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5 剩余劳动力的度量
既然剩余劳动力是客观存在的，研究者就要想办法度量他们。但是，如何度量涉及如何定义剩余劳动力的问题。根据不同的剩余劳动力的定义，我们可以有四种度量方式。
5.5.1 绝对剩余劳动力
首先需要说明的是，任何对剩余劳动力的度量都是在给定生产技术和要素价格情况下才有意义，因此并不存在绝对剩余劳动力。这里所说的“绝对剩余劳动力”，指的是在给定农业生产技术的前提下，农业生产所需劳动力之外的农村劳动力。支持这个度量的是对剩余劳动力的绝对失业定义，即剩余劳动力是那些农业生产绝对不需要、只能靠救济过活的劳动力。根据这个度量，研究者可以先估计农业生产的前沿生产函数，即最有效利用各种投入要素、包括劳动力的生产函数，然后计算前沿生产函数上和现有土地量相配合的最优劳动力投入量，以这个量为基准，农村劳动力超过部分就是剩余劳动力。
绝对剩余劳动力的问题在于，它是一个纯技术概念，没有考虑要素价格对劳动力需求的影响。比如，随着工资的提高，即使农业生产技术不变，也会发生机械对劳动力的替代，从而增加剩余劳动力的数量。
5.5.2 边际产出为零的劳动力
这个度量符合刘易斯对剩余劳动力的定义，但是，如何在经验研究中应用这个度量却需要谨慎考量。按照刘易斯的原意，劳动力边际产出为零是就整个经济而言的；因此，要检验一个经济中是否存在剩余劳动力，必须估计整个经济的农业生产函数，看是否存在劳动力边际产出为零的区间。但是，数据的限制使得这样的估计基本不可行。这是因为，对剩余劳动力数量的估计总是要在特定的生产技术下进行，但是，农业生产技术总是变动的，这样对于一个国家而言，我们无法找到同一农业生产技术下足够让我们得到可靠结论的数据。
5.5.3 不改变家庭劳动时间的劳动力
根据森对剩余劳动力的定义，我们可以用农户的微观数据来估计剩余劳动力的数量。（5.3.3）式表明，只要一个农户的劳动时间不随劳动力数量的增减发生变化，则该农户存在剩余劳动力。根据这个判断，我们可以把一组农户的劳动天数对其劳动力人数的二次式进行回归，然后看这个二次式所代表的曲线后端是否是水平或接近水平的，如果是，则水平线段代表的劳动力数量就是农户平均的剩余劳动力人数。
5.5.4 工资标准
最后，我们可以直接应用刘易斯的劳动力供给曲线来估计一个国家是否存在剩余劳动力：如果一个国家经过了转折点，则这个国家不再拥有剩余劳动力。那么，如何断定一个国家是否跨越了转折点呢？文献里常用的方法是看进城务工人员的工资是否开始较快速增长。
但是，这个方法有很大的缺陷，因为进城务工人员工资的增长可能由多个因素造成，其中一些并不表明一个国家跨越了转折点。我们可以用图5.5来说明这些因素：
图5.5 工资上涨和刘易斯转折点
（1）供给曲线不变，需求曲线由D1变成D2；
（2）需求曲线不变，供给曲线由S1变成S2；
（3）供给曲线由S1变成S3，需求曲线由D1变成D2；
（4）供给曲线由S1变成S3，需求曲线不变。
在这些因素中，（1）、（2）、（3）三种情况反映剩余劳动力的消失，而（4）不反映。在第（4）种情况下，供给曲线的完全弹性部分由w1的位置上升到w2的位置，工业工资上升，但剩余劳动力仍然存在。供给曲线之所以上升，可能是因为农业劳动边际产出由于劳动力变动之外的原因而上升。根据森的剩余劳动力理论，工业劳动力可以在AQ-L*（-L*，-T）这个工资率上实现无限供给。因此，如果全要素生产率A提高，工资率就会提高。在图5.5中，这表现在农业生产函数由实线所示的Q1变成了虚线所示的Q2。L0是和-L*相当的标准劳动力数量，超过L0的劳动力是剩余劳动力。和Q1相比，Q2下的剩余劳动力数量没有变化，但L0点的劳动力边际产出增加，从而工业工资也会上升。所以，工资的上升并不能说明一个经济越过了刘易斯转折点，这个结论对当下关于中国剩余劳动力的讨论有重要意义，具体讨论参见专栏5.2。
专栏5.2
中国跨越了刘易斯转折点吗？
自2004年以来，低端工人的工资出现了加速增长的势头，到2009年和2010年，名义和实际工资增长都超过15%（Knightetal.，2010）；同时，沿海和内地都出现了招工难的情况。在这种情况下，一些学者认为我国已经跨越了刘易斯转折点（蔡昉，2008）。首先我们注意到，招工难完全是和工资相关联的：如果工资足够高，工人的供给就会增加。因此，关注工资是正确的。但是，正如我们在正文里所指出的，工资的上涨并不能作为一个经济跨越刘易斯转折点的依据。考察工资上涨，下面的因素必须加以考虑。
第一，工资上涨可能是对过去进城务工人员工资上涨缓慢的一个矫正。如我们在正文中提到的，进城务工人员的工资在过去20年间的涨幅低于城市职工工资的涨幅，当前的工资上涨可能是补偿性的。第二，目前我国处于经济周期的上行阶段，需求增加，但它是永久性的，还是周期性的，还需要时间来观察。第三，进城务工人员工资的上涨可能和农业收入的提高有关。比如，政府停止了农业税的征收，让许多中西部的农户增收10%以上，政府的粮食直补政策每年可以为每亩粮食种植面积补贴100元左右，这都会提高进城务工人员的工资要价。更值得注意的是，自2004年以来，除受金融危机影响严重的2009年和2010年两年之外，我国都处于通货膨胀之中，而农产品的涨价幅度远高于消费物价指数的增幅，这有利于提高农民的实际收入。政府的优惠政策只提高农民收入的水平，而农产品价格的较高增长提高农民收入的增长率，因此更为重要。但这同时也说明，一旦通货膨胀得到抑制，则农民收入的增长就会放缓，进城务工人员工资的增长也可能随之平稳下来。第四，我们还要注意代际文化的转移问题。目前的新工人普遍是“90后”，他们的工作和生活观念和父母一代相去甚远；和父辈相比，他们更不愿意做流水线上的重复工作，同时也关注当下生活的质量，而不是长远的财富积累。在这种情况下，工厂必然面临工资上涨的压力。
以上因素并不排除我国已经跨越刘易斯转折点的可能性，但是，要得到一个确切答案，经济学家还必须做更加扎实的经验研究。根据我们在正文里的讨论，森的理论是唯一能够实现逻辑一致性的理论，因此，一个可行的方案是沿着5.5.3节提供的思路，检验我国是否仍然存在剩余劳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