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 本书的组织

本书的主要研究对象是上古汉语的与格句式，鉴于有关与格句式研究的成果颇为丰硕，因此可以说，本书在选材上没有太多的新意。然而本书和之前一系列相关研究的主要区别在于研究的理论框架不同。以往的研究，从根本上说，是建立在以动词为中心的句法分析模式上，强调动词的论元结构对句法表现的支配作用，并且在处理意义时接受了一套客观主义的哲学观。本书尝试改变这一研究现状，希望能在认知语言学和语言类型学的理论框架下，重新讨论和分析上古汉语与格句式这个课题。之所以能够在这个时间点开展这项工作，完全有赖于前辈学者们给我们奠定的稳固基础，因此本书虽在理论框架的选择上和前辈学者们有所不同，但是如果书中的讨论有所发明，这些发明都应被视为是前辈学者们研究成果的自然延伸。

根据现有的认识，上古汉语与格句式大致有四个不同的类型，而本书就集中讨论其中两个比较重要的类型：一个是双宾语结构，另外一个是以“于”为标记的与格句式（也叫介宾补语式）。我们立足于认知语言学的理论基础，承认句式在语法分析中具有独立的地位，并尝试说明上述两个句法形式也和其他语法范畴（如词、词类、句法关系等）一样，均体现了原型效应，也展示了句式多义性。任何与格句式都离不开对给予类事件的编码，而该事件就涉及了客体从给予者到接受者的领有权转移，并且是一种人类生活中的基本经验。根据认知语言学对句式的认识，我们也发现用以编码基本经验的句式经常通过隐喻性延伸，进一步编码客观世界中的其他事件。由于本书的研究对象是与格句式，因此如果以给予类事件作为这个范畴的一个核心成员，我们就不难发现它和构成该范畴的其他成员（如受益类事件）密切相关。该如何来表现这种范畴化关系？我们尝试在认知语言学的分析框架下引入语言类型学中的语义地图模型，并且根据Malchukov，Haspelmath & Comrie（2007，2010）所提出的双及物概念空间，提出上古汉语的双宾语结构和介宾补语式所体现出来的句式多义性正如下图所示：

图 1.52 上古汉语的双宾语结构（实线）和介宾补语式（虚线）的语义地图

本书的组织如下。第二章将对上古汉语的与格句式及其所引发的相关问题进行考察，并提出我们的解决方案。在这个讨论中，我们将着重说明与格句式和双宾语结构不完全等同，而以往在一些具体问题上的许多争议就恰好源于没有很好地把这两个不同的概念加以区分。在此基础上，我们提出了判断双宾语结构的理论基础，指出现有的判断双宾语结构的标准所存在的局限性，因此提出了一个消极的办法，即只要动词后的两个体词性成分之间不构成定中关系，便可判定为双宾语结构。此后，我们定义了“直接宾语”、“间接宾语”等句法关系，这两者间的区别也一直为现有的研究所忽视。在明确了上古汉语的句法关系的基础上，我们讨论了双宾语结构和于字结构的句法结构关系，并参考了语言类型学的最新研究成果，指出了传统意义上的双宾语结构是次要宾语型的与格句式，而“V+直接宾语+于+间接宾语”是间接宾语型的与格句式。我们还讨论了次要宾语型和间接宾语型的与格句式的关系，指出如从客观主义语义观的角度出发来进行研究，两者之间的关系是等同的。其中一个为句法底层，通过句法变换规则生成另一个，就如生成语法对于语言中的与格交替现象的研究一样。而我们不同意这一分析办法，提出应以句式为基本的句法组织单位，不同的与格句式和给予类事件的编码其实涉及了不同的意象。为说明这一点，我们进一步考察了间接宾语型的与格句式和使之移至句式的关系，并且指出这种由概念隐喻所导致的衍生关系其实是具有历时意义的。

第三章从共时角度讨论上古汉语的原型与格句式（即编码给予类事件的结构）。讨论首先采取了类型学的办法，区分了通用给予动词和给予类动词，并考察这些动词和不同与格句式的搭配问题。考察结果显示，上古汉语的通用给予动词“与”和一些给予类动词，如“赐”在《左传》中完全无法进入“V+直接宾语+于+间接宾语”的与格句式，而另外一些给予类动词，如“献”，则完全无法在《左传》中进入“V+间接宾语+直接宾语”（按本书的术语，其实应是“V+主要宾语+次要宾语”）的双宾语结构。换言之，这两批动词和不同的与格句式之间呈现了一种互补的关系。在这个描写的基础上，我们进一步提出了一条句法规则来解释这种分布。虽然如此，句法规则毕竟还是无法达到充分解释的目的，为此我们进一步借助Goldberg（1995）、Langacker（1991a）和Rappaport Hovav & Levin（2008）等的观点，承认句式具有意义，并尝试勾勒出不同与格句式的句式意义，以此为基础来讨论动词和不同与格句式的搭配关系，进一步解释上述所发现的句法分布。

第四章是讨论取得类动词和双宾语结构的问题。就取得类动词能否进入上古汉语的双宾语结构的争论已持续了许久，因此我们首先回顾这场争议，并尝试总结出争议之所以产生和持续的症结。我们认为一个导致争议无法获得解决的根本原因在于过往的研究都忽视了方法论的讨论，进而无法就所达致的任何结论取得共识。在这个认识下，我们指出从语义和句法变换分析的角度来研究相关的问题虽然是学者们经常采取的办法，但是从理论上说，都存在着无法克服的局限性。有鉴于此，我们认为要解决取得类动词能否进入双宾语结构的问题，唯一的方法就是得解决“之”和“其”的问题。我们采取了结构主义的办法，仔细考察它们出现的句法环境、意义以及和它们分别搭配的取得类动词的特点。这个考察揭示了不同的取得类动词在和“之”、“其”的搭配上其实并不完全一致，其中“夺”和“取”呈现出一种互补的分布，而这恰好和第三章中关于给予类动词中的“赐”和“献”的描写一致。根据这个考察，再结合第三章所建立起来的论点，即双宾语结构的判断必须采取消极的标准（即动词后的两个体词成分不构成定中关系就是双宾语结构），我们认为“之”和“其”在上古汉语的分别还是清楚的，因此当取得类动词中的“夺”出现在“V+之+NP”的结构中时，这个结构应判定为双宾语结构。这个结论的好处就在于它和李佐丰（2003a：127—141）考察“夺+NP₁+NP₂”后所得出的结构分析是一致的。接下来，我们正视持相反意见的学者所经常引用的一批说明“之”和“其”在上古汉语已混淆的例子，并对它们进行分析，以进一步证明我们的结论的合理性。为达到这个目的，我们承认上述材料的真实性，并将材料按其所出现的时间顺序加以排列，发现“之”和“其”已混淆的材料大多集中在战国后期。对此，我们也考察了给予类动词，并发现了同样的现象。之前研究的一个最大的隐含假设就是，一发现“之”和“其”在上古汉语中有混淆的现象，就根据古书上的注释假定了混淆的方向是“之”理解为“其”。我们结合对取得类动词之外动词的考察结果，提出和上述分析相反的结论，即“其”理解为“之”。这个结论的最大好处在于能和汉语史的发展挂钩。

第五章是讨论双宾语结构这种与格句式在句式意义上的扩展。本章希望能结合构式语法和语义地图模型，把句式多义性的论述建立在一个更坚实的基础上。我们立足于认知语言学的基本理论假说，承认句式是独立的句法分析单位，且具有意义，因此先讨论一系列能清楚显示概念隐喻（conceptual metaphor）和转喻（metonymy）在起作用的例子，如“告之故”、“教之忠”等。接着我们立足于构式语法和语义地图模型来讨论“投”等“扔”（THROW）类动词和双宾语结构的关系。这类动词的特殊性就在于在上古汉语较早期的传世文献如《左传》中，不和双宾语结构搭配，但是到了较后期的传世文献如《战国策》中，却出现了“投之一骨”等例子，这说明了它已开始进入了双宾语结构。从构式语法的角度，我们否定这一现象显示了动词的论元结构已改变，并提出了双宾语结构作为一种独立的构式能给动词赋予额外的论元。在此基础上，我们进一步结合语义地图模型，说明和“投”有关的历时演变发展其实是符合类型学上所揭示的语言规律。接着，基于第二章对上古汉语语法关系的理解以及第四章关于“之”和“其”的讨论，我们将证明具有其他争议性的例子，如“立之君”、“枕之股”等也确实属于双宾语结构，因为例句中的“之”不等于“其”，因此包含了两个句法宾语。

第六章主要是在第五章的基础上展开，目的是探讨存在于《左传》中的一种特殊双宾语结构。根据本书前五章的讨论，我们可以把不同的双宾语结构勾勒在Malchukov，Haspelmath & Comrie（2007，2010）所提出的双及物结构的概念空间上。

图 1.53 《左传》双宾语结构的语义地图（存在断链现象）

一旦如此，就可发现存在着断链的现象，而这违反了“语义地图连续性假说”。出现断链现象有两个可能性：在理论层面上，双及物结构的概念空间还建立得不够完善，或者是在事实层面上，我们对于上古汉语双宾语结构的认识还不够深入。采取第一个解决方法的代价相当高，因为得另外为跨语言中所存在的现象做出解释。本章认为我们只要立足于一个由上至下的语法分析模式，承认句式具有独立的意义，且稍微调整思路，不把二价动词直接排除在双及物结构之外，或许就能找到解决上述问题的切入口。我们接着讨论《左传》中“伐我北鄙”一类的“V_军事+我+NP_处所”的例子。一般倾向于把这些例子都分析为单宾结构，但我们观察到，若把“我+NP_处所”分析为表领属关系的无标志定中结构，虽然不会引起太大的争议，但是在“V_军事”位置上出现的动词可包括伐、侵、取、入、焚、袭等，而“NP_处所”的位置上也会出现“北鄙”、“西鄙”、“保城”、“鉴川”等处所名词或地方名词，唯独在第一人称代词“我”的位置上是不能被“吾”所取代的。按照“我”和“吾”都能做定语的说法，从理论上而言，两者应该是相通的，可是，在《左传》里却观察不到这样的分布，而出现在该类句式中的第一人称代词都是“我”，不用“吾”。换言之，《左传》中只有“V_军事+我+NP_处所”，却没有“V_军事+吾+NP_处所”。面对这个语法事实，倘若我们单纯地从语法的角度将“V_军事+我+NP_处所”分析为单宾结构，就不能给予这种不对称分布有效的解释。此外，我们还观察到给予义双宾语结构中这两个第一人称代词“我”和“吾”也存在着不对称分布。考虑到这些不同的证据，我们认为上古汉语确实存在着一种特殊的表外位领有的双宾语结构。

第七章是总结性章节，我们将指出本书有待解决的问题，以及这些问题对于后续研究的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