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是我闻”和“心中有人”

杨继红的名字，我开始是从《中国青年报》上看到的。作者文章中敏锐的观察和对中国文字的自如驾驭，使人看了喜欢。可是我没有想到，有一天见到这位作者的时候，站在我面前的，竟是一位二十几岁的青年女性。

我是做过多年青年工作的人，自问对青年人还算有所了解，也抱着坚定的信心。“譬如积薪，后来居上”的客观规律我是不怀疑的。作者的文章又确实在表现出对当代青年思想脉搏的熟知。出乎我意料的，主要在于作者遣词造句中的书卷气，这是读书不多的人，特别是中国书读得不多的人不可能做到的。而这正是许多青年作者的弱项。

作者要我为她的这本集子作序，我很高兴地答应了。读了收在这本集子里的文章，我反复想：写点什么呢？想着想着，想到了4个字：“如是我闻”。这句话是2000多年前佛教创始人释迦牟尼对他的弟子阿难说的，要阿难把这句话写在记录释迦牟尼所讲经典前面，以区别于世间流传的外道和不实之词。这些形象似乎同一位当代年轻女作家有点格格不入。但释迦当年讲经，目的在于劝人向善，所讲并非全是抽象的道理，而是广取世间相，多所譬喻，以便为人理解。阿难奉命，以“如是我闻”冠于所传佛经开端，于是人们就从这4个字开始看到了一系列发人深思的故事。后来，清朝学者纪晓岚也曾以“如是我闻”为题编写了4卷笔记，所记故事，略似《聊斋》，其实仍然是“文以载道”，寓作者之人生理想、道德观念于其中耳。这大概不能算是盗用别人的注册商标。

杨继红文章的好处首先就在于不是抽象的空洞的说教，而是充满了生活中发生的各种实实在在的故事。这些故事，作者也可能亲身经历过、看到过、听说过，或者至少从亲身的经验能够感觉到它们的真实可信。以此入文章，可读性自然强；同时，文章中所表达的道理也自然使读者感到真实可信，说服力也是强的。

杨继红是一位记者，走的地方多，朋友多，知道的事自然比较多，文中所述不但是“如是我闻”，有许多还是“如是我见”。她的文章写得快，好像总有说不完的话题，用不尽的材料。从一方面说，这是时代提供了客观的可能。当今社会，无论生产力的水平、人们的生活质量、经济体制、社会结构、人际关系，都发生了和正在发生着剧烈的变化，新事物、新问题、新矛盾层出不穷，话题确实是说不完。另一方面，可能不等于现实。大家都生活在这样的环境中，能够感觉到、捕捉到那些可写甚至是必须写的东西，而又能及时把有关的材料组织起来，写出来，毕竟还需要另外一些条件。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做有心人，随时注意观察，勤于思考，而其动因则是对民族、对社会的责任感。“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者谓我何求”。最可贵的正是这心忧——在潇洒的文字后面。

“文以载道”，讲的是文章的功能。文章应当用来“载道”，“道”也要靠文章作载体。“言而无文，其行不远”。文采风流，这是要下功夫的。但却不是“文章作法”之类的功夫。根本的还是要多读书。“熟读唐诗三百首”，我相信作者是做过类似的努力的。临时查作文辞典，是做不到运用自如的，便难免有斧凿之痕了。

杨继红同志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工作。她的许多文章也就是电台中广播的评论稿。我历来认为广播电台的评论文章不好写。因为广播节目的内容存在于时间之中，不到那个点，你想找也找不到，过了这个点，想找回来也难做到。听众打开收音机，听到几句话，如果这几句话抓不住他，他又不可能跳过去浏览一下后面的内容，一不耐烦动一下按钮，这个节目对于这个听众就算完了。电台的主持人在向听众广播时，形式上是我说你听，但实际上主持人看不见听众，他是在“目中无人”的状态下说话，这就使他很难根据听众现场的感受及时调整自己讲话的内容和口气。近年来电台的改革，很重要的就是在针对这种状况寻找改进的方案。杨继红的文章出现在这个时候，也许不是偶然的。看她的文章，感到作者和听众是平等的，可以互相交流的，没有一点居高临下的架子，这就拉近了作者和听众（读者）之间的距离。许多听众（读者）热情的来信证明了这一点。文章本来就是写给读者（听众）看（听）的。可惜许多人作文时心中只有文章却没有文章的对象。从目中有人到心中有人，实在应当是文章学的第一要义。

絮絮叨叨说了这么多，并不是因为杨继红的文章已经是字字珠玑，完美无缺了。这实际上是做不到的，也不应当以此为标准来苛求于任何一位作者，更何况是青年作者。从作者的文章启发出来的这点感想，主要涉及文章，特别是杂文或者叫政论性短文的写作规律。这些也是说来容易做起来难。我自己就难以完全做到，只能作为一种努力的目标。我相信，随着岁月、阅历的增加，杨继红对许多事物的认识可能还会更尖锐、更深刻，也更善于发现解决矛盾的途径和前景，因此也能给人以更多的启发。有人以为写杂文就是骂人，或者挖苦人，这实在是对杂文的误解。释迦讲经，一条重要的原则就是善于发现人心中向善之点，加以点拨、升华。他的“如是我闻”的故事，很多都是起这样的作用。点燃或者拨亮心灯，需要做许多细致、耐心的事，比一时的痛快费事得多。这样的费事，是进入人们心灵之门所必需的。杨继红同志的文章，既然已经有了这样好的基础，我们便完全有理由对她的明天寄予更高的期望。

愿与杨继红同志共勉。

（本文是作者为《另一种追问》作的序，中国青年出版社，1996年7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