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都是人民的儿女

靠人民，支援永不忘，

他是重生亲父母。

我是斗争好儿郎，

革命强中强。

 

这是陈毅同志《赣南游击词》中的几句。

当时正是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之后，工农红军主力长征北上，南方根据地中只留下少数部队坚持游击战争，环境十分险恶。陈毅同志后来回忆这一段情况时说：

 

整年整月的时间，我和我的同伴都没有房子住，在野外露宿。大风大雨大雪的日子，我们都在森林和石洞里度过。风餐露宿，昼伏夜行，是我们生活的常规。敌人采取搜山、烧山、移民、封坑、包围、“兜剿”等等手段，进行最残酷的“围剿”。我们对付的办法是依靠群众的支援和掩护，开展灵活的游击战争。

 

一方面是强大的敌人，一方面是共产党领导的小小的游击队，然而胜利却属于后者。重要的原因就在于我们有人民群众的支持。

在整个革命战争年代，几乎每一个共产党员都有类似的经历。每个共产党员都可以从自己的经验体会到，人民是我们的父母，我们是人民的儿女。没有人民，就没有共产党的存在。共产党人的根本任务，就是要为人民服务，生为人民生，死为人民死。这些道理，绝大多数共产党员都觉得很容易接受，好像是天经地义，本来就应该如此的。

可是，在和平建设时期，共产党员和人民群众之间的鱼水关系，有时就不那么容易看得清楚。在有些同志看来，好像没有群众，自己这个共产党员也能存在下去。于是，有些同志把“为人民服务”的口号只是挂在嘴边，实际行动却大大打了折扣。也有的同志干脆对为人民服务的要求表示不理解。他们问：我为人民服务，谁来为我服务？

他们提的这个问题，很值得一驳，不回答清楚，他们总觉得做党员吃亏。

谁在为他们服务呢？人民。

想一想吧：谁为你提供了吃的粮食、烧的煤？你住的房子是谁盖的？你晚上点灯的电是哪里来的？灯泡又是谁造的？你上班的公共汽车是谁在驾驶？你看电视的节目是谁在表演？谁在为你播出？

你也许会理直气壮地说，这一切都是我拿钱买来的。可是，你怎么会有钱呢？劳动来的。如果没有别人盖工厂、造机器，你能进工厂劳动吗？如果没有别人生产大量的商品，你能从事商业劳动吗？一个现代农民的劳动，也离不开别人制造的化肥、农药和各种农业机械。你的文化和技术知识又是谁教的？

而且，说一切都可以用钱买到，也不符合事实。没有强大的解放军保卫着国防，没有公安人员和广大的积极分子维持治安、指挥交通，你能有从事和平劳动而不当亡国奴、不受别人欺凌的可能吗？为了保持物价基本稳定，国家每年需要开支300多亿元补贴，谁能拿得起？一个孕妇上车，别人起来让座。一个小孩落水，许多人奋不顾身地抢救。这些，又岂是金钱能买到的？

再说，今天我们所以能够安居乐业，不受帝国主义的奴役，不受地主、资本家的剥削，难道不是无数革命先烈流血牺牲换来的吗？

任何一个人，无论他能做出多大贡献，同这一切比一比，难道不都有欠了账的感觉吗？

人类是作为一个群体来到世间的，也只有作为一个群体，人类才能生存，才能发展。我们的祖先，如果不是把每一个人的劳动都融入到集体的劳动之中，人类可能早已灭亡了。每一个人都为众人服务，又受到众人的服务，这是人类存在的必要条件。人类社会愈是向前发展，这种互相依赖的范围就愈宽广。

可是，在阶级社会中，这种人与人之间的互助合作关系被扭曲了，产生了阶级的对立和压迫。劳动人民的血汗，变成了地主、资本家口袋中的财富，成为他们花天酒地的源泉。劳动者却只能忍饥受寒在死亡线上挣扎。剥削阶级作为社会的统治阶级，他们的丑恶思想也必然要对整个社会产生影响。这就是“人为财死，鸟为食亡”“人不为己，天诛地灭”等极端个人主义思想也会在一些劳动者当中流行的原因。

到了新社会，我们建立了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从根本上改变了。每一个社会成员的利益，从根本上说，已经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了。只有整个国家都搞好了，每一个人的利益才能得到保证。然而，旧的影响还存在。远远不是每一个人都能认识到自己个人利益对于整体利益的这种依赖关系。共产党员所以被称为先进分子、先锋队，就是说他比别人觉悟得早一些。因此，他能够懂得，解放全人类就是自己的最大利益。他不但能够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而且要用自己的行动来唤醒人们，扩大共产主义思想的阵地。他这样做，不是勉强的、被迫的，而是自觉的，为此感到幸福和光荣。

正因为这些，所以陈毅同志在《示儿女》的诗中，希望他的子女们：

 

应知重理想，

更为世界谋。

我要为众人，

营私以为羞。

 

这些语重心长的话，也是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对我们每一个共产主义战士的希望。我们都是人民的儿女。在“为众人”中度过自己的一生，我们的生命就有了最高的价值。

（《共产党员》1982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