烽火弦诵 斜阳骊歌

“收拾起山河大地一担装，去后方。历尽了，渺渺途程，漠漠平林，垒垒高山，滚滚大江。……雄城壮，看江山无恙，谁识我一瓢一笠走他乡……”［1］

二十世纪前五十年，教会大学在中国蹈过三次战火：一次是北伐战争；一次是中国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一次是以国民党败北而终结的国共内战。终于从弦歌不辍的战乱烽火，走到骊歌永别的落日薄暮。

1927年北伐战争，引发济南教案，民族主义浪潮排山倒海，国民政府定都南京后，颁布教育立法，收回教权。截至1934年，那些“从国外搬来的大学”，全都向教育部备案，成为中国的“私立大学”，中国人开始执掌校政（校长、院长及多数系主任），宗教必修课改为选修课，学生的培养目标转向服务国家与民众。

卢沟桥事件猝然爆发，把教会大学也卷入抗战主潮。那场战争，是中日两国军事实力和经济实力的较量，也是国家意志和精神的较量。胡锦涛在纪念抗战胜利60周年的讲话中说：“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军队，分别担负着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的作战任务，形成了共同抗击日本侵略者的战略态势。”［2］1937年8月，国民政府颁布《总动员时督导教育工作办法纲领》，提出“抗战与建国兼顾”的原则，将一批重点文化教育单位迁往西南西北，为战后国家建设培养和储备人才。北大、清华、浙大、武大等国立大学及南开、复旦等私立大学，从落实安置点、实施搬迁，到异地复学的经费及学生贷学金及教职员的战时补助等，都得到国家力量的支持。相比之下，对那些私立教会大学则有些爱莫能助。

战时中国，由于罗马教廷的影响与国际社会的制衡，天主教所办的北平辅仁大学、天津工商学院与上海震旦大学等3所大学原地办学，正常招生。基督教（新教）所办的13所教会大学大都南迁，艰难备尝：一类如之江大学、东吴大学及沪江大学、圣约翰大学，合组上海基督教联合大学，躲进租界复课；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之江大学再迁福建，与福建协和大学与华南女子文理学院在闽北山区南平、邵武等地办学；岭南大学初迁香港，后转韶关仙人庙。另一类如金陵大学、金陵女子文理学院、齐鲁大学与燕京大学［3］，战争初期即迁到成都，与本土的华西协合大学联合办学，成就了类似于西南联大的战时教育奇迹。这就是英国驻华大使馆科学参赞李约瑟盛赞的“基督教五大学”，美国驻华大使特别助理费正清称许的“成都的联合大学”。

1943年，李约瑟以中英科学合作馆馆长身份，考察大后方的高校及研究机构后，将播发在中英两国电台、报纸上的文章辑成一书，题为《科学前哨》，介绍了迁到华西坝的金陵大学的化学家陈裕光、李方训，齐鲁大学的病理学家侯宝璋，金陵女大的生物学家吴贻芳、地理学家刘恩兰，及华西协合大学的化工专家徐维理等一大批学者。他在自序中写道：“前哨并非我们和我们在中英科学合作馆的英国同仁们自认为是中国科学的前哨，而是指中英人士一起在华西建立起的科学前哨。我们受着反侵略的中国人民的广泛支持，好像拥有西藏高原和戈壁沙漠的后盾。我们这些科学前哨同仁尽了我们最大的努力，协助抗战军人完成了一次最大的扼制侵略的业绩。这本书如有任何永久性的价值，一定是因为它提供了一类记录，让人们看到中国这一代科学家所具有的创造力、牺牲精神、坚韧、忠诚和希望。”［4］李约瑟是化学家，提及的人事仅限于科技界。“国家不幸诗家幸”，乱世出英雄，出诗人，更造就了一大批学人。抗战结束后的北大校长胡适感叹：“假如国立大学不努力，在学术上没有成就，很可能是几个教会大学取而代之。”［5］此话的紧迫与焦虑，反证了教会大学厥功甚伟。

兄弟阋墙，烽烟又起。战争结束，政权易帜。随着朝鲜战争爆发，世界重新改变格局，原共同抗击法西斯的同盟国，因国家体制不同，形成了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和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阵营。1952年高校院系调整，中国大陆的所有教会大学，全部关停并转。那些曾经响亮的校名渐成陌生的历史名词。

“了解教会大学在中国现代化事业中发挥的重要作用的人太少了”，毕业于上海圣约翰大学的宋子文感叹道。教会大学开办之初即与国际名校建立校级合作，引进教材、设备、理念与师资，推进了民国教育与国际教育接轨；培养的人才，绝大多数成了中国现代化的建设者，有人参与创造或改写了历史。金陵大学本科毕业生共3170人，农学院理学院共培养出29位共和国院士；燕京大学人才辈出，其中仅共和国两院院士就有56人；著名校友有吴阶平、袁家骝、吴瑞、曾宪九、黄家驷、吴蔚然、费景汉、刘子健、陈观胜、何炳棣、王锺翰、周一良、邓嗣禹、王伊同、房兆楹、侯仁之、谭其骧、冰心、萧乾、凌叔华、韩素音、焦菊隐、熊佛西、孙道临、黄宗江、雷洁琼、费孝通、黄华等；1979年，邓小平访美的20名随员中，有燕京大学校友7名，其中4名毕业于成都燕京大学新闻系……

笔者潜心数年研究这段历史，拙作《风过华西坝——战时教会五大学纪》前年出版面世，得到市场良好反馈与书评人和读者嘉许，“首次全景式还原了抗战时期内迁成都华西坝上五所大学群贤毕至、艰苦办学的空前盛况，第一次系统打捞中国教会大学的历史，再现民国时期的场景与风物”［6］。但笔者自知，才疏学浅，力有不逮。最大的遗憾是文本与文体未得舒展。当初拙作完稿，交付出版社70万字。责编回复甚好，拟出版上下册。最终只出一卷本，压缩到40万字。徒留主干，删去鲜活的枝叶。其次，五大学有七十多个系科，数千学生，数百知名学者，历时八九年，经历的事件繁复。将此浓缩于一个有限的空间，略溯前缘，截断终结，似嫌局促。再则，时空交织的叙述方法，一人一事，在不同时空中闪进闪出，也增加了阅读障碍。尤其是此书出版后，得到众多热心人支持，或提供资料，或告诉线索，使得人物故事越渐丰富曲折。——这便是笔者写作这部《弦诵复骊歌——教会大学学人往事》之缘起。

一叶落而知秋，一水寒而知冬。书中的九篇文章，独立成篇，又彼此关联。犹如一部同题材的短篇小说集或一台戏剧折子戏。一叶一水，见秋之灿烂，感冬之萧寒。

在中国，赛珍珠以小说《大地》三部曲获诺贝尔文学奖而名扬遐迩，镇江、庐山、宿州、南京都建有其纪念馆。而其前夫卜凯却毫不知名。卜凯是一位在中国开派的农业经济学家，创办金陵大学农业经济系，组织了中国最具规模的农户与土地调查，出版的《中国农家经济》《中国土地利用》，成为研究中国近现代农业和农村问题不可或缺的巨著。改天换地，涤故更新。卜凯一度在中国销声匿迹，直至春风回暖，才又魂兮归来。

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清华学堂国学研究院创造的学术奇迹，与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获得的国际声誉，激励着一个个精英式的学术集团。烽火战乱，齐鲁大学迁川，陷于困蹇的齐鲁国学所，经顾颉刚、钱穆等人筚路蓝缕，以启山林，笳吹弦诵，颇具声势。然由于种种原因，终不免雷大雨点小，故事的结束竟让人扼腕叹息。

其时，国土沦丧，政府西迁，西南“蛮荒之地”，一时间成为调查、服务与开发的热土。成都华西坝，聚拢一大群各地播迁来的人类学家，其中李安宅创办的华西边疆研究所（简称华西边研所）及后期任乃强组织的康藏研究社，持续时间长，成果丰硕。然而，时势变易，人类学那门舶来学科，被视为一艘海盗船，那些船长与水手的命运也变得波谲云诡。

陷入困顿的，还有充当东西方文化使者的罗忠恕。1966年夏，他被勒令穿劣质西服，歪系领带，作为“反动学术权威”接受游斗。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罗忠恕三度游学欧洲，“终年御长袍”，不穿洋装……人说衣裳是人的第二皮肤，罗忠恕到底是何面目？

1942年秋，燕大成都复校，莘莘学子竞相来投，尤其是远东最好的新闻系。培养的优秀记者难以数计，最杰出的有刘克林、唐振常、谭文瑞、严庆澍等。他们在动荡中完成学业，加盟大公报；天地玄黄时聚首香港；此后分散多处，各有造化。1991年出版的《中国大百科全书·新闻出版卷》，收有新闻人物词条108人，此四子皆榜上有名，而后命运却又如同云泥。

医学家王翰章也是当年从北平流亡成都的插读生，此后便在“远东最好的牙医学院”完成学业、工作，一直到担任院长。几十年，光阴似水，师友星散，多已殒故。他从一张办公桌讲起，那张桌子见证了牙医学在中国的兴衰沉浮。

“象牙罐，紫檀盖，里面坐了棵小白菜”，金女大吴贻芳校长很喜欢这一谜语，谜底是莲子。外表高贵，内心谦卑，恰是其人格写照。她极备宗教情怀，难忍能忍，刚柔兼济，善解矛盾。新政权下，历任高官，位高德隆。但对其书写，总要讳忌前朝旧事。其实，教会大学校长，首先是基督教徒；民国女界领袖，必然与旧政权有千丝万缕联系。牵出这些“难言之隐”，方能见出其思想转变的合理逻辑。

逻辑是一种理性，而有时人们的选择只能随机。1948年夏的齐鲁大学，就面临这道难题：中共华东野战军开始实施对济南的战略包围。人们对前景不甚了了。济南战役将持续多久，会对平民生命财产造成什么样的影响，最后的走势如何？结束抗战时的流浪播迁，刚从成都回到济南不到一年的齐大，夹在两军对垒的中间地带，为避免损失，慌不择路，决定南迁——遂成为国内战争期间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整体南迁的大学。

教会大学的洋教授多是教育传教士。不远万里来到东方，满怀激情传播天启福音，最后竟发现东方已将讯息传递给自己。本想改变中国人的信仰，离去时却发现，自己已被大大改变。1950年后，被驱逐出境的金陵大学教授芮陶庵，长期淹留在华夏文化圈，参与香港中文大学前身崇基学院筹建，研究汉学，学成“西儒”；长子芮效卫青出于蓝，2013年出版英译足本《金瓶梅》惊艳西方学界；次子芮效俭为中美建交穿针引线，曾作过美国驻华大使，晚年从事中美文化交流。这一家三父子，在寄养国与美国的双重文化背景中，有一种怎样的“文化乡愁”？

逝者如斯夫，世界处在一刻不停的流变之中，也会不经意地刻下曾经存在的印痕。这本小书以讲故事的方式，力图呈现那段历史中的刻痕，以纪念书中笔者省去敬称的那些先生，也以此就教贤明的读者。

 

岱峻

甲午年八月十九

于成都锦江之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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