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晚报的兴起看新闻资源的开掘

晚报的兴起，是近几年中国新闻界的一个引人注目的现象。1966年以前，全国的晚报不过是四五家。“文化大革命”中，这些晚报都被迫停刊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羊城、北京、新民晚报陆续复刊，发行数都大大超过“文化大革命”以前。接着，有许多新的晚报在各地创办，其势如雨后春笋。目前全国晚报已达到十七八家。大多数晚报在本城市的发行量占城市人口的十分之一左右。

晚报的兴起，自有其客观的需要和依据。仅从新闻方面看，有了日报，还需要出晚报，恐怕不能只从新闻的时效来解释。事实上，晚报虽然也刊登了一部分日报出版（或者说截稿）以后在当天上午发生的事实，但这数量毕竟不多。而且，大多数读者所以踊跃订阅晚报，主要也不是为了对这一部分新闻能够先睹为快。

粗略地浏览就可以发现，晚报刊登了许多过去日报没有刊登的新闻。日报之所以没有刊登这些新闻，或者是囿于习惯的办报方法，或者是受到版面的限制。而这些新闻，具有相当的教育作用，也为广大读者所喜闻乐见。这就说明，在我们的社会中，确实蕴藏着极为丰富的新闻资源，有待我们新闻工作者去开掘。开掘的结果，当然不是只有增办晚报这样一条路，还可以办各种专业报纸，更可以据以改善、充实日报的版面。

晚报的新闻，有一大部分报道人与人的相互关系。这不是偶然的。党的十二大报告指出，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不仅要提高广大社会成员个人的思想、道德水平，而且要解决建立新型的、社会主义的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关系的问题。这是一个需要几代人才能完成的伟大任务。

人们的相互关系，包括的范围相当广泛。古人把这些关系概括为君臣、父子、夫妻、师生、朋友，也就是五伦，不但概括得不完全，而且没有抓住根本。最根本的关系是生产关系。生产关系在人们的各种关系中起着决定作用。生产关系的变革，不能不引起人们在各方面关系的一系列变化。另一方面，人们如何处理自己在各个方面的相互关系，对于生产关系的巩固和发展，也会起一定的推动或阻碍作用。

例如，家庭中的种种关系就是一个很大的题目。早在延安时期，毛泽东同志就曾论述过走出家庭和巩固家庭的关系，以及改造家庭的基础等问题。到20世纪80年代的今天，家庭问题又有了许多新的内容。就城市而言，就业面的放大，使男女双方都成为平等的社会主义劳动者；专门从事家务劳动的人口减少，家务劳动社会化的程度在提高，又还严重地不足；计划生育的推行，使教育独生子女的问题显得突出；平均寿命的延长，把老人问题提到广大家庭的面前；单元式的楼层大批地代替四合院，使邻里关系也发生了变化。这一切，都为新闻报道提供着丰富而生动的材料。这样的新闻，既是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所必需的，又是广大读者必然关心的。开拓这个领域的报道，岂仅是晚报的任务而已。

随着生产的发展，人们的分工必然愈来愈细。“三百六十行”的说法，早已远远不够用了。这是一个必然的趋势。在农村，随着商品生产的发展，这个趋势也会愈来愈被人们看得清楚。在城市，则早已成为明显的事实。

分工的发展，可以带来更高的劳动生产率，可以促进社会的进步。分工的发展，也使整个社会成员的相互依存关系愈来愈加强。每个人的劳动都是为社会的，每一个人也都离不开无数其他社会成员的劳动。这种状况，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特别有利于形成集体主义的世界观。但是，分工还有另外一面，这就是缺乏应有的互相了解。人们打开龙头，水就流出来了；烧的煤可能是千里之外、千尺之下的矿井中采来的；出门坐上电车，路口有交通警指挥，保证安全；晚上一拉开关，灯就亮了。可是，人们往往没有想到，也不知道，这一切为他服务的人，是怎样劳动和生活的。

骑自行车的人，稍有违反交通规则，往往受到交通警的大声呵斥，甚至还要罚款。受呵斥的同志心中难免有怨言。可是，大约很少有人想到交通警是怎样站岗的。他们无论烈日暴晒、飞雪冻地，都要坚守岗位，一丝不苟地履行自己的职责。他们亲眼看见过不少不幸的事故，了解这些事故给人们带来的痛苦。血的教训使他们对违反交通规则的行为痛心疾首。为了人民的幸福和安全，他们付出的代价是什么呢？北京市的交通警，很少有到40岁以后腿不肿的。从交通警方面说，也有他们的弱点。面对川流不息的人群，这些人奔向何方，为何如此匆忙，他们恐怕也不甚了了。如果互相之间了解更多，对于促进交通秩序的好转，肯定是会有利的。

北京有一条7路公共汽车线，过去秩序很不好。主要的原因就是沿途有几个中学的学生上车打冲锋，吊车不放松，扎堆爱起哄，司机售票员见了他们就头疼。在文明礼貌月当中，这条车线的职工同沿途的学校共建文明线路，收到了很好的成效。其中有一个学校的老师，给他的学生们出一个《7路汽车观察日记》的作文题。学生们开始认为这路车天天坐，不用观察，也很清楚。但仔细一想：起点站、终点站、头班车、末班车，情况都不了解。等他们跟车走了几个来回之后，感受便大不相同了。路上无论怎样着急，也不能叫车停在那里让自己先去方便一下。如果遇上几位吊车的人，耽误了时间，下一站等车的人就更多，车就更开不动，到了终点站，连喝口水的时间都没有，就得急着往回赶。这样，他们和司机、售票员之间的感情就发生了变化。有的学生在自己的作文中写道：“对这种顶着星星上班，最后一个进入梦乡的人，怎么能不尊重呢！”这种感情的变化，就是从对对方的劳动状况的了解开始的。事实上不可能每个人对每一种劳动都去观察一番，这就需要记者来做他们的眼睛。让我们深入到每一个行业里去，把各种不同的劳动者工作和生活的情况报道出来吧。有的行业，在全市几十万、几百万人口中只有几个、十几个人。例如，为死者化妆的人。他们是怎样对待他们的工作的呢？报道出来，是会有很多读者的。因为他们的工作实际上和千家万户都有关系。千百种不同的行业，愈来愈细的分工，对新闻工作来说，就是一种取之不竭的丰富资源。

在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关系中，干部和群众的关系，特别值得引起新闻工作者的注意。我们的干部，是群众的领导者，又是人民的勤务员。干部需要了解群众，群众也需要了解干部。1983年暑假，北京市组织一部分大学生到祖国各地考察。他们的重大收获之一，就是了解了我们的干部。一些到青海去的大学生，在青海受到省长黄静波同志的接见。黄静波同志60多岁了，到青海虽然才几个月，但他对这些大学生介绍青海的情况，手里不拿稿子，把每一个地区的物产资源、存在的问题、准备采取的措施，讲得头头是道，如数家珍。这些大学生说：“原来共产党的老干部是这个样子的呀！”他们心目中的老干部形象原来并不怎么好。这一方面有林彪、“四人帮”造谣诽谤的影响；另一方面，近几年有些文学作品对我们干部的形象也做了许多歪曲的描写。群众对干部的状况能否有真实的了解，是关系到对我们社会主义事业的前途树立信心的大问题。可是，在我们过去的日常报道中，群众只看见干部在这个那个会议的主席台上就座，只看见我们的干部做出的决定，就是不了解这些干部日常是怎样工作的，这些决定是怎样做出来的，不了解曾经设想过一些什么不同的方案，怎样经过反复比较、试验才做出了某种决定。在这个领域里开掘下去，也是有很丰富的题材的。重要的是要选取适当的角度，要同对个人的无原则吹捧严格区分开来。

晚报的新闻，还有一大部分是关于人们日常生活的报道。我认为这一点无论对晚报还是对日报的工作，都是很有启发的。我们的报纸应当有指导性，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是，过去我们对指导性往往只理解为指导工作，这就未免狭窄了。指导工作是需要的，还应当指导思想，指导人们的生活，指导人们的消费。指导生活，包括文化生活、体育生活、家庭生活等方面，其中丰富的内容，是大家都看得见的，在这里不打算多说。我想多说几句的，是报纸应当把指导消费的任务担当起来。这是今天的形势发展向我们提出的任务。在生产停滞的时候，人民的生活水平长期得不到应有的提高，日用消费品供应严重不足，许多重要的消费品只能计划供应，指导消费的问题，在报纸上当然不可能占多大地位。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人民的实际生活水平已经有了相当的提高，许多新的消费品迅速地进入群众的生活领域，这个问题就突出出来了。群众手里有钱，不知道如何使用得当。根据群众原有的习惯观念和自发形成的对产品的需要，有些商品往往是供应严重不足。另一方面，又有许多可供群众消费的资源，或者是许多人还没有想到，或者是不知道有这样的新产品，不知道到什么地方可以买到。例如，在家务劳动中，被子的拆、洗、缝就是一件很麻烦的事。先是在一些宾馆里，后来在一小部分群众的家庭中，学习西方人的习惯，做成被套，省了拆和缝这两道工序。可是过去布票有限，做被套就不好提倡。现在化纤大量生产，棉花丰收，不但可以提倡用被套，还可以提倡用床罩呢！许多城市煤气日益普及，需要消耗很多火柴。而火柴梗要用木材，一是资源不足，二是原料价格上涨，火柴要维持原价就需要政府补贴。为人民生活方便考虑，还是推广电点火器为好。不但比用火柴更干净，而且按目前的工艺水平，一般的点火器可以用5万次左右，算起来比用火柴还便宜。中国的羽绒资源十分丰富，但是过去鸭绒被一般只供出口，大家认为是高级消费品。其实认真算一笔账，一床鸭绒被至少可以用15年，每天的耗费并不超过一支香烟的钱。每天少抽一支烟，就可以盖上鸭绒被，何乐而不为呢？

指导消费，反过来就促进了生产，促进了“四化”。这是大家都知道的。

当然，我们所说的对消费的指导，是用马克思主义来指导，是按照党的方针政策来指导，并不是提倡消费主义、享乐主义，并不是引导人们去追求那些一时不可能实现的目标。这种指导，和提倡艰苦奋斗、勤俭节约的精神是一致的，而不是矛盾的。这种指导，应当有助于培养人们高尚的情操，并且有助于使人们把更多的精力集中到工作和学习上来。这样，这里就有许多问题需要研究，有许多文章可做。

我们的国家，经过拨乱反正，已经走上了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的历史时期。走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伟大实践，需要有更加丰富多彩的新闻信息来为它服务，同时也产生了十分丰富的新闻资源有待我们去开发。我在这里从晚报说起，而且也只举了一小部分事例，是因为我参加了一次晚报工作经验的交流会，受到了启发。其实，这个问题是放在我们所有新闻工作者面前的。现在，广大农村已经改变了等待生产队长派活的状况。我们新闻工作者是不是也要改变一下在一部分同志中存在的坐等上面出题目的状况呢？而要改变这种状况，就需要彻底地研究一下，在人民群众当中是不是蕴藏着极其丰富的新闻资源。只要我们真正深入下去，又时刻想到党的事业和人民群众的需要，就一定可以使我们的新闻报道迅速出现新局面。适应新时代需要的杰出的新闻工作者，也一定会涌现出来。

（《新闻战线》1984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