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3 贝克尔的人口理论

2.3.1 生育的成本—收益分析

在《家庭经济分析》一书中（贝克尔，1987），贝克尔将经济学的成本—收益分析方法应用到对生育和家庭的研究。在现代社会，人口增长已经摆脱了“马尔萨斯陷阱”，人们对生育的选择成为影响人口增长的最主要因素。在这种情况下，经济学的成本—收益分析就有了用武之地。从收益的角度来看，养育孩子对父母有两种功效。首先，孩子如同耐用消费品，能够给父母带来持续的快乐；其次，孩子又是投资品，在未来可以为父母带来收入流。和第二点紧密联系的，是子女长大以后可以给父母提供养老保障，这一点在传统社会中尤为重要。比如，在中国农村地区，“养儿防老”仍然是农户要生男孩的主要动机之一。从成本的角度来看，生育孩子需要父母投入时间和金钱。贝克尔特别强调父母时间投入的机会成本。这个成本取决于父母能够在劳动力市场上获得的工资，或是自我雇佣所能获得的收入。父母生育多少孩子，是在生育孩子的收益和成本之间进行权衡。这样，我们就可以用标准的成本—收益分析方法来进行分析了，这里重要的因素是边际收益和边际成本的变化。

从孩子作为耐用消费品的角度来看，生孩子的边际收益是下降的，因为孩子像其他耐用消费品一样，对他们的“消费”符合边际效用递减规律，即孩子越多，再生一个孩子所能带来的效用下降。同时，从孩子带来未来收入的角度来看，生孩子的边际收益也是递减的，因为收入的边际效用递减。生育孩子的边际成本的情况要稍微复杂一些。从父母收入损失的角度来看，生育孩子的边际成本是上升的。我们可以从几个方面来看。首先，养育更多的孩子需要投入更多的金钱，这样，父母的现期消费就要减少。根据边际效用递减规律，在较低的消费水平上，收入的边际效用较高；因此，对孩子投入更多的金钱就意味着父母由现期消费下降带来的效用损失在边际上增加，换言之，生育孩子的边际成本上升。其次，养育孩子要投入更多的时间。如果父母是自我雇佣的，则他们投入在自家生产或经营上的时间就会下降；根据边际报酬递减规律，当时间投入较少时，其边际报酬较高；因此，对孩子投入更多的时间就意味着父母现期收入损失在边际上的增加，即生育孩子的边际成本上升。如果父母是拿工资的，养育更多的孩子让他们减少工作时间，可能不得不由全职变成兼职，雇主就会给他们分配较不重要的工作，他们的工资就会下降，我们因此再次得到生育孩子的边际成本上升的结论。但是，从养育孩子的直接成本来看，多养一个孩子的边际成本可能是下降的。过去农村地区“多养一个孩子不过是往锅里多加一瓢水”的说法是这种可能的一个形象的比喻。另外，把大孩子穿过的衣服和用过的玩具和书包等物品留给弟妹们，也是节约成本的一个方法。但是，在现代社会，和父母的消费以及时间损失比较起来，这些成本的节约可能是微不足道的；所以，我们在这里假设生育孩子的边际成本是上升的。

既然生育孩子的边际收益是下降的，而边际成本是上升的，那么就存在一个生育孩子的最佳数目，即当边际收益等于边际成本时的数目。如图2.2所示，当边际收益曲线为MU0、边际成本曲线为MC0时，最佳孩子数目是n0，即两条曲线相交时的孩子数目。边际收益或边际成本的移动导致最佳孩子数目的变化。那么，有哪些因素会导致这两条曲线的移动，从而影响最佳的孩子数目呢？

第一是父母的收入水平。很显然，父母收入水平越高，则养育孩子的机会成本越高。但是，父母收入水平对养育孩子的边际收益的影响却可能是不确定的。父母收入的增加可能导致父母更愿意消费其他物品，而不是孩子，这会导致生育孩子的边际效用的下降；但是，更多的收入使得享受孩子带来的快乐变得相对便宜了，这会导致生育孩子的边际效用的上升。前一种情况在当代社会很常见，更多的收入让夫妻能够去旅游、发展自己的爱好或进行奢侈性消费，这些活动都对生育孩子有替代作用。后一种情况在历史上就曾存在过。比如，一种理论认为，中国之所以没有能够在清代发展起来，就是因为地主将地租都用到生养更多的孩子上，而不是投资到工商业。

第二是社会的总体收入水平以及与此相关的对人力资本的回报。在现代社会里，社会总体收入水平的提高是和人力资本的增加联系在一起的；同时，随着人力资本的提高，社会更加倾向于采用更密集地使用人力资本的技术，从而提高人力资本的回报。此时，家庭的一个理性选择是少生孩子，同时增加对孩子的教育投资。贝克尔把这个现象概括为“数量—质量权衡”。

第三是父母的教育水平。较高的教育水平一方面提高父母生育孩子的成本，另一方面降低他们生育孩子的收益。第一个方面容易理解，第二个方面需要一些解释。教育不仅提高一个人的收入潜力，而且改变他的世界观，特别地，教育让父母看到了生育孩子之外获得快乐的途径。在这里，母亲的教育比父亲的教育更为重要，因为母亲在家庭里和孩子待的时间更多，从孩子身上得到的乐趣也更多。

第四是父母，特别是母亲的劳动参与。如果母亲不参与劳动市场，而是待在家里，则她就更可能把乐趣寄托在孩子身上，从而提高养育孩子对她的边际效用；另一方面，不参与劳动市场，则她的时间机会成本就很低，从而降低养育孩子对她的边际成本；这两者结合起来的结果是，如果母亲不走出家庭到外面去工作，则一个家庭更倾向于多生育孩子。

第五是社会保障的健全程度。既然生育孩子的目的之一是获得未来的收入流，因此，如果养老和医疗保险比较健全，则生育孩子的边际回报就会下降。

第六是社会习俗和地理环境的限制。一些社会习俗鼓励多生育孩子。比如，在中国不发达农村地区，至今还流传着多子多福的传统，而且，孩子，特别是男孩的多寡仍然影响家庭的社会地位。宗教也对生育有显著的影响，如天主教反对节育和堕胎。地理环境主要是通过影响父母的眼界和机会来影响他们生育子女的意愿的。在一个封闭的地理环境中，人们的眼界较窄，机会也少，从而生育孩子的意愿较高。

2.3.2 一个应用：经济成长阶段和生育率

应用上面的分析方法，我们可以考察不同经济成长阶段中生育率的变化。利用图2.2，我们可以分三个阶段来进行讨论。

早期阶段 在这个时期，收入水平很低，没有社会保障。在这种情况下，家庭会通过多生育子女以换取更多的未来收入，并提供养老保障；换言之，早期生育孩子的边际收益较高。另一方面，由于教育回报低，家庭不会过多地投资子女的教育，因而养育孩子的花费也较少，同时，父母养育孩子的机会成本也不高；所以，在早期社会中，生育孩子的边际成本很低。在图2.2中，早期的边际收益以MU0表示，边际成本以MC0表示，两者的交点n0即是最佳孩子数量。

中期阶段 随着经济的增长，收入水平提高，但这主要来自物质资本投入的增加，而不是人力资本的提高，同时，社会保障制度还没有建立起来。由此带来的影响表现在两个方面。首先，生育子女的边际收益提高，因为劳动力的回报增加，但人力资本的回报没有变化或增加很少。其次，生育子女的边际成本有所增加，但是增加的量并不大。两方面的结果导致MC0曲线向左上方移动到MC1的位置，而MU0曲线向右上方移动到MU1的位置，且移动的幅度大于MC曲线的移动幅度。这样，新的均衡点由MU1和MC1相交决定，此时的最佳生育数量n1大于早期的生育数量n0。

成熟阶段 到了成熟期，收入水平大大提高，人力资本回报增加，社会保障体制不断健全。此时，养育孩子的边际收益下降，同时边际成本上升，父母在数量—质量权衡中会倾向于选择质量，而降低生育孩子的数量。在图2.2中，边际收益曲线下降到MU2，边际成本曲线上升到MC2，生育子女的最佳数量下降到n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