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悼会后的话

这些年，追悼会开得多，神经似乎渐渐麻木了。可是，今天下午，参加完戴云同志的追悼会回来，却禁不住还想讲几句话。

这原因，不仅是因为戴云同志还太年轻，他只有53岁；也不仅是因为他死得太快，从进医院算起，才只有53天；也不是因为我们从新中国成立前在上海学联相识至今已有30多年，后来又一起下干校，到农村接受“再教育”。使我不能忘怀的，是几件闪光的“小事”。

那是1966年的5月，正是“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的前夕，“山雨欲来风满楼”，政治空气已经相当紧张。有一天，我们几个人在一起议论当时在学习毛泽东著作运动中出现的形式主义等“左”的做法。对于林彪搞的那一套现代迷信，戴云表示了极大的气愤。他说：什么“一句顶一万句”？根本不通！“同志们，开会了！”这算一句还是算两句？怎么顶一万句？

他就是凭着这样一种政治上的正直和勇敢，来看待那一场大浩劫中出现的种种现象的。1971年，我们先后被“解放”，又一起被派到离干校四五十里路的生产大队去。我们两人去的队只隔一条小河沟，来去都是一起走。在下去的路上，他就说：“我就不相信，我们就搞不好一个大队！”他说的当然不是个人的能力，而是说的一条路线。

那时候，我们在河南，在“左”倾路线的影响下，老百姓实在是穷得很。当时实行的一些政策，许多是束缚老百姓手脚的条条框框，许多是往老百姓身上转嫁负担的不合理规定。例如，一定要大队办集体养猪场，年年赔钱，还说是“方向”。戴云到了大队，就像鱼到了水里，很快就同当地的干部、社员搞熟了，了解他们的心情和愿望。在弄清情况以后，他顶住上面的压力，毅然支持基层干部解散了大队养猪场。

社员群众对我们恢复一些按劳分配政策的做法很高兴，说是“刘少奇又回来了”。我们听了有些担心，对群众说最好不要这样说，说了就做不成了。戴云却不怕。他给国务院领导同志写报告，不但写了当时政策上存在的问题和我们的做法，还把群众的反映作为正面意见写了进去。而这时正是1972年的上半年！

他进医院后，我去看他。他明知自己得的是癌症，还是那样兴致勃勃，谈着自己计划要做的事情。病榻的案头，堆着材料和纸笔，他在病房里写了最后一个材料——给党中央领导同志的信，认真地提出了对当前思想政治工作的意见。几十年来，他没有讲究自己的衣着，也没有追求吃喝。到他家里去聊天，有时他爱人吴素娟同志不在家，他就亲自下厨房，煮一锅烂糟糟的面条，高高兴兴地待客。他最后的遗言就是把遗体提供给医院解剖。在今天的追悼会上，一个花圈也没有。这也是根据他的遗愿办的。

在一些人的心目中，“思想解放”和“正统的共产党人”这两个概念似乎有点不好统一。其实，这两个概念是最应该统一在一起的。你看，它们统一在戴云同志的身上，是多么自然。

所以，开过了追悼会，我还要写下上面这样一些话。

（《北京日报》，1980年12月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