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性的道德恐慌和作为替罪羊的女性

吉登斯已经很充分地讨论了现代性对个人与传统的认同和道德机制之间关系的抽离作用。（Giddens, 1991）他认为现代生活是一种具有自反性的机制，个体需要不断重估和重建对自身身份认同的规划。这些重新塑造自我的社会机制与当代的全球化转型具有结构性的联系，它们既有解放的潜力也有压抑个人自由的可能。（Giddens, 1992）他认同里斯曼（David Resman）的看法，认为在一个大众传播技术饱和的时代，媒介化的经验变成了表达、协商、塑造个体身份认同和世界体验的主要工具。（Resman,1950）当代中国电视节目中基于现实或所谓用户生成内容的节目的爆炸性发展，正是对改革开放时期社会结构转型在经济、社会、文化层面进行回应的一种症候。我们已经讨论了真人秀对商业化媒体产业的经济意义，而它与受到新自由主义经济和威权政治等多重力量塑造的人类生存境况之间的文化关系则是更为复杂和相互纠缠的。

维尔莱特（Laurie Ouellette）认为，美国的真人秀节目《法官朱迪》（Judge Judy）是为新自由主义政策和话语服务的文化工具。这些节目向受到社会问题困扰的个人，尤其是较低阶层的成员教授自食其力、自省自责的价值观。通过对遇到问题的真实生活中的个体提供专业或权威建议，节目“训练电视观众在没有国家援助、监督的时候能够成为自律、自足、有责任感、规避风险的个人”。（Quellette,2009, p.224）中国的许多基于真实的电视节目具有相似的文化功能，只是新自由主义的社会政策和主导意识形态并没有表现得那么直白。一个最具特色的节目类型是针对普通人问题的谈话节目，这类节目在新的社会条件下发挥了重塑个人意识的作用。亲人之间的家庭冲突、财产纷争、亲子冲突和其他有关道德、传统、自我认同的主题，以及其他关于私人空间的类似话题都登上了过去为宏大叙事所占据的国家电视荧屏。在最开始，它们承诺提供社会服务，为普通公民遇到的日常问题提供法律、财务和心理解决方案。这似乎是大众媒介为了补偿官方社会服务机构的不足而采取的一项权宜之计，同时也成了法律、财务管理或心理领域昂贵的专业咨询服务的免费替代物。这种节目类型完成了创作低成本、高收视率的节目，以及为社会稳定向普通人提供道德和实践指导的经济与社会的双重任务。其最常见的形式是，遇到困难的人向节目主持人和专家（许多是心理学家或所谓的情感专家）倾诉，录播室可能有观众，也可能没有。主持人、专家和观众一起为参与者提供生活智慧、常识性建议或重要信息，为其解决情感或实际问题。它们是文化与道德权威从政府和传统社区向社会和知识精英转化的平台，人们在这里学习如何在一个更为复杂、抽象、没有人情味的社会保持道德健康。然而，一旦这种节目类型的经济效应被发现，它就容易陷入到丑闻曝光和哗众取宠的套路之中。比如，财产和物质利益的纠纷成为亲朋和爱人之间反目成仇最频繁出现的原因，这主要是为了上演道德败坏及其被道德领袖符号性消灭的奇观，以此实现商业和意识形态的目标。

从节目某些形式上的特性来看，《非诚勿扰》可以视作这类谈话节目的一个变体。两位评论者在电视上是以人际关系和性格专家的身份出现的。他们和主持人一起针对参与者发表权威评论。他们的评论经常是直接的、严厉和讽刺的，但是参与者不像那些治疗性谈话节目中向社会精英寻求建议和教育的客人。《非诚勿扰》中强大的女性是来占据舞台中心的，她们对于自己是否为主持人、专家、男性参与者和观众所接受毫不关心。

至于节目对不道德观念的表达，最著名的例子就是一位女嘉宾对邀请她一起骑自行车的男嘉宾的回答，她非常冷酷地说：“我宁愿坐在宝马里哭。”在过去的文学作品和大众文化中，男生带着女生一起骑自行车是一幅纯洁、真诚、温馨、浪漫的图画，象征着简单、无忧无虑的好时光，没有社会地位、家庭背景、物质条件等因素干扰，吉登斯所说的“纯洁关系”能够真正实现的时光。在电视上说出这番惊人之语的女嘉宾马诺，是一名模特和兼职演员。此话一出，她立刻变成头号公敌，她的档案和个人背景成了互联网搜索的热门话题，论坛上也有成千上万表达人们对马诺言行的愤慨的帖子。

事实上，她只是今天商业媒体宣传策略的一个案例，只要能吸引眼球，做什么事都可以。只是她出现在当今中国受到意识形态限制最多的媒体——电视上，因此引起了额外的恐慌。《非诚勿扰》与之前提到的谈话节目的另一个共同点在于它向公众展示了在爱情、亲密关系和家庭等方面具有破坏性的个人主义与物质主义。但与前者不同的是，《非诚勿扰》的关注点不是为现代性令人不安的精神危机提供安抚人心的解决方案，而仅仅是通过女性参与者的行为来展现现代性精神危机的特点和影响，并由假定客观、智慧的主持人和评论嘉宾充当旁观者，代表公众惊呼道德的堕落。正是这种特点唤起审查机制的警惕，并非节目的轰动效应本身，而是因为其缺少闭合的文本来牵制和纠正这种公开颠覆公众道德的可怕行动。正是真人秀这种节目类型的文本一定程度的不稳定性和开放性，点燃了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信号灯。

但是，道德恐慌有时也是一种意识形态控制的形式，尽管这是由旁观的大众所强加的，而且是一种宣泄而非治愈社会问题的方式。主持人和评论者在节目中拥有发表评论、打断他人的讲话、在争论中总结陈词的权力，并有在录制之后重新编辑谈话内容的机会，因此他们在表达常识和代表公共舆论以反对不理性的参与者时有着修辞上的优势。节目总体上构成了一场许多女性参与者病态的表演狂欢，是当下充满着无耻的物质主义、丧失信仰的社会的症候。由于女性为自己要求得太多，欲望太过强烈，她们已经丧失了对真爱和幸福的理解，成了破坏社会秩序的力量。

节目教育这些女性不是通过道德谴责，而是通过赞扬截然不同的女性的方式。当节目主持人孟非试图告诉观众找到真爱的秘密的时候，他总是会提起女嘉宾夏燕。夏燕是一个可爱文静的大学生，她在舞台上很少说话，即使说也往往是一些无意义的言论。孟非总是亲切地叫她梦游女孩。在一期节目中，一个学习计算机作曲的研究生李全说他被夏燕风铃般的声音迷倒了，只是来为她唱一首歌。歌唱完后，夏燕就快乐地和他离开了舞台，自此这期节目也成了传奇。

夏燕和那些言辞犀利、傲慢，对男人的任何方面都非常挑剔、永不满足的女嘉宾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她性格软弱，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对男人也没有明确的判断标准。正如节目中的评论者乐嘉所说，她容易动摇，经常受人摆布。乐嘉尽职尽责地提醒她让她自己做决定，但当所有观众都拍着手大声喊着“跟他走”，这种提醒显然是多余的。在观众心目中和节目所隐含的剧本中，夏燕不可能拒绝那个男嘉宾。此外，因为节目并不追踪在舞台上开始的感情之后如何发展，观众不得不将荧幕上的结尾当作故事的真正结局并且幻想着“他们从此快乐地生活在了一起”。同样具有寓意的是马诺的结局，她为一个男嘉宾一直亮着灯直到轮到他做选择，他选了马诺作为约会对象，却转而向另一个女嘉宾唱歌，感谢她一直以来的支持。马诺试图反悔，她说她不能允许自己的约会对象当面和其他女人调情。主持人孟非打断了她的话，说她可以在节目之后和他分手，但规则就是规则。她不得不在节目中和那个男嘉宾离开。如同为夏燕浪漫的结局感到满意那样，观众看到贪得无厌的马诺并没有得到美好结局而感到解脱。

现代性带来了自决和自由的选择，却也散播了不确定、异化、无根的咒语。经历着人类历史上最快速的经济发展和剧烈的社会重组，中国社会的各个阶层都以各种形式在不同程度上体验到无序感和断裂感。媒介上的集体相亲既是在城市中产阶级间弥漫的孤独的现代疾病的症候，也是一种回应。通过在电视上交流和自我表达，约会真人秀的文化逻辑实际上是一种集体灵魂拯救和精神慰藉，并尝试用最基本的人类感情——爱——将孤立的个人联系在一起的共同努力。然而，正如节目中所昭示的那样，横亘于两性之间的鸿沟是如此深远而节目配对的成功率又是如此之低，以至于这个节目实际上加剧了问题，而非是根治社会伤痛的良药。24个争强好胜的女性对付一个被动的男性这样的形式，使得女性成为一个真实的社会奇观。她们不断展示着令人惊讶的对社会道德秩序的蔑视和对女性天性的拒绝。利用夏燕这样稀少的成功例子，或在网上对马诺这样的负面人物的激烈谴责，这一节目的互文环境将女性的解放和自决斥为具有破坏和分裂的特性。在试图确立新一代自主女性的典范的同时，《非诚勿扰》中那些躁动和大胆的女人还揭露了这样一个惊人的秘密，即拥有一个男人的关心和保护不再是通往幸福的必经之路。换言之，男人只被视为通向某种爱情之外的东西——比如金钱和权力——的垫脚石。因此，这个一开始表现得叛逆和解放的节目也许最终会导向保守的观点，即现代性的负面通过女性的解放展现了出来，这又危及神圣的家庭组织和婚姻，打扰了心灵的平静和日常生活的幸福。这引出了我们要讨论的最后一个问题：真人秀节目具有两重矛盾的功能——既是容纳多元话语的公共空间，又是威权监视个体的全景敞视机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