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序

这部书稿草成于1991年。那是一个学术著作出版难的时段。承蒙广西人民出版社不弃，于1992年5月有了它的初版，1998年2月又出第二版。第二版除了校订错讹外，几乎没作什么修改。2014年，它有幸列入商务印书馆的出版计划。在中国学界，谁人不知，以“开启民智、昌明教育”为宗旨的商务印书馆是中国出版业“百年老店”。由商务再版，是它最好的归宿。对于作者，也是最值得珍惜的一份奖赏。

它的初版和二版，都是上个世纪的事。屈指算来，已分别时过24年和18年。人生能有几个18年！几个24年！从大概率上说，这个商务版可能是自己有生之年所能做的最后一次修订再版。无论从哪个角度，这次修订除了认真，还须慎重。

《儒家法思想通论》（下简称《通论》）的初版和二版都没有电子版。所以，这次修订，第一道工序是将全书扫描、补录、校正，成为一个完整的电子版。这些工作尽管琐碎、耗时，但并不太费脑筋。最让人犯难的是如何修订，怎么修订，修订什么。

《通论》的绝大部分稿子写于上世纪八十年代。那是一个伟大转型时代的开启阶段，从以阶级斗争为纲和政治挂帅转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从思想禁锢转向思想解放……，人们欢呼雀跃地迎来“教育的春天”、“科学的春天”，却又被“读书无用论”、“只有向钱看才能向前看”弄得茫然不知所措……。那十年，我们经历了转型时期最惊心动魄的一些岁月。加上再往前更为动魄惊心的“文化大革命”十年。这两个十年便是《通论》的背景。我手中这杆拙笔（当时尚无力购置昂贵的电脑，书稿全是用硬笔一笔一笔手写的），哪能超越这个时代！

带着对十年“文革”毁我一代青春的遗恨和力图补救失去韶年的知识和文化缺损，我选择了重返学府，回炉再炼。很幸运，我的生命中总能遇到贵人，尤其在人生转折关头，总有贵人相助，贵人指点。首先的一位贵人，是我的业师杨景凡先生。他是我的经师，更是我的人师。在他的指引下，我选定孔子和孔子思想。在研孔过程中，我又得到了匡亚明、严北溟等老师，以及大学时代的老师张岱年先生的谆谆教诲和指导。他们鼓励我走向孔学，走向孔子。从此立定脚跟，排除诱惑，用心经史，不再旁骛。

我的专业是“法律史/中国法律思想史”，因此，学研之路起于“孔子儒家的法思想”。这属于“术”的层面，今之所谓“学术”也在其中。它可以言说，可以写成文字。确实如此，三载寒窗，完成了我的硕士论文；又爬了一十二年格子，有了这本《通论》。对于中国文化及其法文化而言，这属于外在的层面。内在的层面不可言说，只能感悟。它就是颜渊感叹的那种“仰之弥高，钻之弥坚，瞻之在前，忽焉在后”的心灵撞击和憧憬。它是一种人格，一种风范，一种精神，一种气象，一种人生。这种体悟起于学研之中，生于日用不知之中，日积月累，由浅入深，老而弥坚，永远是进行时。“学而知之”，学而悟之，不亦然乎！

“文以载道”。“术”亦以载道。“术”中有“道”，“术”中贯之以“道”，这样的“术”，才有情志，才有慧识，才有智见，才有精气，才有神韵，才有生命和担当。“道”，来自上下求索的学研，来自不离不弃的体悟。所谓破译中华法系的遗传密码，还原古代中国法的自我，需借助“道”的显微功能和解析功能。

《通论》问世后，获奖不少。但我心知肚明，由于时代局限和在体认儒道上的渐进性、相对性局限，缺陷所在多多。它是我学研的一个历史。

这个“历史”不是文物，可以修改，应当修改。这个“历史”又毕竟是历史，对它的修改不是推倒，不是重写。由是，确定了这样的修订方案，概称为：四保持、四不变、两修改、两补正。

“四保持”是：保持原结构，保持原主体，保持原风格，保持原面貌。

“四不变”系：九个篇章的骨架不变，９９％的二级标题不变，超过９0％的文字内容不变，基本观点不变。

“两修改”为：一是修改标点、文字上的错漏。这一点不用解释，有错必改。二是修改关于中国古代社会性质等问题上的一些提法。

对于我国历史上是否存有奴隶社会、封建社会，以及它们的分期问题，史学界尽管未给出完全一致的意见，但自己比较认同“夏、商、周并非典型的奴隶社会”、“秦汉至明清不是封建社会”的看法。在初版和二版中，曾论及，若说公元前403年是奴隶制社会的下限和封建制社会的上限，那么，至少在法律思想上找不出有如此区别的证据。因此，在本书和我的其他论著中，尚未使用过那个“古代社会分期”说，而是将春秋、战国时期统合为“百家争鸣时期的法律思想”，并把秦代作为法家法律思想的极端化发展与实践阶段纳入这一时期。但那时还只是一种疑惑，行文中仍然避免不了“奴隶社会”、“封建社会”，以及与之相对应的“奴隶制法”、“封建制法”之类的词语。这种分析方法对于揭示我国古代法的特质没有起到正面助益，是到了该放弃的时候了。由于能为国内外认可的统一的新提法迄今未有定论，这次修改时只好用“三代”、“封邦建国”、“帝制社会”、“君主制度”一类的客观描述性词语替代之。

“两补正”即：作一些史料上、注释上的补正；作一些观点上的补正。

用“律令法”、“律令体制”、“律令法系”来解读古代中国法和中华法系的研究方法传习已久，由此导致对古制古法的误读、误解、误判不在个别，也不限于局部，而是一种整体性的偏差。《通论》写作之时，我有所觉察，但无力突破，学力和学养不足。可以说，《通论》中关于儒家之法和中华法系的诸多辨析，仍然囿于“律令体制”说的窠臼。直到1990年代中期，先是做了“羌族习惯法”的调研，恶补了一下有关民间活法、习惯法方面的知识。接着，又接受了编纂《中华大典·法律典·法律理论分典》的任务，重新梳理古代法的资料，认真思考古籍中关于礼与政、礼与制、礼与法、德与刑的关系，一些想法终于由模糊而变得明晰：律令不是中国古代法的唯一载体；最能表达中国古代法本质的一个法律术语是“礼法”，中华法系是礼法体制、礼法法系；律令只是礼法家族的一大组成成员，礼法体制中还有礼典和习惯法，它们与律令法一样是古代中国法鼎足而立的载体。

突破“律令体制”说这层天花板，站在礼法体制上来观照古代中国法和中华法系，给人一个豁然开朗的感觉，过去关于儒家之法和古代法的一些辨诬也有了一个提纲挈领的认知。

将“礼法”一词提升为一个法学和法哲学范畴，首见于《荀子》。这次修订，首当其冲的是将“礼法体制”说贯之于《荀子》一章，尤其是它的“礼法论”那一节。此外，在第九章中增写一节，专论“礼法体制”。

第九章为全书的结尾，是一个余论，修改有难度，但必须修改，也作了较多修改。不过，它仍旧是一个“没有结束的结束语”。

为保持前后一致，对全书作了相互照应性的文字改动。其中，第一、二、三、七、八章的修改又稍微多一些，包括资料上的补充，如第八章的“海瑞”一节等。

年龄不饶人。在修订书稿中，老伴多次犯病住院治疗。后来听从朋友建议，移居海南，避开雾霾，得以在相对比较洁净的阳光、水、空气下生活，她的身体状况才得以暂时稳定。凡事都有两面性。海南的租屋狭小，写作条件太差，手头无资料，有资料也无处摆放。幸好有互联网，宽带虽时常出故障，毕竟还是能连通的时候多。借此一细微神奇光纤，得与外界沟通。扫描件有缺损，资料需补充核查，注释要完善，文字得校正等等，都通过邮箱发给师友求助。

这两年的修订中，多亏杨玲研究馆员、袁春兰副教授、梁健博士、董卫国博士、王娟博士、邓长春博士、秦涛博士、何飞龙仁弟、吴燕女士，还有海南大学法学院的刘国良博士等的大力协助，替我一一解难。早年在我指导下攻读研究生学位的王祖志、储一丰两位仁弟，毕业后先后来海南发展，自我们一踏入宝岛，就得到他们的就近照顾，机场迎送，不时询候，常相探望，连电脑故障，也是一丰派技术人员赶来修复。对这帮师友，说声谢谢远不足以表达心意，但也只能道一声“谢谢”！

这些年，商务印书馆推出了不少中外法律名著，又出版了好几个系列的当世法学学者写的法律新书，对推进我国法学进步和“法治中国”建设实大有助益。据说，这些出版工程，是一位女士在扛鼎。她就是法律编辑室主任王兰萍编审。很感谢她！这不仅仅因为她约了我的书稿，更为的是她和她的同事们对法学学术和法治事业的执着追求，对法学学人发自心底的友善和尊重，还有那种传承百年之“商务精神”的高水平编辑。

最后发一点感慨。1980年代初，我步入法学院从事法律史课程教学。不几年，因“文化大革命”运动造成的“知识饥饿”已有所缓解，抱着中外名著疯狂啃读的那几届本科学生毕业离校而去。课堂上，常常会被一届届70后、80后、90后的新生诘问：“有什么用？”我不得不放下课程本身的内容，来一个长长的“序论”，也就是“开场白”，去论证法律史的功用，展示名人名言，列举典型案例，从古到今，由西而中，试图说服我所爱的莘莘学子爱我所爱的课程。说实话，效果不怎么的，尽管每一届学生中也总能冒出几位法律史学的“粉丝”，但大多出于他们自己的志趣，而不是我的说教。

有人说，中国大学教育积弊之一，在于太功利。善哉斯言！庄子云：“人皆知有用之用，而莫知无用之用也。”其实，中外古今，“无用之用”，方为大用。回首一生，暗自庆幸，居然所从事的专业与自己的兴趣爱好相一致，这个专业又成为自己的谋生手段。在这里，能常与古贤神会，体悟儒道，所以乐此不疲，不知老之已至。人生如是，夫复何求？！

这一切，得拜谢时代所赐！是它，使我的人生定格为一个中华传统文化及其法文化的爱好者、学研者、享受者。确切地说，成为一个儒道的守望人。守先待后，仅此而已。

俞荣根

于海南盈滨后海双栖居

2016年11月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