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的“君权神授”即“天赋人权”

“君权神授”的观点产生于古代，外国有，中国也有。虽然所指的“神”并不相同，但都认为人间君主的地位和权力都是“神”赋予的。严格说来，在中国应该称为“君权天授”。在古代，“天”是最高的神，是人间一切的主宰。

现代的无神论者不认为有“神”的存在，人们往往认为“君权神授”的观点首先是迷信的，其次是反动的。它是封建统治者杜撰出来的说法，目的是论证君权的神圣不可侵犯，维护其专制统治。

笔者不知道外国的神学思想，就中国的情况来看，对“君权天授”的思想予以彻底的否定，恐怕有失偏颇，值得商榷。为了理清这个问题，需要将儒家对于“天”的认识进行一番梳理。

《尚书·泰誓上》：“惟天地万物父母，惟人万物之灵。亶聪明，作元后，元后作民父母。……天佑下民，作之君，作之师，惟其克相上帝，宠绥四方。”《周易·说卦》：“乾，天也，故称乎父。坤，地也，故称乎母。”

这些记载说明了这样的道理：天是万物的父母，世界上所有的人都是天的儿女。在这一关系的界定下，天像父母对子女爱护、养育、负责一样对世间所有的人爱护、养育、负责。因为所有的人都是天的儿女，所以大家享有同等的权利，都是平等的。正如宋代张载的《西铭》所言：“民，吾同胞；物，吾与也。”天为民众安排了君主和官吏，让他们帮助自己实施对民众的爱护、养育、负责。君主和官吏要像父母对待子女一样管理民众，除此之外，天没有赋予他们任何特权。

《尚书·泰誓上》：“商罪贯盈，天命诛之，予弗顺天，厥罪惟钧。……以尔有众，厎天之罚。天矜于民，民之所欲，天必从之。”《尚书·泰誓中》：“惟天惠民，惟辟奉天。……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

《孟子·梁惠王下》：“贼仁者谓之贼，贼义者谓之残。残贼之人谓之一夫。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

从儒家的理念来看，天、君主与官吏、民众三者的关系可以这样比喻：天是雇主，君主与官吏是为雇主放羊的，民众是羊群。作为君主与官吏，他们必须上对天负责，下对民众负责。雇主爱自己的羊，希望羊群得到最完善的管理，能够茁壮成长，不受任何损害，放羊的必须努力实现雇主的这些愿望，否则就会被解雇，甚至被惩罚。从《泰誓》的叙述来看：民意就是天意，天是为民做主的，君主和官吏如果作恶而损害百姓的利益，就会遭到天罚，甚至“天命诛之”，夏桀和商纣就是典型。

《左传·桓公六年》：“臣闻小之能敌大也，小道大淫。所谓道，忠于民而信于神也。上思利民，忠也。祝史正辞，信也。今民馁而君逞欲，祝史矫举以祭，臣不知其可也。”又：“夫民，神之主也，是以圣王先成民而后致力于神。”

《左传·僖公五年》：“臣闻之，鬼神非人实亲，惟德是依。故《周书》曰：‘皇天无亲，惟德是辅。’又曰：‘黍稷非馨，明德惟馨。’又曰：‘民不易物，惟德繄物。’如是，则非德民不和，神不享矣。”

《左传·襄公十四年》：“良君将赏善而刑淫，养民如子，盖之如天，容之如地。”又：“天生民而立之君，使司牧之，勿使失性。……天之爱民甚矣，岂其使一人肆于民上以从其淫，而弃天地之性？必不然矣。”

以上记述说明，君主和官吏可谓“一仆二主”， 他们必须上忠于天，下忠于民，同时获得民与神的满意，否则就会“民不和，神不享”。在民与神的关系中，“夫民，神之主也”，民相对于神来说处于主导地位，所以君主和官吏必须“先成民而后致力于神”。君主和官吏要称职，就必须“道”而不“淫”，君主和官吏的一切行为都必须关在道义的笼子里，“德”是他们保持自己地位的唯一根本，天是认德不认人的。

《汉书·天文志》：“凡天文在图籍昭昭可知者，经星常宿中外官凡百一十八名，积数七百八十三星，皆有州国官宫物类之象。其伏见蚤晚，邪正存亡，虚实阔狭，及五星所行，合散犯守，陵历斗食，彗孛飞流，日月薄食，晕适背穴，抱珥虹蜺，迅雷风祅，怪云变气，此皆阴阳之精，其本在地而上发于天者也。政失于此则变见于彼，犹景之象形，乡之应声。是以明君睹之而寤，饬身正事，思其咎谢，则祸除而福至，自然之符也。”

君主和官吏在做，天在看。如果他们的行为有所出轨，天就会通过各种天象予以警示，“政失于此则变见于彼”，君主必须“睹之而寤，饬身正事，思其咎谢”，这样才可以“祸除而福至”。政治状况良好，天会显现出休征；政治状况恶劣，天就会显现出咎征。这就是所谓“天人感应”的思想。

在儒家看来，天授予了君主万人之上的地位，但君主利用其权利所能做的只是“赏善而刑淫，养民如子”，只能“道”，不能“淫”。

在儒家看来，“夫民，神之主也”，民众被赋予了生存权和发展权，拥有对君主的评论权和选择权，也有对不称职君主的罢黜权和对暴君的诛杀权。

从无神论者的角度看，古人所认为的最尊神“天”是不存在的。在远古时代，我们不能苛求古人有这样的认识，但系统的儒家“君权天授”的思想，却确实赋予了“人”许多政党的权利，这种思想其实就等同于西方人说的“天赋人权”，它给予君主的是责任和制约，给予民众的是权利和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