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孟子的思想

（一）孟子的天人观

天人观是先秦诸子共同的话题之一，孟子谈论的重点虽然在人的方面，但对天人之间的关系还是有较明确的定位。孟子天人观基本继承了孔子“下学而上达”（《论语·季问》）即由人及天的路向，认为“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存其心，养其性，所以事天也”（《尽心上》）。从道德义理的层面讲，孟子的天是一种超越于人之外的存在，是主宰万物的一种无形力量，所以他说“君子创业垂统，为可继也。若夫成功，则天也”（《梁惠王下》），“行或使之，止或尼之。行止，非人所能也。吾之不遇鲁侯，天也”（同上），“顺天者存，逆天者亡”（《离娄上》），因而要“事天”。孟子虽然对天的力量抱有敬畏之心，但是他却常常把天置于远端，仅看作是一种不时时作为的无形力量。他更看重天人观中人的作用，说得更多的也是“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告子上》），强调尽心、知性，即扩充四端而懂得人的本性，把“知天”看作是尽心、知性水到渠成的结果，而不是作为一个终极性的目标。就是说，在孟子那里，天与人是相对独立的存在，但已经有了融合的趋向。

（二）孟子的身心观

身与心是孟子思想中很重要的一对范畴，《孟子》一书多处论及，最为集中的是《告子上》。孟子对身心观的基本看法有三个方面：

第一，从官能角度看，身心都属于人体的一部分，具有普遍性。《告子上》云：

口之于味也，有同耆焉；耳之于声也，有同听焉；目之于色也，有同美焉。至于心，独无所同然乎？心之所同然者何也？谓理也，义也。圣人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耳。故理义之悦我心，犹刍豢之悦我口。

人之于身也，兼所爱。兼所爱，则兼所养也。无尺寸之肤不爱焉，则无尺寸之肤不养也。所以考其善不善者，岂有他哉？于己取之而已矣。体有贵贱，有小大。无以小害大，无以贱害贵。养其小者为小人，养其大者为大人。……养其一指而失其肩背，而不知也，则为狼疾人也。饮食之人，则人贱之矣，为其养小以失大也。饮食之人无有失也，则口腹岂适为尺寸之肤哉？（《告子上》）

第二，从价值角度看，心是实践主体能够实现一切道德价值的源泉和基础，属于大体，而身只是一种物质的存在，是小体。孟子认为“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公孙丑上》），这种心是恻隐、羞恶、辞让、是非等道德价值的根源，也是仁义礼智得以保存的基础，故孟子说“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弗思耳矣”（《告子上》），“君子所性，仁、义、礼、智根于心”（《尽心上》）。

第三，心发挥作用是一种自主行为，它能“思”，不需要外力的推动，而身则有所依赖。《告子上》：

孟子曰：“从其大体为大人，从其小体为小人。”曰：“钧是人也，或从其大体，或从其小体，何也？”曰：“耳目之官不思，而蔽于物，物交物，则引之而已矣。心之官则思，思则得之，不思则不得也。此天之所与我者，先立乎其大者，则其小者弗能夺也。此为大人而已矣。”

（三）孟子的性善论

性善论是孟子哲学思想的核心。春秋战国时代，社会上展开了对人性问题的大讨论，孟子继承并发展了孔子“性相近也，习相远也”（《论语·阳货》）的说法，通过与告子对人性问题的辩难，提出了自己的人性理论。告子认为人性无善无不善，与仁义没有联系。他举例说人性像杞柳，仁义就像用它编成的桮棬，把人性当作仁义，就像把杞柳看成是桮棬一样；又说人性像湍水，在哪边决口就向哪边流。他把人性看作是人或动物的本能或欲望，提出了“生之谓性”和“食、色，性也”的命题。孟子则不同意告子的说法，认为人与动物有着本质的区别，人不但有口腹衣食之欲，更重要的是人有善良的本性。（以上见《告子上》）他说：

人皆有不忍人之心。……所以谓“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者，今人乍见孺子将入于井，皆有怵惕恻隐之心，非所以内交于孺子之父母也，非所以要誉于乡党朋友也，非恶其声而然也。由是观之，无恻隐之心，非人也；无羞恶之心，非人也；无辞让之心，非人也；无是非之心，非人也。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人之有是四端也，犹其有四体也。（《公孙丑上》）

但这“四端”仅仅为人们提供了向善的可能性，人们只有不断扩充、培养这些善端，才能成为具有仁、义、礼、智等道德意识的完人，“凡有四端于我者，知皆扩而充之矣，若火之始然，泉之始达”（《公孙丑上》）。孟子进而认为，人们通过不断培养、扩充自己的善心，就可以把握自己的善性，从而能够了解天命，“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尽心上》）。这样，孟子就把心、性、天三者统一了起来，所以他说“万物皆备于我矣”（同上），即达到了道德修养的最高境界了。同时，孟子认为如果人们不去扩充和培养这些善端，就会失去善心，为此他提出“反求诸己”“求其放心”等方法，来寻求在各种诱惑下失去了的善心。

总之，孟子赋予了人性以先天的道德内容，认为人性本来是善的，但由于后天的环境影响，人们渐渐失去了善心，所以人们要不断地加强自我修养和学习，找回失去的“良知”。孟子的性善说对后世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但同时也引起了一些学者的反对，荀子就曾高举“性恶论”的大旗，对其“性善论”给予了猛烈的抨击。

（四）孟子的仁政说

在性善论的基础之上，孟子提出了他的政治思想。他说：“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运之掌上。”（《公孙丑上》）不忍人之心即善心，行不忍人之政，就是实行仁政。仁政是孟子政治思想的核心，是对孔子仁学观念的丰富和发展。孟子在时代风云的变化中，深刻地感受到了人民群众的力量。他说：“诸侯之宝三：土地、人民、政事。宝珠玉者，殃必及身。”（《尽心下》）人民是诸侯国的三宝之一，如果不加重视，祸必殃身。

在继承前人民本思想的基础上，孟子大胆提出了民贵君轻的口号，主张“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同上），把人民放在第一位，国君放在最后。孟子特别强调作为最高统治者的国君，应该以国人的意志和利益为转移，“所欲与之聚之，所恶勿施尔也”（《离娄上》），做到“乐民之乐”“忧民之忧”，并认为国君如果有大过，可以被撤换，甚至可以大胆地说残暴的君主根本不配称君。当时有人认为汤武革命是“臣弑其君”，孟子反驳说：“贼仁者谓之贼，贼义者谓之残，残贼之人谓之一夫。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梁惠王下》）把商纣王称为“一夫”，大胆挑战君权，可谓震古烁今。

在治国方面，孟子主张法先王，效法古代圣王的治国经验，实行王道，反对霸道，建立一个“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梁惠王上》）的大一统社会，“保民而王，莫之能御也”（同上），“行仁政而王，莫之能御也”（《公孙丑上》）。为此他提出实行“制民之产”的经济政策，即实行井田制，使农民有一定的土地和财产，解决他们的温饱问题。同时要减轻人民的赋税和商人的关税，促进农业生产和商业贸易。孟子还特别强调要“谨庠序之教”（《梁惠王上》），普及学校教育，使人民懂得孝悌忠信的道理。孟子的仁政思想无疑带有较强的人性化色彩，具有时代的进步意义，但终因过于理想化，不免有些“迂远而阔于事情”，所以不为统治者所用。

（五）孟子的人格论

孟子的人格论在先秦诸子中独具魅力，对后世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儒家特别重视自身的道德修养，强调个体的精神价值和社会价值，重视人格的独立和社会责任感。孔子说：“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论语·子罕》）孟子在孔子这种人格精神基础之上，展开了对人格的高扬。首先他提出了养气说，他说：

我知言，我善养吾浩然之气……其为气也，至大至刚，以直养而无害，则塞于天地之间。其为气也，配义与道；无是，馁也。是集义所生者，非义袭而取之也。行有不慊于心，则馁矣。（《公孙丑上》）

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滕文公下》）

（六）孟子的文艺批评观

在文艺思想方面，孟子有着独到的见解。孟子时代，人们虽然还没有文学观念和文学作品的概念，但对艺术作品的特征已经有了初步的认识。特别是对《诗经》的理解上，不像前人那样只重视其历史文献价值和社会意义，而开始关注其文学意义。孟子虽然没有什么系统的文学理论，但他在如何读诗和如何理解《诗经》的看法上，创造性地提出了两条重要的原则，对后世文学批评影响颇大。

首先，孟子提出了“以意逆志”说，作为解读诗的一种基本方法。《万章上》说：

咸丘蒙曰：“舜之不臣尧，则吾既得闻命矣。《诗》云：‘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而舜既为天子矣，敢问瞽瞍之非臣，如何？”曰：“是诗也，非是之谓也；劳于王事，而不得养父母也。曰：‘此莫非王事，我独贤劳也。’故说诗者，不以文害辞，不以辞害志，以意逆志，是为得之。如以辞而已矣，《云汉》之诗曰：‘周余黎民，靡有孑遗。’信斯言也，是周无遗民也。”

孟子还提出了“知人论世”的读书方法，要求评论者要全面地了解作者，不可就作品而论作品。《万章下》说：

孟子谓万章曰：“一乡之善士，斯友一乡之善士；一国之善士，斯友一国之善士；天下之善士，斯友天下之善士。以友天下之善士为未足，又尚（上）论古之人。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世也，是尚友也。”

此外，孟子的“知言养气”说虽然是讲道德修养的，但成为后世以气论文的重要源头。《公孙丑上》说：

“敢问夫子恶乎长？”曰：“我知言，我善养吾浩然之气。”“敢问何谓浩然之气？”曰：“难言也。其为气也，至大至刚，以直养而无害，则塞于天地之间。其为气也，配义与道；无是，馁也。是集义所生者，非义袭而取之也。行有不慊于心，则馁矣。”……“何谓知言？”曰：“诐辞知其所蔽，淫辞知其所陷，邪辞知其所离，遁辞知其所穷。”

“知言”的前提是“我善养吾浩然之气”，必须首先使作者具有内在的精神品格之美，养成“浩然之气”（具有高尚道德品质而形成的一种崇高的精神气质蕴涵），才能有美而正的言辞。这实际上就是说，作家要加强自己的人格修养，具有高尚的道德品质，然后才能写出好的文学作品，也才能具备正确鉴赏文学作品的能力。它要解决的就是作者主体的行为的心理动力问题。“养”则是主体要经过长时期的修养。孟子的“知言养气”说，被后人在文论中广泛引用，开启了中国古典文化史上以“气”论文的悠久传统。在文学创作中，志、气、言三者密切相关。志，是人的内在人格与品质；气，是志在精神状态上的体现；言，是气的特定精神状态的物化。后代思想家、文学家们围绕着这一层面展开的讨论也相当多，比如曹丕提出“文以气为主”，刘勰提出“务盈守气”，韩愈提出“气盛言宜”，方孝孺提出“气畅辞达”等，中国文论史上的“气”论可谓洋洋大观，并且它们都基本上与作者主体的修养有关，相当于作家创作心理理论方面的一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