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 从成吉思汗到努尔哈赤：基因的单一性

人类中的一些人比其他人更能知道自己来自哪里，因为他们有一名显赫的祖宗。例如，很多人的认祖都可以追踪到成吉思汗（1162—1227），后者可能是历史上最成功的“播种者”。在中亚，1600万～1700万人的遗传序列中都有一种共同的Y染色体，提示这些人可能是成吉思汗的后代。

每每成吉思汗攻城掠地之后，就杀掉男人，并有组织地大规模地将当地最迷人的女人据为己有，让她们怀上自己的孩子。千年之后，他的Y染色体得以幸存和扩散，这是一个大范围的性选择过程。

每当遗传学家检测进化图谱时，会发现一些孤立的Y染色体比别的Y染色体以更高频率出现，这些传播最广的Y染色体是历史上少数男人留下的，他们将同时代的其他人的Y染色体挤掉了，就像成吉思汗所做的那样。

同样的情况来自清朝努尔哈赤（1559—1626）的后裔。英国桑格中心的克里斯·史密斯（C.T.Smith）等人在中国北方人群中找到了一种重要的Y染色体标记，这种染色体可能标志着其携带者是建立了清王朝（1644—1911）的统治者、满族征服者的后裔。根据基因变异的速度计算，这个族系的祖先可能是觉昌安，即满族首领努尔哈赤的祖父，卒于1582年。如今，至少有160万男性携带有这种满族Y染色体。也就是说，觉昌安的后人有160万。

这种情况固然让一部分人寻亲更为容易，也从另一方面显示了生命遗传和传播的一种特点，所谓成功者和有权势者容易把自己的基因遗传下去。但是，无论从社会学还是从遗传学角度看，这种现象都是生命中的一种畸形现象。它让少数人在性上面多吃多占，并让其DNA更多地流传下去。然而，这样的基因在生物学上并非是强势基因，原因在于它违反社会公平和公正原则，并把“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专制传递下去。所以，当顺着Y染色体的指纹回溯人类历史时，会看到它揭示的一些非常令人不愉快的行为。这就是丛林法则和强者的盛宴。既然人是动物的一员，这种丛林法则在历史上是不可避免的。

另一方面，从生命现象看，这种现象其实是Y染色体的遗憾。因为，只由一个人或少数人遗留下自己的DNA并不符合生物多样性原则。自然的法则也会出来限制，当播种者总是同一血缘或血缘太近时，要想自己的后代强壮是不可能的，因为一个人的后代遍及人际，近亲交配就不可避免。近亲交配，其生不繁，后代的后代痴呆者不会是少数。

同一个事实来自古爱尔兰。公元5世纪古爱尔兰是一个强大的帝国，统治者叫奈尔（Niall）。今天，爱尔兰都柏林三一学院的研究人员发现，每12个爱尔兰人中就有一个是古爱尔兰国王奈尔的后裔。基因追踪的结果表明，在全世界，有300多万男人是奈尔的后代。这个事实提示，奈尔一点不逊色于成吉思汗、觉昌安和努尔哈赤。但是，这些后代在基因的多样性上也会产生缺陷。比如，爱尔兰的男人在西北部血缘关系更近，那里的每5个男人中就有一个拥有奈尔的特征性基因。这在疾病和后代遗传上都可能是致命的弱点。

换句话说，基因的单一性会造成对某种疾病的易感性。例如，成吉思汗和努尔哈赤众多的后裔都有相同的基因位点，因而在感染某种疾病上也具有同一性和相似性，一旦这种疾病暴发，很难抵御。尽管还不能说他们的后代会易感什么样的疾病，但其他疾病的基因易感性已经在提示这一点了，例如与艾滋病相关的CCR5基因。

CCR5有一种变体，称为CCR5Δ32（Δ为希腊字母），能阻止HIV的入侵。蛋白质都是由基因编码的，所以也以蛋白质的名称称呼相应的、为其编码的基因，如CCR5Δ32基因。所谓CCR5Δ32基因就是CCR5基因缺失了32个碱基。尽管CCR5是艾滋病病毒的易感基因，但由于缺失了32个碱基，发生了突变，也就不易感了。所以HIV难以借助CCRΔ32这个蛋白受体入侵免疫细胞，也就形成了天然的抵抗艾滋病病毒的“基因屏障”。

在不同种族的人群中，拥有CCR5Δ32的比例是不相同的。比如，欧美人的CCR5Δ32约占总基因数的10%，在北欧（如芬兰、俄罗斯）个别人群中可达到20%。中国人CCR5Δ32基因很低，其中维吾尔族最高，为3.48%，蒙古族为1.12%，汉族为0.16%。当然，这种基因的单一性有两种可能。一是像欧美人一样CCR5Δ32基因较多，因而抵御艾滋病的能力较强，但如果是像蒙古族和汉族人一样较少，则抵御艾滋病的能力就较弱。可见，基因的单一性是双刃剑，但更多的是一种弱点。

英国利物浦大学的克里斯托弗·邓肯（C.Duncan,1932—2005）等人认为，欧洲人所拥有的基因突变是来自中世纪欧洲流行的鼠疫（又称黑死病），它使得今天的欧洲人增强了对抗艾滋病的免疫力。因为，鼠疫促进了人们基因的变化，帮助欧洲人在今天防御HIV，这就是突变基因CCR5Δ32。

然而，如果一大群人都拥有相应的易感结肠癌的基因，那么，基因单一性的弱点就难以补救。

如果说成吉思汗、觉昌安和努尔哈赤等人体现了基因的单一性，那么，由线粒体夏娃所形成的女性祖先就具有多样性的特点。男人在遗传上是自私和独霸，女人就是公允和宽容，并用后者来制约前者。与一个男人就拥有千万后代的事实相反，在遗传和人类进化的历史上从来还没有说过一个女人始祖有过成千上万后代，除非是神话和宗教传说，如基督教中的夏娃。当然，从遗传角度讲，如果历史向前极大地推进，当然会有一位人类共有的母亲。

不过，在人类的进化史上，目前科学研究得到初步证实的是，一般是几个女人才拥有成千上万的后代。比如，被称为“线粒体夏娃”的7位女性，基因检测的结果证明有7位女性是97%的欧洲人的祖母，这7位女性生活在10000年前到45000年前，她们也被称为欧洲的“宗族母亲”。

与此相似的是许多犹太人最近找到了他们共同的原始母亲，但不是一位，而是4位。

以色列海法的拉姆马姆医学中心的研究人员发现，在今天的350万阿什肯纳兹犹太人（Ashkenazi Jews）中，约有40%（140万人）是4位女性共同的后代。这4位犹太祖母生活在2000年前的欧洲或近东，但不一定是在同一地方和同一个世纪。这4位女性每位都在其后代中留下了自己的基因印迹，今天的140万阿什肯纳兹犹太人体内都有这4名祖母的特征性基因，而在非犹太人中没有这样的基因，即使是犹太人，如果不是起源于阿什肯纳兹犹太人，这些特征基因也很少见。阿什肯纳兹犹太人的祖先主要生活在中欧和东欧，从1世纪到2世纪他们从以色列迁徙到意大利，在12至13世纪他们又迁徙到东欧，并在“二战”前繁衍扩大到近1000万人。如今全世界的犹太人约有1300万。

从基因单一性和多样性来看，无论是人类还是其他生物，不能也不该由一个个体或少数个体来播种。在这方面，雌性为避免基因的单一性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