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文种众多、类型各异的中国少数民族古文字

我国历史上各民族先后创造和使用过的文字，统称为民族古文字。这些民族古文字当中，有的文种因已经没有人使用而成了死文字；有的文种则经过不同程度的演化，至今仍然在使用；有的文种却演化发展成为当今社会的多种文字。目前，我国尚存的民族古文字种类多达30种以上，各文种都有悠久的历史。如：在西北的古代民族先后创制使用过佉卢文、粟特文、焉耆—龟兹文、于阗文、突厥文、回鹘文、察合台文等；在东北的古代民族则创制使用过契丹文、西夏文、女真文、古蒙文、八思巴文、满文等；在西南和中东南地区的古代民族创制使用过彝文、纳西族东巴文、尔苏沙巴文、藏文、傣文、水书和古壮文（方块壮字）、布依文、侗文、白文、方块瑶文等。这些民族古文字来源各异，其创制的时代各不相同，流传的地域广狭不一样，使用的时间长短也不等，应用的范围层次更不一致。以文字发生学为视角，并根据这30多种民族古文字的具体创制和使用情况，可将其概括为三大系统，即：原始自创的文字、依据外来字母创制的文字、仿照汉字创制的文字。

一、原始自创的少数民族文字

同属于原始自创文字系统的各种民族古文字，无论在创制的年代和文字的类型方面，还是在使用的范围和规模等方面都各不相同。现在将其按文字类型分别概述如下。

（一）形意文字的创制使用情况

1.纳西东巴文

图1-1  纳西东巴文

云南纳西族的东巴文，属于形意文字类型，通常被称之为象形文字。纳西语对东巴文的称谓，读若“森究鲁究”，义为“木石记号”，即：见木画木，见石画石，取象于事物之形。这种象形文字以简单的笔画描绘事物，粗略地构成一个表现事物特点的单体图像。例如：“天”似宝盖，“日”如圆月，“人”像人形，“羊”长犄角，“水”似流水，“树”作树形等。东巴文的字数为1300个左右，主要用以书写东巴教经典。现有大量的东巴文文献存世，国内云南社会科学院和国家图书馆等单位收藏的就有10000册以上，国外仅美国国会图书馆就收藏有3500多册。这些文献典籍不仅保存了原始宗教史的丰富资料，还保存了社会发展史和文学艺术等方面的珍贵文史资料，对研究纳西族社会历史和传统文化具有重要价值，对研究人类认识发展史和文字发展史也有一定的价值。

2.尔苏沙巴文

图1-2  尔苏沙巴文

居住在四川省凉山州甘洛县的藏族尔苏支系祭师沙巴书写经书使用的文字，也属于形意文字类型的民族古文字。其文字类型虽然与纳西族的东巴文相同，但是东巴文图符着色与不着色不区别意义，而尔苏文则同样的图符以不同的颜色表示不同的意思，在图符中颜色显得格外重要。

3.水书

图1-3  水书《正七》

居住在贵州省境内水族的水书先生从事本族阴阳占卜、历算、择日等活动，使用的文字称之为水书。

据有关专家研究，水书的文字符号系统中有一部分符号属于象形文字，另一部分符号则来源于其他文字符号，主要来源于汉文。

（二）表词义音文字的创制使用情况

西南地区彝族创制使用的古彝文属于表词义音文字，其创制使用的历史比较悠久，虽然具体创制年代不详，但是随着研究的深入和有字文物的不断发现，对其创制年代的认识与确定，都在不断地向前推进。据汉代夜郎王手印、堂郎辖区印等铜质彝文古印和济火纪功碑等彝文石刻文献资料，可知彝文的创制使用必早于汉代。

图1-4  彝文《祭奠亡灵经》书影

近年有的研究者根据可以用彝文释读巴蜀铜戈铭文和西安半坡陶器刻画符号的事实，认为彝文的创制使用时间可以追溯到西安半坡刻画符号的产生年代。有的研究者根据多种考古资料的比较分析结果，认为彝文起源于中国古代各种陶器和石器刻画符号，并指出：这些刻画符号经历了8000年左右的漫长历史，逐渐形成一种文字，即与先秦六国古文相同的遗留至今的古彝文。还认为这种文字曾是夏代的官方文字，为夏代文化立下了汗马功劳。总之彝文是一种很古老的民族文字。

彝文有上万个不同的单字，其造字法和用字法与汉字的六书相似，亦有象形、会意、指事等。用彝文著书立说者甚多，尚有大量的文献古籍和金石铭刻传世。其内容涉及彝族社会历史和传统文化以及宗教民俗等各个方面，是研究彝族和彝语支民族的重要文字依据，也是研究人类社会发展史和中国古代历史文化极为难得的珍贵文献资料。彝文笔画较少，便于书写，加之流传广、应用范围宽，故一直沿用至今。

二、依据外来字母创制的各民族文字

属于外来字母文字类型的民族古文字，无论是字母的体系和来源，还是传入和创制时代都各不相同。可按语系简述其各自的创制使用情况。

（一）印欧语系使用外来字母创制的民族古文字

在印欧语系民族古文字中要数佉卢字使用的年代最早。它是一种由音节字母组成的文字，自右而左横书，公元前就传入中国，于2～4世纪通行于新疆于阗、善鄯地区。

1.佉卢文

佉卢文最早源于古代印度的犍陀罗，是公元前3世纪印度孔雀王朝的阿育王时期的文字，全称“佉卢虱底文”。

图1-5  佉卢文

这种文字最早在印度西北部和今巴基斯坦克什米尔一带使用，公元2世纪时在中亚地区广泛传播，在丝绸之路各地使用到7世纪。佉卢文字大约和印度的婆罗米文字的产生时间相近，但婆罗米文字在印度和东南亚派生出许多文字，而佉卢文没有什么后继文字，最后被婆罗米文字取代。由于佉卢文使用时正是佛教发展时期，所以有许多佛经是用佉卢文记载的，并通过丝绸之路向中亚和中国西部流传。

2.粟特文

粟特文也是传入中国西域的一种较古老的文字，尚存的文献有佛经体、古叙利亚体、摩尼体三种字体，内容为公元2～11世纪书写的佛教、景教和摩尼教经典及书信和铭文。

图1-6  粟特文《粟特文书信》局部原件

粟特在今苏联塔吉克北部和乌兹别南部，地处阿姆河中游两岸及泽拉夫善河流域，在希萨尔山以北，以萨马尔干、布哈拉为中心。粟特文记录的粟特语，属于中期伊朗语的东部方言。粟特人曾对回纥及其后人的文化产生过重要作用。维吾尔族先民曾经使用过的回鹘文就是在粟特文的基础上创制的。粟特文文献大都是基督教、摩尼教和佛教等宗教内容。粟特文字母由一种地区性的阿拉美字母发展而来。它和塞姆字母一样，全部都是辅音符号，一般情况下元音不予标出。在中国境内发现的粟特文文献主要有三种字体，即标准体、摩尼体和古叙利亚体。因字体不同，其字母数量也各不相同。

3.焉耆—龟兹文

20世纪初在中国新疆发现的用中亚婆罗米斜体字母书写两种印欧语系语言的文字就是焉耆—龟兹文。

图1-7  焉耆—龟兹文

这种文字于公元3～9世纪在新疆吐鲁番、焉耆、库车等地使用，字母使用印度婆罗米斜体书写，其使用者的语言，习惯上称之为“吐火罗语”，又将当时分布在焉耆、高昌（今吐鲁番）一带的称“甲种吐火罗语”，分布在龟兹（今库车）地区的称“乙种吐火罗语”。目前发现的吐火罗文献大多为5～8世纪的资料，其内容相当丰富，有文学作品、佛教经典、医卜咒语、课本字书、公文账册及石刻碑记等，在印欧语系比较语言学和中国西域古代文化历史的研究方面有重要价值。

4.于阗文

图1-8  于阗文木牍

由塞族居民使用的“于阗文”于公元5～11世纪传入新疆于阗地区。这种文字是用婆罗米字母笈多字体书写的，已发现的文献资料有佛经、旅行记、奏章、书信、账册等，这些文书中有许多名称采用汉语，有些地方间用汉文，并使用汉文年号，可见当时该地区与中原地区关系之密切。

上述四种古文字，早已停止使用，尚保存的丰富文献资料都是近百年来在当地古代遗址中发现的，据研究，使用这些文字的古代民族的语言都属于印欧语系。

（二）阿尔泰语系使用外来字母创制的民族古文字

1.突厥文

公元7～10世纪突厥等古代民族使用过的一种音素、音节混合文字，史称突厥文。这种文字，又被称为突厥如尼文、鄂尔浑—叶尼塞文等。

公元7世纪以后，突厥汗国、高昌回鹘王国都曾使用过这种文字，黠戛斯、骨利干族也使用过这种文字。保存下来的突厥文文献以碑铭为多，在新疆、甘肃等地还发现过突厥文占卜书、军事文件等珍贵文献。

图1-9  突厥文贝叶子形文书

2.回鹘文

图1-10  回鹘文《大般涅槃经》北宋写本残片

公元8世纪维吾尔族先民回鹘人用粟特文字母创制拼音文字，史称回鹘文。这种文字于9世纪在高昌王国得到广泛使用，13～15世纪曾是金帐汗国、帖木尔帝国和察合台汗国的官方文字，先后在新疆广大地区使用了800多年，留传下来的文献有大量的佛教经典，此外还有文书、字据及文学、医学、历法等书籍和很多碑铭。回鹘文对阿尔泰语系许多民族的文化发展产生过极大的影响。虽然，新疆的广大地区由于伊斯兰教的传入，回鹘文被用阿拉伯字母创制的察合台文所代替，但是历史上不仅保留了一大批珍贵的回鹘文文字资料，而且蒙古文、满文和锡伯文的来源都可追溯到回鹘文。

3.察合台文

公元13世纪以后，随伊斯兰教的发展，在维吾尔族等先民突厥部落中停止使用原来的回鹘文而创制使用一种依据阿拉伯字母创制的文字，史称察合台文。

图1-11  察合台文《医药处方书》页面书影

这种察合台文字，后来演化发展为现代阿拉伯字母形式的维吾尔文、哈萨克文和柯尔克孜文等。

4.回鹘式蒙古文

公元13世纪初，蒙古族用回鹘文字母创制拼写蒙古语的竖写文字，称之为回鹘式蒙古文。

图1-12  蒙古文《大般若波罗蜜多经》清刻本

元代推行八思巴文，这种文字曾被限制使用，到元代后期才又逐渐通行，直到17世纪初演化为现在仍使用的蒙古文和新疆的托忒蒙古文。现在尚存的回鹘式蒙古文文献内容有写本、刻本、碑铭、印文和符牌等。

5.八思巴文

元世祖忽必烈即位后，命国师八思巴创制“蒙古新字”，史称八思巴文。此种文字多数采用藏文字母，自左至右按音节书写，不仅用来拼写蒙古语，还用以译写汉语、藏语、梵语、维吾尔语。其用途之广，为别的文字所不能及。这种文字使用的时间不长，元朝灭亡之后就渐被废弃。刻写此种文字的文物有碑刻、印章、牌符和钱币，还有《蒙古字韵》《百家姓》《萨迦格言》（蒙译本）等数种，是研究古代民族历史文化和语言文字情况的珍贵资料。

图1-13  八思巴文书影《薛禅皇帝圣旨》

6.满文

满族在入关之前，使用的是蒙古文字。1599年努尔哈赤命额尔德尼、葛盖依照蒙古文字母创制满文，称为“无圈点满文”或“老满文”。后因老满文不能准确记录满语语音，需要改进。于是，皇太极命达海改进老满文，并于天聪六年（1632）正月，颁布新满文12字头。这种新满文规范了字母形式，较准确地区别了原来不能区分的语音，还增加了一套拼写外来语（主要是汉语）的字母，称为“有圈点满文”或“新满文”。老满文只使用了30余年，保存至今的历史文献不多，最大的一部就是《满文老档》。新满文作为清朝的官方文字之一，使用了200多年，留下了大量满文文书档案，仅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收藏的满文档案就有145万余件之多。这些是研究清代中国社会历史文化的重要文史资料之一，也是考察研究清代满族语言文字的重要文献依据。

图1-14  满文《御制人臣儆心录》

（三）汉藏语系使用外来字母创制的民族古文字

1.藏文

图1-15  藏文

公元7世纪中叶吐蕃33辈法王松赞干布在位时，派遣屯米桑布扎赴天竺学习梵文和佛法。屯米桑布扎学成之后返回吐蕃，遵照法王旨意，根据藏语的实际，参照梵文制定藏文。藏文创制后做过两次较大的修订：一次是在9世纪初叶，藏王热巴巾时，以噶、觉、尚三位大译师为首的一批译师，根据当时藏语发展的情况，对藏文字母做进一步修订；另外一次是从11世纪至15世纪初叶佛教复兴时期的300多年间，大译师仁青桑布等160多位译师对藏文做零星的修订。以藏文著录存世的文献典籍浩如烟海，涉及吐蕃时期藏族的语言、文学、宗教、天文历算、医学等方面的内容，是研究西藏吐蕃时期的典章制度、经济体制、社会结构、民族关系的珍贵文史资料。

2.傣文

图1-16  傣文书影《释迦摩尼成佛记》

图1-17  傣文书影《青年国王八册》

大约在公元6～8世纪小乘佛教传入西双版纳傣族地区，随着小乘佛教的传播，先后创制了四种傣族文字，即：傣仂文、傣哪文、傣绷文和金平傣文，又统称为老傣文。

这四种文字皆自左向右横书，都是从梵文字母衍化而来，但字的形体却各不相同。其中傣仂文历史最为悠久，对其创制时间，由于缺乏明确的文字记载，暂无确切的定论。有关专家根据文献考证后指出：“西双版纳在13世纪后半叶已使用傣仂文，这是不成问题的。”与此同时，有的专家对傣族历史沿革和社会发展情况以及小乘佛教传入时间等进行考察分析后，进一步指出：“不排除公元6～8世纪为傣仂文的创制时代。”值得一提的是傣仂文还是一种跨国使用的民族文字，这种文字不仅使用于我国西双版纳等傣族地区，同时还使用于泰国的清迈和缅甸的景栋。各地对其称谓有所不同，如使用于清迈的称为傣允文或清迈傣文，也称兰那文；使用于景栋的称为傣痕文。虽然，有傣仂文、傣允文（兰那文）、傣痕文、老挝经文等称谓，个别字母也有出入，但是，三个地区的文字总体上的差别微乎其微，无论是字母形式，还是拼写法和正字法都是一致的，实际上是一种文字，即人们所统称的“经典文”或“经典傣文”。傣哪文的创制使用时间要晚一些，大约在公元14世纪。傣绷文与缅甸的掸邦的掸文基本相同，据缅甸历史上将1287年到1531年称为掸族统治时期和掸族在这个时期文化较高的情况来看，傣绷文的起源也一定很古老。至于金平傣文，与越南莱州一带的傣族文字很相似，因资料不足，其创制年代还不清楚。从这四种傣文文献的保存情况来看，数量最多、内容最丰富的是傣仂文，其次是傣那文，傣绷文不多，金平傣文则未见。就傣文文献的质地而论，贝叶经最著名。以文献的内容而言，涉及政治历史、法律道德、宗教经典、天文历法、农田水利、科技语文、迷信占卜、文学唱词等傣族社会历史和传统文化的方方面面，是研究傣族的历史文化及语言文字使用情况的重要文献依据，也是探讨中国西南地区与东南亚诸国的文化交流、语言接触等方面的珍贵资料。

19世纪中叶以后，随着西方基督教的传入，传教士根据中国西南地区诸少数民族的语言特点，用拉丁字母分别创制了拉祜文、苗文、彝文、傈僳文等多种民族文字，主要用来翻译《圣经》等宗教读物，没有形成以著录本民族传统文化为主的民族文献古籍，但对西南各民族的宗教信仰和文化教育曾产生过一定的影响。

三、仿照汉字创制的各民族文字

属于仿造汉字类型的民族古文字，既有汉藏语系部分民族使用过的文字，也有其他语系民族使用过的文字。虽然，这些古文字都先后停止了使用，但是，或多或少还有一些文献古籍流传于今世。这一类型的民族文字，学术界又称之为汉字系统的文字。现按语系将这一类型民族文字的创制使用情况分别简述如下。

（一）汉藏语系仿照汉字创制的民族古文字

属于仿造汉字的民族古文字中，西夏文最为特殊，其他文字则大同小异。

1.西夏文

图1-18  西夏文

公元11～13世纪，党项民族所建立的大夏（西夏）国创制使用一种文字，史称西夏文。这种文字的基本笔画和字体仿汉文楷书，但与汉字不同，笔画繁多。另有篆书和草书。西夏文每字由一块或数小块组成，一般分上、中、左、右、下等块，各块都有含义。在西夏文中以会意字为主，总字数6000余字。西夏文虽然已经成为死文字，但是有一些极为珍贵的文献典籍一直保存至今，其中有用西夏文翻译的汉文典籍和藏文佛经，还有刻写西夏文的碑刻、官印、禁牌、钱币等文物。是考察西夏国历史文化的重要文献资料，特别是西夏文典籍中的《文海》等几部语言文字著作是研究中国语言文字历史极为难得的实例和书证。

2.古壮文

广西壮族使用过一种仿照汉字创制的文字，称之为“方块壮字”，或称“土字”“土俗字”等。

图1-19  古壮文

这种文字的构造比较复杂，通常是由两个汉字组成，所取的汉字有繁体字，也有简体字，大部分是按汉字的形声造字法创造的。即：用一个读音与壮语相同或相近的汉字做壮字的音符，用另一个意义与所造壮字意义吻合的汉字或汉字偏旁做形旁。如：“刀”和“叉”合为一字，壮语读若cax，字义为“刀”；“布”与“衣”合为一字，读若buh，义为“衣服”；“达”与“刀”合为一字，读若dat，义为“削”。一般认为壮族人民至少在唐代就已经仿照汉字创造了这种方块文字。1000多年以来，他们用方块壮字抄写山歌、民间故事、神话传说等，留下了珍贵的文化遗产，是壮族历史文化研究的重要文史资料。

3.古布依文

早在唐宋时期，布依族地区与中原汉族地区交往日益频繁，部分布依族宗教职业者学会了汉语文，于是开始借用汉文记录本民族口耳相传的经文，但是为数极少。到了明代学习使用汉语文者日渐增多，借用汉文记录书写布依族摩经的情况也逐渐多起来，他们在借用汉字记录本民族语言的基础上，逐步融入一些自创字，使之准确记录本民族语言。布依族仿汉字系统中有三种借用与造字方式：其一，借音。就是用汉字读音与布依语语音相同或近似的字记录布依语，例如：以“拜”字记“去”读作[pai1]；以“文”字记“人”读作[vɯn2]；以“迷”记“不”读作[mi2]等。其二，借形义。就是用汉字记录布依语词义，例如：用汉字“儿”记录布依语“儿”的词义，将其读作[lɯk8]；用汉字“说”记录布依语“说”的词义，将其读作[nau2]；用汉字“远”记录布依语“远”的词义，将其读作[tnau2]。其三，借形音义。就是用汉字记录布依语与汉语音义相同或相近的语词，例如：以汉字“早”记录布依语“早”读作[sau4]或[ɕau]；以汉字“鸡”记录布依语“鸡”读作[kai5]；以汉字“金”记录布依语“金”读作[tɕim1]或[kim1]。其四，借汉字的偏旁部首或固定字创新字。例如：“”布依语读作[vɯn2]，义为“人”；“”布依语读为[ta1]，义为“大”；“”布依语读作[wɯəŋ2]，义为“小米”。

图1-20  古布依文

4.古白文

图1-21  古白文

南诏末期，即公元10世纪末，白族人民就开始利用汉字记录白语，创造了一种用增损笔画构成的白文。用这种文字著述，留下了一些白文文献。其中《白古通》《西南列国志》等名著，对研究白族文化历史和考察西南民族关系史都具有重要的文献价值。此外，古苗文、古侗字、瑶文等也属于这一文字类型。

（二）阿尔泰语系仿照汉字创制的民族古文字

1.契丹文

宋辽时期的契丹人曾经使用过一种仿照汉字创制的文字，称之为契丹文。这种文字又分为大字和小字。契丹大字是增减汉字笔画而成的，如：“天”下加一“土”即表示天；“大”上加一横和两点即表示大。有的完全借用汉字，如：皇帝、太王、太后、日、月等。传说契丹大字的数目达“数千”，造字的时间在公元920年。契丹小字是受回鹘语文启示，在改进大字和利用大字的基础上形成的。与大字相比较，它可以用少量的符号表示完备的内容，于是被称之为“小简字”。契丹小字除了保留了大字那样的表意字之外，都是表音字。契丹小字中除袭用大字中的表意字之外，用来做表音符号的字有378个，其创制时间在公元924年以后。由于契丹文停用已久，仅留下数十种刻写契丹文的碑铭等文物。这些珍贵的民族文物是研究古代北方民族历史文化和考察古代契丹族语言文字使用情况的文字依据，也是汉藏语系与阿尔泰语系之间发生语言接触和文字借用历史悠久的见证。

图1-22  契丹文

2.女真文

女真族初无文字，建立金国之后，太祖阿骨打即命完颜希伊创女真字，颁行于金天辅三年（1119），称女真大字。

至金熙宗时另制女真小字，与希伊所制大字并行使用。今存女真文文献确有大字和小字两种，以大字居多。传世的女真文文献有字书、碑刻、墓志、佛塔题记等。虽数量不多，但都是研究辽代及女真族历史文化的珍贵文献资料。

图1-23  女真文

（三）语系未定民族仿照汉字创制的民族古文字

朝鲜族曾经使用过的“吏读文”和“训民正音”也属于仿照汉字类型的文字。

图1-24  吏读文

朝鲜族祖先最晚在公元5世纪以前就开始使用汉文，他们在长期使用汉文的过程中试图借用汉字记录本民族语言，并制定出一种借用汉字来记录朝鲜语的“吏读文”。广义的吏读包括借用汉字记写朝鲜语的一切形式，以及借用汉字记写朝鲜语固有名词的形式等。狭义的吏读则指按照朝鲜语的句法特点改造汉字，并添加一些词尾的记写形式。例如：将汉语文“凡知同伴人欲谋害他人，不即阻挡救护，及被害之后不首告者，杖一百”一句，译作“吏读文”为“凡同伴人亦  谋害人乙  谋害为去乙  知道知遣即时遮当禁止  救护不冬为弥  他人亦  被害后良中置  现告不冬为在乙良  杖一百为乎事”。到10世纪以后，吏读文成为官方文字，但始终存在着难以弥补的缺陷，因为汉语和朝鲜语是两种不同语系的语言，所以用汉文很难做到准确地记录朝鲜语。于是到了15世纪，他们在总结使用汉文及吏读文经验的基础上，利用当时已经取得的音韵学研究成果以及对周围民族文字的研究所积累的有关表音文字的知识，创制了便于记写朝鲜语的“训民正音”。这一文字始创于1443年，并于1446年正式颁布。当时刊行的书名亦叫《训民正音》。这种文字的组字原理与汉字传统的注音方法反切相似，故又称“反切”。训民正音原有28个字母，其中包括17个初声字和11个中声字。正音文字系音位文字，同时具有音节文字的性质。一个音节可分为“初声”“中声”“终声”，书写以音节为单位组合成方块。这种文字问世50年之后，被禁止使用，但在民间使用和学术研究方面的应用从未间断，直到19世纪末正音文字又被重新宣布为官方文字，被称为“国文”，从此正音文过渡到现代朝文阶段。历史上用正音文字著录的文献典籍颇多，是研究朝鲜族社会历史和传统文化的重要文献依据，也是考察朝鲜族语言文字与周边各民族语言文字之间关系的珍贵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