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越与建构：对人类中心主义的批判性反思

崔子修 金焕玲

(北京石油化工学院 北京建筑大学 )

摘要：如何应对人类面临的生态危机，以往可选择的理论思路有人类中心主义和非人类中心主义。在对人类中心主义批评反思的基础上，借鉴非人类中心主义的成果，重建整体主义生态价值观。

关键词：人类中心主义；非人类中心主义；整体主义生态价值观

一、危与机的双重变奏

工业文明以来，人与自然的关系日益紧张，到20世纪中叶，各种公害事件频繁发生，人类作为一个物种在地球上的存在和延续遭到了威胁。

鉴往知今，呈现在人们面前的是一幅触目惊心的场景。当我们深入思考时就会发现，人类的文明史就是一部对自然的征服史。在人类文明的兴盛之地，自然悄悄地隐退了。但是，自然的隐退只是暂时的。当人类的活动超过了自然所承受的阈限时，自然便会发怒，代价就是人类自身辉煌在这颗美丽的星球的消失。农业文明时代，古巴比伦文明、玛雅文明、米诺斯文明、楼兰文明等古代文明曾经在历史上写下耀眼的一笔，可是现在只是留下些许断壁残垣让人发思古之幽思。原因无他，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自然环境人为地被破坏，历史的辉煌是以最终的败落为代价的。进入工业文明时期，科学技术增强了人类征服自然、改造自然的能力，人类不断地向自然索取，在创造了空前的物质财富和高度发达的社会文明的同时，也从中埋藏了自我毁灭的祸根。农业文明时代，人类还可以不断地迁移，不断寻找沃土，从而给自然留下了喘息的机会。但是，工业文明作为一本打开了的人类本质力量的大书，表明人的势力全面渗透，触角伸展无边弗届，与此同时也展开了另一种全球性的灾难，大气污染、酸雨污染、水源短缺、森林锐减、能源枯竭……生态问题已经不是某个国家、某个地区的问题，而是在全球范围内威胁着整个人类生存的延续和发展。随着我们每一次陶醉于对大自然的征服的胜利中，大自然已经在惩罚我们了。

为什么会出现这些问题呢？人们为了挽救自己，开始了“子规夜半犹啼血，不信东风唤不回”的行动，保护我们自己的家园。1962年，美国生物学家卡逊发表了《寂静的春天》一书，唤起了公众的生态意识，环境保护运动在西方世界迅速崛起。罗马俱乐部1972年发表了被西方报纸称为“70年代爆炸性杰作”的《增长的极限》报告，向身处“黄金时代”的人们对财富增长的无限憧憬弹出了第一个不谐和音，也是向当今人类不顾后果地攫取自然资源的行为而敲起的一个长鸣警钟。1972年联合国在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召开了“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并通过了《斯德哥尔摩人类环境宣言》，环保成为全球关注的焦点。各国政府相继设立了环保机构，各种民间环保组织迅速形成壮大。一时之间声势不可谓不浩大，但是回过头来审视来时路，结果不太令人满意，自然环境依然在恶化。解决问题治标更要治本，人们需要站在更高的层次上进行深刻的反思，切实找对生态危机的根源，从而为疗救指出一条康庄大道。

随着生态伦理学的兴起，人们逐渐意识到，生态危机的深层根源就在于人类文明所奉行的错误的价值观——人类中心主义。这种价值观只是关注人的利益，认为人是自然的主人，自然只是为了人类而存在的工具性存在，这就必然导致对自然的征服和掠夺。人类中心主义是传统文明的核心思想，不可否认的是，尤其是近代以来这种思想曾经并且继续引导人类取得辉煌的成绩，科学化和工业化即是其最高代表。随着理性的高度张扬，价值理性逐步让位于工具理性，工具理性强调技术实用性、价值功利性、人性物欲性，因之人类干预自然、控制自然力度的加强，自身也越来越受到控制和奴役。但是，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所承诺的是人类一个物种的利益，调整的是人类社会内部的伦理关系，忽略了人对自然的义务和责任，进而无法对人类破坏自然的不合理行为进行制约和调整，其辩护是不完整的。所以我们必须超越人类中心主义，借鉴非人类中心主义，走向二者的合题，即在人类中心主义为基并充分吸收非人类中心主义的合理养分来建构新型的整体主义生态价值观，从而达到“人与自然界的完成了的、本质的统一……人与自然之间、人与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是存在和本质、对象化和自我确证、自由和必然、个体和类之间的斗争的真正解决”。没有人与自然关系的真正解决，人与人关系的健康建构也是不可能的，人的自然性和社会性双重属性是不可分割的。在人与自然关系面前，人为自然立法不能自动逻辑证成自然即是工具，那么，如何在非人类中心主义基础上建构我们的系统主义的生态价值观，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重要的任务了。

二、超越人类中心主义

(一) 何谓人类中心主义

关于人类中心主义的概念，众说纷纭。许多学者根据自己的理解对其进行了新的阐释。其实我们探讨什么是人类中心主义，目的不在于为解释而解释，而是旨在寻求对生态危机的发生原因以及如何摆脱危机的途径、方法，做出更为深刻的思考。我们思考的是那种导致人与自然关系紧张的价值观意义上的人类中心主义，基于此，可以把握人类中心主义的两大理论支点：一是一切以人为中心，一切为了人的利益，这是人类中心主义的核心内涵；二是自然为人类而存在，人可以按照自己的目的支配自然，这是人类中心主义的深层内涵。

人类中心主义作为一种伴随了人类对自身在宇宙中的地位的思考而逐渐形成的文化观念，经历了萌芽、发展和成熟三个阶段，分别以存在论、认识论和价值论为基本理论依归。概而言之，古代存在论意义上的人类中心主义认为人是宇宙的中心，近代认识论意义上的人类中心主义认为人是宇宙的目的，现代价值论意义上的人类中心主义认为人是价值的源泉。其实严格说来，在存在论意义上，人类并不是宇宙的中心，人只是存在者而不是存在的主人。在认识论意义上，人的认识和实践活动是“为我”的，即出于保存和发展自我的生命需求。不管是个体还是类的意义上，生存活动必然是以“自我”为中心，以“自我”为目的。在价值论意义上，人即使扩大价值关注的范围到其他自然物种身上，但也是并且必然是以自身利益为价值顺序优先出发点，人对其他物种的关注其实也是为了促进人类自身价值，起码与人自身价值不悖。

(二) 超越人类中心主义

1．超越的视野

所谓“超越”，意即扬弃，是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之意。“超越”不是生物论意义上的，也不是认识论、实践意义上的超越，而是世界观、价值观意义上的超越，是将道德关怀的范围从人类利益的一己狭隘视域扩展到整个生态系统。

我们不可能彻底否定人类中心主义思想，因为，从生物学的角度看，每个物种都以自我为中心，而恰是由于这种“为我”的利己性，自己的种才得以生存和延续，人类也是如此。汤因比就认为一切生物都有这种类似的“自我中心主义”。自我中心不仅是人类，而且也是地球上所有生物都具有的一种内在限制和缺陷。每一种生物都竭力使自己成为宇宙的中心，在此之际，开始同其他任何一种生物、同宇宙本身、同创造和维持宇宙以及构成变幻无常之基础的实在的力量进行对抗。

人类在对自然进行艰苦卓绝的斗争中，逐渐产生了以自我为中心的自觉意识以及对自我利益的自觉意识。随着科技的进步和生产力的发展，人类征服改造自然的能力大大增强，从而取得超越万物成为万物灵长的地位。这是人类理性和自身创造力的胜利，是人类在生物学角度超越自我的成功。由此，人类在这种价值观的指引下，创造了辉煌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因此，我们之不能完全否认人类中心主义，正如不能否认活生生的人类文明一样，二者之间很大程度上存在着因果联系。

在生物论的意义上，人类以自己的利益为中心，这是无可厚非的；在认识论和实践的意义上，人类中心主义也是无可非议的。任何道德都是人根据自己的思考得出的，是属人的道德。人类不仅是道德行为的主体，也是制造和解决环境问题的主体；只有在价值论的意义上，我们才可能超越人类中心主义。因为价值王国是人根据其对人的完美形象的理解和对人的存在的终极关怀而“构建”的意义世界，是人塑造、确认和完成“人类自我”的一种方式。在价值观的层面上，人类应该而且能够超出种的局限性，将道德关怀的范围推广至整个自然界，超越人类中心主义，借鉴非人类中心主义，走进作为合题的整体主义生态价值观。

2．超越的缘由

(1)逻辑循环。从道德哲学的层面来看，人类中心主义犯了循环论证的逻辑错误。

在实践中，人们往往以人类的利益为中心，认为对人有利的就是有价值的。但是，在道德哲学的层面，这种思维方式存在着弊端。因为这种思维方式容易导致把“利益”当作“道德”的标准，而在伦理学中，以利益为中心作为评价的标准，而利益本身还是需要道德的确定的。把一个其本身的合理性都要用道德来确定的东西 (利益)当作道德的标准，这实际上是一种循环论证。

(2)对立思维。人类中心主义以主客二分的机械思维模式认识世界，导致了人对自然认识的片面性以及实践上的简单处理。

自工业文明以来，人类摆脱了对自然的附属、依从关系，确立了主体地位。按照哈贝马斯的观点，此时的人们获得了新的时代意识，开始意识到自己就是历史和世界的主人。人与自然的主客关系被近代启蒙思想界以机械化的方式描绘出来，人是能动的主体，能够积极主动地认识自然，改造自然，自然是不动的客体，因其规律性而能为人类所认识、利用；自然资源触手可及，人可以从中获得最大的可量化的利益。这种胜利的喜悦可从英国功利主义思想中窥其一斑。

在这种机械化的思维方式中，人与自然是简单的主客二分关系。从主体性而言，对人的主体性的片面张扬，助长了“人类中心主义”，导致了人对自然的片面认识，形成了人与自然之间内在深层的对立关系。自然成了被遮蔽的存在，人却在对自然的无知中沾沾自喜、骄傲自大，并在这种错误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的指导下，对自然展开了疯狂的掠夺。人类这种征服自然的实践活动，因其先天性缺陷而不可避免地造成了生态危机。从客体性而言，客体被视为外在分离的、可以被原初还原的、可以被数学化分解的僵死之物，世界的丰富性已被肢解为七零八落的片面化存在，事实世界和价值世界被抛入背反的鸿沟中，经由还原方法获致的分门别类的专门知识已远远不能满足对有机整体性自然的认识和改造。在价值的平台上，客体只有工具性价值，起着手段的作用，由此造成人与自然在实践和价值两方面的大对抗。

人类应该超出主客二分的机械思维框架，用系统的观点，按照自然的本来面目去认识自然。如果跳不出这种机械的思维模式，文明就会陷入人类中心主义的泥潭中而无法自拔。事实上，人类生活在一个复杂的生态系统中，根据系统哲学的研究，主体性是普遍存在的。所以，人类没有理由自认为居于世界的中心。

(3)理性中心。人类中心主义将对理性的崇拜与对物质利益的追求结合起来，导致了人类社会内部的利益长途，造成了生态殖民主义和全球性生态危机。

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是在近代社会推崇理性的条件下确立的。人有理性因而具有内在价值，其他存在物没有理性，因而只有为人而存在的工具价值。由此立场出发，人类社会道德原则的制定与选择的唯一相关因素必然是人的利益，一切以满足人的利益和需要为前提。在近代西方理性启蒙运动追求个人自由和解放的大潮之中，人类中心主义实质上可以嬗变为追求个人私利的“个人中心主义”或者“唯我主义”。上帝已经死了，任何事情都是可能的。人又为自己造了一个上帝，那就是他自己。再也没有什么“天谴”或“末日审判”了，人的理性就代表了一切。理性一旦醒来，首先映入眼帘的物质就成了它所追寻的对象，物欲的激荡推动了物质文明的发展，掀动起享乐主义、物质主义和消费主义风潮。与此同时，理性的膨胀使得自然的内在价值成为盲点，甚至其他民族也无从成为理性上帝的“选民”。近代西方世界挥舞着理性的旗帜，向外在自然和落后地区乃至“野蛮”民族发起一轮轮的十字军殖民征服。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西方殖民主义一开始就带有生态殖民主义或环境殖民主义的色彩。直至现在，这种人类社会内部的不平等状态仍旧在继续，西方发达国家采用洋垃圾、有毒废弃物输出、不平等贸易等手段将生态危机转嫁给发展中国家。

可以看出，人类中心主义不是一个整体主义概念，也不是一种具有普适意义的价值观念。其中的“人类”不是指整个人类社会，而是有所特指的部分人、少数人，是自恃在理性上优越于其他物种、民族、种族的人。这种理性只是一种观念上的虚拟而已，但是在现实社会中附加上诸多的评判因素，从而成为一种根深蒂固的心理痼疾。因此，建立在对理性尊崇基础上的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存在着严重弊端，必须对此加以扬弃。

(4)超凡入圣。作为一种有智慧的社会性生物，人类应该超越自己种的局限性，关爱万物；而且，从历史上看，人类道德关怀的范围也是不断地扩大的，人类应该也能够超越人类中心主义，与万物和谐共生。

从生物自我保种的角度看，人类中心主义的确有合理之处。但是，在现今已经没有任何一种能够威胁人类生存的物种存在的事实前提下，再来奢谈生物论意义上的人类中心主义已不合时宜了。人类不仅是自然生物体，更是社会存在体，也是智慧存在体。在道德上，人的完善是没有止境的。人的完美形象不仅要由社会本性加以说明，同时也不能忽视人和自然的关系对人的价值定位的重要作用。中国传统哲学将天人合一境界视为确定圣人形象的一个重要因素，从天道与人道的整体和谐来考察人的行为的合理性，用伦理态度观照自然，从而臻于化境。从孟子的“爱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张载的“民吾同胞，物吾与也”，儒家的“仁者与天地万物一体”，以及庄子的“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无不推崇与万物为一的天人之境。

非人类中心主义的环境伦理学把人对非人类存在物的义务纳入伦理学的范围，也体现了对人的完美形象的追求。人类应该而且能够超出本物种的生物狭隘性，关爱万物，不断提升自己的道德境界。

总之，自我中心是生命存在的必要条件，但这种必要条件也是一桩罪恶。自我中心是一种理智的错误，因为没有一种生物真是宇宙的中心；自我中心又是一种道德的错误，因为没有一种生物有权利以宇宙的中心自居。它没有权利把其他的一切实在视为仅仅是为了满足一种自我中心的生物需求才存在，这种“狂妄自大”导致了种种罪恶和悲剧的产生。(汤因比语)

解铃还需系铃人，我们面临的人为的各种罪恶，都起因于人的贪欲性和侵略性，是自我中心主义的产物，因此根治这些罪恶的办法必须从克服自我中心主义去寻找。

三、建构整体主义生态价值观

(一) 理论分野

超越人类中心主义不是简单否定即完事，超越的视野在于反思的前提下借鉴非人类中心主义的合理成分，在完成理论正——反——合的逻辑梳理后，建构一种整体主义生态价值观，从而在更高的基础上达成对人类中心主义完成了的回归。

实际上，非人类中心主义思想是随着现代生态伦理学的形成作为人类中心主义的反题而发展的。近代工业化以来，随着人类干预自然力度的增强，人向自然索取物质能量的深度和广度大大提高，生产力水平的提高使得物质财富极大程度涌现出来，人在自然面前不断确证自己的力量；与此同时，人与自然的矛盾也日益凸现出来，一些敏锐的思想家开始对200多年来一直在西方占统治地位的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提出质疑，主张扩展道德关怀的范围，提出和发展了非人类中心主义的思想，出现了诸如史怀泽的“敬畏生命”的伦理学、利奥波德的“大地伦理学”、纳斯的“深生态学”、罗尔斯顿的“自然价值论”为典型代表的理论样板。

1．分歧焦点

西方人类中心主义与非人类中心主义的争论始于20世纪70年代，争论的焦点是“保护环境是不是为了人的利益”的问题。实际上这个问题是属于政策抉择层面的实践问题，而不是道德哲学层面的理论问题。在道德、哲学层面，西方人类中心主义与非人类中心主义的分歧主要有三个方面：

第一，自然的定位：自然是工具还是目的？即一个存在物对人而言是实现人类价值的工具还是其自身即是目的？人类中心主义立论依据是人本主义，立论原则是功利主义，主张以人类利益的取舍作为确立价值的唯一尺度。非人类中心主义主张以环境整体为最高目的，其立论基础是自然主义，考虑的是自然界的整体利益而不仅限于人类自身利益。

第二，自然的依归：自然自身是否具有内在价值？人类中心主义认为自然只具有工具价值，有的现代人类中心主义者在一定程度上承认自然的内在价值，非人类中心主义则认为自然存在物本身就具有内在价值，自然存在物的价值不能完全还原为人的兴趣和偏好。

第三，自然的资格：人对非人类存在物有否道德义务？人类中心主义认为，由于只有人才具备获得道德关怀的资格，因而，人只对人负有直接的道德义务；人所负有的保护环境的义务，只是对人的一种间接义务。非人类中心主义论则认为，非人类存在物也具备获得道德关怀的资格，人对这些存在物负有直接的道德义务，人对自然存在物的义务不能完全还原为人对人的义务。

在上述三个方面，非人类中心主义已达成共识。但是，在具体的论证上，非人类中心主义者各抒己见，其内部争论还是很激烈的。

2．理论反思

我们主张超越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借鉴非人类中心主义，原因如前所述。但是，我们对非人类中心主义存在着误解，以为这种价值观要求给予人、动物、植物和整个自然界一种同等的待遇，剥夺了人利用动、植物和自然的权利。实际上，非人类中心主义并没有忽略人类的利益，这种价值观是在承认人类利益的基础上主张扩展道德关怀的范围。非人类中心主义并不甘于否定人类的生存和延续，人类有权利从自然界中获取满足自身生存与发展的物质资料，但是，必须同时在道德上关心非人类存在物，而对非人类存在物的关心与对人的关心是有区别的。应不应该从道德上关心非人类存在物，这是一个实质问题；应该给予多少道德关心，这是一个程序问题。主张从道德上关心非人类存在物和认为人与非人类存在物有着相同的道德重要性，二者之间并不具有逻辑上的必然性。

非人类中心主义的各理论派别从不同的角度论证了人对非人类存在物的义务，但是，这些论证还未臻于完善。因此，在认同非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的前提下，有必要对非人类中心主义的各理论派别做一简单反思。

首先，从总体上看，非人类中心主义内部各理论派别所谋求的目标是一致的，即人对自然进行道德关怀。但是，各派达到目标的途径是不同的，有从感觉能力出发的，有从宗教情怀出发的等。这种情况必然使非人类中心主义内部缺少共同的语言表达，缺乏同一的言说层次，从而削弱理论的战斗力。

其次，非人类中心主义的各个理论派别各有优势与缺陷。动物权利/解放论关心的是动物个体的权利，其内蕴的物种歧视主义偏颇，无法为我们解决实践中存在的动物个体利益和濒危物种尤其是植物个体利益的冲突问题提供有益的指导。生物中心论进一步扩大了道德关怀的范围，认为人对所有的生命都负有道德义务。但是其思维方式仍然不是整体主义的，而且其对一切物种平均的赋值方式，无疑带有浓浓的理想色彩，忽视了现实世界中道德考量的优先次序问题。生态中心论注意了整体主义的世界观，但是其理论之失也就在于过于强调整体的价值和意义，从而使个体的价值和意义被弱化，走向了与西方二元论相反的另一个极端，实质上并没有摆脱二元论的思维模式，极而言之，或许会导致为大自然而牺牲人类的环境法西斯主义或极权主义。

再次，过于凸显人与自然关系的理论理路会和传统伦理观格格不入。传统伦理调整的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而这几个理论派别将道德关怀直接转向人与自然的关系，这种理论的突变必然会被传统所拒斥。对人际伦理的忽视必然导致对现实问题的忽视，而只会抽象的谈论人与自然的关系，只会以浪漫主义的方式赋予万物以等同的天赋价值……然而，现实是残酷的，各种危机已迫在眉睫。理论的抽象在现实的物质面前显得苍白无力，尤其在现实政治和经济所缠绕的难题面前一筹莫展，很难为发展中国家所认同。脸面和面包的选择问题无疑是不能在理论中间一笑而过的。

最后，要吸取非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的合理因素。虽然非人类中心主义各理论派别存在着许多缺陷，但其为拓展伦理思维视野，对推进伦理变革起到了重要作用。非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是人类面对生存危机自我反省、自我发现的结果，是人类对人与自然关系的更清醒的认识和把握，集中体现了人们对拯救生态危机和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深切关注和积极努力。在这种价值观的指导下，人类将确立起新的道德规范体系，一种既涵盖人与自然又包括受人与自然关系影响的人与人之间的伦理关系的生态价值观。

(二) 建构整体主义生态价值观

1．为何要建构整体主义生态价值观

建构整体主义生态价值观，主要是基于以下三方面的考虑：

首先，建构整体主义生态价值观是超越人类中心主义的内在要求。

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存在着种种弊端，因此，我们必须借鉴非人类中心主义，在二者合题基础上建构一种整体主义的生态价值观。

非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并没有否定人类的利益和价值，而是要求人类在关注自身的基础上“拓展”道德关怀的范围，把原来仅属于人类自身的“德性”扩展到自然万物中去，在这种价值观指导下建构整体主义伦理观就必须考虑两方面的内容：人与人的伦理关系以及人与自然的伦理关系，这样，整体主义生态价值观也就相应地具有了关心人类社会的情愫和关心自然的情怀，体现了人类对自身生活的完整的终极关怀。

其次，传统伦理和生态论的理论缺失需要整体主义生态价值观。

传统伦理是以人际伦理为特色的，其实质是将道德关怀的视野局限在人类社会内部，因而是一种不完整的伦理；现代生态伦理学家们强调人对自然的道德责任，但却忽视了对受人与自然关系影响的人际伦理的研究，两种伦理之间显然出现了断裂。在许多人看来，由人际伦理到人与自然伦理所完成的理论跃迁是极其奇怪的。虽然人与自然的关系体现着人与人利益关系，但这种利益关系在更大的范围内只是生命共同体利益的一部分，因此，人与自然的关系是更为广阔的，更为根本的，我们不可能在人际伦理的框架建构出生态伦理；生态伦理学家们所做的工作，虽然是开拓性的，但是离开了传统，同样不可能建构出全面的生态伦理。因此，必须建构整体主义生态价值观，将传统伦理和现代生态伦理结合起来，使人际伦理和生态伦理协调一致，增强生态伦理的现实性，以发挥道德作为实践理性的功能。

最后，全球性危机的存在呼唤整体主义的生态价值观。

目前，人类已面临全球性的生态危机，严重的生态破坏已使生态系统濒临失衡，威胁着人类的生存，这就需要一种正确的伦理观以指导人类的实践活动，帮助人类走出生存的困境。传统伦理只关注人的利益，忽视了人对自然的义务。现代生态伦理抽象地研究人对自然的义务，忽视对现实问题的研究，无助于解决现实问题，因此，必须建构整体主义的生态价值观，将人与自然的伦理关系以及人际伦理有机地结合起来，以前者为指导，变革社会伦理，实现从理论到实践的转换。

2．整体主义生态价值观的架构原则

传统和现代不是截然相分的，在生态伦理的框架内，传统社会伦理中的概念就有了更丰富的内涵，可以应用到人与自然的伦理关系中去。整体主义生态价值观将公正确立为基本原则，要求从人与自然以及人与社会的整体角度来把握这一范畴，因此，公正的实质就是协调好人与自然以及人与社会内部的利益关系。生态伦理的公正有三个方面的内涵：人—公正、代内公正和代际公正。

3．人—地公正

人—地公正就是要求人类公平地对待大自然及大自然中的非人类存在物。人是生态共同体中唯一具有道德能力的物种，因此，人类应该成为大自然及其他非人类存在物的道德代言人。实际上，人—地公正，是人类对自己的主动的道德要求，是人类的道德自律。

要实现人—地公正，首先必须实现种际公正，优先考虑濒危物种。种际公正就是人与其他物种之间的公正，它不等于种际平等，因为人与其他生物之间的内在价值存在程度高低的差异，但这不能成为人类滥杀生物个体、毁灭物种的理由，生物的内在价值应该得到人类的尊重。人类在遵循生态规律的前提下，消费生物个体、满足自身的需要是合理的，但毁灭物种却是错误的。因为，物种也有内在价值，它在生态系统中占据着十分重要的地位。生态系统的稳定和平衡取决于整体组成要素的复杂多样性，物种的多样性是生态系统稳定和平衡的旋钮。一个物种的灭绝，会对我们生存于其中的大自然产生难以估量的影响。濒危物种消失的危险性远远高于普通物种，而其一旦消失，就会使生态系统的生命之网发生断裂。因此，从生态系统整体着眼，保护濒危物种优先于普通物种。其次，实现人—地公正必须公正地对待无机自然界。无机自然界尽管具有较低的内在价值，但其对生态系统的稳定和完整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人类不应因为无机自然界没有生命就对其为所欲为。无机自然界是创生万物的生态系统的组成部分，而且，许多生态景观是濒危物种的生存地，生态景观多样性支撑着物种的多样性。因此，人类应该尊重无机自然界，爱护无机自然界，将人类活动对无机自然界的不利影响减少到最低限度。

3．代际公正

代际公正是指当代人和后代人之间的公正。和人—地公正中的地位一样，当代人是道德代理人，这种公正要求也是人类的一种道德自律。

代际公正的提出是基于对人与自然关系的正确认识。现代社会依旧陷于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中，人类只看到了自然对人的有用性，因而，创造出了“自然资源”这一概念。现代社会的生产方式和消费方式都是在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的指导下确立起来的，因而，我们的社会创造出了越来越多的需求，耗用着越来越多的资源量，然而，自然资源是有限的，当某些资源量的存量下降到一定的阈值之下时，将会导致这些资源的灭绝，进而表现出资源的不可逆性，后代人就会因当代人过度利用资源而失去生存与发展的机会。当代人破坏大自然却不会马上遭到大自然的报复，而后代人虽无辜却要承担全部责任，这是极不公平的。人类应在长时段的可持续发展的维度内考虑事情，而不应仅从个人生命的延续的角度出发来审视自己的行为。须知我们不是继承了地球，而是借用了子孙的地球，因此，当代人应承担起后代人的责任和义务，公正地对待我们的子孙。要给后人留下生存和发展的资源，要在非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指导下调整生产方式以及规约消费方式，同时，要节约资源，利用可再生资源。

4．代内公正

代内公正就是指当代人应平等地享有利用资源的权利，公平地承担保护环境的义务。种际公正要求人类有区别地对待价值程度不同的物种，但代内公平却要求人类平等对待自己的同类。当然，这种平等只是相对的平等，绝对的平等是不存在的。

从一国范围内来看，个人、企业或团体过度地开发和利用自然资源会剥夺其他人享用自然的权利，而且还会影响整个生态系统的稳定。一些地区为了优先发展特色经济，有时将污染较严重的企业转移到另外的地区，这种简单的空间转移并不是解决问题的可行办法，需要我们变革经济的发展模式和评估方式，使政府能够公正地对待各个地区和城市。

从国际范围来看，当今人类世界是一个贫富悬殊的社会，这是历史上殖民主义统治扩张的产物。宗主国不仅从殖民地掠夺了无数的财富，而且将殖民地国家变成原料产地、产品集散地和过剩资本的投资场所，甚至力图将这种不平等的二极对立经济模式固定化。二战后，殖民地国家纷纷独立，政治意义上的殖民色彩逐渐淡化的同时，生态意义上的殖民主义却逐渐突出起来。全球化的过程很大意义上是发达国家利用不公正的国际贸易规则、不平等的国际政治秩序，向发展中国家转移夕阳工业、转嫁危机的过程，二者之间的经济差距越来越大。发达国家不仅是国际上最大的工业污染源和资源耗费国，而且不愿承担保护环境的责任，这是有违公平原则的。目前，生态危机已具有全球色彩，生态问题不是一国力量可以解决的，各国必须携手共进，通过协商、对话的形式公平地承担起自己应尽的义务。发达国家在解决环境问题上应负主要的责任，不仅要主动治理本国的环境问题，而且更应该通过经济援助等手段帮助发展中国家解决环境问题，以和平方式最终走出一条解决环境问题的康庄大道。

从总体上看，人—地公正的实现依赖于代内公正的实现，而人—地公正和代内公正的解决又是实现代际公正的保证，这三者是相互影响，密不可分的。三者的全部实现，也就是实现了人与自然的协同发展这一目的。

参考文献：

[1][古希腊]亚里士多德：《亚里士多德全集》(第九卷) [M]．苗力田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4

[2]高国希：《走出伦理困境——麦金太尔道德哲学与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研究》[M]．上海：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

[3]余谋昌：《生态伦理学——从理论走向实践》[M]．北京：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

[4]余谋昌：《惩罚中的醒悟——走向生态伦理学》[M].广州：广东教育出版社，1995

[5]余谋昌：《走出人类中心主义 [J].《自然辩证法研究》,1994年，第10卷，第7期

[6]杨通进：《人类中心论：辩护与诘难》[J].《铁道师院学报》(苏州),1999年，第5期

[7]叶平：《人类中心主义的生态伦理》[J].《哲学研究》, 1995年，第1期

[8]肖显静：《环境伦理学：走进还是走出“人类中心主义”》[J].《山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8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