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漫漫文学路
老兵莫言在二十五岁超龄时得到提干，终于成了正排级干部，但在当着教员时，他仍无法看清自己的未来。只有创作的激情，仍然在他内心中涌动
一九八二年夏天，莫言被破格提拔为正排职教员，调到北京的上级机关里工作。
在需要贵人襄助时，莫言总能碰见那样一个温和善良的老大哥等在岔路口。在苦闷的训练局里，他差点就要被赶回乡村了，但这时出现了一个萧政委，他听说部队里有个小管教员很有水平，还在地区文联的杂志上发表过小说，非常有培养前途，于是就留心上了。那时，莫言作为当了六年兵的战士已经太老了，但如果提干当教官，却仍然正当年。萧政委爱才，说让他上一堂课吧。为了这堂课，莫言准备了很久，把稿子都背熟了，还在单位附近的白桦林里练习表达。
这堂课给萧政委留下了不错的印象。
隔壁有学员来抗议说，管教员上课，把我们隔壁教室都震得听不见了。
后来，莫言才知道，为了让莫言得到提干，训练局的干事拿着他的档案材料和他在《莲池》发表的三篇小说跑到北京上级部门去游说，最后，千辛万苦之下，终于得到了批准。
这样，莫言终于实现了“农转非”的大飞跃。虽然他仍然只是一个排级教官，但已经不再是乡村户口了，他已经变成了——逻辑上、名义上——的城里人了。
著名作家孙犁（1913—2002）。作品以小说、散文集《白洋淀纪事》为其秀雅、隽永创作风格的代表作
但莫言内心里仍然涌动着创作的热情。此前《莲池》杂志一九八三年第三期志发表了莫言的短篇小说《售棉大道》，一九八三年五月，还是《莲池》杂志，发表了莫言的短篇小说《民间音乐》。这是两篇值得一提的小说：《售棉大道》被《小说月报》转载，产生了不小的影响，而《民间音乐》则得到著名作家孙犁的表扬。
一九八四年夏天，莫言就“拿着孙犁先生的文章和《民间音乐》敲开了解放军艺术学院的大门，从此走上了文学创作的道路”。[49]。
一九八四年秋天，莫言正式进入了解放军艺术学院，算是来了一个曲线救亡，混进了大学，圆了一个旧梦。当时的军艺文学系主任徐怀中是个识货的行家，看到了莫言的作品后，对系里的干事刘毅然说，“这个学生，即便文化考试不及格我们也要了。”[50]由此可见，千里马虽然跑得快，也还得有伯乐给相面。前有毛兆晃老师，后有徐怀中老师，硬是把莫言这块璞玉给雕琢出来了。
军艺文学系第一任主任徐怀中将军——莫言报名军艺时，他看到了莫言的作品后，对干事说，“这个学生，即便文化考试不及格我们也要了。”
人各有命，如果非要通过考试才能进军艺，莫言可能就不是现在的莫言了。莫言可能会是一名文职将军，莫言可能转业到地方当领导，莫言也可能就此默默无闻。如果莫言必须参加残酷的高考，未必不让人从独木桥上推下来，从此壮烈牺牲，如他的中篇小说《欢乐》里写的高考复读生齐文栋那样，人生的一切都完全烟消云散。
但人生没有假如，莫言内心深处的表达愿望、莫言在人生路途所碰到的贵人，让他有惊无险地、稳稳当当地走到了斯德哥尔摩。
即便是现在看来，《售棉大道》和《民间音乐》也是不错的作品。《民间音乐》观点传统，没有什么新意：用“艺术”来反讽“商业”，用高雅的“瞎子”来对比庸俗的“花茉莉”。在这部小说里，莫言还无法摆脱庸常经验的约束，惩恶扬善的写作态度，还是先入为主地控制了他的叙事模式，但是小说里的乡村场景以及对于这种场景进行描写的方式，暗示了莫言小说中潜藏的故乡情感的萌芽。
《售棉大道》比起《民间音乐》来，在叙事上显然更胜一筹。这篇小说通过一次普通的然而令人感到筋疲力尽甚至心惊肉跳的农民售棉经历，来描写“杜秋妹”、“车把式”、“拖拉机手”和军嫂“腊梅”这四个人物和他们所经历的非人的售棉过程。小说观念上还是传统的，通过歌颂“真善美”来抨击“伪恶丑”。“车把式”显示了善良的和见义勇为的高尚道德情操，“伪恶丑”的代表“拖拉机手”则在经受了暴风雨的洗礼之后，受到了一定的感化，精神也似乎要得到了升华。这些主题思想看起来并不新鲜，没有跳出僵化模式的路子，人物塑造和风景描述上，前者带着鲜明的主观特性，好人坏人一目了然，人物冲突也非常清晰。而在景物描写上，则不由自主地显示着象征特性：如暴风雨象征着内心的冲突、善恶的交融，等等。而至于为什么农民售棉，辛辛苦苦拉来上交，反而要这么排着望不到头的长龙等等社会性的问题，都在作家的眼帘之外。作家在这里，关心的是抽象的人性，而不是现实的启示或者批判。这篇小说的新鲜之处，在于莫言找到了表达自己趣味的方式和描写风景的特殊角度。他写《因为孩子》时，明白了体验生活是件荒唐事，而在《售棉大道》，则调动了他自己的真实的生活经验[51]，写起来比较清新自然，不造作。语言上，开始变得准确有力起来。在《售棉大道》这里，莫言描写到暴风雨时，显示出了一种令人不安的张力。在小说的叙述过程中，他采用标准的叙事语言，简洁、沉稳、准确，有节制。但是蕴含在小说叙述里面的情感却躁动不安，那些关于乌云、暴风雨的描写，显得生机勃勃。
这就好像一列火车，终于驶上了自己的轨道一样，虽然还开得不快，但至少方向是没有问题了。
从《售棉大道》开始，莫言开始探索着在自己熟悉的土地上遛弯。莫言在努力学习着回到自己的生活和记忆中，回到真实乃至真诚当中。莫言凭着自己的直觉，很快就对比出了虚假写作和听从内心写作这两者之间的差别：听从内心的召唤，让他感到幸福，写起来如鱼得水。就好像一个生锈的水龙头被一把巨大的扳手拧开了，自来水哗啦啦喷涌而出。就像美国作家辛格说的那样，每个人的脑袋上都有一个小门，有些人在那么突然一下子之间，就打开了这扇小门。莫言控制不住了自己。他按图索骥，开始小心翼翼地回到自己的高密东北乡，回到那个蛙噪蝉鸣的天地里去。
这里面也有比较谨慎的试验——莫言为此写了一系列的短篇小说。粗略统计一下，在一九八四年到一九八五年这两年不到的时间里，莫言写了《三匹马》（1983年10月）、《大风》（1984年9月）、《石磨》（1984年10月）、《五个饽饽》（1984年10月）、《枯河》（1985年3月）、《秋水》（1985年4月）、《白狗秋千架》（1985年4月）、《断手》（1985年4月）、《老枪》（1985年4月）、《草鞋窨子》（1985年10月）等短篇小说。这些小说基本上都是以他的故乡为背景，以他的个人情感为线索，再加上很多真真假假的家族传说和民间传说，杂糅在一起。
一个关于“高密东北乡”的文学地理版图，开始呼之欲出。
在莫言的很多小说和散文里，都隐隐约约、断断续续地出现一个女孩子的形象，这个女孩子在他的笔下幻化成了很多的人，但是万变不离其宗，都是他的“初恋恋人”。在《初恋》这部没有标明创作日期但是据我猜测大概也是这个时期的短篇小说里，九岁的“我”暗恋一个如花似玉的新插班进来的女孩子“张若兰”，最后问“娘”要了一个无比珍贵的苹果，准备送给张若兰。他在一个草垛后面截住了张若兰，却张口结舌，怎么也拿不出来自己的苹果。张若兰对着他的影子吐了一口唾沫，昂然离去。在《白狗秋千架》里，这样一个儿童时代的恋女，变成了一个有三胞胎儿子和一个哑巴丈夫的可怜独眼妇女“暖姑”。少年时期的仙女张若兰变成了一个有夫之妇，被贫穷和苦难压迫得喘不过气来。暖姑对自己的生活已经顺从了，认命了，只求“我”给她留下一个质量优秀的种子。在一篇散文《也许是因为当过“财神爷”》里，这位变幻莫测的少女又变成了王冬妹，跟“我”一起扮演了一回“财神”，弄到了香喷喷的饺子吃。显然，这个王冬妹就是“暖姑”的少女原型，莫言几乎不需要太多的夸张，只要原原本本地把积蓄在自己记忆中的情感准确地表达出来就行了。在散文《你好，福克纳大叔》里，她又被莫言还原成了石匠的女儿。据他自己回忆说，当年自己读到的插图本《封神演义》，就是这个石匠家里的。大辫子的石匠女儿，是莫言的初恋对象——当然，这些都是莫言在演讲时向老外们胡诌的、瞎编的。那些老外远隔千里，还隔着翻译的语言，哪里知道这个“炮孩”爱随口“扯谎”啊。莫言是亲口向我承认他瞎编的，让我这个阅读侦探空欢喜一场。——以这个女孩子为原型，莫言小说里的各种各样的女孩子呼之欲出。我甚至怀疑，莫言在写《红高粱》的时候，“我奶奶”的青春年少的形象里，很可能会掺杂有“石匠的女儿”的酵母在里面。从写作的角度来说，一个令人难忘的人物，总是会在各种小说里改头换面地出现。同样，小说《爱情故事》里的女知青何丽萍，则改头换面之后，又出现在了《丰乳肥臀》和《司令的女人》里。所有这些少女形象，真真假假，虚虚实实，成为莫言小说里的一个珍稀神灵。
在上面列举的那些在一九八四年到一九八五年间写成的小说里，乡村、传说、母亲、爷爷，村里熟悉的人群和记忆中美好的人与事，都开始进入了莫言的叙述。这些内容，赋予他灵感和激情。他的创作，变得一发不可收拾。
在短篇小说《白狗秋千架》里，第一次出现了“高密东北乡”这个词，同时也意味着一个文学共和国的萌生。《白狗秋千架》里写“我”是返乡的“成功人士”——一个年轻的解放军教官，对于儿时的恋人“暖姑”来说，他的身份形成了一种非常巨大的反差。军官的返乡，形成了一种微妙的象征，我们可以说，这个军官的返乡，同时也是莫言本人的精神返乡。在这部小说里，乡村的质朴、粗野、落后、荒蛮、愚昧和命运的巨大压力，都隐隐约约地体现了出来。在小说的结尾，“暖姑”把高粱地压了一个圈，让白狗把“我”带来野合，她不要求什么，只要求得到一个优良的种子。这样一个情景，无疑启发了《红高粱》里的那个“我爷爷”和“我奶奶”的经典镜头。2003年，电影导演霍建起把《白狗秋千架》改编成电影《暖》，曾获得东京国际电影节最佳影片奖、最佳男主角奖。但这部片子的气氛沉郁，与《红高粱》的大开大阖、轰轰烈烈完全相反，更多是南方的柔美与叹惋。电影画面是一片伤感的青濛，细雨淅沥，暮色朦胧，清清的流水，河岸上随风飘荡的芦苇，淋漓的水意，在农村人家的屋檐下流动着。
从小说《白狗秋千架》到电影《暖》，可以看到不同生活背景的作家和导演，在处理同样的细节时，根据自己的经验，仍然会处理成不同的方式。
在《白狗秋千架》里，“莫言”的返乡给他带来的不是甜蜜，而是痛楚。在小说里莫言寻找到了一种经验，这种经验是痛苦的，然而卓然有效。莫言在对比了大量的返乡小说之后，听从了真实情感的召唤，通过对于“暖姑”的凄凉命运的描写，有效地消解了在他之前的那些色彩华丽的“乡土小说”里表现出来的虚假的唯美色彩。农村作为一个贫瘠的、压抑人性的、让人感到窒息的地方存在，它非常生硬，然而极其真实。乡村，再也不是那种类似《三里湾》、《创业史》般欢快的热火朝天搞生产的人间仙境，而是一个炼狱。“暖姑”这个“被侮辱被伤害”的新村姑形象，就像一枚沉甸甸的炮弹，被莫言搬到了人群当中，随时都可能引爆一场文学骚乱。在《白狗秋千架》里，莫言已经能够丢弃传统写作套式里对于乡村风貌的美好想象般的叙事和描写，而遵从自己双眼看到的真实画面，聆听耳朵听到的真实声音，从而表达出了一种令人不安的苦涩的新时期的土地风景。这种“苦难、愚昧、落后”的乡村景象，是此前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观念一统天下的时期所没有的。即便路遥的著名中篇小说《人生》里，高加林的家乡仍然是一片美好的土地。那些错落有致的庄稼和景物，刘巧珍的美好心灵和德顺大爷的高尚情怀，还象征着乡村的高等级地位。而如果我们把“暖姑”和“刘巧珍”放在一起加以对比的话，那么就可以看到，在《白狗秋千架》里的乡村，这纸糊的城堡已在不经意的时候陷落了。“高密东北乡”那片纷乱而贫穷的土地，“暖姑”那多艰而困苦的命运，都让人揪心。在《人生》里，我们则会很安慰地看到，虽然“刘巧珍”被高加林这个负心汉抛弃了，但是她的归宿并不悲惨。她仍然是那个心地善良的、心灵手巧的姑娘。这个乡村美少女的形象，用电影《柳堡的故事》里陶玉玲扮演的二妹子这个角色来加以具象化，是最恰当不过的了。而陶玉玲在《霓虹灯下的哨兵》里扮演的春妮，则把乡村道德的优点人性化了。可以说，在以前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作品里，乡村一直是某种高尚道德品质的发源地。即使是像《霓虹灯下的哨兵》里那个进城之后变质了的排长陈喜，《人生》里的被城市里的姑娘黄亚萍弄得失去了道德品质的高加林，也仍然有来自乡村的美好人物代表来挽救他们堕落的灵魂。在《霓虹灯下的哨兵》里，排长陈喜最终还是在春妮的感召下，摆脱了女特务的诱惑，浪子回头金不换。而高加林虽然被复杂的城市以及黄亚萍所抛弃，但是美好的乡村世界，还是宽宏大量地容纳了他——以德顺大爷为道德的偶像，宽厚地抚摸着他，对他进行施洗和救赎。然而，“一直到十八岁才离开土地”的莫言，对乡村的生活却有着切身的感受。他看到的和感受到的乡村，不是“柳堡”般的乡村，也不是“三里湾”般的乡村，而是落后、愚昧和苦难的乡村。跟高加林的回归相反，《白狗秋千架》里的军官“我”选择了逃离，一如当年离开了这片土地的莫言。
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逃离与回归之间已具有了天壤之别。“柳堡”般的美好乡村以及二妹子般的少女，在新时期的小说里消失了，这种消失不是因为政治概念的变化而变化，而是因为对真实世界的直接表达的需求。故乡的情感，宛如潮汐一般在莫言的胸中翻涌。他也因此有了不吐不快的冲动。
可以这么说，这个时期的莫言已有意无意地开始投资自己这片熟悉的土地，他搬运来各种建筑材料，准备修建一个属于的自己文学共和国。而后来在《红高粱》、《天堂蒜薹之歌》、《十三步》、《酒国》、《丰乳肥臀》、《檀香刑》、《四十一炮》、《生死疲劳》、《蛙》等小说里他胆大包天地把天底下所有他认为合适的东西都搬到高密东北乡来的出格举动，都以这些小说作为开端。
一九八五年，莫言写出了成名作《透明的红萝卜》。这部中篇小说以“饥饿”、“贫困”和“欲望”作为最直接的表现对象，除了“黑孩”这个令人难忘的角色之外，小铁匠和小石匠的形象，也让人记忆犹新。“黑孩”是一个“饥饿”意象的载体，他脑袋大，脖子细，可能就是以少年时期的莫言自己为描写和回忆对象，因此里面还包含着一种深藏的情感。但是这仍然不是一篇完全莫言式的小说。在谨慎而节制的叙事中，莫言仍然保留了对人物进行道德判断的旧模式，从而把小铁匠和小石匠两个人用道德判断、而不是人物性格的方式一分为二。就像《白狗秋千架》一样，《透明的红萝卜》的价值不在这两个人物身上，而在“黑孩”身上。甚至可以说，这部小说的价值更多地是体现在莫言对“饥饿”的具象描写上。运用了“通感”和“泛灵”的办法，莫言在对“黑孩”进行刻画的同时，把抽象的事物具体化了。在《透明的红萝卜》这里，莫言对于“饥饿”的生动描述，根植于他自己的亲身经历，这样一来，他的描述就因为遵循自己内心的声音，相对于那些古板的传统文学教条来说，产生了“异化”。异化了的莫言控制不住自己的笔墨——虽然他内心里有一个刻板的声音一直在遥控他，让他克制，让他注意塑造人物形象，让他不要忘记给笔下的人物分门别类，但是，一旦描写到了“饥饿”这个活生生、柔软软的物体时，莫言就被源自内心深处的情感给控制住了。换而言之，莫言被身体深处的声音给迷惑住了。这类似希腊神话里的“塞壬”们的歌声，蛊惑了本来要写“遵命”文学的莫言。因此，在《透明的红萝卜》里，那些“走神”的声音是最有价值的，而不是更多评论家一直鼓吹的那种语言“克制”——因为克制，恰恰是莫言需要在其后的创作中必须突破的障碍。对于莫言来说，这部小说的唯一遗憾之处，也许就在于他身体里的另外一个刻板的声音太嘈杂了，他还暂时无法摆脱这个声音的控制。
少年和儿童形象在莫言的小说里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他总是通过这些小孩的眼睛，看到了很多被人们忽略的事情。同样，所见即所得，莫言本人也许就是所有这些小孩，他们是莫言的化身。有了这些化身，莫言变得非常轻松，轻松到了可以胡说八道的地步。在《红高粱》里，“我”父亲“余豆官”也是一个小孩；在《酒国》里，那个不知道是侏儒还是儿童的余一尺，可能就是一个成精了的儿童；《丰乳肥臀》里的上官金童，是一个永远都长不大的小孩，到了中年还要叼着独乳老金的乳头吃奶；《四十一炮》里的罗小通，是个永远对食物垂涎欲滴的饿死鬼，为了一块红烧肉，他可以毫不怜惜地出卖自己的灵魂。《生死疲劳》里小说人物“莫言”干脆直接出入，而像一个接骨医生般，把各种零碎的段落接续起来。总之，从小孩的角度来看，大人世界的一本正经非常滑稽。
莫言的作品里有大量的低智或反智的小孩群像，通过对他们的刻画，映衬出更加弱智的成人世界。而上官金童和罗小通这样虽然身体成人，但精神上拒绝长大、拒绝被这个荒谬社会和荒谬逻辑所同化的“成年儿童”，则寄托着作家莫言自己对这个社会的深切批判精神。
生存的苦难和不公正，一直是莫言关心的中心主题之一，他通过描写饥饿的方式，通过表达渴望的方式，把这种苦难和不公正表达了出来。而他笔下那些被侮辱与被损害的“小孩子”们，既是饥饿的象征，也是弱小者的代表。对这些孩子寄予深切的同情，是莫言小说创作的人道主义核心之一。
莫言说：“什么人说什么话，什么藤结什么瓜……我是一个在饥饿和孤独中成长起来的人，我见多了人间的苦难和不公平，我的心中充满了对人类的同情和对不公平的愤怒，所以我只能写出这样的小说。”[52]
一旦正视这种苦难和不公平之后，莫言就正式找到了一把打开通向故乡大门的钥匙。莫言拥有了自己的翅膀和语言，在高密东北乡的上空，自由自在地飞翔。
对此，莫言说：“故乡留给我的印象，是我小说的魂魄，故乡的土地与河流、庄稼与树木，飞禽与走兽、神话与传说、妖魔与鬼怪、恩人与仇人，都是我小说的内容。”[53]
莫言有一个慈祥、爱憎分明、倔强的爷爷，爷爷身上有各种各样神奇的故事，他通过这个神奇的爷爷，走进了火红的高粱地和久远的味道醇正的历史，让我们闻到了《红高粱》的馨香。
上面写到莫言自己的写作摸索，写到他怎样从虚假的写作走向真实的写作，从表达他人的情感到叙述自己的内心。可以说，在各个方面，莫言都准备好了，他唯一欠缺的，只是还没有彻底放开自己的手脚，对自己的不算特别自觉的摸索还有些不够自信。这个时候，美国作家威廉·福克纳和他的“约克纳帕塔法县”出现在了莫言的面前。
有一种说法认为，福克纳和马尔克斯都对莫言有着很大的影响，但是据我的研究，还是福克纳大一些。莫言曾说过他读到《百年孤独》是在写出《红高粱》、已拥有了“高密东北乡”这个文学共和国之后，他自己说“马孔多镇”对莫言的影响没有福克纳的“约克纳帕塔法县”大。但据我的考证，莫言仍然可能是在创作《红高粱》之前就先看过了《百年孤独》。[54]
《喧哗与骚动》中文版一九八四年初版封面。它有如一本魔法词典，莫言看完后“打开了一道记忆的闸门，童年的生活全被激活了。”
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中期文学疯狂时代，人们的阅读饥渴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满足，任何翻译作品一旦出版，在社会上都产生了极大的轰动。很难相信，这时候已经进入了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埋头于“闭门造车”努力、跟同班同学几乎每时每刻都在讨论文学、探讨阅读的莫言，会没有注意到《百年孤独》这部刚刚翻译进来就得到了读者热烈追捧的魔幻现实主义小说。后来莫言曾为上海译文出版社写过一篇文章，谈起自己对外国文学的阅读历史，不经意地透露出那时每天疯狂地阅读翻译作品的经历。
作为一个虚构的地理版图，福克纳的“约克纳帕塔法县”和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对莫言当时还在试探和摸索的写作（尤其指上面提到的那些短篇的写作）有醍醐灌顶的功效。
莫言是在一九八四年十二月一个大雪纷飞的下午，从同学那里借到《喧哗与骚动》的。对于一直苦苦求索、心智仍然没有被彻底打开的莫言来说，《喧哗与骚动》有如一本魔法词典。从福克纳的“约克纳帕塔法县”里，莫言一下子就明白了。原来：
一个作家，不但可以虚构人物，虚构故事，而且可以虚构地理……他的约克纳帕塔法县是完全虚构的，我的高密东北乡则是实有其地。我也下决心要写我的故乡那块邮票那样大小的地方。这简直就像打开了一道记忆的闸门，童年的生活全被激活了。[55]
从此，莫言的感觉不是没有东西可写，而是东西多得写不过来了。莫言得意洋洋地说：“经常出现这样的情况，当我在写一篇小说的时候，许多新的构思，就像狗一样在我身后大声喊叫。”[56]
从此之后，莫言就不必为没有东西可写而操心，而是要为自己写不过来而痛苦了。很显然，从莫言这里我们应该得到一个小小的启示，那就是写作者最为重要的学习和训练，就是找到一条打开封存的记忆的闸门的道路。对于莫言来说，福克纳和他的“约克纳帕塔法县”，就是阿里巴巴的那个著名的咒语：芝麻开门！
莫言打开了这扇大门，看见里面堆满了琳琅满目的珠宝。青年莫言的故事写到这里，我觉得已经没有什么可写的了。莫言在这里已经由一个青年农民质变成了一个滔滔不绝的优秀作家。
现在，请想变成好作家的朋友们都跟我说一句：芝麻开门！阿门！
回归本源，回归自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