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德治不是万能的，总有一些人会沦为罪犯。罪犯当然得对自己的犯罪行为负责，但社会的管理者也对一些人沦为罪犯负有责任。

社会风气败坏是一些人沦为罪犯的一个原因，乱世的犯罪现象总是比治世的犯罪现象要多。《论语·子张》：“孟氏使阳肤为士师，问于曾子，曾子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如得其情，则哀矜而勿喜。’”这是说民众犯罪的原因是“上失其道”。

社会财富分配不公，使一些人陷入生活的困境，因而犯罪。《孟子·梁惠王上》：“无恒产而有恒心者，惟士为能。若民，则无恒产，因无恒心。苟无恒心，放辟邪侈无不为己。及陷于罪，然后从而刑之，是罔民也。焉有仁人在位，罔民而可为也？是故明君制民之产，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饱，凶年免于死亡。然后驱而之善，故民之从之也轻。”这是说民众犯罪的原因是统治者不能合理地“制民之产”，百姓为了生存而被迫走上犯罪道路。

教化缺失是造成犯罪的另一个原因。《论语·尧曰》：“不教而杀谓之虐，不戒视成谓之暴。”这是谴责统治者不施教化，因而使本来可以是正常人者沦为罪犯。《荀子·富国》：“故不教而诛，则刑繁而邪不胜。教而不诛，则奸民不惩。”《论语·尧曰》：“朕躬有罪，无以万方。万方有罪，罪在朕躬。”舜是天子，他认为天下人犯罪，自己也应当承担相应的责任。《史记·孝文本纪》：“盖闻有虞氏之时，画衣冠异章服以为僇，而民不犯。何则？至治也。今法有肉刑三，而奸不止，其咎安在？非乃朕德薄而教不明欤？吾甚自愧。故夫驯道不纯而愚民陷焉。”汉文帝认为人们犯罪是因为“朕德薄而教不明”，这是十分典型的儒家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