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 影响经济发展的因素

经济增长的实质是把今天的消费节省下来变成投资，并在明天生产出超过投资的收入。因此，如何增加储蓄并提高投资的效率是经济增长的核心问题。对于经济发展而言，在此之上还要加上结构性变化以及人类发展指标的提高。下面简要讨论影响经济发展的因素。我们在后面的章节里将对它们进行更细致的讨论。

储蓄和投资 储蓄和投资通常是一对孪生兄弟，较高的储蓄带来较高的投资，而投资促进经济增长。图1.5显示了112个国家（地区）1975—2003年投资和GDP增长之间的关系。横轴为投资占GDP比例的平均值，纵轴为GDP的年均增长率。可以看到，两者之间存在显著的正向关系。将GDP增长率对投资比例做简单的线性回归，我们可以发现，投资比例每上升一个百分点，GDP增长率将提高0.13个百分点，且这个效应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在全部112个国家（地区）中，1975—2003年的年平均增长率只有1.33%，因此，投资的贡献率是很高的。

必须意识到的是，高储蓄并不等于高投资，而高投资也不意味着高增长。储蓄要转化为投资，需要一个良好的金融体系作为中介，将居民分散的储蓄集中到有效的投资项目上去。另外，政策性因素也可能妨碍储蓄转化为投资。政局的动荡、过高的通货膨胀率、对产权缺乏保护以及高额的税收等因素都会打击国内投资者的积极性，在一个开放经济体系中，这些因素将导致本国资本的外流。

人力资本 狭义的人力资本指的是人的教育水平和技能，广义的人力资本还包括健康。自1960年代以来，人力资本成为发展经济学家所关注的焦点之一，新经济增长理论更是将它置于核心地位。图1.6显示了2003年世界上112个国家（地区）识字率和人均收入对数之间的关系。简单线性回归表明，识字率每提高一个百分点，则人均收入提高4.8%。这是一个非常显著的效果。图1.7显示了相同国家2003年预期寿命和人均收入对数之间的关系。预期寿命是衡量一个国家健康水平的重要指标。从图1.7中可以看到，它和人均收入之间具有显著的正向关系。简单线性回归表明，预期寿命每提高一岁，则人均收入提高7.7%。当然，图1.6和图1.7显示的只是识字率和预期寿命与人均收入之间的简单相关关系，而不足以确立从识字率和预期寿命到人均收入之间的因果关系（见专栏1.2）。但是，如此显著的相关关系仍然可以为我们提供足够的启示，增加我们对人力资本理论的信心。

为了进一步地考察人力资本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因果关系，我们比较一下中国和印度的情况。在1990年的时候，印度和中国的人均收入相当，但按名义量计算，2008年已经不及中国的1/3。表1.6对比了中国和印度在1990年和2009两年的成人文盲率水平。很显然，中国的文盲率远远低于印度，而且在1990—2009年期间下降的速度快于印度。同时，中国的婴儿死亡率也远低于印度。在1960年代初期，中国农村的婴儿死亡率达到160‰，但是，得益于基本医疗服务的普及，到了1980年代迅速下降到45‰左右，而印度此时的婴儿死亡率仍然维持在80‰左右（王丽敏等，2003）。正如著名印度经济学家阿玛蒂亚·森所指出的，中国之所以在改革开放之后实现了高速的经济增长，主要是因为中国在改革之初人力资本的积累远高于同期印度的水平（森，2002）。

技术进步 技术进步直接改善促进经济增长的两个要素之一，即投资效率。如果我们将资本积累当作内生因素来考虑，则长期经济增长就完全取决于技术进步，因为在没有技术进步的情况下，投资回报相对于经济体量将变得越来越小，并最终趋于零。但是，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道理并不是那么明显。在经济发展的早期，一个国家要进行大规模的技术创新可能是得不偿失的。此时，引进国外技术是更可行的办法。诱导性技术变迁理论认为，一个国家采用什么样的技术，取决于这个国家相对于世界上其他国家的资本和劳动力资源禀赋水平。发展中国家拥有相对丰富的劳动力资源，因此应该采用资本含量较低的技术。由于这些技术是发达国家的淘汰技术，发展中国家采用它们可以节省开发成本，这就是所谓的后发优势。图1.8显示，人均GDP越高的国家（地区），其出口产品的技术复杂度越高。人均GDP大致可以代表一个国家的资本丰裕度，因此，图1.8是对诱导性技术变迁理论的一个证明。但是，要利用国外的技术，本国必须具备一定的生产能力。因此，资本积累在初期就显得特别重要。事实上，资本积累和技术进步是很难截然分开的：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购置设备的过程几乎总是学习新技术的过程，而技术进步也总是要消耗资本的。

人口 关于人口总量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学术界和民间都存在模糊的认识，人口往往被看作是经济增长的障碍。事实却是，人口密度高的国家也是经济发展速度高的国家。图1.9显示了世界上159个国家（地区）1950—2000年人均GDP平均增长率和它们在1950年的人口密度的关系。简单线性回归表明，人口密度每平方公里增加10人，则GDP增长率提高0.1个百分点。

图1.10显示了中国1952—2002年27个省（区、直辖市）人口密度和经济增长的情况。横轴是1957年各省（区、直辖市）的人口密度，纵轴是1952—2002年人均GDP的增长倍数。上海因人口密度太高没有绘出。如果不考虑处于右下角的天津，收入增长和起始人口密度之间几乎呈直线关系，两者之间的相关度比世界的情形更高。上海1957年的人口密度为8863人/平方公里，1952—2002年间人均GDP增长了93.2倍，处于全国的中等水平。上海和天津是中国工业发展最早的两个城市，它们在1952年之后的增长和预测值相比其他省（区、直辖市）较慢，可能和经济收敛有关，也可能和国家从这两个城市抽调人员到内地有关。

人口规模对经济增长的积极作用，主要来自于消费—生产之间的正反馈效应。较大的人口增加需求，由此带动生产的增加和收入水平的提高，进而进一步增加需求。这是一个加速的过程，收入水平的提高快于人口的增长速度。当然，图1.9和图1.10所显示的人口密度和人均GDP增长之间的正向关系可能仅仅是一种相关关系，而不说明人口密度与人均GDP增长的因果关系。尽管不可能存在从后者到前者的反向因果关系（因为我们是用早期的人口密度预测之后的经济增长速度），但是，可能存在同时决定人口密度和经济增长速度的其他因素，如历史条件和人力资本差异等。

但是，和人口规模不同，人口增长速度对人均GDP的增长具有负面的作用。图1.11显示了各省（区、直辖市）1952—2002年人均GDP增长倍数和1952—2002年人口增长倍数之间的关系。如果不考虑人口增速最慢的四川省，则很明显地，人口增长越快的省（区、直辖市），其人均GDP的增长越慢。这里的原因可能有三个：一是随着人口的增长，经济规模虽然也增长，但其速度会因人口的增长而被部分抵消；二是当人口增长过快时，人口的质量下降，经济增长的动力不足；三是当人口增长过快时，社会的抚养负担增加，储蓄降低。第二和第三点更具实质意义。第二点符合贝克尔所提出的“数量—质量权衡”理论，即当一个国家（或家庭）选择较多的人口的时候，它的人口质量就会下降；反之亦然。第三点和所谓的人口红利有关。更多的劳动人口为一个国家创造更多的产出，即使给定人力资本水平，一个拥有更多劳动力的国家的经济增长速度也会较快，这就是人口红利。当一个国家的被抚养人口（儿童和老人）相对于劳动人口上升的时候，这个国家的人口红利就下降，增长就会放缓。

自然资源 自然资源对一个国家具有正反两方面的作用。一方面，丰富的自然资源为一个国家的资本积累提供坚实的基础；但另一方面，丰富的自然资源可能导致一个国家过分依赖于自然资源产业，而其他产业则显现萎缩的势头。关汉姆（Frank Gra-ham）早在1920年代就提出了所谓的“关汉姆之谜”，即自然资源比较贫瘠的国家或地区往往比自然资源丰富的国家或地区发展得快（Graham，1923）。在世界范围内，日本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在中国，温州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两地的自然资源都很有限，但经济，特别是制造业却很发达。之所以出现这样的现象，可能和两个原因有关。一个是自然资源产业对其他产业的压抑作用，极端的例子是所谓的“荷兰病”。在1970年代的石油危机之后，荷兰发现了北海油田，石油出口大增，但国内制造业却出现萎缩，这就是“荷兰病”。另一个是丰富的自然资源容易孳生腐败和强势利益集团，阻碍经济增长。自然资源不能移动，而且数量大，开采成本低，因此容易成为腐败官员或强势利益集团的猎物。由于以上两个原因，国际上有“自然资源的诅咒”之说。

这个说法在图1.12中有所体现。在图中，横轴代表一个国家在1990—1999年间自然资源（原油、煤炭、金属、木材）收入占GDP的比重，纵轴代表同期人均GDP年平均增长速度。可以看到，散点图的趋势线是一条向下倾斜的曲线，即自然资源收入的比重越高，则经济增长速度越慢。

对外贸易 亚洲新兴工业国家（地区）无一例外地将对外贸易作为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表1.7显示了1970—2008年间一些国家每十年的平均贸易依存度（即进、出口总额占GDP的比例）和GDP平均增长速度。东亚三国，即中国、韩国和新加坡的贸易依存度较高，而且它们的经济增长率也很高。拉美的阿根廷和巴西的贸易依存度较低，经济增长的表现起伏很大，1980年代因为债务危机两个国家的经济增长均为负，其他时期的经济增长率也有较大波动。印度在1960年的贸易依存度较高，但是之后下降很大，直到1991年实行经济改革之后才重新开始上升，而这之后印度的经济增长也开始加速。这些证据表明，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和它的国际贸易相关联。但是，非洲的情况表明，较高的贸易依存度不一定带来强劲的经济增长。表1.7所列的三个非洲国家尼日利亚、南非和赞比亚的贸易依存度都较高，但它们的经济增长表现在2000年之前并不好，但2000年之后很好。依附理论认为，发展中国家对发达国家的出口具有依附性质，国际贸易可能使发展中国家陷入国际分工陷阱，永远成为发达国家的原料供应国。非洲2000年前的情况似乎证明了这种说法。但是，非洲在此之前一直处于动荡和转型之中，高贸易依存度和经济增长之间的不协调可能不能成为依附理论的依据。然而，非洲的出口的确主要以资源为主，长期而言可能会产生“自然资源的诅咒”问题。贸易能否促进经济增长，可能和一个国家（地区）的技术水平、制造业能力以及产业结构有关。

结构变化 结构变化是经济发展的重要特征之一，它包括产业结构的变化、城市化以及人口的非农化。表1.8显示了六个省、市2006年的几个经济结构指标。上海和北京的收入最高，广东和辽宁次之，广西和贵州最低。从表1.8我们可以发现，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经济结构发生了下面几个变化。第一，城市人口比例上升；第二，第一产业（农、林、牧、采掘业）占GDP比例大体呈下降趋势；第三，第二产业（制造业、建筑业、交通运输业）占GDP比例先上升，后下降；第四，第三产业（服务业、金融业等）比例持续上升。这些变化也是一个国家在发展过程中所经历的过程。

结构变化不仅仅是经济发展的结果，而且还促进经济增长。这是因为城市的劳动生产率高于农村的劳动生产率，而第二、第三产业的劳动生产率高于第一产业的劳动生产率。表1.9显示了中国2004年三个产业劳动生产率的对比情况。可以看到，第二产业的劳动生产率最高，为第一产业的8倍；第三产业次之，为第一产业的5倍。第二产业的大部分产品为可贸易品，受到的竞争压力最大，因此技术进步最快；而第一产业受制于资源的限制，技术进步最慢。另外，表1.9还表明，相对于其在GDP总量中的比例，第一产业的就业比例过高。这和农业的特点有关，也与中国长期的城乡隔离制度有关。

收入分配 收入分配在以往的经济学文献中被看作是经济发展的副产品。库兹涅茨根据对英国经济史的考察，发现了后来被称为“库兹涅茨曲线”的规律：收入分配的不平等程度和收入水平之间呈现倒U形关系，即随着收入的增加，不平等程度先上升，然后下降。进入1990年代之后，收入分配开始被当作影响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原因加以研究。表1.10比较了几个东亚新兴工业化国家和非洲、拉美以及南亚典型国家在2003年的人均收入、收入分配的基尼系数以及它们在1990—2003年间的人均GDP的平均增长率。可以看到，收入不平等程度和人均收入之间存在较弱的倒U形关系。非洲很穷的三个国家津巴布韦、赞比亚和肯尼亚的基尼系数很高，而南亚的印度和巴基斯坦虽然收入水平低，但基尼系数也低。在人均收入超过10000美元的国家中，韩国的基尼系数较低，南非、智利和阿根廷的基尼系数却很高。但是，我们可以发现收入不平等和经济增长速度之间较强的倒U形关系：南亚的收入分配相较其他地区最平等，但经济增长速度并不是很高；东亚的不平等程度适中，经济增长速度最高；非洲和拉美的收入分配最不平等，经济增长速度最低，特别是非洲的津巴布韦、赞比亚和肯尼亚，在1990—2003年间平均是负增长。拉美国家早已进入中等收入国家之列，但经济增长停滞，是比较典型的中等收入陷阱的案例。收入分配不平等是否对此有加强作用，值得研究。总之，收入不平等和经济发展水平以及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可能是复杂的，需要深入细致的研究才能确定。

制度因素 诺斯和托马斯在《西方世界的兴起》一书里断言（诺斯和托马斯，1973/1999），投资、人力资本等主流经济学认为是经济增长原因的因素，不过是增长本身而已，只有制度才是经济增长的真正原因。经过许多失败教训，以世界银行为代表的国际经济学界日益关注制度建设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一般的观点是，一个更廉洁的政府、更独立的司法制度以及对财产权的更好的保护有利于经济增长。但是，跨国数据并不完全支持这个观点。图1.13显示了112个国家2000—2008年间廉洁指数和人均GDP增长率之间的关系。廉洁指数是国际反腐机构“透明国际”编制的，衡量的是一国民众对本国政府清廉程度的主观感知，取值为0到10之间，数值越大，政府越清廉。图1.13中使用的是2000—2008年各国的平均数。与此相对应，人均GDP增长率也是这个时期的平均数。左边的图是两个数据序列的简单散点图。可以看出，两者之间呈现微弱的负相关关系，特别是在廉洁指数低于6的国家之间。图中显示了中国的位置。中国的廉洁指数得分不高，但平均经济增长率达到10%。简单相关关系的一个问题是没有控制一个国家的起始收入水平。一个可能的情况是，廉洁指数较低的国家也是起始收入水平较低的国家，因此，左边的图显示的负相关关系可能是经济收敛导致的。右边的图显示的是控制了2000年各国的人均GDP之后增长率和廉洁指数之间的关系，除掉个别增长率残差异常高的国家之外，负相关关系不再存在，但也没有出现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因此，一国政府的廉洁（或腐败）程度和一国的经济增长表现之间可能不存在稳定的因果关系。本书第19章将对此进行详细讨论。

对于中国人来说，民主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更为引人注目。但是，这个关系也是不确定的。图1.14显示了世界上主要国家1995年的民主程度和它们1990—2003年人均GDP年均增长率之间的关系。可以看到，在民主得分较低（5分以下）的国家当中，既有经济增长率很高的国家，也有经济增长率为负的国家；同样，在民主得分较高（5分以上）的国家当中，也既存在经济增长率很高的国家，同时也存在经济增长率为负的国家。由此可见，民主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不是线性的，需要更进一步的研究。

产业政策 产业政策曾经处于宏观发展经济学的核心地位，但自钱纳里之后，关于产业政策的讨论在发展经济学界就销声匿迹了。林毅夫关于发展战略的讨论重新引发了人们对产业政策的兴趣，而起始于管理学界对国家竞争力的讨论促使经济学界重新思考经典发展经济学家的思想。回顾东亚的发展历程，我们发现，东亚各国（地区）都经历了一段或长或短的进口替代时期，以建立自己的制造业基础；同时，它们又在适当的时候放弃了进口替代政策，而转向利用本国的比较优势，加入国际分工。东亚地区的这个发展轨迹是否具有世界意义，值得发展经济学进行深入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