大规模开展，必将进一步推动这些国际性学科的发展。目前国际西夏学的进展，就突出地表现在西夏文献的解读和研究工作的进展上。许多学科中的古代历史文化研究，也主要靠古代文献资料的应用。因此，整理研究各民族古籍文献对进行国际学术交流和推动我国诸多学科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八、充实各学科领域的研究内容，推动相关学科的发展

民族古籍的内容包罗万象，如“国家民委关于抢救整理少数民族古籍的请示”中所指出，“包括历史、语言、文学、艺术、哲学、宗教、天文、历算、地理、医药、美术、生产技术等”。民族古籍整理研究工作的开展，丰富了这些学科的知识，充实了这些学科的内容，也推动了这些学科的发展。单就文学来说，已出版的单一民族文学史就有蒙古、藏、壮、维吾尔、白、彝、布依、侗、京、仫佬、毛南、瑶、苗、纳西、羌、傣、回、满、土家、朝鲜、水、乌孜别克、拉祜、普米、布朗、基诺、阿昌、土族等28种。此外，还有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史》，洋洋三大册，近100万字（2001年修订本）。再就佛教经典来说，避开少数民族文字的大藏经讲中国佛教经典是不完整的。至于少数民族的音乐、医药学遗产，更在中国的音乐和医药学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因此，可以说，各民族古籍整理研究工作的开展，不仅可以为本民族历史文化的研究提供翔实的文献资料，还可以极大地丰富相关学科的研究内容，从而使许多学科别开生面，为人类的知识宝库增添新的内容和活力。有的学科像医药学，随着各民族医药典籍的整理研究，在民族传统医药的开发利用方面定会有较大的进展，甚至会在一定范围内有重大突破。比如在一些疑难杂症的攻克方面，会在少数民族传统医药中惊人地发现一些特效药。由此可见，中国少数民族古籍文献的整理研究工作必将极大地充实各学科领域的研究内容，推动相关学科的发展，对社会进步和科学技术的发展都有重大意义。

九、为认识人类社会发展史和世界文化史提供典型材料

从历史上来看，我国的少数民族社会发展极不平衡，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前夕，各民族都分别仍处于人类社会发展的不同阶段，以西南地区为例，许多少数民族如同汉族一样早已进入封建社会，但是藏族仍处于封建农奴制阶段，凉山彝族处于奴隶制阶段，苦聪人等还处在原始社会阶段。由此可见中国各民族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保留着人类社会发展史上的所有社会形态，所以反映不同形态的少数民族古籍文献，无疑是考察人类社会最翔实、最完备的百科全书。我们通过整理研究民族古籍，就会把各民族文化中具有普遍性、规律性的文化价值揭示出来，使处于边缘的文化进入中心文化。当年摩尔根调查印第安易洛魁人部落，如果将其著作取名为《易洛魁人某某部落的调查报告》，那么，在外界看来，他所记录和描述的只是一种边缘文化。但他通过调查研究，揭示了易洛魁人部落生活中具有人类社会史普遍意义的东西，并将他的调查研究成果著成《古代社会》一书。接着马克思写了笔记，恩格斯据此写了《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于是，对易洛魁人部落文化的研究，被纳入主流文化研究的轨道，之后易洛魁人部落文化个案成为中心文化原始阶段的典型范例。于是，人们把易洛魁人部落的生活视为人类史上不可逾越的一个阶段。这就是边缘文化所具有的中心文化的意义。只要我们对民族古籍具有这样的意识，它的意义就不亚于一本《古代社会》。由此可见，我国少数民族古籍在世界文化史上同样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本书通过分节论述，基本展现了中国少数民族古籍文献体系中文种众多、文献内容丰富多彩的概貌，也初步揭示了中国少数民族古籍文献的文化价值及其在整个中国文化知识宝藏中的地位，以及其考察中国历史文化方面的作用。与此同时，还概括了对中国少数民族古籍文献进行整理研究的意义。从中我们深深地感悟到：源远流长、内涵博大精深的中国少数民族古籍文献、其整理研究工作，必然涉及广泛的学科领域，是一项关系到子孙后代的系统工程，也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

自从创造使用文字，并著书立说之始，古籍的整理研究工作就与继承传统文化知识紧密联系在一起，历史上许多著名的文化典籍和学术著作，就是不同时代的学人整理研究前人撰著的文献典籍所取得的成果。从中国学术史的角度考察，历代都有贤能之士担负起整理古籍文献，继承传统文化的重任，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四书”“五经”是典籍文献整理工作者完成当时古籍文献整理任务而取得的重大成果。汉代的刘向、刘歆父子校书秘阁也是在肩负当时国家古籍文献整理工作的历史重任；郑玄遍注群经，也算在担负文献整理的部分工作；司马迁写成130篇，计526500字的巨著《史记》也是他在承担历史文献整理任务时所取得的丰硕成果。历代都有从事文献整理研究的杰出人物，他们留下了许多古籍文献的整理研究成果。特别是到了清代，我国的文献考证之学超越以往，涌现出数以百计的专门名家。他们在整理研究古代典籍文献方面成就辉煌，有关古代文献方面的著述，真可谓浩如烟海、汗牛充栋、蔚为大观。就我国各少数民族古籍文献整理研究工作而言，历朝历代都有许多贤明之士担当此任，并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以彝族文化史而论，贵州水西地区的彝族慕史（古代彝族的说唱艺人）集诸多彝文文献，编成彝族文史巨著《西南彝志》，为之整理彝族历史文献的重大成果。各地彝族经师编辑抄录“侬依苏”注6也是对古代彝文文献的一种整理活动。现今保存的如此众多的“侬依苏”，正是前人的彝族文学典籍整理工作取得的显著成果。又如滇南彝区流传的“吾查”和“买查”亦为彝文文献之集大成者。云南罗平县彝族经师毛荣昌先生所藏的彝文《玄通大书》为今存彝文典籍中体量最大的一部，其内容包括了命理、阴阳、占卜等诸多方面，可称之为宗教经典之集大成者。

以上这一切，以史学家的眼光去审视，便会发现前人只不过是替我们整理了一部分文献资料而已。由此可见，前人的古籍整理工作主要任务在于古籍文献的梳理和辑录，并将具体的研究工作重点放在校勘、注释等方面。随着学术的发展，整理古籍文献的任务和具体工作范围也在发生一定的变化。正如梁启超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一书中谈到清初史学之建设时所说：“明清之交各大师，大率都重视史学——或广义的史学，即文献学。”这就把古籍文献整理工作看成广义的史学研究，其内容自然也就很丰富了。所以，整理古籍文献不仅仅局限于校勘、注释几部古书，而是要担负起系统地整理古籍文献和全面地研究古籍文献的艰巨任务。在中国少数民族古籍文献整理研究工作的总体任务中，除了上述古籍文献的具体整理任务之外，还要对古籍文献进行综合性研究，随着整理研究工作的不断深入，理论与方法的探索显得尤为重要。因此，中国少数民族古籍文献整理研究工作真可谓“任重而道远”，需要古籍文献整理研究工作者进行不懈的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