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自我偏差

（一）焦点效应

焦点效应（spotlight effect）指的是人们在自我观察的时候，会高估自己的突出程度，把自己看做一切的中心，直觉地高估别人对自己的注意度的现象，它是我们自我认知的一种偏差。Gilovich等人（2000）展示了这种焦点效应。在研究中，他们让康奈尔大学的学生穿上某一品牌的T恤，然后走进一个还有其他学生的房间。研究发现穿T恤的学生猜测大约一半的同学会注意到他的T恤，而实际上注意到他的人只有23%。和焦点效应相对应的是透明度错觉（illusion of transparency），即人们认为自己隐藏的情绪一旦外露，就会被别人发现的错觉，实际上别人可能根本看不出来。

Savitsky和Gilovich（2003）在研究中发现，人们总是高估自己内在状态外露的程度。比如说谎的人认为他人都会觉察到他在欺骗别人，如果你喝了很难喝的饮料，你就会觉得别人观察到了你对饮料的厌恶。许多人在做公开的陈述报告时，会认为自己看起来不仅紧张而且焦虑，并认为其他人也注意到了这些。

Savitsky和Gilovich想知道“透明度错觉”在那些没有经验的演讲者身上是否也会出现？他们以40名康奈尔大学的学生为实验被试，两人一组做实验。其中一个站在台上，另一个坐在对面，由主试给出一个话题，诸如“今天最好和最坏的事情”之类，让台上的学生讲3分钟，然后两人交换，另一个学生就不同的话题即兴演讲3分钟。然后他们各自对自己和他人的紧张程度从0到10做出评定，0表示一点也不紧张，10表示非常紧张。结果发现人们给自己的紧张程度平均评价为6.65，给他人的紧张程度的平均评价为5.25分。在40名被试中，68%的人认为自己比他们的搭档表现得更紧张。

在随后的研究中，Savitsky和Gilovich想知道如果提前告知演讲者他们的紧张其实并没有那么明显，这是否会帮助他们放松一点呢？于是他们又以康奈尔大学的77名学生为被试，让他们做一个3分钟的演讲并录像，内容是关于学校内部种族关系。被试被分为三个组：

告知组——向被试解释了透明度错觉：“研究结果已证明观众不会如你们预期的那样注意你们的焦虑……演讲者感觉他们自己很紧张，而实际上并不那么明显……把这个记在心上，你们应该放松并做到最好。要知道如果你们紧张，很可能只有你自己知道。”

安心组——主试告诉被试：“你们不必过多地担心他人的想法……把这个记在心上，你们应该放松并做到最好，你们不必担心自己紧张。”

控制组——主试没有给参加实验的被试更进一步的说明。

在演讲过后，演讲者和观察者用7点量表对演讲的质量和演讲者的紧张度进行评定，结果如表3-1所示，告知组的演讲者比另外两个组的演讲者对自己的演讲和表现都感觉较好，观察者也证实了演讲者的自我评价。所以，当你担心自己表现紧张的时候，停下来想一想这些实验给我们的启示：实际上他人并没有你想象的那样注意你。

（二）自利偏差

自利偏差也称为自我服务偏见（self serving bias），当人们加工和自我有关的信息时，会出现一种潜在的偏见：我们一边轻易地为自己的失败开脱，一边欣然接受成功的荣耀，在很多情况下，人们觉得自己比别人好。Schmitt 和Allik（2005）对53个国家的自尊研究做了分析，发现每个国家平均的自尊分数都在中间分数以上。

Campbell和Sedikides（1999）分析了一些实验结果后发现，当得知自己成功后，人们乐于接受成功的荣誉——他们把成功归结为自己的才能和努力，却把失败归咎于诸如“运气不佳”，“问题本身就无法解决”这样的外部因素。再看看那些造成交通事故的司机的理由：他们会说“不知从哪里钻出来一辆车，撞了我一下又跑了”；“我刚到十字路口，一个东西忽然挡住了我的视线，以至于我没看见别的车。”“一个路人撞了我一下，就钻到我车轮下面去了”。在那些能力和运气同样重要的情境里，这种现象尤其容易出现。Kingdon（1967）发现政治家们也倾向于把胜利归功于自己的勤奋工作、为选民服务、或者声誉和策略；把失败归因于不可控的因素，如本选区政党的组织问题等。Mezulis（2004）在研究中也发现当公司利润增加时，CEO们把这个额外的收益归功于自己的管理能力，而当利润下滑时则归于经济不景气。

人们拿自己和别人比较时，也会出现自利偏差。大部分人都觉得自己比平均水平要高。和总体水平相比，大多数人都认为自己道德水平更高，更胜任自己的工作，更友善，更聪明，更英俊，更没有偏见，更健康，甚至更具洞察力并且在自我评价时也更为客观。像加里森·凯勒的小说《沃伯根湖》一样，“所有妇女都很强壮，所有男子都很英俊，所有孩子都比平均水平要好”。虽然12%的人觉得自己比实际年龄要老，但却有66%的人觉得自己比实际年龄要年轻。就连弗洛伊德也闹笑话，他对妻子说：“如果咱们俩中的一个先去世，我想我会搬到巴黎去住”。

Machael Ross和Fiore Sicoly（1979）研究了婚姻中的自利偏差，发现在加拿大，年轻夫妇对自己承担的责任的归因比配偶的要多：丈夫们估计自己做了约42%的家务活，而妻子估计他们的丈夫只做了33%。

自利偏差表现在生活的方方面面：

●伦理道德：多数生意人认为自己比一般生意人更有道德。一个全国性调查有这样一道题目：“在一个百分制的量表上，你会给自己的道德打多少分？”50%的人给自己打分在90分以上，只有11%的人给自己打在74分以下。

●工作能力：90%的经理人对自己成就的评价超过对其普通同事的评价，86%的澳大利亚人对自己工作业绩的评价高于平均水平，只有1%的人评价自己低于平均水平。

●聪明才能：大部分人觉得自己比周围的普通人更聪明，更英俊，更没有偏见，当有人超过自己时，人们则倾向于把对方看成天才。

●孝顺父母：多数成年人认为自己对年迈父母的赡养比自己的兄弟姐妹们多。

●摆脱偏见：人们往往认为他们比其他人更不容易受偏见的影响（Provine &others，2002），甚至认为自己比多数人更不容易产生自利偏差。

（三）盲目乐观

人们对自己的认知有时候会出现盲目乐观的倾向。Shepperd（2003）指出：人们对未来的生活事件盲目乐观，部分是因为他们对别人命运的相对悲观。例如在Rutgers大学进行的一项研究就发现，学生们往往认为自己远比其他同学更可能找到好工作，领高额薪水和拥有更好的房子。而那些悲惨的事情，如酗酒、突发心脏病或遇劫等更可能发生在别人身上。

由于相信自己总能逢凶化吉，对一些可能的失败，人们往往不去采取明智的预防措施。Burger和Burns（1988）对大学生性生活进行研究，发现那些意外怀孕的女生大部分都认为自己不大可能意外怀孕，因而没有采用避孕措施。盲目乐观的人也更有可能选择那些低年费和高利率的信用卡，对一般的借款人来说这是一种很差的选择，他们的利息费用远远超过了年费。

那些开车不系安全带，不肯承认吸烟会危害身体健康，或者不仔细经营夫妻关系的人，都在提醒我们，盲目乐观如同傲慢一样，是失败的先兆。Gibson和Sanbonmastu（2004）发现在赌博时，乐观者比悲观者更能坚持，即使是连续不断地在输钱。如果炒股票或房地产商认为自己的商业直觉超过自己的竞争者，他们同样也可能会遭到严重的挫败。亚当·斯密就预见人类将高估自己盈利的可能性。他认为这种对自己好运的荒谬的推断，来源于绝大多数人对自身能力的一种自负的幻想。

心理学的研究表明，随着时代的发展，人们盲目乐观的现象也在上升。Twenge和Campbell（2008）指出，在19世纪70年代，一半的美国高中毕业生预测他们作为成年人将会成为“很好的”员工——这是可获得的最高的评价；而到了2006年，有2/3的美国青少年相信自己置身于前20%的行列。尽管目标高远对成功是有好处的，但把目标定得太高很有可能要面对失败。

怎样才能克服盲目乐观的弊端呢？Julie Norem（2000）提出的防御性悲观主义可以把我们从盲目乐观的危险中拯救出来。防御性的悲观主义者会预见问题的发生，并且促使自己进行有效的应对，正如一句成语“居安思危”所说的。

（四）虚假一致性和虚假独特性

为了树立良好的自我形象，我们常常表现出这样一种倾向：过分高估或低估他人会像我们一样思考和行事。我们过高地估计别人对我们观点的赞成度以支持自己的立场，这种现象被称为虚假一致性效应（false consensus effect）。如果我们赞成某一观点，我们会满怀希望地以为别人也持同样的观点，好像人们对世界的理解就应该是一种常识。如果在完成任务时失败，我们可能会把这些失误看成是正常的，从而让自己安心。当有人说谎之后，便觉得其他人也不诚实。觉得其他人也像自己那样思考和行事。

能力方面，当我们干得不错或获得成功时，虚假独特性效应（false uniqueness effect）则更容易发生。人们倾向把自己的智慧和品德看成是超乎寻常的，以满足自己的自我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