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伦理学的研究更加适应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

这几年伦理学的形势非常好，可以说是盛况空前，也可以说是起死回生。因为实际上过去伦理学已被打死了。在“文化大革命”前多少做过一点伦理学研究的同志，到了“史无前例”的时代，几乎没有一个人不是被打成“修正主义分子”“资产阶级反动权威”，整个伦理学被废弃了。只有在粉碎“四人帮”以后，经过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解放思想，伦理学才得到起死回生的机会，出现欣欣向荣的局面。今天，我们党在重视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建设的同时，还提出把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作为社会主义建设的任务和奋斗目标。在这种形势下，伦理学受到了社会各个方面的广泛重视。各个地方，学会、研究会纷纷成立。还有专门性的研究会，如大学德育研究会、职业道德研究会、家庭教育研究会等，这类研究组织成立得不少。在许多大学里，设立了道德修养课。举办的讲座就更多了。伦理学的专著也出版了一些。青少年的修养读物，发行的数量愈来愈多，而且还常常脱销。对于伦理学研究的广度和深度也在不断扩展。提出了许多新的问题，如关于职业道德问题、关于家庭教育问题、关于犯罪问题等许多问题。实际工作中随着“文明礼貌月”和“五讲四美”活动的开展，各行业都制定了自己的守则，如青工守则、学生守则等。研究伦理学的人也正在逐渐多起来。如果说有问题的话，主要是三个字：“不适应”。因为伦理学的研究曾经中断了多少年，而且过去的研究也很薄弱。现在面临着一大堆新情况、新问题，要求我们做出回答，做出解释，做出说明。我们还未能做到。

实际生活向我们提出的问题是相当多的。如青少年犯罪问题，这是整个社会都关心的。又如抵制资产阶级思想腐蚀的斗争，也向我们提出了许多伦理学的问题。有的人说，你们进行道德教育没有用处，谁也不听你们的。这就是个很尖锐的问题。现在有相当多的化公为私或化大公为小公的现象，这种现象流行的原因是什么？怎样才能改变它？群众中有些问题是以很具体的形式提出来的，实际上其中包含着深刻的理论问题。一位基层商店的支部书记，是1950年入党的干部，他有个儿子刚参加工作，拿30多元工资，有次买了一顶40多元钱的帽子回来。这位老同志仅说了一句“你爸爸一辈子也没买过这样的帽子”，儿子却说了一大堆话：“你那是50年代，现在是80年代，还有50元、80元一顶的帽子，我还没有买呢！”这位老同志气得说不出话来。他说，你们能否帮我想想，应说些什么话。这些具体问题仅仅就事论事确实说不清楚。这位同志提出的问题，涉及的有：50年代和80年代有什么不同？其不同表现在什么地方？有没有需要共同遵守的、并没有发生根本变化的原则？生产和生活水平虽有不同，但还是要量入为出来安排自己的生活。50年代难道就没有80元一顶的帽子吗？一个工人丢掉了勤俭的原则，能不能适应80年代的要求？总之，只有我们在理论上有所前进，才能回答生活向我们提出的许多新问题，才能使伦理学适应我们的时代，适应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怎样推动伦理学研究的发展呢？我想，有两个问题是需要注意的。

第一个问题，需要把社会主义社会的道德现象，包括道德概念、道德信念、道德感情、道德行为、道德规范、道德教育等等很复杂的现象，当作一个现实的、实际的运动过程加以考察，从中找到规律性的东西，从而来发展我们的伦理学，也使它能更好地对社会道德实践起一点指导作用。简单地讲，就是：伦理学的研究要从实际出发。

马克思主义告诉我们，原则从来不是出发点，只是我们研究的最后归宿。从伦理学来说，这门科学和哲学的关系历来是很密切的。伦理学的研究一定要在哲学的世界观的指导之下进行。在中国哲学史的资料中至少有一半以上或有2/3和伦理学分不开。但是我们在研究伦理学时，能否把哲学的原则当作出发点，当作妈妈，把伦理学的范畴作为儿子来进行推演呢？那是不可以的。在研究时，我们只能从实际出发。事实上，即使唯心主义的伦理学家的研究，也是从他那个时代的伦理实践出发的。从整个人类讲，也是先有伦理关系，即人和人之间在共同的劳动生活中发生一定的关系，才需要有一些准则来调整这种关系。这种准则不是固定不变的，是随着生产的发展而变化的，同时也受到社会生活其他方面条件的影响。这个变化从未停止过。所以我们不能把伦理学当作僵死的或者随心所欲的东西。例如道德规范，就不是少数人可以主观制定的。伦理学工作者只能研究这些道德规范是怎样产生的，在什么样的条件下必然会需要什么样的道德规范，这些规范又是怎样普及的，等等。伦理学不可能像几何学那样，运用几个公式就可推出原理，推出一切。伦理学不能这样做。我这样说并不是说伦理学的著作不要条理化、系统化，这是很必要的。但是，伦理学的研究要前进，必须从实际出发，把现实的伦理关系作为研究对象，从而发现它的规律。特别是在社会主义时期，即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尤其需要这样做。因为这是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在社会主义社会中，道德教育的作用比过去更加高，更加重要。社会主义社会的建设除了物质文明建设以外，还需要精神文明的建设。精神文明的建设包含两个方面：一是文化方面，二是思想道德方面。归根到底就是要使得我们全体人民从党内到党外、从老到小、男男女女都成为有理想、有道德、守纪律、有文化的人。其中理想、道德、纪律都和伦理学的研究有关系。

社会主义是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它所要解决的一个问题，也是人类几千年文明史没有解决的一个问题，即要使人从奴隶变成主人，而且要造成人们不可能再成为奴隶的条件。人变成人的奴隶，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上，是生产力进步的结果。生产力进步到那个阶段，再要向前进，就需要采取这么一种形式，即使一部分人奴役另一部分人，这种形式可以使生产力比较快地发展，但是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到了今天，就造成了一个条件，即不需要再使人成为人的奴隶了，而是可以使人成为社会的主人。这是在整个阶级社会的历史过程中，被奴役的人们始终存在的一个理想。但是，在过去的长时期中，人们不可能找到怎样使自己成为主人的道路。鲁迅写《阿Q正传》，阿Q很想当主人。在梦中，革命成功了，他成了主人，同时别人又做了他的奴隶，他可以任意去指挥别人。在这样的农民心目中，不可能找到一条既当主人而又没有人当自己的奴隶的道路。小私有者向往桃花源式的生活，“三十亩地一头牛”。我是30亩地的主人，我不管别人，谁也不要来管我。但是，这种幻想是永远行不通的。因为在私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中，不可能把他这种地位永远保持下去。马克思最伟大的功绩就是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中看到生产的社会化必然要求生产资料的公有制，这就找到了人做主人的道路，就是集体地做主人。这是一个翻天覆地的大事业，人与人之间将要形成完全新型的关系，反映这种新的人与人之间关系的道德意志、道德行为、道德信念和道德感情的形成也必然是一个非常艰巨的、长期的过程。在这样一个过程中，单靠照抄现成的结论，无论如何是不够用的。在社会主义伦理学这个领域里，注定了是新问题层出不穷的。我们有些同志常常感到在道德领域里，问题好像非常之多，这个问题还没有解决完，那个问题又蹦出来了。今天有人提出：进行理想教育不对，说这是和天堂赎罪论差不多的东西；明天又有人提出：进行纪律教育违反了人的自由天性。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似乎永远解决不完。我们如果彻底把这个问题想清楚，大概就可以看出，作为马克思主义的伦理学工作者，我们的命运就只能是这样。就是要面临着这么多的问题，因为我们要实现的是这样一个翻天覆地的大变化。而我们的光荣，也就在这个地方。

当前在道德领域中，最基本的问题是解决集体主义和主人翁思想的问题。它表现在各个方面，其中以下四个方面可能是比较普遍的。

一是社会公德。这个问题的重要不需多谈。现在搞的“五讲四美”“文明礼貌”、植树、义务劳动等等，都属于社会公德的范畴。

二是职业道德。社会主义的职业道德很值得我们重视。

职业道德是随着社会分工的发展而发展起来的。某一种职业，就是某一特定的分工。它的存在本身就需要有一定的规范，否则就存在不下去。人的实践中最主要的是生产实践；因此，人的道德观念、道德行为等等，最重要的是体现在和他的职业有关的行为中。在社会主义社会，分工的性质和旧社会分工的性质有了根本的变化。按照这种性质变化的情况来研究社会主义社会中各种不同职业的职业道德形成和发展规律（不是为每一个行业制定一套行为准则，而是研究这些准则的形成和变化发展的规律），成为伦理学很重要的研究任务。这方面还可能有一些我们过去没有想到的问题。例如有的同志在评论文艺作品时提出了一个道德标准问题，这个问题不一定能归到职业道德的范围，但可能有点关系。一个作品拿到社会上来，必然要起作用，可以起帮助人们认识社会的作用，可以起审美的作用，也可以起激励、影响人们的思想感情的作用。这些对人的道德行为实际上发生了影响，就需要有个标准来衡量一下它的影响的方向和作用的大小。许多同志研究文艺现象时，虽然说法不一，实际上是涉及了一些作品的道德标准问题。可是伦理学工作者对这方面加以注意的似乎还不太多。

三是家庭、婚姻道德。这是老问题了，几乎所有研究道德、研究伦理的人都会涉及这方面的内容。但是还不能说这方面的问题都已经研究清楚了。现在人们提出了一大堆新问题，从弗洛伊德的精神现象分析一直到赤裸裸的性解放，或者在理论上说“现代化必然带来家庭的崩溃、家庭的瓦解”。主张这种观点的人都是有证据、有数据的，如果简单地说“这不对”，那是解决不了问题的。我们不要回避问题，要扎扎实实地去研究，研究生产的现代化对家庭实际上发生着哪些影响。生产的现代化使人们的文化程度提高，对家庭会不会发生影响？生产的现代化使人们的劳动时间减少，在家庭的时间多了，会不会对家庭发生影响？生产的现代化，使得家用器具电气化、自动化，使得家务劳动的时间逐渐减少，现在的女同志用不着每星期补袜子了，就省下了好多的时间。省下的时间可以从事别的活动。现代化创造了更多的就业条件，使男女之间的不平等减少；现代化带来家庭中的文化生活增加；现代化能使人们控制自己的生育，不必担心因子女生得太多而产生的负担。这些都会对家庭生活发生影响。我们研究这些影响就可看到现代化所起的作用。我认为这些作用得不出必然使家庭瓦解的结论，而是有了使旧的、不平等的家庭处于瓦解的条件，使家庭成员之间更加平等，使他们的文化生活、精神生活得到更多的发展。这样来研究，就可以反过来看出，现在在有一些称为现代化国家里出现的家庭瓦解，实际上是由于什么原因造成的。青年人讨厌我们不做具体的分析，不做具体的调查，用一个什么帽子到处套。他们讨厌这些东西是有道理的。我们自己也应该讨厌这些东西，就是不要回避对具体问题做具体的分析。

四是应该把共产党员的修养纳入到伦理学研究的范围。在中国的土地上，有这么一个共产党，它是我们社会的领导力量。这个党按其性质来说，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但是党的成员实际上大多数不是从无产阶级队伍里出来的。从当年巴黎公社开始，就有这样的情况，巴黎公社的活动家中，绝大部分不是产业工人，只有两三个手工业工人。这些人为什么会有共产主义理想、共产主义道德？他们的共产主义道德观念当然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那么，是怎样产生的呢？为什么有的人后来又会放弃这种道德观念，走向腐败？这种情况是在什么条件下发生的？在什么条件下又可以争取这些人重新转变？发生这些现象都是有规律可循的。刘少奇同志研究这个问题，写了著名的论文，他是从当时的实际情况出发，涉及了许多重要的理论问题。如果不把它作为伦理科学研究的对象，实在太可惜了。

在今天社会主义社会的条件下，对上面所说的种种问题的研究，完全可以使伦理学的研究超过以往的一切时代。这么多的新事物摆在我们面前，不要说过去的思想家，就是马克思也没有来得及详细研究过。只要我们坚持把这些伦理现象，当作一个运动的过程来对待，找出它的规律性，就可以使伦理学的研究得到丰富的源泉、得到充分的发展。例如，前面讲到的树立主人翁思想的问题需要解决相当多的理论观点问题。如有的同志说：群众为什么没有主人翁的思想？是因为没有给他们主人翁的地位，有了主人翁的地位，自然会有主人翁的思想。这首先就涉及一个根本的理论问题，假如主人翁的地位是要靠别人来给，那么这种主人究竟是不是真的，就很值得怀疑。因为他的地位还要取决于别人给他或者不给他，归根到底是由给或不给的人做主的。

到底现在人民群众有没有主人翁的地位？我们说有。那么，为什么没有反映到某些人的意识中去呢？存在决定意识，到底有没有反映呢？我认为在大多数情况下，还是有反映的。例如有的青年在家里待业，有时发牢骚：“政府就是不安排我！”他为什么要发这个牢骚呢？他认为他有权获得政府的安排。这个牢骚是不对的，不能要求人民政府一切都包下来。但是，他之所以产生这个不对的东西，是因为他实际存在着主人翁的地位，由于种种原因，他的认识是歪曲地反映了他的存在，但毕竟也是存在的反映。在有的农村，社员自留地上的果树，虽然没有围墙，可是一般没有人去采他的果子。因为人们都知道这果树是张三家的，不是我的，我没有权利去采它。如果采了，一般的人都觉得这是不道德的。公家的果园，就不一样了，随便去采果子的人就比较多，旁边的人也不认为这样做有什么不对。社会上有这样的观念：公家的东西就可以“大家拿”，不拿白不拿。在一些人的潜意识中认为他有这个权，公家的东西应该有他一份。这当然是个人主义思想，是对主人翁的存在的歪曲反映。我认为我们在研究像主人翁思想这类问题时，不能简单地说，只要是个主人，就一定会有主人翁思想。如果这样，就不需要伦理学了。我们需要研究：人们是怎样成为主人的？他这个主人实际上是怎样做的？主人翁地位如何反映到他的意识中去？这个反映必然要有很多的歪曲，是什么原因？又怎么才能做到比较正确地反映？研究这些客观规律才是科学的任务。愈是坚持这种客观性、科学性，对党的思想工作愈是有帮助、有用处。

研究现实问题一点也不排斥对伦理学基本理论的研究、对国外的和古代的伦理思想的研究。现实的共产主义道德教育，就非常迫切需要这些方面的研究材料。我们要研究各种伦理观点是在什么条件下产生出来的？有哪些规律？一些不同的伦理观点是怎样互相斗争的？在什么样的情况下，一种伦理观点胜利了；另一种伦理观点又是怎样在社会上消失的？我们愈是把这些规律掌握得好，在进行共产主义道德教育时就愈有把握，就不至于陷入简单化了。

第二个问题，在伦理学研究中要保持共产主义的纯洁性，用共产主义的思想体系去观察问题，分析问题。这首先是对共产党员的要求，也是对广大伦理学工作者的希望。实际上也是伦理学的党性问题。

伦理学研究中要坚持共产主义思想体系，就要批评离开四项基本原则的资产阶级自由化倾向。当然不能把所有研究中的不同意见都说成是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倾向，但也要看到这种自由化倾向是确实存在着的。如有一种观点，说我们今天根本不是社会主义社会，我们还没有资格搞社会主义，说我国17年就没有走社会主义道路。既然这样说，那还坚持什么社会主义呢？再例如有人主张反革命的言论也可以自由发表。这就简直否认了人民民主专政的原则，也是违反现行的法律的。还应该注意这样一种倾向，即把马克思主义解释成为为个人主义辩护的东西，解释为一切从个人出发，一切为了个人的东西。如果马克思主义真是这样的东西，那马克思主义也就不存在了。

在伦理学研究中，坚持共产主义思想体系，最主要的就是对个人主义的态度问题。我们不能要求在现在的社会中就把个人主义的思想消灭掉。如果有这样的想法或采取这样的行动，那就是错误的，可能会犯很大的错误。但是我们又不能去美化和宣扬个人主义。马克思主义的伦理学不能为个人主义辩护。如果想用个人主义的思想体系来解决青年的某些思想问题，即使一时能哗众取宠，结果也一定会使人家思想苦恼。因为那个思想体系和我们的社会主义现实是不能相容的。如果想用个人主义来建设共产主义道德，那就更是南辕北辙了。

现在青年中流行的许多和伦理有关的思潮，其中许多是从国外传进来的，很有必要组织力量加以研究。例如存在主义，有的书介绍的态度是严肃的；有些刊物、杂志的介绍，则相当不负责任。到底应该怎样看，就需要组织力量来认真地进行研究。这种研究不是简单地为了得出一个“对”或“不对”，是唯物的还是唯心的结论。而是要研究这种存在主义的思想是在什么条件下产生的？被什么样的人拥护？又在什么条件下被什么样的人所抛弃？它的规律是什么？在我国青年人中哪一些人最欣赏？它的原因是什么？如果把存在主义推荐给陈景润，我看他就不会接受，因为他心里很充实，他对自己的前途很有信心，他对前途没有毁灭感，他就不会接受这个存在主义。美国的大资本家也不一定会接受这个东西。但是，有的走下坡路的资本家就可能相信它。美国有一个中等资本家就在自传中说，政府是我的敌人，因为政府要多收我的税；铁路是我的敌人，因为铁路要多收我的运费；顾客是我的敌人，因为顾客尽想买便宜的东西；工厂厂长是我的敌人，因为厂长想把货卖得贵一点。这种商人可能会容易接受萨特的观点。今天中国有哪些人容易接受萨特的观点呢？是什么原因造成他接受？这不能看他的宣言，他自己可能认为是自由选择的结果。天津有个大学生跑到宾馆去，到处转，保卫人员问他，来干什么？他说：“我存在，就有我的自由选择，我今天选择到这个地方来！”他自己说他是自由选择的，这是他的宣言，实际上他是不自由的。他为什么不选择到矿井去？为什么不选择去扫垃圾？为什么要选择到宾馆来逛？这里面总有一点必然性。他自认为的自由，实际上是受那种必然性的支配。

有的人认为，我们讲的马克思主义伦理学，不能解决现实的问题。共产主义思想、共产主义道德到底有没有用？到底能不能被人接受？从整个人类历史看，一个社会提倡的道德观念，不被这个社会的许多成员接受，这种情况是有的。在剥削阶级统治的社会里，那个社会要正常地运转下去，也必须有若干社会公德，这种社会公德尽管打上了当时统治阶级的烙印，对这个阶级的统治是有利的，但还是要和这个阶级各个成员的直接利益相矛盾。因此，这种社会公德就必然要成为伪善的东西，必然会出现讲的一套、做的另一套的矛盾。这种矛盾在社会动乱的时代，就会发展到相当严重的程度。如果能够对道德史中这样的现象进行研究，那是很有意义的。新社会的情况当然有了根本上的不同。我们当前在进行共产主义道德教育中，遇到的最大困难，还是“文化大革命”遗留的恶果。林彪、“四人帮”打着共产党的旗帜干坏事，严重地败坏了共产党的声誉，败坏了共产主义道德的声誉。但是，无论有多少困难，我们还是有充分的信心，相信共产主义道德最后一定能被广大群众接受。根据在哪里？根据就是：我们讲的共产主义道德，是社会主义经济基础本身要求的，是符合最大多数群众的最大利益的，是符合人民群众的根本愿望的。

从这两年的实际工作看，一方面可以看到思想工作是很吃力，是有许多困难的。另一方面也可以看到，只要我们认真去做，就一定会有效果，而且收效往往超过人们的预料。例如前两年，北京青年结婚中的铺张浪费现象相当严重。坐公家的轿车，大摆酒席。当时我认为这个风气不好；批评不一定有效，但是批评比不批评好，至少可以对它起一点限制作用。批评的结果，变化还真大。现在北京街头挂彩带的公家小轿车不见了，偶尔有人偷偷用了公家的小轿车，往往很快被揭发出来。结婚订酒席的下降了百分之八十几。事前没有想到有这么大的变化。其实道理也很简单，因为这种批评教育符合群众的利益。群众一方面囿于旧的世俗观念，跟着那个潮流跑，一方面感到那样做对他并不利。所以他很愿意有人出来批评这种做法，提倡好的做法。我们的共产主义道德教育和群众的利益相一致，就会收到超过我们预想程度的效果。但仍旧不能说“教育万能”，更不能希望教育都能收到“立竿见影”的功效。如果抱那样的希望，那就是空想、幻想。

在共产主义道德教育中，有些同志对于是不是讲“大公无私”感到有些困难。林彪、“四人帮”把“大公无私”说成一点个人利益也不要，他们实际上是向劳动人民的利益进攻。对于这种歪曲解释的“大公无私”人们当然不能接受。我们讲的“大公无私”是提倡不要有自私自利之心，不要搞个人主义。即使这样，要使社会上绝大多数人都树立大公无私的思想，在今天，一下子也是做不到的。但是，“大公无私”思想符合公有制经济基础的要求，符合绝大多数人民的利益，这是可以讲通的。为什么还有很多人不能树立“大公无私”思想呢？除了有旧思想的影响外，还有生产力不够充分发展的原因。在认识上讲，在现在的条件下，人要有这样广阔的视野，也有一定的困难。在人类的认识史上，人们对自己的相互关系的认识，好像一个不断发展上升的螺旋。这个螺旋的每一个片断都有可能发展成为直线，走向谬误。人民自己创造了金钱，然后又反过来崇拜金钱。被金钱所支配，“一切向钱看”。又例如学位制也是人造的，我们设置学位制是为了社会主义的利益，鼓励人们去掌握更多的知识；然而人们也可以因为有了这个学位制就只知道追求它，忘了它的目的，甚至背离它的目的，不是为人民的利益去掌握知识，而是混文凭，“跑文凭”，甚至造假文凭，以为有了它就行了。每一个认识环节都可以跑到片面去。但是人是能认识自己的，经过多次的实践反复，经过做了许多傻事之后，最后总能认识到自己的利益究竟在什么地方。这个过程可能是相当长的。在这相当长的过程中，有的人做了傻事还自以为很聪明，别人也夸他聪明。就像《红楼梦》里的王熙凤，就是一个绝顶聪明的人。她的聪明用在什么地方？攒私房钱，攒了几万两银子。她在宁国府当然是个地地道道的主人，宁国府全由她发号施令，她是应该有主人翁的感觉的。她的权势全靠着宁国府的存在，但是她还是要挖墙脚，她还要去攒私房钱。这就为宁国府的垮台增加了条件。宁国府被抄家，其中有一条就是放高利贷，这就是王熙凤用她的私房钱干的。这个大家庭垮台了，王熙凤的地位就不存在了，她的私房钱也没有了。这就是绝顶聪明的人做的蠢事。但是这种事情常常要发生。人类社会像一个人一样，人的每一个细胞都要发展，但细胞的发展不能离开人的整体。细胞能自己分裂、吸收营养，但一定要纳入人的整体范围之中。有一部分癌细胞，以发展它自己为利益，它发展它自己时，就损害整体的利益，把人体的营养吸收过去，使癌细胞壮大，最后造成人的死亡。癌细胞的利益发展到极点时，就是整个机体死亡的时候。但是整个机体死亡了，癌细胞也存在不下去了。个人主义的作用就很像癌细胞。在社会主义社会中，每个人的利益都依赖于国家和集体的利益。损害了整体，同时也就损害了每一个人。为什么有人看不见这一点呢？他没有这个感受。他感到国家很大，他只损害国家一点点利益，关系不大。但是如果这个国家，每个人都像他那样自私，那是什么结果呢？我们的社会主义中国就存在不下去，就会亡国。大家都会做亡国奴。为什么没有亡国呢？因为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这样自私。所以对极端个人主义进行批评是必要的，这个批评对那些极端自私的人是一种帮助；即使他们不接受批评，也是对他们有利的。因为这个批评可以在社会上发生作用，使他们的极端个人主义行为在社会上不合法，使社会上不会有更多的人来模仿他们，这就对整个社会有利，其中也包括了那些自私者的利益。

在整个社会中，可能一部分人接受了“大公无私”的思想；一部分人今天不接受，明天接受了；一部分人在相当长的时间后，甚至到临死之时才接受。他不接受，到他的儿子、孙子来看他的行为时，可能像我们现在看猴子一样，“这种人真傻！”被他的后代所嘲笑。历史只能是这样发展的。我们可以告诉人们这个历史发展的规律，我们不能强迫人接受某种道德观念。我们预计到有一部分人是不接受的，这是符合规律的。这样看问题，我们的信心反而会更足一点，会更有信心地进行共产主义道德思想的宣传工作、普及工作和有关共产主义道德的研究工作。

总之，如果我们既坚持从实际出发，又坚持共产主义的党性，我们的伦理学研究一定会有一个非常广大的前途，一定会蓬蓬勃勃地发展。我们的任务是相当艰巨的。这是时代对我们的要求。时代既然有这个要求，只要我们努力去做，总会逐渐有所前进的。也许我们的后人不会知道我们今天遇到过什么困难，做了些什么努力。但我们毕竟是在人类历史的重要转折阶段，做了前人没有做过的，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事情。我们的劳动，对人类历史的前进，是会有贡献的。这就是我们的安慰。

（《上海社科联通讯》1982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