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自由、直觉与非理性主义

柏格森的“自由”“直觉”和“非理性主义”的观点，必须联系他有关“绵延”“时间”和“生命实体”的观念加以考察，因为在他的哲学体系中后者是前者的基础。柏格森所说的“自由”主要不是指意志选择的自由，而是本体论意义上的原发的自由，即意识本身是绵延，而绵延是连续不断的更新，意识的绵延提供了意志选择的非事先决定的可能性，所以意志才真正有可能进行自由选择；他所说的“直觉”是对意识绵延和时间之流的直觉，是意识自己对自己的绵延和在内时间中的流变的体认；最后，他所说的“非理性主义”指对生命实体不能以概念思维的方式把握，而只能依靠直觉，即通过对意识绵延的体验直觉生命本体。

在柏格森看来，意识绵延是一种不断的生成和更新。我们要从这种绵延出发，把自由作为一种生成和更新的环节来把握。意识绵延不是一种不变的意识状态的延续，而是连续中的各瞬间的生存和逝去，各个意识状态间都存在质的差别。这意味着从前一个意识状态中不能推导出后一个，从意识状态的过去的历史中不能推导出它的现在。自由是相对于必然而言的，“必然”意味着存在决定论的因果关系；有什么样的因就会有什么样的果，在一定的条件下就会有一定的现象出现。这种必然关系存在于物理世界，但不适用于生命现象，更不适用于人的意识。一棵树生长出的每一片叶子都跟以前的叶子有所不同，尽管这里的差别非常细微。一个艺术家的每一作品都与他以前的作品会有所不同。拿一位画家来说，他使用画笔、色料、调色盘、帆布等进行创作。对于用什么样的画笔和色料，进行什么样的调色，在什么样的帆布上产生什么样色彩的光学效果，是能按照物理定律得出确定结论的。我们凭经验也能看出水彩画和油画之间的必然差异。但是，就这位画家创作的作品而论，即使他按照同样的模特画肖像，我们永远不可能事先预言其结果会是什么样子的。或许有人认为，可以根据这位画家的风格和以前的作品做出判断，但柏格森认为，这至多能推断它们之间的相似性，而不能推断它们之间必然的同一性。这是因为这位画家是活的人，他的心境在时间中总是会发生变化，他的创造灵感和他随这种灵感而来的动作都是不能事先预言的。

以往哲学家谈到自由时，倾向于把自由当作一种自主的选择：我的选择我做主，所以我是自由的。柏格森则把自由提升到有关生命、意识和时间的本质的层次。生命是一种创化，意识是一种绵延，时间永远对新的可能性开放，因此它们的本质是自由，它们为我们自由选择自己的行为提供了本体论上的基础。按照柏格森的看法，别人不可能根据我以往的行为对我现在的选择做出具有必然确定性的预言，甚至我自己也不可能对我将来的选择做出具有必然确定性的预言，因为我的生命时时刻刻在新陈代谢，我的意识状态分分秒秒在转化更新；时间开放着可能性，但这种可能性是非决定的，是不可能按照公式来算计的。柏格森强调：“我们的动作出自一种心理状态，而这种状态是独一无二的，永远不能再度出现的；我们的动作所以被宣称为自由的，正是由于这一动作对于这一状态的关系是无法以一条定律表示出来的。” 20

柏格森还从与习惯和概念化思维方式对比的角度论述自由。他认为，我们的意识在本质上是自由的，我们在原则上能够自主地选择自己的行为。然而，当我们行动时，我们必须与外在的事物打交道；我们为了达到目的，需要遵循事物的规律，需要计算利益得失。这养成了我们行为方式的习惯，造就了我们观察事物的概念框架。这容易使得我们把这样的习惯和概念框架当作天经地义的东西，而看不到它们原本出自我们的自由创造。这样，我们的自由会受到遏制，甚至会窒息我们的自由的意念和真挚的情感。柏格森写道：“我们的自由，在肯定其存在的那些运动本身中，就创造出了一些日益增长的习惯，倘若这些习惯未能依靠不断的努力来更新自己，它们就会窒息这种自由：自动性（automatism）在鞭策着自由。最具活力的思想，在表达这种思想的公式中也会变为僵化的东西。词藻反叛意念。字母扼杀精神。而我们最炽烈的热忱，一旦被外化为行动，便立即会如此自然地冷却为对利益的冷静算计或虚荣心（这两者都很容易以对方的形式出现），以致我们若不知道这种死去的情感在一段时间内还保留着活的情感的特征，就会将两者混为一谈，怀疑我们自己的真诚，否定善良与爱。”21

柏格森还认为，像意识活动本身的自由与意识活动通过概念方式运思所显现出来的习惯势力的关系一样，生命的总体运动是自由的，生命的表现形式则有相对固定的形态。总体生命本身就是创化的运动，而各种生命的具体表现形态则倾向于维持自身原来的系统，纠结于自由创新与循环重复之间。生命的总体运动是向上的冲力，总想表现出时间性，而生命的具体表现形态则往往落在它的后面。生命的总体进化乐于奔腾向前，而每一种特定的进化则类似一个循环。正像被风刮起的气旋，每一种生命体也在自转。由于它们相对稳定，容易被当作物体，而不是一个进化的过程。由于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一个生命体，有相对稳定的形态，并按照既成的习惯行动，与处于空间中的事物打交道，故我们每一个人的自我也就具有双重性：一个是基本的自我，另一个是基本自我在空间和社会的表现。但只有前者才是自由的。我们通过深刻的内省体验到意识的绵延，体验到活生生的变化的东西，体验到我们的自由，但是我们掌握自己的时候是非常稀少的。“我们所以只在很少的时候才是自由的，就是这个缘故。大部分的时候，我们生活在我们自己之外，几乎看不到我们自己的任何东西，而只看到自己的鬼影，被纯绵延投入空间之无声无嗅的一种阴影。所以我们的生活不在时间内展开，而在空间展开；我们不是为了我们自己而生活，而是为了外界而生活；我们不在思想而在讲话；我们不在动作而在被外界‘所动作’。要自由地动作即是要恢复对于自己的掌握并回到纯粹的绵延。”22

在柏格森看来，自由不能用概念和定律来说明和认识，因为凡是能通过概念和定律来说明和认识的东西，就已经不是自由了。由于意识和生命的本质在于自由，它就不能用概念和定律来说明和认识。由于世界的实体被认为是生命的冲力和意识的绵延，因此它也是不能用概念和定律来说明和认识的。那么，凭什么柏格森断定存在这样的实体呢？柏格森认为我们具有直觉，我们通过直觉体认实体。柏格森所说的直觉包括如下三个含义：（1）直觉是一种直接的认识，即不通过任何概念中介的认识；（2）直觉是内在的认识，即不是通过外感知，而是通过内知觉的一种意识自己对自己的认识；（3）直觉是一种动态的认识，即不是对静态的东西的把握，而是在运动之内对运动本身的体认，在绵延中对绵延的体认，在生命之流中对生命冲力的体认。直觉是一种具体的、当下显现的意识，即直觉不是一种抽象的意识，不是有关理念或绝对观念的意识，不是像柏拉图等哲学家所主张的那样通过理智的眼睛直接看到理念，而是活生生的具体的意识的当下呈现；它不能用符号来指称和用概念来框定，它超越了我们通常的语言文字的表达范围。柏格森认为，我们通常是在对象之外观察对象，在对象之外观察对象之间的相对运动。这样的观察是一种外知觉，是从某一种特定的角度观察事物及其相对运动，并用某种特定的概念去说明它们。但是，只有我们进入对象之内，跳入运动之流本身中去，我们才能真正把握绝对的运动。这时，我所体验到的就不依赖于我观察的对象可能采取的观察点，也不依赖于我可能用以说明事物及其相对运动的符号，而是一种活生生的内在体验。他写道：“简单地说，在直觉中，我将不再从我们所处的外部来了解运动，而是从运动所在的地方，从内部，事实上就是从运动本身之中来了解运动。”23

由此，柏格森把“直觉”与“理智”区分开来。他认为，理智具有功利性的特点。生命体为维持自身的生存，需要完善其达到目的的工具。概念思维、逻辑分析、对事物运动规律的把握，是为了更加有效地认识外部环境，从而达到操控对象、满足自己的生存需要的目的。理智以及以理智为基础的科学知识与人的实践活动密切相关，是为了适应环境和趋利避害。“理智的正常活动绝非无利害关系。总的来说，我们并非是为知识而知识，而是为了站到某一方面去，是为了获利，简单地说，是为了满足一种利益。”24 此外，理智还具有空间性的特点。凡是能通过概念和定律来说明和认识的东西就是处于空间中的事物。因为，只有相对稳定的、一再重复的东西才值得用确定的符号来表达；只有在空间中具有广延的东西才可加以测量和计算。通过理智，人类积累经验知识和发展出科学，理智对于人类而言当然是有用的和必不可少的。然而，理智也有限度。凭借理智，人类不能真正认识实体。理智由于其空间性和社会功利性，所得的知识是相对的、外在的。只有抛开一切带有空间性和功利性的概念，进入到生命的内部去，我们才能认识实在、达到绝对。

如果说理性就是指外在的观察、概念思维和逻辑推理，那么理性不适合于形而上学。形而上学的认识论基础是直觉而不是理智。在这一意义上，柏格森提倡“非理性主义”。在此需要强调的是，柏格森的非理性主义并非排斥科学。因为在他看来，科学有通达科学的认识论和方法论，以“理智”为标志的理性主义是科学的必由之路。然而，形而上学也有自己独特的认识论和方法论，反求诸己的直觉是通达形而上学的必由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