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章 经典理论中的资本积累问题
6.1 引言
在第2章至第5章里，我们讨论了经济发展的结构性因素，本章将转向一个总量因素，即资本积累。在目前发展经济学的理论中，资本积累较少被提及，主要原因是学者把大部分注意力都投向了人力资本、技术进步等方面。但对于发展的早期而言，资本积累是很重要的；而且，人力资本的积累和技术进步在很大程度上需要靠物质资本的积累才能完成。正如我们在第1章所指出的，经济增长最终要归结为储蓄及其利用，没有储蓄，一个国家不可能实现经济增长。从这个角度来看，美国担心巨大的经常项目赤字会影响其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是有道理的；而另一方面，中国自1978年以来的高增长与我国非常高的储蓄率以及与此相关的非常高的投资率是分不开的（参见专栏6.1）。
专栏6.1
中国高储蓄之谜
自1978年以来中国经济的年均增长率高达9.7%，很高的储蓄率是支撑如此高增长速度的主要动力之一。在1978—2000年间，国民储蓄占GDP的比例在30%—40%之间；2001年之后急剧增长，到2010年达到52%。2001年之后也是中国经常项目盈余大规模增加的时期；在同一时期，美国的经常项目逆差也急剧增加，两个国家构成镜面对称关系，成为所谓的全球失衡问题的两个主导国家。经常项目盈余就是一个国家的净储蓄，因此，许多人把全球失衡归咎于中国等亚洲国家的过度储蓄。我们在后续章节里还要对这个问题进行深入的讨论，本专栏仅讨论一个问题，即中国储蓄增长的构成。图6.1显示了1992—2008年中国国民储蓄的构成变化情况。
图6.1 中国国民储蓄的构成：1992—2008年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资金流量表。
我们知道，国民储蓄由居民储蓄、企业储蓄和政府储蓄三部分构成。图6.1显示的是这三个构成部分占GDP的比例，由这个图我们可以发现以下四个事实：第一，居民储蓄率在90年代经历了一个下降过程，由占GDP的21%下降到占GDP的16%，其主要原因在于，这一时期是体制改革推进最快的时期，下岗和失业比较普遍。第二，自2001年之后，居民储蓄占比稳步提高，至2008年恢复到1992年的水平。第三，在2003年之前，企业储蓄占比基本稳定在15%左右，但这之后快速增加，到2008年已经达到居民储蓄的规模。第四，政府储蓄占比在90年代维持在略高于5%的水平，但1999年之后开始增长，至2007年达到10%。根据这四个事实，我们看到，如果只看2000年之后的数据，则我们就会得到中国储蓄全面增长的结论；但是，如果我们把90年代也包括进去，就会看到，2000年之后居民储蓄的增长可能是补偿性的，即恢复到90年代早期的水平。由于90年代初期中国的经常账户基本持平，因此我们很难把2000年之后中国经常账户的较大盈余归咎为较高的居民储蓄。将2008年和1992年相比，居民储蓄占比没有差别，而企业和政府储蓄占比各增加了约5个百分点，而2008年中国的经常项目盈余约占GDP的10%，也就是说，企业和政府储蓄的增加可以完全解释我国经常项目盈余的增加。
本章将讨论四个理论模型，即李嘉图模型、马克思的资本积累理论、哈罗德—多马模型以及索罗模型。李嘉图模型以马尔萨斯原理为基础，考虑了资源约束对资本积累的影响，反映了早期经济学家对资本积累的思考。马克思的资本积累理论强调资本有机构成的增加对资本积累的制约作用，是一个为无产阶级革命服务的理论。哈罗德多马模型是一个凯恩斯主义的增长模型，意在揭示储蓄对增长的重要性。这虽然是一个简单的模型，但通过将储蓄内生化，我们可以得到多重均衡解。索罗模型是1950年代以来最具影响力的资本积累和增长模型，它的最大特点是预测了各国经济增长的条件收敛，迄今为止，这个结论是增长理论中最经得起经验检验的理论预测。
我们展示和讨论上述模型的目的有二：一是让读者体会构建增长模型的最基本的要素，二是让读者了解经典作家们是如何思考经济增长的，他们的时代又是如何影响了他们的理论的。另外，通过这些模型，读者也将掌握构建一个动态模型的基本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