努力办好新时期的报刊评论

现在应该是评论、理论工作发挥威力的时候。

我们的评论有受群众欢迎的，像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出的《拜金主义要不得》，播出后群众反应强烈；也有相当一些评论，群众不大欢迎，不大喜欢看。老百姓的说法是，我们明白的你们老讲，我们不明白的，你们不讲。我们共产党人的传统，应该跟群众打成一片。报刊的评论，应该与群众能够交流得起来，不应当是居高临下的，说几个结论要人家照办，这样的评论没有什么效应。

我们党历来是重视评论工作的。从马克思、恩格斯开始，创办工人阶级的报刊，就写了大量的评论。马克思后来在美国报纸上也写了大量评论。毛泽东同志等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最早办的刊物，好多是以评论命名的，如《湘江评论》，打开来看几乎全是评论。党的领导人亲自撰写的评论相当地多，相当有威力。收在《毛泽东选集》里的，像评白皮书这样的评论，那是大家非常熟的。有一些评论，题目就非常生动。记得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整风时写过一篇评论，题目叫《教条与裤子》。应该讲，办好评论，是我们党的报刊的光荣传统。

现在我们正处在新的历史时期。这个时期，群众需要释疑解惑，需要解放思想，需要探讨前进当中的新问题，需要振奋精神，需要在新的条件下坚持正确的价值导向，抵制各种腐朽思想的侵袭。这都需要我们做评论工作。只要有这样的评论，都会迅速地受到广大群众的欢迎。粉碎“四人帮”以后，解放思想最早的一篇著名的评论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么一篇评论，起了多大的作用，可能大家都记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现在概括了九个方面的内容。这些基本内容，到底是什么含义，它和各个阶层的人们的实践是什么关系？在前不久召开八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和八届全国政协一次会议期间，大家讨论得最热烈的是抓住时机，加快步伐。其中，发展的时机，是指什么？机遇，是什么机遇？这些内容，好像在我们的报刊评论中并不是阐述得很充分。邓小平同志讲，对中国来说，大发展的机遇不是很多的。这就是很值得展开来论述的问题。我也看到有一些说法，说现在机遇好，他说的机遇好是什么呢？他说现在中央是这个政策，得赶紧干，不赶紧干，中央政策一变，就干不成了。他这样讲，机遇就不是客观的了，而是一个主观的东西，即主观上设置一个政策，就是机遇。机遇如果可以主观设置，那随时都可以有，也随时都可以没有。有人口上说要抓住机遇，加快发展，但实际上明明是机遇的东西他没有抓，没有使劲，不是机遇的东西，他倒是在那里使劲。因此他的加快发展和抓住机遇并没有关系。总之，在新的条件下，新的情况、新的矛盾、新的问题不断地涌现出来，其中包括新的经验，也包括新的各种困扰我们的东西。哪些是新的经验，哪些是困扰我们的东西，如果解决，需要我们及时地给以回答和指导。

党的十四大已经决定，我们的改革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市场经济和计划经济相比较，不是只换一个名词，市场经济的一整套的运行机制是我们不太明白、不太了解的。有一大堆，不是一个、两个，而是很多问题，我们不熟悉、不了解。而不熟悉、不了解就可能上当，就可能出矛盾，出问题。所以，在这样的时候，把评论工作做得好一点，把我们的理论宣传做得好一点，恐怕是特别为广大的人群所需要的。

做好评论工作，标准是什么？整个来讲，我们就是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告诉人们，把党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告诉人们，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怎么运行的基本知识告诉人们。在把这些内容告诉人们的过程当中，评论的写作怎样才叫好？我看还是毛泽东同志过去强调的六个字，即准确、鲜明、生动。

首先，评论要准确。这个准确就很不容易。好像也最容易，我绝对地抄文件，就绝对准确了。但是这样的评论等于没做。人们直接看文件好了，何必还要来看你这一篇东西！真正的准确应该是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评论首先应该准确地把握住现实社会里人们思想上的矛盾，思想上的脉搏。实事求是还包括我们讲话应该如实地讲，不是讲大话，更不是讲假话。大概群众对我们某些评论不高兴的地方之一，就是讲大话，换了另外一种方式来开空头支票，不能兑现，不能实现。许多问题，要完全把握住实际是很不容易的，需要一个不断探索的过程。我们要有这个态度。比如讲艰苦奋斗，如果简单地讲老一套的道理，群众会嘲笑你。今天的中国与10年、20年前相比，发生了一个最大的变化，就是基本上解决了温饱问题。吃饱饭的人的心理状态，吃饱饭的人的追求、生活方式，肯定和没有吃饱饭的人是不一样的。我们讲话、写文章不承认这个现实，就叫不实事求是。不从这个现实出发来讲艰苦奋斗，人们就不信。今天讲艰苦奋斗，不是说非得每个人穿打三次补丁的衣服不可，首先是要讲在工作当中的态度，对待学习、掌握知识的态度，讲我们对待困难的不屈不挠的态度。讲这些方面艰苦奋斗精神丢不得，丢掉了社会就不能前进。我们讲的艰苦奋斗还包括既正确地满足我们生活的需要，又不挥霍浪费，挥霍浪费不能创造任何价值，也不能给我们带来多少快乐。这样讲，可以举很多例子，中国科学家、当代世界上科学家的例子，看人家是怎么干的。也可以举某些资本家的例子，比如台湾最有钱的资本家，叫王永庆，比我们现在一些所谓“大款”有钱得多，此人坐飞机从来只坐普通舱，不坐头等舱。他说坐飞机就是从这个地方到那个地方，坐头等舱花这笔钱干什么，没效益。我们还可以介绍很多相关的知识。文章的准确性，还应该包括分析问题的恰如其分、恰如其度，减少片面性。强调一个东西，不是强调得越高越好。如其分了，如其度了，就叫把握准了。把握准了，人们就比较容易接受。过，读者不愿接受；不及，读者也不愿接受。做到这一条，需要我们做评论工作的人，能够深入群众，能够和各界人士交朋友。好文章不是坐在家里憋出来的。

第二点，文章要鲜明。就是旗帜鲜明，不吞吞吐吐，不是钝刀子割肉，不是模棱两可。该说的话要敢于说出来。前头说到《拜金主义要不得》这篇评论，我看它好就好在旗帜鲜明，把标题上这句话说出来了。其实人们并不认为这篇文章写得多么透彻，但是说出来了，大家就高兴，就给电台打电话，写信，反应很强烈。这种鲜明，就鲜明在大家有共同的感受，但是别人还没有说出来。人人心中有此理，别人口中还无此言。这个时候，这个鲜明性，就更能够得到群众的欢迎。

文章的最后一个要求，是生动。评论的生动，不是低级趣味的生动。怎样做到不枯燥、呆板，不是堆砌概念，不是书本上抄的东西，需要下很大功夫。除了文字的技巧之外，今天特别需要文章里有点知识，给人一点新的知识。也可以是老的知识，新的运用。比如说讲社会主义优越性，可以讲若干条，但是如果只有抽象概念，有些读者就不相信。为什么不相信？他看实际。看见美国是资本主义，中国是社会主义，美国比中国富。你说社会主义制度优越，他觉得不好解释。他有这个扣子，我们的评论就要来解开这个扣子。有的评论摆事实，讲道理，指出当时有150多个资本主义国家（现在恐怕不止了）；全世界最穷的国家，叫作“第四世界”，大概有22个，其中的21个都属于资本主义。如果资本主义制度真有那么多优越性，为什么在穷国里头，最多的是资本主义？最富的国家是资本主义，最穷的国家也是资本主义。可见资本主义与富裕没有必然联系。这样的材料一摆，人们的思路就发生了变化。又有的文章分析发达国家发展的原因，指出有的国家是小国，有的国家是多少年发展的结果，有的国家是靠掠夺别国的财富起家的。我们只能跟同我们条件类似的国家比。越是如实地介绍这些国家的情况，人们的认识越是发生新的变化。

1989年的时候，有人说香港当了100年殖民地，达到今天这么富裕；中国如果要富裕，恐怕当300年殖民地还不够。许多人说这是亡国奴思想。骂得对。但是当了殖民地，是不是真的可以富起来？这个问题并没有解决。后来报上写了一篇短文，介绍香港是怎么富起来的。英国1840年时要香港这个殖民地干什么？趸鸦片。因为英国运鸦片来，不能把船蹲在海上等着呀，船在海上等着，时间就浪费了，多跑几趟不就多赚钱吗？所以那时香港对他们很有用。但鸦片生意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已经基本禁绝了。不再需要趸鸦片，香港就没有多大用处。一般的货物直接运到上海、广州等口岸更合算。所以，香港虽然是殖民地，但从19世纪40年代到20世纪30年代，香港并不如上海繁荣，也不如天津、广州繁荣，并不是当了殖民地就能繁荣的。香港的第一次繁荣是在1937年以后。当时日本把天津占了，把上海占了，把广州也占了，中国没有出海口岸，和国际的联系，很多都是通过香港。上海一批资本家和文化人跑到香港。从1938年到1941年这三年当中，香港繁荣得非常快。但这个繁荣只是昙花一现。1941年底日本占领了香港。香港虽然还是殖民地，但它与中国内地联系的转口作用没有了，从1942年到1945年，香港人和世界上的人都称香港为“死港”“臭港”。解放战争胜利以后，主要是上海一批工厂搬到香港，资金转移到香港。而美国又封锁我们，大陆的港口失去了对外贸易的功能，整个中国的对外贸易很大一块通过香港进行。它就靠吃“过水面”发了财。20世纪70年代末期我国改革开放以后，社会主义建设欣欣向荣，香港的发展也就更快了。这一历史，证明了香港并不是当了殖民地就可以繁荣。我们“九七”要收回香港，香港有一批人着了慌，说要走，要找一个气候条件、港湾条件都合适的岛屿去“再造一个香港”。这样的岛屿在世界上并不难找，但有的资本家提出了一个问题：找到了这样的岛，到那个地方去跟谁做生意呢？这个问题没有人能回答。离开了香港，就离开了大陆，就没有做生意的地方，就没有发财的机会。这些材料一摆，就没有人说中国也要做殖民地才能富了。这样的文章大约800字就够了，就解了一个扣。如果一篇评论，从头到尾没有什么知识，没有什么新鲜知识，就难以引人入胜。

当然，文章技巧也是很重要的。文章技巧的奥妙，恐怕也在于要与读者的思维规律，和读者接受新事物的思维的规律相吻合。评论文章的技巧不是文字游戏的技巧，而是说服人的技巧。所以这种技巧，无论是娓娓谈心、出人意料、运用对比等等，都要和人的思维的规律相吻合，特别是要和人们接受新观念的思维规律相吻合。人认识事物只能是逐步前进的，只能在原有的认识基础上朝着有限的目标一步一步提高。一篇文章不可能使读者在所有的模糊或错误的观念上来一个180度大转弯。我们既要善于和读者站在相同的角度去观察问题，又要善于从读者没有站到的角度去指出他所没看到的和可能看得见的事实。要解扣子，不能和读者对着干。如果做文章好像是和天下人作对一样，对这样的文章，人家即使勉强承认道理上无懈可击，感情上也不一定能接受。

我认为现在应该是我们做好评论工作的好时机。评论工作也有一个抓住时机的问题。理论的命运，是由它满足民族的需要的程度来决定的。我们这个民族需要掌握使我们能够比较快地发展的思想武器、理论武器，需要掌握能够帮助我们抵御腐朽思想的有效的武器。我们也应该有这个能力，来回答现实中的许多问题。因为我们现在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和运用，应该说比原来更成熟了，应用马克思主义的原理来分析新事物、解决新问题的能力也提高了。我们又有一条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这都是我们搞好评论、理论工作的基础。我们的弱点，在于我们有些评论工作者跟实际工作、跟群众联系少一点；还在于知识面窄了一点，对世界的许多新事情不甚了解，因此就不好说话。比如说现在议论纷纷的一个问题，叫作“给回扣”。实际上目前人们包括一些评论所讲的“回扣”，概念非常复杂，包括世界上通行的买卖双方互相给予的折扣，这是不能进经手人个人腰包的；也包括世界上允许的给独立的中间人的佣金，但他们不叫回扣；也包括各个发达国家都禁止的给买卖经手雇员的好处费，如某个商店派出的采购员，他“昧”下了卖方给的一笔钱，这在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是作为贪污来看待的。如果虽然议论纷纷，但说是道非者使用的概念并不一致，就很难议论得清楚。对世界上的事情不甚了解，就下笔千言，这样的文章就不好写，就很难做到准确、鲜明、生动。我想这些缺点是能够克服的。经过我们大家共同努力，把评论写好，不是做不到的。

我希望经过大家的共同研讨，集中许多成功的经验，互相交流，很好地推动我们的报刊评论和理论工作，在新的时期，使得我们这一份工作也能够登上新的台阶，为了我们民族的振兴，做出我们自己的更大的贡献。

（《求是》1993年第1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