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僰为僚试证

下面，我们准备提出关于僰为僚说的初步看法。

我们在前面曾说过，《淮南子·齐俗训》把羌、氐、僰、翟四个民族认为是当时人们所熟知的，在文化、习俗、语言等方面都差别很大的典型例证，说明了当时人们对这几个民族有着比较清楚的共同认识。因此，当探索古代宜宾地区的僰人的族属问题遇到困难的时候，我们不妨先从汉代其他地区的僰人的记录着手。

《汉书·王莽传》载：地皇元年（公元20年），王莽政权在遭到各族人民的反抗，内外交困，岌岌可危的时候，曾经下诏书说：

今胡虏未灭诛，蛮僰未绝焚，江湖海泽麻沸，盗贼未尽殄破。

这里的“胡虏”是指匈奴。王莽在夺取刘汉政权之后，大搞大汉族主义，改“匈奴单于玺”为“新匈奴单于章”，后又改“匈奴单于”为“降奴服于”，导致民族关系紧张，匈奴发兵扰边，成为王莽政权的重大威胁。在诏书里与“胡虏”相提并论的“蛮僰”，无疑也是当时反抗王莽政权的一个比较强大的少数民族。当王莽政权每况愈下，为了挽救其行将灭亡的命运而颁布大赦令以笼络人心时，把“胡虏”与“僰虏”的首领与刘（刘秀之兄）同置于“大赦令”之外，《王莽传》载：

（地皇三年）大赦天下，然犹曰：“胡汉氏舂陵侯群子刘伯升……及北狄胡虏逆舆，洎南僰虏若豆、孟迁，不用此书。有能捕得此人者，皆封为上公，食邑万户，赐宝货五千万。”

这里的“南僰虏”显然就是前揭“诏书”中的“蛮僰”。这里点出了南僰虏的首领的名字叫“若豆、孟迁”，给我们提供了进一步探索僰人的住地和族属的线索。

（天凤六年，19年）更始将军廉丹击益州不能克，征还。更遣复位后大司马护军郭兴、庸部牧李晔击蛮夷若豆等。（《汉书·王莽传》）

及王莽政乱，益州郡夷栋蚕、若豆等起兵杀郡守……莽遣宁始将军廉丹，发蜀吏人转兵谷，卒徒十余万击之。吏士饥疫，连年不能克而还。（《后汉书·西南夷列传》）

这个起兵反抗王莽的若豆，显然就是王莽认为十恶不赦的南僰首领。同时，这个南僰是居住在益州郡地区。《汉书·地理志》载，益州郡所属有胜休县，“莽曰胜僰”。应当是王莽曾战胜居住在这里的僰人，故改名以资纪念。《读史方舆纪要》说汉胜休城在临安府南，清临安府治今通海县。《读史方舆纪要》又说，临安州为古句町国。这说明，古代僰人与句町国有关，这是很值得注意的。

前揭《王莽传》载天凤六年遣郭兴“击蛮夷若豆”，而同传在两年后的地皇二年却又说是“郭兴击句町”。显然“击蛮夷若豆”和“击句町”就是一回事，一个是记人名，一个是记国名，若豆可能就是句町的首领。前揭王莽诏说若豆是南僰的首领，正说明句町国是由僰人建立的。

再从《汉书·王莽传》和《西南夷传》来看，王莽时在西南地区的战争，其主要对手就是句町。句町是汉代西南少数民族中的一个较强大的集团，在汉设郡县之后，句町首领被封为句町侯，昭帝时升为句町王，拥有云南东南红河以东地区和广西的西北角地区，土地辽阔，力量强大。但在王莽的大汉族主义政策下，在改“匈奴单于玺”为“新匈奴单于章”的同时，贬句町王为句町侯，导致了句町的不满。始建国四年（12年），牂牁太守周歆杀害句町王邯，邯弟承又起兵攻杀周歆，于是开启战端。天凤三年（公元16年），“平蛮将军冯茂击句町，士卒疾疫，死者什六七，赋敛民财什取五，益州虚耗而不克，征还下狱死。更遣宁始将军廉丹与庸部牧史熊击句町，颇斩首有胜（改胜休为胜僰可能就在这时）。莽征丹、熊，丹、熊愿益调度，必克乃还。复大赋敛”。（《汉书·王莽传》，下同。）六年，“更始将军廉丹击益州不能克，征还。更遣复位后大司马郭兴、庸部牧李晔击蛮夷若豆等”。地皇二年，遣“国师和仲曹放助郭兴击句町。……曹放等击贼不能克，军师放纵，百姓重困”。王莽政权直到地皇四年彻底垮台之时，也没能够完成其“绝焚”句町的“大业”。只有这样的句町才配得上和匈奴相提并论，也只有这样的句町首领才会被王莽当作“十恶不赦”的“大罪人”。因此，我们认为，《汉书·王莽传》中的南僰，具体说来就是句町。

现在，再看看《华阳国志》的记载。《华阳国志》根本没有记载王莽时关于句町的问题和南中地区的战事。《华阳国志·南中志》载诸葛亮南征后，建兴三年（225年）“分建宁（即益州）、牂牁置兴古郡”。兴古郡领十一县，胜休、句町等县都在兴古郡。又载：“句町，故句町王国名也，其置自濮，王姓毋。汉时受封，迄今。”说明西汉时期的句町王国，至晋时仍然存在，而且这个王国是由濮人建立的。我们认为，建立句町国的濮人，就是《王莽传》所说的南僰。汉高诱注《吕氏春秋·恃君》说“僰读为匍匐之匐”，匐属敷母，为轻唇字，古无轻唇音，当读为滂母，正当读濮。《路史·国名记》直读僰“音朴”，是完全正确的。僰、濮两族同住一地，僰、濮两字音读全同，其为同一族称之异译是无可置疑的。

《华阳国志·南中志》说：兴古郡“多鸠僚濮”。“鸠僚濮”当然是濮人，如说“濮”是一个民族集团的名称，则“鸠僚濮”应当是一个单一民族的名称。兴古郡的这个“鸠僚濮”，有时在文献中又直接被称为僚。如《三国志·张嶷传》注引《益部耆旧传》载：“牂牁、兴古僚种复反，（马）忠令（张）嶷领诸营往讨。”《太平御览》卷三五六引《广志》说：“僚在牂牁，兴古……”大概在晋宋时人看来，僚、濮是一族之异称，有时称僚，有时称濮，有时甚至连称“僚濮”或“濮僚”，都是一样。《后汉书·西南夷列传》所载夜郎竹王兴于遁水及汉杀竹王的故事，完全是抄自《华阳国志·南中志》。《南中志》载竹王死后，“夷濮阻城，咸诉竹王非血气所生，求立为嗣……”《后汉书》却写作“夷僚咸以竹王非血气所生，甚重之，求为立后……”《后汉书》在这里改“夷濮”为“夷僚”，正是晋宋时人以“濮”、“僚”同义可以互换的最显著的例证。大概在晋宋之后，濮称便逐渐淘汰而代以“僚”称了。但称“僚”为濮的古称，在贵州彝族中却长期保留下来。纂成于清代前期的老彝文经典《西南彝志》等就是统统用濮称呼仡佬的。

在唐代，兴古地区的濮人，仍以“僚”的名称被记录下来。张九龄《曲江集·敕安南首领爨仁哲书》中，载有安南首领归州刺史爨仁哲、潘州刺史潘明威、“僚子”首领阿迪和蛮大鬼主孟谷悮等。方国瑜先生认为这几部所居当在接近安南之地（见《中国历代疆域图西南地区考释》第三册）。《新唐书·地理志》载由安南入云南之途程说：“安南经交趾太平百余里至峰州，又经南田百三十里至恩楼县，乃水行四百里至忠城州，又二百里至多利州，又三百里至宋贵州，又四百里至甘棠州，皆‘生僚’也。又四百五十里至古步涌。”尤中同志认为自峰州至甘棠州一段就是今河口至蒙自一段，所谓“生僚”，也就是张九龄所说的“僚子”（同上）。元代这个地区的“僚人”，在冯承钧译《马可波罗行记》中称为“秃落蛮”，也就是明清文献中所载滇东南一代的“土僚”。《皇清职贡图》说：“‘土僚’，一名土老，亦名山子。相传为‘鸠僚种’。……散居临安、澂江、广西、广南、开化、昭通等府，与齐民杂居。”（《续云南通志稿·种人志》引）这些地区的“土僚”，就是现在滇东南地区的仡佬族的先民。但他们既“与齐民杂处”，从而加速了民族融合的过程，地方志中也多有“渐慕华风”，“语言服食近汉”等记载（同上书引），因而到了近代，还能保留仡佬族语言习俗的人数已不多了。

综上所述，不难看出，滇东南地区汉代的僰，就是魏晋时代的濮，也就是后来的“僚”（仡佬）。

现在，我们再来看看，另一地区的僰人。

《通典·州郡》和《新唐书·地理志》都载唐武德二年（619年）“开南蛮，置僰州”，四年改为南州。唐南州为今南川县（或云綦江县）。《太平寰宇记》卷一三六引唐《十道记》说：“自江津路南循僰溪，水路二百二十里至南平州。”江津即今县，僰溪即今綦江，自贵州桐梓经綦江至江津入江；南平为今綦江之赶水。南川县东部有河名水江石，流入涪陵县大溪汇于乌江。据《涪陵县续志》载，宋代大溪河上有“僰人桥”；大溪又名白水，显当为僰水之讹。南川、綦江、江津几地毗邻相接，而又都有以僰命名的地名，显然当因其地有僰人居住之故。但是，据《太平寰宇记》卷一二二引唐《九州要记》载：

（南州），僰溪生僚招慰以置之。

僰溪住的“僚人”，而且也正是在招抚了这些“僚人”的基础上建立的南州，然而在建州之初的命名却是僰州，这就说明在当时看来，僰就是“僚”，“僚”就是僰。

这一地区所居住的僚人，唐宋时代称之为“南平僚”或“南平蛮”。《新唐书·南蛮传》载：南平僚“人楼居，梯而上，名干栏。妇人横布二幅，穿中贯其首，号曰通裙。美发髻垂于后。……男子左衽、露发、徒跣”。《续资治通鉴长编》载熙宁八年（1075年）熊本疏称：南平地区“夷人居栏栅，妇人衣通裙，所获首级多凿齿者”。说明当时所保留的“僚族”习俗还相当浓厚。但自北宋王朝在此建立南平军后，民族融合的步伐加快了。到南宋后期，真德秀就已赞称：“南平，故汉巴渝地，至唐犹以‘僚’名，我朝元丰中，声教远浃，始即其地置军焉。百三、四十年间，浸以道德，薰以《诗》、《书》，斌斌然与东西州等矣。”（《鹤山先生大全文集·送南平江守序》）所以，在明清时代，这一地区已不再见“僚人”踪迹了。

应当指出，僰州之立虽在唐代，而僰溪之名则远在唐前。《太平寰宇记》卷一三六载：

江津县，本汉江州县，属巴郡。齐永明五年（487年），江州县自郡城移理僰溪口，即今理也。

则僰溪之名远在南齐时代就已存在了。而僰人居此则又远在齐前。同时，“南平僚”居住此地的时期也当远在唐代之前。《新唐书·南蛮传》载：

有甯氏世为南平渠帅，陈末，以其帅猛力为宁越太守。

既在陈末以前已“世为渠帅”，则南平僚之居此当更远在陈前，大致与僰溪之名兴起的时代相当。这说明南川、綦江的僰人就是“南平僚”。

因此，我们认为南川、綦江一带的僰也还是“僚”。

现在，我们再回头来看看古代宜宾地区的僰人。《华阳国志·蜀志》载：

僰道县：……高后六年城之，治马湖江会，水通越嶲。本有僰人，故《秦记》言僰童之富。汉民多，渐斥徙之。

高后筑城，反映了汉王朝正在大量移民。汉人大量移入，僰人便渐渐他徙了。但作于东晋前后的《郡国志》说：

西夷有荔枝园。僰童，施夷中最贤者，古所谓僰僮之富，多以荔枝为业，园植万株，树收百五十斛。（《太平御览》卷一九七引）

乞子石，在马湖南岸，东石腹中出一小石，西石腹中怀一小石，故僰人乞子于此有验。因号乞子石。（同上书卷五二引）

这说明在晋代宜宾地区还有大量僰人存在，他们还经营着富有的荔枝种植场。但当《郡国志》还把他们称之为僰人的时候，张华在《博物志》卷二中已把他们称之为“僚子”了。

荆州极西南界至蜀（郡），诸（山夷）民（名）曰僚子。妇人妊娠七月而产，（生时必须）临水，生儿便置水中，浮则收养之，沉便弃之（也），然千百多浮。既长，皆拔去（其）上齿（后狗）牙各一，以为身饰。（据《御览》卷三六一引补）

“荆州极西南界至蜀郡”，应是从武陵、牂牁以至犍为都包括在内。宜宾地区的僰人显然是在“山夷”之中的。因此，《元和郡县志》便明确地认为僰人在戎僚之中了。

戎州……古僰侯国也。……戎僚之中最有人道，故其字从人。李雄窃据，此地空废。梁武帝大同十年（544年），使先铁讨定夷僚，乃立戎州，即以铁为刺史，后遂不改。（卷三一）

唐宋时代的作品，如《新唐书》、《宋史》、《太平寰宇记》、《舆地纪胜》、《宋会要辑稿》、《攻愧集》、《九华集》等，大多都使用僚、葛僚、夷僚等族称来称呼这一地区的少数民族，但“僰”这一族称还是长期被使用着。

自大中祥符以来，每有边事则屯集名夷义军为用，屡获功赏。今安宁县所管七姓、一十九姓僰戎，皆义军也。国朝著令，义军之长，咸命以官，得世袭，岁给盐绢及冬夏犒设。（《舆地纪胜》“长宁军”）

（1183年）臣僚言：叙州既外擅蛮夷，而城之内外，僰（原误作棘）夷、葛僚又动以万计，与汉人杂处。（《宋会要辑稿·蕃夷》五）

宋代的长宁军管辖今长宁、高、珙、兴文一带，叙州管辖今宜宾一带。可见宋代宜宾地区的僰人仍是大量的，而且还组织到“民间”军队之中抗御其他少数民族的叛扰。

明代的著作，同样也记录着宜宾地区僰人的情况：

叙泸诸夷：泸戎依山险，善寇掠，即僰、羿、苗、倮等种是也。（嘉靖《四川总志·经略》）

明隆庆五年（1571年），张化美《复修庙学碑记》：“庆符，叙之南邑，距郡百里许，文教首被，儒学初设县东，僰火焚之。”（《庆符县志·艺文志》）

明李长春《建武城碑记》：“建武，故山都地，僰人屯聚寇钞，葆此巢穴云。”（《兴文县志》卷六）

明李长春《平蛮碑记》：“明兴，洪武廿七年（1394年），犍为郡臣以戎僰上变，高皇帝诏设守御所，填以卫兵而令犍为自保卫。……（万历）元年五月庚辰，一战凌霄城破之。六月丙寅，再战都都寨复破之。僰人失此二险，交臂大折，毋褫魄矣。……大军蹑衔而登（九丝城），奋挺叫嚣，声殷殷撼天地，僰人方枕藉自坚，不虞兵之飞度……”（《兴文县志》）

正德九年（1514年），葛魁夷人普法恶……潜刻符印、造旗剑，集僰、羿、苗、倮等夷烧香，各绘印符一张使佩之，谓兵不能伤。（《明史·四川土司传》）

僰人不仅以一个单一民族存在于宜宾地区，而且其中的统治阶级还曾骚扰不已。明代的僰人就是《明史》中的“都掌蛮”。《建武城碑记》已明确提出山都（即山都掌）之地的居民是僰人。曾省吾《议处都蛮疏略》也说都蛮即古戎僰（见《叙州府志·纪事》）。都掌部落经过明王朝多次征讨之后，特别是在万历元年大军进讨之后，增设官府，重兵镇守，此后就不再见有都掌的活动情况了。

但是，都掌的活动虽不再见于记录，而以“僰人”命名的地名却大量留存在兴文、珙县、高县等都掌居住过的地区，如僰人寨、僰人沟、僰人坡、僰人坪、僰人墓、僰棺崖等，散见于各县县志，不一而足。特别是僰人墓，曾引起中外学人的重视。

这个地区的“僰人墓”考古学界一般称之为川南悬棺葬。1974年，四川省博物馆曾在兴文等地进行调查，并取下数棺进行研究，发现其口腔皆为凿齿。这种悬棺葬式给我们提供了探索僰人族属的很好线索。

“土僚蛮”，叙州南乌蒙北皆是，男子十四、五则左右击去两齿，然后婚娶。……人死则以棺木盛之，置于千仞颠崖之上，以先堕者为吉。……常以采荔枝贩茶为业。（元李京《云南志略》）

仡佬，一曰僚，其种有五。……殓死有棺而不葬，置之崖穴间，高者绝地千尺，或临大河，不施蔽益（疑为“盖”字之误）……父母死，则子妇各拆其二齿投之棺中，云以赠永诀也。（明田汝成《行边纪闻》）

“土僚”、仡佬的这种葬式，与僰人墓的葬式完全相同。同指一地，而又同具凿齿之俗，“土僚”、仡佬、僰人为同一民族的异写，是毋庸置疑的。

这里需要补充指出，綦江、南川僰人地区也有悬棺葬遗迹。

《舆地纪胜》卷一八三载，南平军东南百里有“柜崖，往岁多烟雾蒙罩，闻斧斤声，有飞屑随水下，疑洞中有神物也”。这个“柜崖”的“柜”，应当就是悬棺葬的棺。在南川的水江石，据四川地质勘探队报告说：

自水江石寻溪溯源而南，经铁山夹谷中，峭岩绝壁，有棺悬置其间，历历可数。^注2

这显然也是悬棺葬的遗迹。前曾揭出南平僚有凿齿的习俗。这些特殊习俗都和宜宾古代僰人相同。这种习俗上的相同绝不是偶然的巧合，这正说明他们本来就是分居两地的同一民族——僰人。

文献中有关“滇僰”的记载，也完全印证了前面所作僰就是濮、也就是“僚”的论证。

《史记·货殖列传》说：巴蜀“南御滇僰僰僮”，《汉书·地理志》作：巴蜀“南贾滇僰滇僰僮”。两处的滇僰都当连读作一个词。这个滇僰也就是《华阳国志·南中志》中的“滇濮”。它和“巫蜒”、“苏祈叟”、“越嶲羌”等词的词语结构一样，一方面表示它的居住地区是滇，一方面表示它的族属是濮。

但是，这个滇僰是不是也是“僚”呢？这也不是没有史料可以证明的。

《史记·西南夷列传》载：夜郎之西“靡莫之属以什数，滇最大”。又载：“滇王者，其众数万人，其旁东北有劳浸、靡莫，皆同姓相扶。”这说明靡莫和滇不仅是同属一个部落集团（或部落联盟），而且还是有亲属关系的部落。毫无疑义，靡莫与滇应是同一民族。滇是濮族，靡莫也应是濮族。《史记·西南夷列传正义》说：靡莫“在姚州北”，唐代姚州在今姚安一带，是汉代的弄栋县。姚安之北是大姚，永仁，是汉代越嶲郡的青蛉县，靡莫所居应当就在这一带。《汉书·地理志》载：越嶲郡青蛉县有仆水，这个仆水《华阳国志·南中志》作濮水。濮水之名显然与濮族有密切关系。青蛉县的这个濮族无疑就是靡莫之属。但是这个靡莫，《太平寰宇记》卷一九七却明确地认为是“西南徼外僚”（此点承云南博物馆汪宁生同志提示）。这个解说虽然出得较晚，但也当是唐代人的说法，唐时所存古籍尚多，这个说法应当是有根据的。同时，与靡莫同处滇旁，也与滇同姓，经常与靡莫并称的劳浸部落之“劳”与“僚”当是同音异译，这也可作为一个侧面的佐证。

综前所述，我们确信，除元以后文献使用“僰”字来指称今云南、贵州地区的白族和傣族先民外，文献所载汉代云南僰人和汉、明时期四川南部的僰人就是古代西南地区的濮人，就是魏晋以后的僚人。应当指出，古代僰人和濮人、僚人一样，它是一个较大的族系，它的内部包括着不同的支系。至于有些什么支系，那就需要另作探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