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就

中国这场奇迹似的变革始于1978年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的改革开放政策。所谓改革开放,就是要改革经济结构,开放对外经贸,参与全球化。一个经济的开放程度通常由对外贸易占GDP的比重,即“对外贸易依存度”来衡量。中国大陆在1978年的对外贸易总值是206亿美元,比中国台湾少12%,其中进口占GDP的4.8%,出口占4.7%,总共占9.5%。在80年代初,邓小平同志为改革开放提出了一个发展目标,那就是从1981年到20世纪末的20年内国民生产总值要“翻两番”。这个目标意味着中国每年的平均经济增长率必须达到7.2%。当时我作为在北大学经济的学生对这个目标的实现有所怀疑,因为那时学界普遍接受发展经济学中的“自然增长率”理论,认为任何一个国家除了在战争和受到自然灾害破坏之后的恢复期外,都不可能长期维持年均7%以上的增长速度。20世纪60年代以后,日本和“亚洲四小龙”的经济虽然曾有二十多年超过7%的增长,但是这些经验因属于特例而被称为“东亚奇迹”。1978年年底的中国拥有10亿的庞大人口数量,其中80%是农民,文盲众多。这样一个贫穷落后的农业国家要在20年内维持7.2%的年均增长率,实在让人难以置信。中国有句古训“取法乎上,始得其中;取法乎中,只得其下”,于是“翻两番”的目标在那时看来更像是一个动员的口号而非切实的目标。然而三十多年的时间过去了,现在回头再看,邓小平同志当时提出的目标实在太过保守了。正如上文所说的,在1979—2010年的32年间,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达到了9.9%,比7.2%高出2.7个百分点。这几个百分点看起来虽然不大,但是从总量上看,中国的经济规模已经发展为1978年的20.5倍,比按“翻两番”的速度7.2%计算的9.2倍高出一倍还多。而且自1978年以来,中国对外贸易的年增长率也达到了16.3%,比GDP的增长还高出6.4个百分点。到2010年对外贸易总额达到了29727亿美元,在32年间完成了144倍的飞跃式增长。由此可见,邓小平同志确实是一位伟大的政治家,他提出了被认为是不可能完成的目标,并最终超额实现。

1987年,我完成了在芝加哥大学的博士学位学习和在耶鲁大学的博士后工作,回到北大,当时国内正在推行以“大进大出”、“三来一补”等加工贸易的方式参加“国际大循环”的战略。“国际大循环”经济发展战略是由王健教授提出的,主张通过发展劳动密集型、出口导向型加工业务来进一步开放中国的沿海地带,其目的一方面在于吸收农村剩余劳动力,另一方面在于引进外资发展经济。我参加的第一个政策讨论是:如果我国参加国际大循环,对外贸易在国民经济中可能达到的比重将有多高?一般而言,小经济体的对外贸易比重可以比较高,比如“亚洲四小龙”这些经济体,它们的对外贸易依存度可以超过100%,而大经济体的进出口在它的经济总量中所占的比重通常都较小。根据世界银行每年出版的《世界发展报告》,在人口超过1亿的大国中,印度尼西亚的贸易依存度在1984年达到了23%(世界银行,1986)。如果中国努力一点,有望做到更好,所以我提出中国的贸易依存度有可能达到25%,这个数字在当时同样不被大多数人所接受,他们普遍认为我在美国受外国理论的影响,不能够很好地了解中国国情:像中国这样的国家在1978年时贸易依存度只有9.5%,到1984年才达到16%,而当时美国的进出口约占其国内生产总值的15.2%,日本也只有23.9%(世界银行,1986),所以即使推行这个新战略也不可能达到25%的贸易依存度。现在回头再看,当时我的预测与小平同志在1978年的预测一样过于保守,因为2008年的数据显示,中国的贸易依存度已经达到了62%。

除了大力拓展对外贸易,中国还不懈于积极引进外资,2008年在国内的外资已达到6920亿美元,中国成为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外资吸引国。伴随着中国经济连续不断的增长以及对外贸易的日益扩大,国家积累了大量的外汇储备,总额已超过3万亿美元,是世界上最大的外汇储备国,这对中国在国际社会所能起到的影响添加了重量级的砝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